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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乌鲁木齐“5·22”爆炸恐怖袭击事件为例，分析《纽约时报》在报道框架、修辞表达、信源引用、报道议题等四个方面，是如何对该事件进行呈现和构建的。分析表明，《纽约时报》的信息源大都来自中国官方和媒体，但其通过巧妙的“解释”呈现出一个简单化、刻板化的新疆形象。
【关键词】恐怖事件纽约时报解释性新闻
2014年5月22日早晨，两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两辆车发生爆炸起火。这次事件最终造成39名无辜群众死亡，94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在一个小时后就发布新闻，标题为《乌鲁木齐一处公园附近发生爆炸伤亡不明》。
《纽约时报》也高度关注此次事件。美国时间5月21日晚上十点，该报的第一篇报道出炉，主要信息来源为《人民日报》的Twitter和新华社稿件。此后《纽约时报》又陆续推出多篇报道，不仅有文字、图片还有视频。为分析方便，本文仅分析文字性报道。这样，从事发到笔者搜索资料的6月19日，除去重复，笔者总共找到相关报道12篇，其中大多集中在6月前（5月21日—6月2日），包括1篇评论，1篇专访，其他基本为解释性报道。
本文主要从报道议题、报道框架、修辞表达、信源引用等四个方面来对文本进行分析。
一、报道议题
在12篇报道中，在事发一周内，基本围绕事件进行叙述，另外是群众反应、事件影响和原因分析，之后的报道基本围绕政府的应对措施，尤其是长期性的措施。这段时间正好中央召开了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这为《纽约时报》后半段的报道提供了一定的报道素材。
在分析报道议题时，有些文章可能会有多个议题，为分析方便，本文主要依据新闻标题来进行判断。因为标题往往最能体现媒体强调的重点和报道倾向，也是快餐式阅读背景下最容易影响到受众的信息。具体来看，相关报道议题的比例如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是《纽约时报》关于此次事件最广泛的信息来源，占到一半以上。这其中，新华社11次，人民日报7次（5次为其twitter），中国日报、新京报和新浪微博各3次；匿名引用为9次，即只是提到引用的是中国媒体的信息，但没有指明媒体的具体名称，也没有提供网络链接。目前，纽约时报网站的许多信源信息都可以直接链接到引用该信息的网址。如5月27日一篇题为《Attack Kills More Than 30 in Western China Market》（中国西部的一个市场上发生的袭击造成30多人死亡）的文章中，记者在介绍现场情况时引用了几张人民日报twitter的信息，并提供了网络链接。
整体来看，国内信源占了《纽约时报》信息来源的大多数，即便不算群众说法的话，也占到70.6%，国外仅占12.0%。实际上，通过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纽约时报》关于事实本身并没有提供新鲜或独家的信息，包括现场情况、医院救治、恐怖分子的背景，这方面的信息大多来自中国媒体，其网站提供的关于现场和医院的视频，也来自央视新闻频道。在其标明电头的5篇报道中，有3篇是发自北京，2篇发自乌鲁木齐。但这两篇发自乌鲁木齐的稿件在文末注明中写的却是“Mia Li contributed research from Urumqi”（马林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对本文亦有贡献），可见来自乌鲁木齐的采访并非是整个稿子的主体。而从内容来看，Mia也就采访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市民说法，到现场看了一下，信息量很有限，也并没有接触比较核心的信息。因此，《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常常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构：中国官方或媒体提供信源，他们负责反驳或解释。
如：“those policies have led to frustration among many Uighurs， a Turkic-speaking people who mostly practice a moderate form of Sunni Islam”，（这些政策将导致许多维吾尔族人带来挫败感，（而）这些说突厥语的维吾尔人大部分信奉的都是温和的逊尼派）。报道把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作出很负面的评价且当做事实来进行报道，还特意指出维吾尔族大部分信仰的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暗指这些温和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而在信息的引用中进行解释最突出的，莫过于给媒体加标签。虽然新华社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在引用时，基本都会被加上“state news agency”（国家新闻机构）的字样，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都受到了这种“待遇”。在匿名引用的9家中国媒体中，也常出现“state news media”（国有媒体）等，显示这些媒体是宣传性的，不受信任的。因此，《纽约时报》常常是一边引用中国媒体，一边又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对待中国媒体的报道。 当然也应指出，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都会被《纽约时报》带上“state”的标签。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各类商业网站就没有这种“待遇”，其中《纽约时报》引用新京报的一篇稿件还完全是来自新华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财新新世纪周刊的网站财新网被引用时，被冠以“a respected newsmagazine”（一份值得尊敬的新闻杂志）。但《纽约时报》在引用这家“值得尊敬的新闻杂志”关于和田地区对即时通讯采取临时管制的报道中却存在明显不够严谨的问题，比如原报道在标题和正文中都明确说明，这是和田的情况，财新网的报道中也显示，受访者还特别强调此次行动仅针对和田地区而非新疆全部。但《纽约时报》在段首就写“Security officials in Xinjiang have also been taking new measures.”（安全机关在新疆同样采取了新的行动），在下文中又对和田只字不提，给人一种整个新疆都在对即时通讯进行临时管制的印象。另外，这个引用还故意漏掉了“在保障广大用户正常上网、通话、短信的情况下”对即时通讯进行临时管制这一关键信息，而这跟2009年七五事件后的断网有很大的区别。
