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起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人们从不同视角，诠释女性生存的传统与现代之维。这一时期的文学界同样关注女性问题，他们用敏感的思维、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不同女性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及《青春之歌》等作品，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女性生存空间变化的构思，来阐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记录了女性走出封闭的庭院、拥抱开放的广场的历程，隐喻女性从传统的依附自觉走向现代自省、自尊、自强的过程。文章以现代文学史上三位女性—— 子君、莎菲、林道静的生活道路为线索，探究现代女性的解放道路。
关键词：庭院 广场 女性解放
女性解放这一话题本身就暗示或隐喻了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它把女性对象化和客体化了，意指女性是被解放的对象。以往对民国时期女性解放及女权运动的研究，多从女性形象分析为主探讨女性解放的历程{1}；从性别、权力的角度阐释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及遇到的阻力{2}；对文本进行历时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女性解放的道路模式——前进中有曲折{3}；近年来，从身体叙事、权力叙事、性别叙事等叙事学角度分析女性解放问题成为一个可行的路线{4}。而对女性空间位置的转变，却很少触及。
通过对《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及《青春之歌》这三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女性小说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化实际上与她们所生存空间的变化息息相关，走出庭院，进入广场这一开放的空间中去，是近代女性解放所迈出的至为重要的第一步。本文无意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这一术语进行批判，而是想探讨现代文学是如何表现女性解放这一主题的。
一、传统自觉与女性社会空间需求的萌发
中国传统女性长期受父权家长制的制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均处于男性从属与附庸的地位。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参与了对女性地位的构建。社会性别文化、女性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以及父权制统治严重地桎梏了女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至于女性长期被当作“他者”“第二性”存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规条不仅将女性牢牢桎梏在男性利益链条上，而且作为“超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内，作为“集体无意识”隐性地存在着。
在传统社会的通常情况下，女子未出嫁之前，活动范围局限在闺阁之内，男子不能随便进入女子的闺阁。也正因如此，闺阁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内涵，闺阁以其拒绝男性进入的排他性特征将女性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长门闭锁、庭院深深总是能让人联想到女子生活空间的逼仄和生活状态的与世隔绝。
女子出嫁后，便成为妻子继而成为母亲。社会角色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女子的生活境遇。男性社会让与女性的空间最多的大概也就是厅堂和厨房。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正是男性按其理想主义想象对贤妻良母的塑造。女子也基本上是按男性的规范生活的，在幾千年的封建历史中，间或也有几个女性跳出了封建制度的规范，走出闺阁，花木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沙场点兵、建功立业的花木兰所使用的身份却是男性，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女性身份的暧昧和尴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不论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是著名戏剧中的女驸马，她们寻求自我的脚步都是被外力所推动的。当然，一旦女性在一游戏中完成了男性所赋予的角色，“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她们最后要面对的恐怕仍然是厅堂和厨房。可以说，这几乎是女子的宿命。
值得思考的是，褪去女儿性的女人一旦从闺阁步入厅堂便有可能成为葬送儿女幸福的恶母或恶婆婆，进而退化成封建制度的帮凶，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当然，更多的女性是在厅堂和厨房里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并完成男性世界所赋予的使命——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可以说，“闺阁—厅堂—厨房”的生存模式，早已成为传统女性对个人生存空间转化的自觉意识。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自觉意识依然没有发生改观，她们的“天空是低的”，甚至低到失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代以降，女性解放逐渐被提上社会解放的议程。但是，女性解放的历史使命并不是也不可能依靠已经形成传统自觉意识的女性自身来完成，男性作为女性生存空间桎梏的施予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女性解放意识萌动的启蒙者。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首先将妇女问题纳入探讨的范围。梁启超认为：“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5}因此，可以将维新知识分子提倡的兴女学、废缠足运动看作女性解放运动的发端。而这种由男性所倡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不自觉地带上了男性社会空间权利的有限让渡的色彩。昭示着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女性走出庭院走向广场的每一步，都会充满艰辛和坎坷。
