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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唐代历史的研究常以安史之乱作为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西北边政亦往往是在安史之乱的影响下造成吐蕃入侵而出现转折。实际上，高宗龙朔年问，唐前期西北的武功达到最盛，同时，也是其边政的拐点，吐谷浑灭亡造成西北东部的剧变，西域的形势造成西北西部的转折，这些因素都成为后来西北边政发生巨大变化的源头。
关键词 龙朔，西北，河西，西域，拐点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19－04
唐朝建立后，灭薛举、执李轨，据有河西，以秦王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统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等九州诸军事。太宗、高宗朝，灭高昌，并先后多次用兵突厥，最终确立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唐初积极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充分证明唐朝“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理念。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经营，至高宗显庆年间，西北出现武功盛世，但是，随后龙朔年间(661－663年)西北东部和西部地区都出现了变动，由此直至安史之乱后西北地区的历史性变化，基本上都是源自于龙朔年间西北边政出现的历史性拐点。
一、吐谷浑灭亡与西北东部地区的剧变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论禄东赞亲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目，因此，吐蕃大军顺利地进入吐谷浑境内，并且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军队。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逃到唐朝境内的凉州。唐政府采取的消极方针，致使吐谷浑彻底遭到失败，领土全被吐蕃占领，吐蕃在此扶植起一个亲吐蕃的吐谷浑残余政权。
由于吐谷浑的灭亡，吐蕃的领土开始与唐朝接壤，吐蕃对唐朝陇右、河西、西域的威胁更加直接。这是因为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青海地区处在五个动脉的心脏位置：一，北中国，特别是从渭水盆地经湟水流域西行的路线；二，从漠南达凉州，纵断南山山脉南下路线；三，东行西域南，从鄯善间折向东南间的路线；四，从拉萨方面的西藏中心部分渡长江上游，北上路线；五，从南中国的四川北行向青海方面的路线一交汇点”。因此，龙朔三年吐谷浑的灭亡，造成河陇形势的剧变。
自此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尽失河陇地区的将近100年里，唐蕃双方在对吐谷浑的态度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唐政府对吐谷浑上层的联姻和授官，就是为了依靠其残余势力依然保持唐蕃间的一道屏障，从而稳定河陇、拱卫京师。而吐蕃对于吐谷浑故地亲蕃的吐谷浑上层授予职权，使他们能够因为亲蕃而得到政治实惠，并用政治联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通过这些政治手段，吐蕃成功地将自己和亲蕃吐谷浑上层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从而确保了这些吐谷浑上层对他的忠诚。
双方与吐谷浑的联姻。吐谷浑立国以后，长期以来一直是唐与吐蕃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在吐谷浑历史上，曾经与唐朝多次和亲。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唐朝与吐谷浑先后和亲七次八人，除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是在吐谷浑亡国前，其余六次七人都是在663年吐谷浑亡国之后。
永徽三年(652年)会稽郡王李道恩女李季英封为金城县主，许嫁诺曷钵的儿子苏度模末(慕容忠)。麟德元年(664年)，出嫁与慕容忠。《新唐书》载：“永徽三年四月出降”，似乎记载有误。《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载：“二十二岁出降，抚临浑国五十余年……年七十有六，开元六年岁次壬午正月十七日薨于部落”。开元六年(718年)七十六岁，则二十二岁应该在麟德元年(664年)，合理的解释应是：永徽三年(652年)弘化公主入朝，高宗以李季英为金城县主许嫁慕容忠，因县主年幼(10岁)，故而直到664年才嫁与慕容忠。唐初，吐蕃与唐朝在吐谷浑地区争夺不断，639年将弘化公主嫁与慕容诺曷钵、641年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唐、吐蕃、吐谷浑三方才出现了缓和。这样直到龙朔三年(663年)以前，由于吐蕃的影响，金城县主虽然许与慕容忠，但是迟迟未出嫁。663年，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地，唐朝急忙于次年将22岁(这在古代已经是大龄女子)的金城县主出嫁慕容忠，显然是对吐谷浑的安抚，唐王朝的这一举动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金明县主、姑臧县主及李琛均为宗室女，另外三人，为唐代大族博陵崔氏之女和武则天侄孙女。开元年间，武氏一族虽已失去权势，但地位并未完全动摇，武氏的门第基本上还保持着，正如《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所载：“夫人太原人也，则天大圣皇后之侄孙女，耸极天孙，分辉若木。峻岳疏趾，长源演流。”让武氏和亲，依旧是给少数民族的一种荣耀。由此可见，对于已经亡国的吐谷浑，唐依然倍加笼络，屡屡以宗室女和外戚女和亲，且持续时间很长。