三、报道框架：事件归因
本文主要从《纽约时报》如何解释或归纳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其报道框架。与以往关于新疆突发事件的报道类似，该报此次的报道在归因上依然是民族冲突、政治压制的框架占据主流。
这其中，主要的报道手法有以下几种形式：（1）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族的故乡，但随后汉族不断迁入，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增加。如在5月21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篇报道第一段就提到，“It was the deadliest burst of violence this year， highlighting a growing challenge to Chinese rule in a region that is home to the mostly Muslim， Uighur ethnic group”（这是今年最严重的一次暴力事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这一地区是大部分穆斯林和维吾尔人的家乡）。这句话本身也没错，但用在新闻中就有特别的意味，给受众一种其他民族挤占维吾尔族家乡的感觉。实际上，新疆有十三个世居民族，其中就包括汉族，新疆也是这些民族的故乡。
（2）直接在报道中强化两个民族间的冲突或直接给事件定性为民族冲突。如5月21日的报道中提到，“Xinjiang has seen increasing violence with scores of Uighurs and Han”（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多）。5月23日的报道中提到，“The authorities， fearing revenge attacks by Han citizens， deployed a thick cordon of heavily armed police officers in front of Uighur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s”（当局害怕汉族人的报复，在维吾尔族学校和居民区前设立封锁线，布置了大量警力）。政府显然不是害怕汉族人报复才在维族学校门口加强警卫的，这是《纽约时报》的臆断。实际上，事发后新疆许多人群密集的场所都加大了警力巡逻，也包括汉族学校。
（3）强调死伤者主要是汉族。如5月23日的报道中，在匿名引用一家中国媒体对此次恐怖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报道后，《纽约时报》随后解释，“Most of the victims were ethnic Han，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in China”（大部分暴力事件的死者都是汉族人，这是中国的主要人口），造成此次事件簡单的是一次民族冲突的印象。但实际上此次事件的这个早市同样有很多维吾尔族摊贩，也有维吾尔族群众受伤。而且袭击地点位于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附近，学校的学生主要为维吾尔族。
另外还有强调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等框架。
新疆恐怖事件的发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包括极端宗教思想的渗入、复杂地缘政治的影响、维吾尔族应对市场经济冲击的能力、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本身自然条件的落后等，其中很多恐怖事件是政治性的极端主义，跟民族和宗教没有太多关系。但《纽约时报》的归因，就显得简单化甚至刻板化，把几乎所有问题都往民族冲突和中央政府民族政策上扯。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个民族挤占另一个民族生存空间。这一方面是他们对新疆本身的情况缺乏应有的了解，包括可能也没有到新疆进行过比较细致的采访，另一方面，也有固有价值观的因素在作祟。
四、修辞表达
《纽约时报》通过具体的用词和表达，强调其对此次恐怖爆炸事件的判断和态度，隐晦地表露其价值观。比如对于新疆分裂势力，其多次使用“independent”即“独立”来进行表述。
而到提到维吾尔族和汉族时，常用的词是“minority”和“majority”（少数和多数），突出其对立性，暗含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在表述乌鲁木齐和此次事件时，常用的是“roit”（骚乱）和“restive”（焦躁不安的）等表述。对恐怖分子，其最常用的表述是“assaults”（袭击者）。
五、解释性新闻与新闻的主观性
