谷林原名劳祖德，大半生从事会计工作，晚年写作自娱，著述不多，但颇为识者所赏。有论者由谷林想到了曾做过会计的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对此，谷林倒是有一番特别的自嘲：“兰姆当了三十六年的小职员，他牢骚满腹地说，他生平的伟大著作，都已被锁藏进东印度公司的账桌抽屉里。世上以会计工作终其身，直至退休的男男女女，只恐怕不止成千上万，但像查尔斯那般发牢骚动人听闻的有几个呢？”谷林自认为“不敢去盲目与之攀比”，但诸如兰姆这样的会计人员，又能写一手好文章者，世上又有几人呢。谷林与一般的会计不同的是，他爱读书，是个真正的书迷，而他曾供职多年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和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也都还算是个与文化打交道的地方。后来，他又调至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十多年的时间，校订一部二百余万字的《郑孝胥日记》，算是成为一个文化界的边缘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他因缘际会地与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结缘，有幸成为这份杂志的编外校对和作者，也是读书圈的一个小小佳话。
　　起初，谷林在《读书》杂志所写均为短章，借女儿之名作笔名，乃是有意于隐的。他给当时尚在《读书》杂志任职的编辑扬之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想看看闲书消日，并非求学做学问，偶有会意，记以小文，自鸣其幸遇和欢悦，故读写皆属‘计划外’项目，而读更先于写也。”这种无意为之的行为，却使他很快收获了一册小书《情趣·知识·襟怀》，收录于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之中，与已颇有影响的王佐良、董鼎山、董乐山、流沙河等作家学人的作品同为一辑。数年后，他的另一册读书随笔集《书边杂写》，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第一辑，且得以与施蛰存、金克木、唐振常、辛丰年等名流的作品同列。这两册小书，令谷林在爱书人中声名鹊起。《淡墨痕》是谷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册文集，收录在岳麓书社的“开卷文丛”第二辑之中。至此，谷林生前共出版文集三册，总计字数不到四十万字，可谓少矣。谷林去世后，由止庵编选其散落的文字，成为《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但就水准来说，远不及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
　　谷林虽晚来作文，但他起手极高;对于评价文章高下，则常常强调一个“回环咀嚼”，或者是否能够“咀嚼慢咽”，故而在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和素材使用上，谷林都是颇为讲究的。在1995年给扬之水的一封信中，他谈及了对于写作读书随笔的理解：“写书话，是不是宜把视线收紧些，引例最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不是写导读，或曰学术性的评论，随笔小品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引例一多，放心难收，不免‘缺少景深’。”在1998年给沈胜衣的一封信中亦有相似的论调：“前面说到的书话极好，是因为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不用长吁短叹，没有宏论傥议，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此等风格不仅仅能求之知堂翁集中也。”也正因此，收录在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中的文章，几乎篇篇为佳，虽多是读书小品，但并不泛泛写来，也不长吁短叹，更无艰涩的学术话语，均是能够“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用他的笔头尽可能把议论的“景深”拉得很远，故而很有一些可以“回环咀嚼”之处。
　　现代以来的作家，谷林自始至终都最服膺知堂笔下的文章，而他研读知堂文章也最为细心，有些甚至到了痴迷地步。《曾在我家》堪称谷林的代表之作，乃是谈他读周著、藏周著，以及因此而结缘的书人往事。这是一篇写读者与自己仰慕的作家交往的文章佳构，写他搜求周作人文集的往事，以及因此而两次登门拜访的经历。文章沉静而优雅，也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文坛资料。《等闲变却故人心》亦可作为谷林谈知堂文章的代表之作，此文系其读周氏《知堂回想录》而作，但只谈其中的一节《元旦的刺客》，并就周氏回忆1939年元旦在八道湾遇刺一事进行议论。对于周氏的回忆，谷林写道：“叙事不过两百字，全景已描绘得清清楚楚，推想当时运作，无非三五分钟罢了。两客先后开腔，合并字数，寥寥九字，此之谓要言不烦。”这“寥寥九字”，乃是刺客问：“你是周先生么？”作为学生的访客沈启无则回答另三个字：“我是客。”对于这三个字，谷林认为“大堪咀嚼”。由此，谷林继而谈这一对师生后来的关系破裂，并认为此或已为两人交恶埋下了“伏笔”。