随着时间的推进，女性也加入寻求解放出路的行列，秋瑾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倡导男女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赋权利，亦是同的”{6}，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
文学与社会运动往往是同构的，社会思潮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促使作家更多地关注女性问题，而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创作反过来也推动了女性解放的进程。20世纪是女性逐渐苏醒并走上解放道路的世纪。当然，女性解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了各种障碍，女性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时间上看，时至今日女性解放的历程仍在绵延；但从空间上看，从最初的觉醒，直到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及参与更多社会事务的权力，女性经历了生活空间的巨大转换，转换本身正说明了女性解放的进程。其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换就是女性由庭院走上了广场。庭院是传统意义上以女性为主宰的场所，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广场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中心的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掌握了后一个空间的话语权，谁便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力，长久以来，女性却被排斥在这一空间之外。子君和林道静正是这两个空间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女性解放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但就女性解放使命本身来说，掌握了公共空间权力的林道静比局限于小家庭的子君更接近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 二、女性空间位移的路径依赖
无论是胡适笔下的田亚梅还是《伤逝》中的子君，都无法摆脱长期社会文化积淀的女性存在观。从庭院到广场的徘徊，并非是实际路程的远近，而是在女性否定传统自我构建现代自我中，面对社会共同传统社会认知时所表现出的踟蹰和躁动。相比于胡适和鲁迅作为男性的观察，女性作家丁玲所塑造的莎菲，更加细腻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抗传统又屈服于传统的内心独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女性解放的路径中，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交织与搏杀。
（一）回归传统还是“堕落”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最先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的。“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以各种形式探讨了女性解放的问题。胡适是较早以文学形式研究女性解放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翻译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娜拉》，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他还创作了《终身大事》，这个剧本是他戏剧观的一个实践，也是他妇女观的一个延伸。但从内容上看，《终身大事》只是《娜拉》的一个翻版，女主人公田亚梅也只是一个出走的“娜拉”。胡适借田亚梅之口道出的婚恋观——“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虽然不能作为女性解放的大纛，但也是胡适借男女婚恋问题对女性解放问题的一个思考。当然，“娜拉”出走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出走之后怎样才是女性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胡适对此并没有给出回答。
对于女性问题，鲁迅的观点可能更能给人们带来启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终身大事》所揭示的结局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终点，出走也并不意味着女性真正获得了解放。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题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讲演，在讲演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7}对于在解放的泥淖中挣扎的女性来说，鲁迅的话或许是残酷的，但却是现实的反映。这一时期很多“问题小说”作者也揭示了女性在出走之后的彷徨和徘徊。为了进一步表明对此问题的看法，鲁迅于1925年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他以独特的视角告诫行走在解放征途中的女性：不取得经济权而仅仅迷恋于家庭生活对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来说是无益的。也就是说，“娜拉”出走之后的落脚点是问题的关键。
子君是封建家庭的“不肖女”，她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俨然是一个新女性了，她高呼“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与涓生“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作为一个“五四”知识女性，子君有着解放自我的强烈诉求，并且迈出了“娜拉”式的一步。但如果把子君出走之后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作为女性解放的终点，那终将遮蔽女性解放的漫长前路。鲁迅正是看到了“娜拉”式结局的巨大想象成分和欺骗性，而担当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导师的角色。子君的幸福和她解放的可能性就葬送在家庭或者说子君所“日夜的操心”的庭院生活中。子君是醉心于她与涓生所建立的小家庭的，并将经营家庭生活当作她生活的中心。从传统意义上说，家庭对女性而言其意义更重大，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职责也更多。从这一点上看，子君的家庭与其他传统女性的家庭是没有分别的。但不同的是，她不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绑架而建立她的家庭的，她从封建家庭中出走，按自己的意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能够义无反顾地逃离封建家庭并喊出让封建家长不寒而栗的话语，这说明子君是勇敢的，也是决绝的。然而，勇敢和决绝的子君却因为对家庭生活的沉溺而陷入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在庭院里饲弄油鸡和阿随的子君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妇女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其内涵不过是“相夫教子”——延续女性的传统使命。