唐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和亲次数之多、民族之众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几乎绝大多数的和亲主要是在民族政权强大时进行的，只有同吐谷浑的和亲主要集中在吐谷浑政权被吐蕃攻灭以后，因而主要的意图就是以吐谷浑来抵御吐蕃。
吐蕃王朝兴起后，吐蕃与吐谷浑即有姻亲关系，吐谷浑以宗室女蒙洁墀嘎嫁与松赞干布之子恭松恭赞。吐谷浑达延墀松三十一年(689年，唐永昌元年)，“赞蒙墀邦(btsan－mo khri－bangs)嫁吐谷浑王为妻。”此吐谷浑王即达延墀松。而达延墀松的生母墀玛伦即为吐蕃公主，达延墀松的儿子达延赞松也曾娶吐蕃公主为妃。
双方对吐谷浑授官以表示重用。苏度摸末，即成王慕容忠，665年唐政府授其为左威卫将军，后来又加授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父汗卒，袭趟胡吕乌地也拔勒豆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之职。慕容宣超，700年唐拜为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慕容曦皓，704年唐政府授为游击将军、左豹韬卫府左郎将，朔方郡节度副使；其叔叔为将作大匠，其子为右金吾卫沁州安乐府果毅都尉。唐朝对灭国后吐谷浑王室的重用足以说明其态度。
吐蕃对吐谷浑在青海的残余势力的统治政策基本上是保持原有吐谷浑政权形式，使吐谷浑成为他支配的属国，吐蕃赞普经常到吐谷浑地区巡察，吐蕃大论在吐谷浑地区直接开府办公。689年后，吐蕃赞普墀都松赞命归降吐蕃且与吐蕃王室有血缘关系的阿柴(吐谷浑)首领坌达延长期驻守青海，并从景云二年(711年)起由坌达延逐年在当地主持盟誓。盟誓制度在吐蕃政治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常由赞普或大论主持，吐蕃让坌达延主持盟誓，对其的信任由此可知。公元727年，吐蕃赞普又“任命吐谷浑小王、尚·本登忽、韦·悉诺逻恭禄为大论”。
龙朔三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对于居住在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羌的形势也产生影响。党项诸部有的为吐蕃所征服，有的则因吐蕃所逼，相继内徙。这是党项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唐朝 西北边政的大事。内徙的党项主要分布在陇右道北部和关内道，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各民族间不断的斗争，严重影响了唐在西北地区东部的统治。
有学者认为，吐蕃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掌握了吐谷浑的中心地带㈣。青海地区对李唐而言，在国防上，具有威胁李唐腹心的战略意义，在经贸上，具有钳制河西路的作用。龙朔三年吐蕃攻灭吐谷浑，造成唐朝西北东部地区的剧变。唐朝失去了与吐蕃政权之间的一道有利屏障，尽管用联姻和授官的方式试图继续保持这道已经残破的屏障，但是吐蕃对吐谷浑故地残余政权的各种措施和强有力的统治，无疑使唐朝的努力变得没有了太大的作用。后来的大非川之败进一步说明，唐朝已经完全不能在西北东部占据优势了。此后直到安史之乱前，吐蕃不停地在河陇地区展开军事攻势，而吐蕃灭吐谷浑引起的党项等族的内迁和龙朔之后吐蕃居民逐渐向陇右道南部地区渐进式的渗透，又加重了唐朝在西北地区东部的统治压力。
二、西陲动荡与西北西部地区的转折
经过唐前期的征伐，唐军节节向西推进，显庆三年(658年)，西突厥全境已经归唐，唐朝册立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统领五咄陆部落；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统领五弩失毕部落。此外，又册立西突厥各部落首领，“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刺史以下官”。葱岭外诸国也主动归附，唐之版图，极于四海，“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安西都护府(上都护府，正三品)由西州移治龟兹，同时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从二品)。至显庆四年(659年)，最后一支残余的西突厥势力真珠叶护可汗政权被铲除，彻底结束西突厥控制西域的历史，唐朝的西部疆域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在西突厥本土和塔里木盆地设立都督府州的同时，唐高宗还遣使在原来由西突厥控制的葱岭以西地区设置了都督府州，龙朔元年(661年)，高宗派遣王明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专程远赴吐火罗首府阿缓城，建置了包括波斯在内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唐朝的版图空前广大。
