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对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为线索，阐述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关于人口思想的演变过程，并以翔实的史料对他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孙中山　人口质量　人口思想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引起思想家们的充分重视，出现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即辛亥革命前忧虑“人满为患”，后来却担心“人少亡国”，变化之大在历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他后来的人口观点和主张曾盛炽一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散见于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专著、演讲及各种函电、谈话文件中。1894年《上李鸿章书》一文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的早期中国人口思想，他首先惊呼“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再论及“人满之患”的危害，进一步提出：“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他分析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即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最后他提出了解决“人满为患”的办法，“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是先养而后教，此农改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业。”
　　在这里，孙中山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他对人口问题的基本看法，得出了“人满之患”的观点。尽管孙中山“人满之患”的早期人口思想是通过对当时社会人口现状的详细考察和亲身经历而得出的结论，但受改良思想的局限，孙中山也不得不在“以分君上之忧”的框架内思考问题。“人满之患”观点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他把贫困、饥馑和农民起义，归咎于“人满之患”，不敢把矛头指向清廷。由于受改良思想的局限，主观上不可能找到中国存在“人满之患”的根子，也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虽然早期的忧患意识不能代表孙中山系统的人口思想，但它是孙中山人口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95年以后，孙中山目睹了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又值李鸿章对他的万言书置之不理，束之高阁。此时，在孙中山的心里，革命与改良相互对换了位置，改良维新思想明显消退，反清革命的主张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随着孙中山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其人口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表述。前文述及，“四百兆苍生之众”已不是“人满之患”，而是可以作为“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的宝贵人力资源，是建设独立富强国家的有利条件。他在1897年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遭受的饥荒、水患、瘦病、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的原因，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无限榨取人民的结果。”随着认识的加深，孙中山除了继续指出清廷极端腐朽的统治是造成中国人民种种苦难和严重人口问题的根源之外，还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样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地位”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转变，是和他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密切相连的。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孙中山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更多地从经济方面为维护清朝统治服务的话，那么此时作为一个高举反清革命大旗的革命斗士，其人口思想必须首先以革命为出发点，指出革命的对象，唤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完成民主革命的大业。这也标志着孙中山的人口思想趋于成熟。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学堂讲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思想主体部分较为全面系统的表述，也是其人口思想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在演讲中，他以进化论为依据，不仅概括了人口的增减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存亡，而且呼吁中国要增加人口。他不仅不同意当时中国人口太多的观点，而且还将人口作为避免亡国灭种的最有效的武器，他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人口为外国列强优势人口所“消化”。那么，应当怎样对付列强人口增加的“压力”才不致“亡国灭种”呢?把孙中山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两项：其一，必须同列强一样增殖人口。他说：“我们中国人口在以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却依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不能增加甚至还会减少，“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他说：“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它各种兵灾影响，生活不遂而死。”因此，要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必先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即约束军阀割据混战的动乱局面。其二，必须发扬民族精神，提高人口质量。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他认为民族精神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二是“固有的知识”，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是“固有的能力”，他举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术等为例，说明“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孙中山沿袭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唤醒”这些“固有的”传统，才能“恢复民族精神”；而要唤醒这传统，就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现在是很危险的”，从而“把各姓的种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有宗族团体，结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概言之，“恢复民族精神”，就是提高中国人的德、智水平，亦即提高人口质量。
　　孙中山在人口思想中不仅有“恢复民族精神”的独到见解，而且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闪光的措施。他主张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积极创造条件，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以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他说：“现在中国是民国，是要人人都有教育的。”多办义务学校，让一般没有钱的人都可以去读书。他强调指出：“只有让人人都能够读书，才可能说是普及教育制度。”他尤其强调要对妇婴和青年进行教育。他认为：“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中国妇女虽有两亿人口“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正少。”他强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因此“处于今日，自应认真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由此可知，孙中山所以把妇女、儿童的教育提到国民教育的重要地位，是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他认为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建立以国民教育为中心的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成年教育的教育体系，而且要把智力培养和爱国主义、国民新道德的教育作为培养革命建设人才的教育方针。
　　此外，孙中山的人口思想还涉及到诸多方面：在《实业计划》中，他不仅把人口众多和中国人的精神作为工业化的有利条件，而且把解决人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与发展工业化有机的结合，他提出“移民实边”，把建设“北方大港”和建设“西北铁路系统”联为一体规划。
　　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强人口的日增，中国人口不增甚至减少，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中国只有增加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解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才能避免这一危险。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和学说渗透着反帝反封的斗争精神。但从理论上考察，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无疑也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成分。如他对人口数量的分析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他的思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决定论”和“民众则国强，民寡则国弱”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对人口问题的分析上，对各国人口增长情况的观察以近百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来推测今后百年的人口增长率更是不科学的。他的出发点是富强国家、壮大民族以抗击列强的民族压迫。在当时内忧外患、困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唤起民众、救国图存起过很大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革命意义。他从世界潮流的角度认识中国的问题，从中外人口数量的对比中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这也是孙中山本人能做到与时俱进，“适乎世界之潮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