女作家庐隐也看到了女性这一可悲的境地。她的《海滨故人》中的宗莹便是一例，之前与露莎等人畅谈学业，也有很大的抱负，一旦恋爱、嫁人就基本与社会脱节了，待到生子，就“更不能出来服务了”。《何处是归程》中沙侣的暗问也正是女性深陷于家庭中的境遇：“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社会事业——由于个人的意志所发生的活动，只好不提吧。……”{8}这段话可谓是那一时代的女性最真实的写照：“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借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身已徜徉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
当然，鲁迅并不像庐隐那样总是“彷徨”与“悲哀”，在鲁迅看来，女性解放首先应该抓住的——便是经济权，并借涓生之口将这意思传达了出来：“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9}造成子君悲剧的真正原因正是她放弃了“经济权”，让庭院生活绑架了她的独立和自由，失去了真正解放自己的动力。她虽然从形式上逃脱了父亲的束缚，但又依附于丈夫涓生，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以封建秩序维持其存在的男性世界。“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0}也就是说，女性必须走出庭院，取得经济权，才能寻得解放的出路。那么，庭院的尽头是怎样的所在呢？“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11}，庐隐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指出了女性的出路所在，那么“社会上”又是怎样的前景呢？
（二）在“家”与“广场”之间
女性离开自己的父系依靠、从庭院走上广场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代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了痛苦的探索和跋涉。丁玲是深入探索女性问题的作家之一，她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丰富了现代文学女性人物谱系，莎菲就是其中的一位。莎菲之于女性解放恰恰是一个中间人、一个过渡者，她继续着子君的使命，虽然最终未能摆脱庭院的束缚真正走上广场，但是莎菲毕竟是女性解放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物。 莎菲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所处的时代恰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之后，她的性格中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她自己的个性特点。这一时期，社会普遍处于迷茫和彷徨之中，青年时刻感到自己的前路捉摸不定，因此莎菲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时代病。同时，莎菲又具有敏感、大胆而又叛逆的个性，这也使她得以与其他女性区别开来。相对于子君们，莎菲所生活的时代刚刚经过“五四”风气的洗礼，同时又被当时所弥漫的失望和彷徨情绪感染着。她的交际更广，生活空间也更广，所以视野也更开阔一些，同时又去除了“五四”时期的狂热。所以，莎菲的这些性格特征也注定了她与子君的生活际遇会有所不同。
从空间上讲，莎菲的活动场所主要是病房和公寓，而病房和寓所本质上也不过是庭院的一个延伸、外化或变形。但是，莎菲毕竟是莎菲，她的视野比子君更开阔，识见自然也高于子君。在子君眼里，家庭和丈夫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丝毫也没有怀疑家庭是她出走的真正归宿。当涓生以挑剔的眼光责备子君时，我们甚至听不到子君反驳的声音，面对男性世界，子君是失语的，因为她始终以仰视的目光去对待男性。莎菲不一样，男性在莎菲眼里是与自己平等的，她可以审视他、评判他，甚至可以挑逗他。莎菲不回避自己对男性的渴望，同时也不放弃审视男性的立场。如果说，“嫁鸡随鸡”的封建思想仍残留在子君的头脑里，那么，在莎菲这里，这种思想已经被连根拔除了。在莎菲眼里，苇弟是孱弱和病态的，与她所渴慕的那种男士有天壤之别。而另一个男人凌吉士在莎菲眼里最终也不过是一个表面风雅实则肮脏龌龊的伪君子。
之所以说莎菲是一个中间人、一个过渡者，正是因为她对凌吉士所采取的暧昧的态度。尽管她知道凌吉士并不是与她心灵契合的人，但她却仍然无法抗拒那美型，她一边沉迷于这种情爱游戏，一边又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正反映了时代女性的通病——迷茫、徘徊，并有放纵自己抗拒对未来的恐惧的危险。痛苦和矛盾着的莎菲虽然感到自己的路不应该如此，但是又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这也决定了莎菲最终徘徊在庭院内外、止步于广场的宿命。子君徘徊于庭院之中，莎菲接近广场，因此说她在女性解放的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女性空间维度的跳跃性拓展
从子君到莎菲再到林道静，这中间不得不提的是解放区的女性。解放区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以欢快、明朗的色调探讨女性解放道路的文学范本。“解放区的土改和破除乡村封建势力的政治，却在救赎民众命运的同时，给了女性一个翻身的机会”{12}，解放区文学因而以其特有的朴实和明快向人们揭示了女性的新生活。广场也不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象征。
（一）政治话语下的女性解放
解放区女性在精神面貌、思想觉悟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五四”时期、莎菲时代、茅盾笔下的新女性以及张爱玲笔下的小市民女子了。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解放区女性的新面貌都更鲜明地预示了女性解放的曙光。即便是在那些思想落伍的妇女，如三仙姑、小腿疼等角色身上，也不再能看到旧社会那些备受侮辱与侵害的女性的低眉顺眼和木讷迟滞的影子。这些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的角色是新时代和社会中独有的调节氛围的作料，她们与先进人物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和博弈，实在是意图引人注意的小促狭。换句话说，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她们才敢这样耍她们的小聪明，也只有解放区作家才能塑造出这些又可恶、又可笑的角色。