但是龙朔元年既是高宗武功盛世的辉煌顶点，又是这一盛世逐步沉殒的起点。龙朔元年，大食发兵进攻波斯、吐火罗的同时，吐蕃出兵攻占了唐朝与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府州相联系的交通孔道，切断了唐与其之间的联系。龙朔二年，唐蕃之间开始了在西域的首次交锋，吐蕃策动龟兹、疏勒及西突厥弓月部的亲蕃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唐叛乱。唐伊州都督苏海政统所部汉军，并发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两部西突厥精兵随同前往平叛，但是苏海政听信诬告，杀死阿史那弥射及部将多人，造成西突厥左厢部落皆叛，最终，“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突厥)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这样，平叛失败，约和吐蕃，昆陵都督府不复存在。“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不释甲胄，赴敌而死”，继而庭州沦陷。大约在这一年，安西大都护府又迁回西州，改为西州都护府，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也表明，龙朔年间西州诸县(包括高昌、蒲昌、交河)设置司兵机构，而根据唐朝制度这些县是不设司兵机构的，这显然与龙朔年间及以后西域的政治军事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有关，正是适应了西域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产生的。
龙朔三年，西域形势急转而下。这一年，吐蕃在吐谷浑及西部帕米尔取胜后，便加快对唐西域的进攻步伐。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唐“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域，“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袭龟兹拔换城(今阿克苏)”。唐政府以击青海来解龟兹之围，但是并未达到效果，安西四镇废。
自龙朔年间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后，贞观末年以来已经由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又出现唐朝和吐蕃之间反复争夺的局面，唐朝为管理和开通丝绸之路而建立的各种军事机构和设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东西方之间传统的交通被阻塞。自662年起，唐朝与吐蕃势力开始在西域正式交锋，直到长寿元年(692年)经过多次弃置，唐朝最终恢复四镇。表面上结束了长达几十年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相持不下的拉锯战，实际上，屡次对四镇的放弃，影响到了整个西北地区，“吐蕃大人西域，焉耆以西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持续的压力和频繁的弃置实际上使吐蕃势力已经渗透到西北广大地区，而西域诸族如突厥、突骑施等的力量也不断变化。692年以后，唐朝在西北的控制区域明显缩小，安史之乱后吐蕃迅速占领河陇西域大部地区，以往的研究多是强调河陇西域精兵良将赴关中平叛以致空虚，实际上自龙朔年间以来长期的争夺、渗透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安史之乱后，西北形势进一步变化。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里，但是伊吾至陇右的广大河陇地区和西域一部则被吐蕃政权占据，割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被回鹘汗国占据，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则由大食帝国控制着。
但是，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河陇地区在龙朔年间吐蕃攻灭吐谷浑后，就被直接置于吐蕃的兵锋之下，尽管唐朝通过联姻、授官试图加强对吐谷浑残余势力的利用来对抗吐蕃，但是形势所逼，局势已经改变，大量吐蕃民户和亲吐蕃的吐谷浑民众逐渐向陇右河西地区迁移，造成吐蕃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扩展，长期的生息繁衍以及与吐蕃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安史之乱后吐蕃迅速占领河陇地区尤为重要的因素。龙朔年间西域的变动及唐政府对四镇的频繁弃置，以及与吐蕃通过对突厥、突骑施等的争取和笼络来加强在西域的势力，更是造成了唐朝在西域广大地区控制力减弱、控制区域缩小。进而由优势转变为均势，最终在安史之乱后沦为劣势。而葱岭以西地区，龙朔年间唐朝势力达到顶峰的同时就开始走下坡路，继而随着吐蕃尤其是大食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增强最终完全丧失了在这一带的统治势力。西北形势的变化还造成东突厥余部乘机复国，在北部对唐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北、西的夹攻，唐朝被迫应付，开始将攻势战略调整为守势战略，原来的行军逐渐转变为镇军，并相继在边防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防备突厥、契丹、吐蕃等势力。因而，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西北地区从陇右道东部直到葱岭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唐朝的西北边政，造成西北地区形势的变化，由此而开始的变化经过长期的演变，深刻地变动着唐朝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策略及力量对比，最终在安史之乱后完全改变，追根溯源，龙朔年间才是唐朝西北边政的拐点。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龙朔，西北，河西，西域，拐点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19－04