客观性是新闻的不懈追求，但大量的新闻很难做到客观性，甚至有些新闻还是有意地主观性。麦尔文·曼切尔将新闻的报道分为三个层次，即纯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他认为，到了第二个层次就已经包括了记者的主观认识，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的主观性就更强了。在一些解释性新闻中，记者常常不仅有了自己的判断，还会通过一些事实性素材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反过来说，同样的事实，因为记者的不同判断或价值观，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呈现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报道框架。这在对新疆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就有鲜明的体现。 比如说，新疆的突发事件造成了汉族和维吾尔族普通群众的死亡，汉族死亡人数多。如果在报道中强调“既有汉族群众伤亡也有维吾尔族群众伤亡”，那么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报道框架，表明恐怖分子根本不分民族乱杀无辜。但如果同样的事实，刻意去强调“死者主要是汉族群众”，那么这就是“民族冲突”的报道框架，《纽约时报》则主要强调这一点，此次乌鲁木齐“5·22”事件中，该报又是这样对事实进行解释的呢？
另外，《纽约时报》提供的很多事实性解读或背景性材料，并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这些背景材料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但却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比如《纽约时报》提到1949年后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新疆，这跟此次事件有关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去报道新闻，那么在美国一个白人跟一个印第安人发生了争执，是否要引用当年欧洲移民者屠杀原住民的历史作为背景材料呢？引用什么样的背景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为当下发生的事实定性，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记者的主观性判断。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对新疆恐怖事件的报道，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简单化和刻板化的程度上，其手段包括修辞表达、片面引用或按照自己的意图排列不同信源的顺序、对事件进行定性、将判断当事实进行报道等。造成这种现象，除了其既有价值观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因为《纽约时报》在整个报道中并没有获得独家的事实性信息，甚至从这次事件的报道看，其主要的记者并没有来新疆，对新疆的印象和有关事件的原因分析可能还停留在既有的框架之下，新疆突发事件背后的复杂性被简单化。因此《纽约时报》需要通过解读新闻，体现自己的独家性。
对于我国而言，进一步加大对西方主流媒體的开放和驻华记者的交流，让更多敏感信息“脱敏”，让他们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新疆，真切了解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故事，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和证据，就显得比较重要。比如国新办今年就发布了一段《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揭露东伊运恐怖活动》展示了恐怖分子的训练等场面，引起广泛关注。
另外，我国在对此类事件的报道中还应加强对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站的重视，给他们更多报道的权限。从此次《纽约时报》的引用来看，这些媒体相对于党报和官方通讯社更值得信任。当然，这也需要《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愿意重新审视新疆问题，除去简单化的思维惯性。不只是关注恐怖事件，也关注一些文化、经济和民族融合的话题。比如此次事件后，新疆各界包括高校大学生和辅导员都发出联名信，但这些信息《纽约时报》基本都没有引用。
（作者：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党组成员、阿克苏地区电视台台长）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恐怖事件纽约时报解释性新闻
2014年5月22日早晨，两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两辆车发生爆炸起火。这次事件最终造成39名无辜群众死亡，94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在一个小时后就发布新闻，标题为《乌鲁木齐一处公园附近发生爆炸伤亡不明》。
《纽约时报》也高度关注此次事件。美国时间5月21日晚上十点，该报的第一篇报道出炉，主要信息来源为《人民日报》的Twitter和新华社稿件。此后《纽约时报》又陆续推出多篇报道，不仅有文字、图片还有视频。为分析方便，本文仅分析文字性报道。这样，从事发到笔者搜索资料的6月19日，除去重复，笔者总共找到相关报道12篇，其中大多集中在6月前（5月21日—6月2日），包括1篇评论，1篇专访，其他基本为解释性报道。
本文主要从报道议题、报道框架、修辞表达、信源引用等四个方面来对文本进行分析。
一、报道议题
在12篇报道中，在事发一周内，基本围绕事件进行叙述，另外是群众反应、事件影响和原因分析，之后的报道基本围绕政府的应对措施，尤其是长期性的措施。这段时间正好中央召开了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这为《纽约时报》后半段的报道提供了一定的报道素材。