然而，翻开解放区社会解放的历史，我们能看到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其实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副产品，解放区女性凭借革命权力和政治势力获得了翻身。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解放区女性参与分田分地、参与农村的建设、参与对敌人的斗争，处处显示一种主人翁的新姿态。小芹争取婚姻自由，不再像以往那样必须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而在一种更加轻松、明快的氛围中进行对封建残余势力——包办婚姻——的清算。孙犁笔下的女性更是具有人性自然的光辉，孙犁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寄予了他对女性解放的美好想象。孙犁以抒情的和柔美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光辉人性、美好心灵的女性，她们既识大体又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她们又勇敢、刚毅、乐观、果决。解放区文学为我们展现的妇女参加抗战、劳动、翻身成为主人等场景，实际上正反映了妇女解放取得的巨大成果。解放区女性所处的空间更加开阔，她们已经超越子君和莎菲拥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解放似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妇女解放所面临的困难，而林道静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处于广场中心的女性典型。
（二）“背叛”的空间
被评论家命名为“成长小说”的《青春之歌》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女性解放的范本。将焦点定格在领导学生游行运动的林道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拥有解放女性的很多特质：作为群众的一员，同时又是革命运动的领袖，参与火热的革命斗争，拥有革命战友兼情人的支持与爱，从来不必面临事业（革命）与爱情的抉择……此时，舒婷笔下的充满理想色彩的男女关系被呈现了出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們都互相致意……”舒婷的这种对男女平等的美好想象实际上早在《青春之歌》中就得到了诠释。
从女性解放的阶段性看，林道静是一个真正解放了自己的女性，她一改子君的依赖、莎菲的迷茫、曾树生的盲目，成为学生解放运动的领袖。林道静最初的遭际与子君非常相似，她们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和解放诉求，最初她为了抗拒继母为她设计的人生而逃离家庭，去北戴河投奔表哥不遇，却遇上了打她主意的余敬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绝望地投河被余永泽救起，随后在找工作屡屡碰壁的情况下与余永泽同居。但林道静并没有像子君一样满足于她的庭院生活，她内心对外面的世界十分渴望，不愿意做余永泽的花瓶，尽管西单书店的工作并没有让她找到快乐，并很快就干不下去了，但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放弃她对工作的渴望。当“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彩虹，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的时候，她很快发现“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经渐渐全部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
关键词：庭院 广场 女性解放
女性解放这一话题本身就暗示或隐喻了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它把女性对象化和客体化了，意指女性是被解放的对象。以往对民国时期女性解放及女权运动的研究，多从女性形象分析为主探讨女性解放的历程{1}；从性别、权力的角度阐释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及遇到的阻力{2}；对文本进行历时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女性解放的道路模式——前进中有曲折{3}；近年来，从身体叙事、权力叙事、性别叙事等叙事学角度分析女性解放问题成为一个可行的路线{4}。而对女性空间位置的转变，却很少触及。
通过对《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及《青春之歌》这三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女性小说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化实际上与她们所生存空间的变化息息相关，走出庭院，进入广场这一开放的空间中去，是近代女性解放所迈出的至为重要的第一步。本文无意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这一术语进行批判，而是想探讨现代文学是如何表现女性解放这一主题的。
一、传统自觉与女性社会空间需求的萌发
中国传统女性长期受父权家长制的制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均处于男性从属与附庸的地位。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参与了对女性地位的构建。社会性别文化、女性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以及父权制统治严重地桎梏了女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至于女性长期被当作“他者”“第二性”存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规条不仅将女性牢牢桎梏在男性利益链条上，而且作为“超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内，作为“集体无意识”隐性地存在着。
在传统社会的通常情况下，女子未出嫁之前，活动范围局限在闺阁之内，男子不能随便进入女子的闺阁。也正因如此，闺阁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内涵，闺阁以其拒绝男性进入的排他性特征将女性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长门闭锁、庭院深深总是能让人联想到女子生活空间的逼仄和生活状态的与世隔绝。