唐朝建立后，灭薛举、执李轨，据有河西，以秦王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统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等九州诸军事。太宗、高宗朝，灭高昌，并先后多次用兵突厥，最终确立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唐初积极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充分证明唐朝“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理念。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经营，至高宗显庆年间，西北出现武功盛世，但是，随后龙朔年间(661－663年)西北东部和西部地区都出现了变动，由此直至安史之乱后西北地区的历史性变化，基本上都是源自于龙朔年间西北边政出现的历史性拐点。
一、吐谷浑灭亡与西北东部地区的剧变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论禄东赞亲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目，因此，吐蕃大军顺利地进入吐谷浑境内，并且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军队。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逃到唐朝境内的凉州。唐政府采取的消极方针，致使吐谷浑彻底遭到失败，领土全被吐蕃占领，吐蕃在此扶植起一个亲吐蕃的吐谷浑残余政权。
由于吐谷浑的灭亡，吐蕃的领土开始与唐朝接壤，吐蕃对唐朝陇右、河西、西域的威胁更加直接。这是因为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青海地区处在五个动脉的心脏位置：一，北中国，特别是从渭水盆地经湟水流域西行的路线；二，从漠南达凉州，纵断南山山脉南下路线；三，东行西域南，从鄯善间折向东南间的路线；四，从拉萨方面的西藏中心部分渡长江上游，北上路线；五，从南中国的四川北行向青海方面的路线一交汇点”。因此，龙朔三年吐谷浑的灭亡，造成河陇形势的剧变。
自此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尽失河陇地区的将近100年里，唐蕃双方在对吐谷浑的态度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唐政府对吐谷浑上层的联姻和授官，就是为了依靠其残余势力依然保持唐蕃间的一道屏障，从而稳定河陇、拱卫京师。而吐蕃对于吐谷浑故地亲蕃的吐谷浑上层授予职权，使他们能够因为亲蕃而得到政治实惠，并用政治联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通过这些政治手段，吐蕃成功地将自己和亲蕃吐谷浑上层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从而确保了这些吐谷浑上层对他的忠诚。
双方与吐谷浑的联姻。吐谷浑立国以后，长期以来一直是唐与吐蕃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在吐谷浑历史上，曾经与唐朝多次和亲。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唐朝与吐谷浑先后和亲七次八人，除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是在吐谷浑亡国前，其余六次七人都是在663年吐谷浑亡国之后。
永徽三年(652年)会稽郡王李道恩女李季英封为金城县主，许嫁诺曷钵的儿子苏度模末(慕容忠)。麟德元年(664年)，出嫁与慕容忠。《新唐书》载：“永徽三年四月出降”，似乎记载有误。《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载：“二十二岁出降，抚临浑国五十余年……年七十有六，开元六年岁次壬午正月十七日薨于部落”。开元六年(718年)七十六岁，则二十二岁应该在麟德元年(664年)，合理的解释应是：永徽三年(652年)弘化公主入朝，高宗以李季英为金城县主许嫁慕容忠，因县主年幼(10岁)，故而直到664年才嫁与慕容忠。唐初，吐蕃与唐朝在吐谷浑地区争夺不断，639年将弘化公主嫁与慕容诺曷钵、641年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唐、吐蕃、吐谷浑三方才出现了缓和。这样直到龙朔三年(663年)以前，由于吐蕃的影响，金城县主虽然许与慕容忠，但是迟迟未出嫁。663年，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地，唐朝急忙于次年将22岁(这在古代已经是大龄女子)的金城县主出嫁慕容忠，显然是对吐谷浑的安抚，唐王朝的这一举动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金明县主、姑臧县主及李琛均为宗室女，另外三人，为唐代大族博陵崔氏之女和武则天侄孙女。开元年间，武氏一族虽已失去权势，但地位并未完全动摇，武氏的门第基本上还保持着，正如《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所载：“夫人太原人也，则天大圣皇后之侄孙女，耸极天孙，分辉若木。峻岳疏趾，长源演流。”让武氏和亲，依旧是给少数民族的一种荣耀。由此可见，对于已经亡国的吐谷浑，唐依然倍加笼络，屡屡以宗室女和外戚女和亲，且持续时间很长。