在分析报道议题时，有些文章可能会有多个议题，为分析方便，本文主要依据新闻标题来进行判断。因为标题往往最能体现媒体强调的重点和报道倾向，也是快餐式阅读背景下最容易影响到受众的信息。具体来看，相关报道议题的比例如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是《纽约时报》关于此次事件最广泛的信息来源，占到一半以上。这其中，新华社11次，人民日报7次（5次为其twitter），中国日报、新京报和新浪微博各3次；匿名引用为9次，即只是提到引用的是中国媒体的信息，但没有指明媒体的具体名称，也没有提供网络链接。目前，纽约时报网站的许多信源信息都可以直接链接到引用该信息的网址。如5月27日一篇题为《Attack Kills More Than 30 in Western China Market》（中国西部的一个市场上发生的袭击造成30多人死亡）的文章中，记者在介绍现场情况时引用了几张人民日报twitter的信息，并提供了网络链接。
整体来看，国内信源占了《纽约时报》信息来源的大多数，即便不算群众说法的话，也占到70.6%，国外仅占12.0%。实际上，通过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纽约时报》关于事实本身并没有提供新鲜或独家的信息，包括现场情况、医院救治、恐怖分子的背景，这方面的信息大多来自中国媒体，其网站提供的关于现场和医院的视频，也来自央视新闻频道。在其标明电头的5篇报道中，有3篇是发自北京，2篇发自乌鲁木齐。但这两篇发自乌鲁木齐的稿件在文末注明中写的却是“Mia Li contributed research from Urumqi”（马林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对本文亦有贡献），可见来自乌鲁木齐的采访并非是整个稿子的主体。而从内容来看，Mia也就采访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市民说法，到现场看了一下，信息量很有限，也并没有接触比较核心的信息。因此，《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常常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构：中国官方或媒体提供信源，他们负责反驳或解释。
如：“those policies have led to frustration among many Uighurs， a Turkic-speaking people who mostly practice a moderate form of Sunni Islam”，（这些政策将导致许多维吾尔族人带来挫败感，（而）这些说突厥语的维吾尔人大部分信奉的都是温和的逊尼派）。报道把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作出很负面的评价且当做事实来进行报道，还特意指出维吾尔族大部分信仰的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暗指这些温和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而在信息的引用中进行解释最突出的，莫过于给媒体加标签。虽然新华社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在引用时，基本都会被加上“state news agency”（国家新闻机构）的字样，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都受到了这种“待遇”。在匿名引用的9家中国媒体中，也常出现“state news media”（国有媒体）等，显示这些媒体是宣传性的，不受信任的。因此，《纽约时报》常常是一边引用中国媒体，一边又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对待中国媒体的报道。 当然也应指出，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都会被《纽约时报》带上“state”的标签。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各类商业网站就没有这种“待遇”，其中《纽约时报》引用新京报的一篇稿件还完全是来自新华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财新新世纪周刊的网站财新网被引用时，被冠以“a respected newsmagazine”（一份值得尊敬的新闻杂志）。但《纽约时报》在引用这家“值得尊敬的新闻杂志”关于和田地区对即时通讯采取临时管制的报道中却存在明显不够严谨的问题，比如原报道在标题和正文中都明确说明，这是和田的情况，财新网的报道中也显示，受访者还特别强调此次行动仅针对和田地区而非新疆全部。但《纽约时报》在段首就写“Security officials in Xinjiang have also been taking new measures.”（安全机关在新疆同样采取了新的行动），在下文中又对和田只字不提，给人一种整个新疆都在对即时通讯进行临时管制的印象。另外，这个引用还故意漏掉了“在保障广大用户正常上网、通话、短信的情况下”对即时通讯进行临时管制这一关键信息，而这跟2009年七五事件后的断网有很大的区别。
三、报道框架：事件归因
本文主要从《纽约时报》如何解释或归纳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其报道框架。与以往关于新疆突发事件的报道类似，该报此次的报道在归因上依然是民族冲突、政治压制的框架占据主流。
这其中，主要的报道手法有以下几种形式：（1）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族的故乡，但随后汉族不断迁入，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增加。如在5月21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篇报道第一段就提到，“It was the deadliest burst of violence this year， highlighting a growing challenge to Chinese rule in a region that is home to the mostly Muslim， Uighur ethnic group”（这是今年最严重的一次暴力事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这一地区是大部分穆斯林和维吾尔人的家乡）。这句话本身也没错，但用在新闻中就有特别的意味，给受众一种其他民族挤占维吾尔族家乡的感觉。实际上，新疆有十三个世居民族，其中就包括汉族，新疆也是这些民族的故乡。