女子出嫁后，便成为妻子继而成为母亲。社会角色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女子的生活境遇。男性社会让与女性的空间最多的大概也就是厅堂和厨房。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正是男性按其理想主义想象对贤妻良母的塑造。女子也基本上是按男性的规范生活的，在幾千年的封建历史中，间或也有几个女性跳出了封建制度的规范，走出闺阁，花木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沙场点兵、建功立业的花木兰所使用的身份却是男性，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女性身份的暧昧和尴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不论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是著名戏剧中的女驸马，她们寻求自我的脚步都是被外力所推动的。当然，一旦女性在一游戏中完成了男性所赋予的角色，“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她们最后要面对的恐怕仍然是厅堂和厨房。可以说，这几乎是女子的宿命。
值得思考的是，褪去女儿性的女人一旦从闺阁步入厅堂便有可能成为葬送儿女幸福的恶母或恶婆婆，进而退化成封建制度的帮凶，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当然，更多的女性是在厅堂和厨房里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并完成男性世界所赋予的使命——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可以说，“闺阁—厅堂—厨房”的生存模式，早已成为传统女性对个人生存空间转化的自觉意识。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自觉意识依然没有发生改观，她们的“天空是低的”，甚至低到失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代以降，女性解放逐渐被提上社会解放的议程。但是，女性解放的历史使命并不是也不可能依靠已经形成传统自觉意识的女性自身来完成，男性作为女性生存空间桎梏的施予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女性解放意识萌动的启蒙者。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首先将妇女问题纳入探讨的范围。梁启超认为：“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5}因此，可以将维新知识分子提倡的兴女学、废缠足运动看作女性解放运动的发端。而这种由男性所倡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不自觉地带上了男性社会空间权利的有限让渡的色彩。昭示着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女性走出庭院走向广场的每一步，都会充满艰辛和坎坷。
随着时间的推进，女性也加入寻求解放出路的行列，秋瑾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倡导男女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赋权利，亦是同的”{6}，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
文学与社会运动往往是同构的，社会思潮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促使作家更多地关注女性问题，而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创作反过来也推动了女性解放的进程。20世纪是女性逐渐苏醒并走上解放道路的世纪。当然，女性解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了各种障碍，女性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时间上看，时至今日女性解放的历程仍在绵延；但从空间上看，从最初的觉醒，直到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及参与更多社会事务的权力，女性经历了生活空间的巨大转换，转换本身正说明了女性解放的进程。其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换就是女性由庭院走上了广场。庭院是传统意义上以女性为主宰的场所，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广场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中心的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掌握了后一个空间的话语权，谁便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力，长久以来，女性却被排斥在这一空间之外。子君和林道静正是这两个空间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女性解放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但就女性解放使命本身来说，掌握了公共空间权力的林道静比局限于小家庭的子君更接近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 二、女性空间位移的路径依赖
无论是胡适笔下的田亚梅还是《伤逝》中的子君，都无法摆脱长期社会文化积淀的女性存在观。从庭院到广场的徘徊，并非是实际路程的远近，而是在女性否定传统自我构建现代自我中，面对社会共同传统社会认知时所表现出的踟蹰和躁动。相比于胡适和鲁迅作为男性的观察，女性作家丁玲所塑造的莎菲，更加细腻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抗传统又屈服于传统的内心独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女性解放的路径中，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交织与搏杀。
（一）回归传统还是“堕落”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最先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的。“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以各种形式探讨了女性解放的问题。胡适是较早以文学形式研究女性解放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翻译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娜拉》，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他还创作了《终身大事》，这个剧本是他戏剧观的一个实践，也是他妇女观的一个延伸。但从内容上看，《终身大事》只是《娜拉》的一个翻版，女主人公田亚梅也只是一个出走的“娜拉”。胡适借田亚梅之口道出的婚恋观——“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虽然不能作为女性解放的大纛，但也是胡适借男女婚恋问题对女性解放问题的一个思考。当然，“娜拉”出走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出走之后怎样才是女性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胡适对此并没有给出回答。