唐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和亲次数之多、民族之众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几乎绝大多数的和亲主要是在民族政权强大时进行的，只有同吐谷浑的和亲主要集中在吐谷浑政权被吐蕃攻灭以后，因而主要的意图就是以吐谷浑来抵御吐蕃。
吐蕃王朝兴起后，吐蕃与吐谷浑即有姻亲关系，吐谷浑以宗室女蒙洁墀嘎嫁与松赞干布之子恭松恭赞。吐谷浑达延墀松三十一年(689年，唐永昌元年)，“赞蒙墀邦(btsan－mo khri－bangs)嫁吐谷浑王为妻。”此吐谷浑王即达延墀松。而达延墀松的生母墀玛伦即为吐蕃公主，达延墀松的儿子达延赞松也曾娶吐蕃公主为妃。
双方对吐谷浑授官以表示重用。苏度摸末，即成王慕容忠，665年唐政府授其为左威卫将军，后来又加授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父汗卒，袭趟胡吕乌地也拔勒豆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之职。慕容宣超，700年唐拜为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慕容曦皓，704年唐政府授为游击将军、左豹韬卫府左郎将，朔方郡节度副使；其叔叔为将作大匠，其子为右金吾卫沁州安乐府果毅都尉。唐朝对灭国后吐谷浑王室的重用足以说明其态度。
吐蕃对吐谷浑在青海的残余势力的统治政策基本上是保持原有吐谷浑政权形式，使吐谷浑成为他支配的属国，吐蕃赞普经常到吐谷浑地区巡察，吐蕃大论在吐谷浑地区直接开府办公。689年后，吐蕃赞普墀都松赞命归降吐蕃且与吐蕃王室有血缘关系的阿柴(吐谷浑)首领坌达延长期驻守青海，并从景云二年(711年)起由坌达延逐年在当地主持盟誓。盟誓制度在吐蕃政治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常由赞普或大论主持，吐蕃让坌达延主持盟誓，对其的信任由此可知。公元727年，吐蕃赞普又“任命吐谷浑小王、尚·本登忽、韦·悉诺逻恭禄为大论”。
龙朔三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对于居住在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羌的形势也产生影响。党项诸部有的为吐蕃所征服，有的则因吐蕃所逼，相继内徙。这是党项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唐朝 西北边政的大事。内徙的党项主要分布在陇右道北部和关内道，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各民族间不断的斗争，严重影响了唐在西北地区东部的统治。
有学者认为，吐蕃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掌握了吐谷浑的中心地带㈣。青海地区对李唐而言，在国防上，具有威胁李唐腹心的战略意义，在经贸上，具有钳制河西路的作用。龙朔三年吐蕃攻灭吐谷浑，造成唐朝西北东部地区的剧变。唐朝失去了与吐蕃政权之间的一道有利屏障，尽管用联姻和授官的方式试图继续保持这道已经残破的屏障，但是吐蕃对吐谷浑故地残余政权的各种措施和强有力的统治，无疑使唐朝的努力变得没有了太大的作用。后来的大非川之败进一步说明，唐朝已经完全不能在西北东部占据优势了。此后直到安史之乱前，吐蕃不停地在河陇地区展开军事攻势，而吐蕃灭吐谷浑引起的党项等族的内迁和龙朔之后吐蕃居民逐渐向陇右道南部地区渐进式的渗透，又加重了唐朝在西北地区东部的统治压力。
二、西陲动荡与西北西部地区的转折
经过唐前期的征伐，唐军节节向西推进，显庆三年(658年)，西突厥全境已经归唐，唐朝册立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统领五咄陆部落；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统领五弩失毕部落。此外，又册立西突厥各部落首领，“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刺史以下官”。葱岭外诸国也主动归附，唐之版图，极于四海，“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安西都护府(上都护府，正三品)由西州移治龟兹，同时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从二品)。至显庆四年(659年)，最后一支残余的西突厥势力真珠叶护可汗政权被铲除，彻底结束西突厥控制西域的历史，唐朝的西部疆域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在西突厥本土和塔里木盆地设立都督府州的同时，唐高宗还遣使在原来由西突厥控制的葱岭以西地区设置了都督府州，龙朔元年(661年)，高宗派遣王明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专程远赴吐火罗首府阿缓城，建置了包括波斯在内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唐朝的版图空前广大。
