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注意到阿慧的《大地的云朵》，是在三年前的初冬时分。它两万多字，刊登在《民族文学》杂志“中国报告”征文的栏目中，乍看很像各地巡礼、专题报道性质的通讯宣传；实际上，却不折不扣走了傳统散文处处有我、时时带感的路子。基于此，在《民族文学》2017年度全年散文综论里，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话：
　　通读全文，看得出这是一篇与寻常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采风游记截然不同的实打实的“深扎”报告。在近年机械化采棉普及之前，每逢秋冬时节内地数十万农民赴新疆从事采棉劳动的现象，早经视像艺术和新闻纪实多番关注。对此，文学写作又能有怎样独辟蹊径的深入把握？《大地的云朵》所作的回答是：把焦点对准一个个拾棉工，由点及面、由今溯往，从近距离共处交谈的见闻观感与直录或转陈的人物自述两相交迭的脉络中，舒展开细致轨迹各有不同、酸甜苦辣风雨兼程的总体况味却如出一辙的平凡人生画卷。浓缩《大地的云朵》的读后感触，得到的是小人物苦乐相和、悲欣交集的血汗泪水。它们远没有河海那么深广、山川那么壮美，但至少在文学的天地里，它们绝非微不足道的无聊琐屑。和许多VIP人物的丰功伟业一样，这些俗世凡人的心血汗泪也在真切地折射着、有力地支撑着大时代的繁荣和全社会的进步。
　　写下这段话时，曾暗忖作者是什么身份，联想早些年读到习习的《南方工厂——一个写作者由远及近的观察》，一位以甘肃兰州为祖籍和定居地的作家，专程奔赴广东东莞长安镇电子城的加工厂，跟班采访并且和工人同吃同住同上班全天候体验生活的记录，感觉《大地的云朵》也该是专业作家或编辑、记者一类职业身份的人，以写作兼顾工作或以工作之利支持和拓展创作的一个成果。不然，它的写法怎么能如此老到、如此质朴洗练，既呈现了饱满的内容，又自然妥帖地加了剪裁，完全避免了青涩生手拖泥带水或煽情过火的写作通病。
　　没想到《大地的云朵》并不只是杂志上刊发过的那么一个单篇，而是篇幅差不多翻了三番，总字数近20万字的一部书稿。当初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的，仅仅是片段节选。承蒙《民族文学》编辑石彦伟的热心介绍，使我在2020年9月就收到了作者签赠的这本版权页上标着2020年10月出版的新书。从单篇作品变成了一本书，读来感受并没有改变，还是朴实而又明快，地气充溢，不枝不蔓。书本装帧简单，但出版社显然也费了些心思，从封面到书脊和封底，整个儿直接用了里外都纯是一片湛蓝的美工纸，凹印在封面上端的书名，则是雪白，合起来正有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意味。副题“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似是出书时特意添加的，明示了地标，也相当于对全书的一个简介。代后记《四季踏访录》和正文第一章，清楚地交代了全书由来：
　　2012年4月21日，我欢天喜地辞去市直小学业务副校长一职，到文联当了一个小小文学编辑。
　　2014年10月，我只身自费远赴新疆，深入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的北疆棉区。从农六师新湖农场的四场八连，辗转到了六场二十八连，而后又雪夜赶到玛纳斯六户地，一路辛苦，一路惊心，只为寻访我们河南籍拾棉工，只想切身体悟和感受，他们从中原到北疆的生存、生活情况。在北疆偏僻的乡野，几十个不寻常的日夜，我独自行走两千多公里。忍饥挨饿，酷阳寒冰，雪雨风霜，深入调查，艰难踏访，同拾棉工姐妹同吃同住同摘棉，采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劳动生活，还有发生在新疆棉田的河南故事，获得了第一手珍贵素材。回来后我系统整理了一下，现场笔录六万多字，拍照三百多张，实访五十六人。
　　照这番自述，《大地的云朵》的写作，从起心动念到文本告成，始终贯穿着作者发愿磨砺自我和烛照他人的一股炽情和满腔决意。这个过程，在事先的预料中和事后的回顾中，同样带有一种渴求通过苦打苦熬的身心修行，来实现从业余写作者到专业作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和身份认同转换的庄重仪式感，如同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又像是炉中冶炼、砧上锻铁。遍览书中所述行踪细节，上面引文中“独自行走两千多公里”之类字眼，分明有些夸大其辞。假如不是行文时为了着意营造人情味和乡亲谊格外浓郁的氛围，而敷设暖色过甚，那么，这两千多公里的北疆兵团基层之行，时时处处都得到了在当地落户工作已久的许多河南同乡的义务接待和热心帮助。转场走访的行程，也都有专人志愿开车接送。真正的难处，或许还是在和人具体打交道，特别是让自己以顺乎日常情理的恰切自然状态，在短时间内走近并融入本身也是临时组成的采棉工群体中。