对于女性问题，鲁迅的观点可能更能给人们带来启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终身大事》所揭示的结局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终点，出走也并不意味着女性真正获得了解放。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题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讲演，在讲演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7}对于在解放的泥淖中挣扎的女性来说，鲁迅的话或许是残酷的，但却是现实的反映。这一时期很多“问题小说”作者也揭示了女性在出走之后的彷徨和徘徊。为了进一步表明对此问题的看法，鲁迅于1925年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他以独特的视角告诫行走在解放征途中的女性：不取得经济权而仅仅迷恋于家庭生活对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来说是无益的。也就是说，“娜拉”出走之后的落脚点是问题的关键。
子君是封建家庭的“不肖女”，她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俨然是一个新女性了，她高呼“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与涓生“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作为一个“五四”知识女性，子君有着解放自我的强烈诉求，并且迈出了“娜拉”式的一步。但如果把子君出走之后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作为女性解放的终点，那终将遮蔽女性解放的漫长前路。鲁迅正是看到了“娜拉”式结局的巨大想象成分和欺骗性，而担当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导师的角色。子君的幸福和她解放的可能性就葬送在家庭或者说子君所“日夜的操心”的庭院生活中。子君是醉心于她与涓生所建立的小家庭的，并将经营家庭生活当作她生活的中心。从传统意义上说，家庭对女性而言其意义更重大，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职责也更多。从这一点上看，子君的家庭与其他传统女性的家庭是没有分别的。但不同的是，她不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绑架而建立她的家庭的，她从封建家庭中出走，按自己的意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能够义无反顾地逃离封建家庭并喊出让封建家长不寒而栗的话语，这说明子君是勇敢的，也是决绝的。然而，勇敢和决绝的子君却因为对家庭生活的沉溺而陷入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在庭院里饲弄油鸡和阿随的子君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妇女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其内涵不过是“相夫教子”——延续女性的传统使命。
女作家庐隐也看到了女性这一可悲的境地。她的《海滨故人》中的宗莹便是一例，之前与露莎等人畅谈学业，也有很大的抱负，一旦恋爱、嫁人就基本与社会脱节了，待到生子，就“更不能出来服务了”。《何处是归程》中沙侣的暗问也正是女性深陷于家庭中的境遇：“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社会事业——由于个人的意志所发生的活动，只好不提吧。……”{8}这段话可谓是那一时代的女性最真实的写照：“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借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身已徜徉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
当然，鲁迅并不像庐隐那样总是“彷徨”与“悲哀”，在鲁迅看来，女性解放首先应该抓住的——便是经济权，并借涓生之口将这意思传达了出来：“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9}造成子君悲剧的真正原因正是她放弃了“经济权”，让庭院生活绑架了她的独立和自由，失去了真正解放自己的动力。她虽然从形式上逃脱了父亲的束缚，但又依附于丈夫涓生，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以封建秩序维持其存在的男性世界。“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0}也就是说，女性必须走出庭院，取得经济权，才能寻得解放的出路。那么，庭院的尽头是怎样的所在呢？“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11}，庐隐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指出了女性的出路所在，那么“社会上”又是怎样的前景呢？
（二）在“家”与“广场”之间
女性离开自己的父系依靠、从庭院走上广场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代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了痛苦的探索和跋涉。丁玲是深入探索女性问题的作家之一，她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丰富了现代文学女性人物谱系，莎菲就是其中的一位。莎菲之于女性解放恰恰是一个中间人、一个过渡者，她继续着子君的使命，虽然最终未能摆脱庭院的束缚真正走上广场，但是莎菲毕竟是女性解放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物。 莎菲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所处的时代恰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之后，她的性格中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她自己的个性特点。这一时期，社会普遍处于迷茫和彷徨之中，青年时刻感到自己的前路捉摸不定，因此莎菲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时代病。同时，莎菲又具有敏感、大胆而又叛逆的个性，这也使她得以与其他女性区别开来。相对于子君们，莎菲所生活的时代刚刚经过“五四”风气的洗礼，同时又被当时所弥漫的失望和彷徨情绪感染着。她的交际更广，生活空间也更广，所以视野也更开阔一些，同时又去除了“五四”时期的狂热。所以，莎菲的这些性格特征也注定了她与子君的生活际遇会有所不同。