但是龙朔元年既是高宗武功盛世的辉煌顶点，又是这一盛世逐步沉殒的起点。龙朔元年，大食发兵进攻波斯、吐火罗的同时，吐蕃出兵攻占了唐朝与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府州相联系的交通孔道，切断了唐与其之间的联系。龙朔二年，唐蕃之间开始了在西域的首次交锋，吐蕃策动龟兹、疏勒及西突厥弓月部的亲蕃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唐叛乱。唐伊州都督苏海政统所部汉军，并发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两部西突厥精兵随同前往平叛，但是苏海政听信诬告，杀死阿史那弥射及部将多人，造成西突厥左厢部落皆叛，最终，“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突厥)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这样，平叛失败，约和吐蕃，昆陵都督府不复存在。“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不释甲胄，赴敌而死”，继而庭州沦陷。大约在这一年，安西大都护府又迁回西州，改为西州都护府，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也表明，龙朔年间西州诸县(包括高昌、蒲昌、交河)设置司兵机构，而根据唐朝制度这些县是不设司兵机构的，这显然与龙朔年间及以后西域的政治军事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有关，正是适应了西域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产生的。
龙朔三年，西域形势急转而下。这一年，吐蕃在吐谷浑及西部帕米尔取胜后，便加快对唐西域的进攻步伐。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唐“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域，“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袭龟兹拔换城(今阿克苏)”。唐政府以击青海来解龟兹之围，但是并未达到效果，安西四镇废。
自龙朔年间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后，贞观末年以来已经由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又出现唐朝和吐蕃之间反复争夺的局面，唐朝为管理和开通丝绸之路而建立的各种军事机构和设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东西方之间传统的交通被阻塞。自662年起，唐朝与吐蕃势力开始在西域正式交锋，直到长寿元年(692年)经过多次弃置，唐朝最终恢复四镇。表面上结束了长达几十年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相持不下的拉锯战，实际上，屡次对四镇的放弃，影响到了整个西北地区，“吐蕃大人西域，焉耆以西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持续的压力和频繁的弃置实际上使吐蕃势力已经渗透到西北广大地区，而西域诸族如突厥、突骑施等的力量也不断变化。692年以后，唐朝在西北的控制区域明显缩小，安史之乱后吐蕃迅速占领河陇西域大部地区，以往的研究多是强调河陇西域精兵良将赴关中平叛以致空虚，实际上自龙朔年间以来长期的争夺、渗透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安史之乱后，西北形势进一步变化。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里，但是伊吾至陇右的广大河陇地区和西域一部则被吐蕃政权占据，割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被回鹘汗国占据，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则由大食帝国控制着。
但是，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河陇地区在龙朔年间吐蕃攻灭吐谷浑后，就被直接置于吐蕃的兵锋之下，尽管唐朝通过联姻、授官试图加强对吐谷浑残余势力的利用来对抗吐蕃，但是形势所逼，局势已经改变，大量吐蕃民户和亲吐蕃的吐谷浑民众逐渐向陇右河西地区迁移，造成吐蕃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扩展，长期的生息繁衍以及与吐蕃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安史之乱后吐蕃迅速占领河陇地区尤为重要的因素。龙朔年间西域的变动及唐政府对四镇的频繁弃置，以及与吐蕃通过对突厥、突骑施等的争取和笼络来加强在西域的势力，更是造成了唐朝在西域广大地区控制力减弱、控制区域缩小。进而由优势转变为均势，最终在安史之乱后沦为劣势。而葱岭以西地区，龙朔年间唐朝势力达到顶峰的同时就开始走下坡路，继而随着吐蕃尤其是大食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增强最终完全丧失了在这一带的统治势力。西北形势的变化还造成东突厥余部乘机复国，在北部对唐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北、西的夹攻，唐朝被迫应付，开始将攻势战略调整为守势战略，原来的行军逐渐转变为镇军，并相继在边防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防备突厥、契丹、吐蕃等势力。因而，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西北地区从陇右道东部直到葱岭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唐朝的西北边政，造成西北地区形势的变化，由此而开始的变化经过长期的演变，深刻地变动着唐朝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策略及力量对比，最终在安史之乱后完全改变，追根溯源，龙朔年间才是唐朝西北边政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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