　　与《等闲变却故人心》一样令人“回环咀嚼”的，可推《绘画，写历史》一篇，亦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微意。此文谈冰心的散文集《记事珠》，但谷林专门挑出其中的一篇散文《我的故乡》来谈，乃亦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此文先从他在博物馆整理严复日记的往事谈起，颇有些白头闲话的寂寞，并不经意地提及日记中的一句“谢子修故，八十七岁”。他在读了冰心的散文《我的故乡》后，恰恰证明了谢子修不但是冰心的祖父，且与严复是朋友的这个佐证，这种读书，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幸遇和欢欣”了。到此，谷林又写到了一个闲话，乃是他因此为“谢子修”所做的脚注上，特别加了“作家冰心的祖父”七个字，并希望由此“引逗某一些读者的闲览兴趣”。文章至此，本亦该结尾了，谷林却笔锋又是一转，写到冰心关于童年读书的记忆以及家庭出身的论述。但经过谷林的又一番考证，这两条记叙均值得推敲。待到此时，谷林才写到他作此文的意图：“人们所有的回忆，不由自主，总是要经过情感的筛选。冰心也是在她记忆的画本上绘画吧？”
　　谷林的这种在字里行间读出微妙之处，很能体现他作为爱书人的性情之处，想来也与他多年从事会计这一职业所养成的敏感细心很有些关联的。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争座位帖〉与〈苦住贴〉》、《湘西一种凄馨意》、《牙签与暮齿》、《汗漫游》、《版本的选择》等，均是这样值得“回环咀嚼”的篇章。在文章《湘西一种凄馨意》中，谷林特别对照了《湘行散记》和《湘行集》两个不同版本中的内容，发现沈从文晚年对他这些早年的文字，曾做过大量“极为细微”的改动，“但也因之益见出作者的用心致密，着意推敲”，而这种“暮年经营”，在谷林看来，乃是“他始终没有忘情文学工作”。至于沈从文改行转业于文物研究，谷林在文章篇末亦有简短论述：“原也是寻常行径，然而由于外力的压迫，实逼处此，自不能不令人思之于邑。”文章《版本的选择》，对比两本不同版本的梁实秋散文集，其中均收录一篇《谈闻一多》，但其中一个版本在闻一多的出生日期上，直接采用了公元纪年，但生辰却没有换成阳历，故而闹出了笑话。
　　以上略举数例，不难看出谷林的书话文章，乃是“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一个长期的旅程》和《谔谔一士》两篇文章，均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短章。前者谈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后者谈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谷林均拈出两位读书人在政治年代的一段特殊遭遇，细究其间的微妙心思，其中颇有些动人心弦之处，这或许正是触发了他这样一个亦曾遭遇政治坎坷的小人物的“郁结”之处。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谷林能够在作文时做到“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可谓“发潜德之幽光”矣。与此相类的，还有谷林在2002年8月致小友沈勝衣的一封书信中，写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江河万里》一文，由此想起与此文所谈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交往的一点逸事。1995年，谷林因胃癌在北京医院住院，邻床的病友枕侧放了一册《宋词三百首笺释》，而他也恰恰带了此书。结识后，他才得知此人正系黄炎培的公子黄万里。他继而写道，黄因反对某大型工程，“被戴上反苏反社受苦二十年之帽”，“一意孤军作战如马寅老”。
　　还有两篇文章，亦是令人会心的。《共命与长生》一文，乃是从六个读书人关于书的故事，来写他对于书的态度：“‘诚知此恨人人有’，把深爱的分散给也能爱的人们，使所爱的及时得所，岂非便是长生？”谷林生性淡泊，藏书不多，但颇有些令人爱慕的旧物，这些他生前多分散给他欣赏的后辈，使他的爱物终得以“长生”。另外一篇，则是《煮豆撒微盐》，谈及他极为喜爱的周作人文章《结缘豆》。周氏论及京师僧人在佛诞之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并说他不必去“念佛拈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谷林在文章中还引用周氏：“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无论怎样评价周氏做此文的用意，但这又何尝不应是所有做文章者的夫子自道。谷林于此处感慨：“宿业前缘，真令人无可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