从空间上讲，莎菲的活动场所主要是病房和公寓，而病房和寓所本质上也不过是庭院的一个延伸、外化或变形。但是，莎菲毕竟是莎菲，她的视野比子君更开阔，识见自然也高于子君。在子君眼里，家庭和丈夫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丝毫也没有怀疑家庭是她出走的真正归宿。当涓生以挑剔的眼光责备子君时，我们甚至听不到子君反驳的声音，面对男性世界，子君是失语的，因为她始终以仰视的目光去对待男性。莎菲不一样，男性在莎菲眼里是与自己平等的，她可以审视他、评判他，甚至可以挑逗他。莎菲不回避自己对男性的渴望，同时也不放弃审视男性的立场。如果说，“嫁鸡随鸡”的封建思想仍残留在子君的头脑里，那么，在莎菲这里，这种思想已经被连根拔除了。在莎菲眼里，苇弟是孱弱和病态的，与她所渴慕的那种男士有天壤之别。而另一个男人凌吉士在莎菲眼里最终也不过是一个表面风雅实则肮脏龌龊的伪君子。
之所以说莎菲是一个中间人、一个过渡者，正是因为她对凌吉士所采取的暧昧的态度。尽管她知道凌吉士并不是与她心灵契合的人，但她却仍然无法抗拒那美型，她一边沉迷于这种情爱游戏，一边又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正反映了时代女性的通病——迷茫、徘徊，并有放纵自己抗拒对未来的恐惧的危险。痛苦和矛盾着的莎菲虽然感到自己的路不应该如此，但是又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这也决定了莎菲最终徘徊在庭院内外、止步于广场的宿命。子君徘徊于庭院之中，莎菲接近广场，因此说她在女性解放的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女性空间维度的跳跃性拓展
从子君到莎菲再到林道静，这中间不得不提的是解放区的女性。解放区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以欢快、明朗的色调探讨女性解放道路的文学范本。“解放区的土改和破除乡村封建势力的政治，却在救赎民众命运的同时，给了女性一个翻身的机会”{12}，解放区文学因而以其特有的朴实和明快向人们揭示了女性的新生活。广场也不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象征。
（一）政治话语下的女性解放
解放区女性在精神面貌、思想觉悟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五四”时期、莎菲时代、茅盾笔下的新女性以及张爱玲笔下的小市民女子了。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解放区女性的新面貌都更鲜明地预示了女性解放的曙光。即便是在那些思想落伍的妇女，如三仙姑、小腿疼等角色身上，也不再能看到旧社会那些备受侮辱与侵害的女性的低眉顺眼和木讷迟滞的影子。这些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的角色是新时代和社会中独有的调节氛围的作料，她们与先进人物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和博弈，实在是意图引人注意的小促狭。换句话说，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她们才敢这样耍她们的小聪明，也只有解放区作家才能塑造出这些又可恶、又可笑的角色。
然而，翻开解放区社会解放的历史，我们能看到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其实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副产品，解放区女性凭借革命权力和政治势力获得了翻身。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解放区女性参与分田分地、参与农村的建设、参与对敌人的斗争，处处显示一种主人翁的新姿态。小芹争取婚姻自由，不再像以往那样必须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而在一种更加轻松、明快的氛围中进行对封建残余势力——包办婚姻——的清算。孙犁笔下的女性更是具有人性自然的光辉，孙犁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寄予了他对女性解放的美好想象。孙犁以抒情的和柔美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光辉人性、美好心灵的女性，她们既识大体又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她们又勇敢、刚毅、乐观、果决。解放区文学为我们展现的妇女参加抗战、劳动、翻身成为主人等场景，实际上正反映了妇女解放取得的巨大成果。解放区女性所处的空间更加开阔，她们已经超越子君和莎菲拥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解放似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妇女解放所面临的困难，而林道静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处于广场中心的女性典型。
（二）“背叛”的空间
被评论家命名为“成长小说”的《青春之歌》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女性解放的范本。将焦点定格在领导学生游行运动的林道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拥有解放女性的很多特质：作为群众的一员，同时又是革命运动的领袖，参与火热的革命斗争，拥有革命战友兼情人的支持与爱，从来不必面临事业（革命）与爱情的抉择……此时，舒婷笔下的充满理想色彩的男女关系被呈现了出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們都互相致意……”舒婷的这种对男女平等的美好想象实际上早在《青春之歌》中就得到了诠释。
从女性解放的阶段性看，林道静是一个真正解放了自己的女性，她一改子君的依赖、莎菲的迷茫、曾树生的盲目，成为学生解放运动的领袖。林道静最初的遭际与子君非常相似，她们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和解放诉求，最初她为了抗拒继母为她设计的人生而逃离家庭，去北戴河投奔表哥不遇，却遇上了打她主意的余敬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绝望地投河被余永泽救起，随后在找工作屡屡碰壁的情况下与余永泽同居。但林道静并没有像子君一样满足于她的庭院生活，她内心对外面的世界十分渴望，不愿意做余永泽的花瓶，尽管西单书店的工作并没有让她找到快乐，并很快就干不下去了，但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放弃她对工作的渴望。当“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彩虹，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的时候，她很快发现“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经渐渐全部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