　　这事实上是一切非虚构写作都无法绕过并且必须设法处置得当的关键步骤。一部非虚构作品写作形式上的貌相和品位、社会文化功能上的价值和意义，究竟能落到哪个层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这一步骤，或者说，都因这一步骤而得以定调定位。摆到理论层面，这事关非虚构写作的行为伦理和非虚构写作者在面对被访对象时的自我角色选择。还原到写作现场，这首先是作者寻找走访对象并确认自己和他们关系的老问题。恰在这一点上，“河南故事”里常见常备的乡缘乡情，在《大地的云朵》中，显现得特别活跃、特别有奇效，同时，作者的民族背景和文友资源，也发挥了作用。昌吉《回族文学》的买主编和在当地政府任职的作者唐大，成了帮作者联络、安排采访地的“贵人”。之后每换一处采访地，也都是文友唐大亲自出面驾车或托人派车迎送到位。依全书开头的介绍，唐大虽为新疆作家，但自称有位周口人的叔叔也在兵团采棉，可见唐本人极可能是落户新疆的周口籍新一代。而各个采访接待单位的领导，见面寒暄或简餐聚会，彼此自报家门时，都互认老乡，且多是籍出周口一地。这些作者写来颇觉亲切也很有几分自豪和欣喜的老乡接连登场的桥段，在书中的出现，原本应该只是为了连缀篇章、调节气氛，当作点染情境的花边或穿针引线的闲笔。可其实，它们跟采棉的劳动场景和采棉工的人生故事的描述、铺陈，贯通起来，糅为一个整体，才够得上“大地”加“云朵”这一书名所覆盖、涵括的范围。采棉工群体的形成和年复一年的持续维系，之所以能够像按着时令节序耕种收割一样波澜不惊、流年似水般地稳稳顺延，根本缘由正在于类似阿慧的周口老乡们这样远跨了中原腹地和西北边陲却仍然热络、仍然紧密的乡帮人情和乡帮文化，从旁给予了执着有力的支撑。 　　离开这个有历史脉络、有文化渊源的河南乡帮社会关系网的支持，“大地的云朵”多半就只能是散碎的流云，《大地的云朵》里采棉工的个人经历和生活际遇就只能是抟不成形的琐闻杂谈，无法鲜明地区别于那些遍处可见的有关农民和农民工日常生计的大同小异以至千篇一律的采访纪实。书中写到的少数几位非河南籍的山西或湖南人，不是嫁到周口的媳妇，就是入赘周口的上门女婿。这么一来，北疆棉田里的劳动者故事，也就成了河南人舍得离乡吃苦、乐于出工出力到边陲之地的独特乡风民俗的一份个案见证。
　　由此，《大地的云朵》不仅展示了代表着棉花和棉田的片片云朵四围及背后的人脉、人情和人文的天空与大地，而且也为数十万候鸟似的新疆采棉农民季节轮回式的群体劳动现象，添加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河南注脚。在2014年作者这趟为期两个月、行程五千里的踏访过后的几年间，新疆，尤其是作者履迹所至的北疆地区的采棉，迅速实现了全面的机械化。人工采棉的季候景观和浩荡大军，比预想的更快更彻底地从《大地的云朵》里描写过的地方收缩、消退了。写作架势和文笔格调都热气腾腾、活力满满的《大地的云朵》，一晃之间，从尚带现场即时报道的温乎劲的状态，变成了讲述昨天的故事和定格历史性画面的档案文献。这正应了美国作家蒂姆·欧布里安（Tim O’Brien）有关非虚构写作的深切感慨：
　　因为过去要进入未来，所以有了故事。因为在深夜里，你会想不起你是怎么从原来走到的现在，所以有了故事。当记忆被抹去，当你除了故事就再无任何可以去记忆、可以被记住的东西的時候，因为要有永恒，所以有了故事。
　　众多采棉工在《大地的云朵》中讲述的各自家人和生计的故事，因此将化作故事中的故事、过去的过去。但不寻常的是，经过书写和出版，这些正在归入历史记忆的内容，也正在向未来的怀旧言说和历史想象转化。在纪实的视频节目和新闻报道，还有更早时候的某些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务农的采棉工和麦客，还是偶闯边地的行商走贩，抑或是逆着沿海打工潮和北上广务工大军的动向，毅然决然奔赴西北的移民、流民与拓荒者、冒险者，在远离祖居之地和父老乡亲的短时期或长岁月里，由于挣脱了板结凝固的门风村俗和一方水土的伦常事理及熟人舆论有形无形的束缚、牵绊和监督，总不免会有犯禁出格、一反平素性情和操守积习的某些举止冲动。情仇恩怨急赤白脸，爱恨躁动意乱心迷，暗黑狂谬之际，伤天害理自暴自弃、作奸犯科越轨逾矩，都不在话下。正像中外文学和影视中都有的西部题材和西部风格的类型化故事似的，凡山高皇帝远的空旷荒僻、人烟稀少之地，野性复苏、身心恣睢，往往变成常态倾向。《大地的云朵》没有回避这些，但它小心而努力地用浓情厚谊的乡帮气息冲淡、驱散了与此相关的阴冷气和血腥味。
　　一部有神采有生命的作品，有一颗蓬勃的心脏和一副利落的躯干，即已足矣。就这一点而言，《大地的云朵》这样的处理是有道理的。换个角度看，作为一部致力于把行将消逝或正在式微的一种边地农业生产习俗和内地劳动力大规模季候性迁移聚集的社会现象推移、伸展到将来，使之定型为一页历史叙述或一个历史故事的文学作品，《大地的云朵》期望和追求的是：将来历史的这一页能够留存更多的人性亮色和世情暖意，将来的这个历史故事能够保持更地道的乡土风味、更明净的童话质地。在这个意义上，《大地的云朵》确乎是一部结结实实已完成得很到位的作品。与此同时，也该承认，它所记述的新疆采棉工的劳动和生活的故事，在朝向过去和未来的更多维度和更多层面上，还远未讲完。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