（2）直接在报道中强化两个民族间的冲突或直接给事件定性为民族冲突。如5月21日的报道中提到，“Xinjiang has seen increasing violence with scores of Uighurs and Han”（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多）。5月23日的报道中提到，“The authorities， fearing revenge attacks by Han citizens， deployed a thick cordon of heavily armed police officers in front of Uighur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s”（当局害怕汉族人的报复，在维吾尔族学校和居民区前设立封锁线，布置了大量警力）。政府显然不是害怕汉族人报复才在维族学校门口加强警卫的，这是《纽约时报》的臆断。实际上，事发后新疆许多人群密集的场所都加大了警力巡逻，也包括汉族学校。
（3）强调死伤者主要是汉族。如5月23日的报道中，在匿名引用一家中国媒体对此次恐怖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报道后，《纽约时报》随后解释，“Most of the victims were ethnic Han，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in China”（大部分暴力事件的死者都是汉族人，这是中国的主要人口），造成此次事件簡单的是一次民族冲突的印象。但实际上此次事件的这个早市同样有很多维吾尔族摊贩，也有维吾尔族群众受伤。而且袭击地点位于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附近，学校的学生主要为维吾尔族。
另外还有强调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等框架。
新疆恐怖事件的发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包括极端宗教思想的渗入、复杂地缘政治的影响、维吾尔族应对市场经济冲击的能力、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本身自然条件的落后等，其中很多恐怖事件是政治性的极端主义，跟民族和宗教没有太多关系。但《纽约时报》的归因，就显得简单化甚至刻板化，把几乎所有问题都往民族冲突和中央政府民族政策上扯。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个民族挤占另一个民族生存空间。这一方面是他们对新疆本身的情况缺乏应有的了解，包括可能也没有到新疆进行过比较细致的采访，另一方面，也有固有价值观的因素在作祟。
四、修辞表达
《纽约时报》通过具体的用词和表达，强调其对此次恐怖爆炸事件的判断和态度，隐晦地表露其价值观。比如对于新疆分裂势力，其多次使用“independent”即“独立”来进行表述。
而到提到维吾尔族和汉族时，常用的词是“minority”和“majority”（少数和多数），突出其对立性，暗含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在表述乌鲁木齐和此次事件时，常用的是“roit”（骚乱）和“restive”（焦躁不安的）等表述。对恐怖分子，其最常用的表述是“assaults”（袭击者）。
五、解释性新闻与新闻的主观性
客观性是新闻的不懈追求，但大量的新闻很难做到客观性，甚至有些新闻还是有意地主观性。麦尔文·曼切尔将新闻的报道分为三个层次，即纯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他认为，到了第二个层次就已经包括了记者的主观认识，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的主观性就更强了。在一些解释性新闻中，记者常常不仅有了自己的判断，还会通过一些事实性素材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反过来说，同样的事实，因为记者的不同判断或价值观，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呈现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报道框架。这在对新疆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就有鲜明的体现。 比如说，新疆的突发事件造成了汉族和维吾尔族普通群众的死亡，汉族死亡人数多。如果在报道中强调“既有汉族群众伤亡也有维吾尔族群众伤亡”，那么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报道框架，表明恐怖分子根本不分民族乱杀无辜。但如果同样的事实，刻意去强调“死者主要是汉族群众”，那么这就是“民族冲突”的报道框架，《纽约时报》则主要强调这一点，此次乌鲁木齐“5·22”事件中，该报又是这样对事实进行解释的呢？
另外，《纽约时报》提供的很多事实性解读或背景性材料，并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这些背景材料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但却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比如《纽约时报》提到1949年后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新疆，这跟此次事件有关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去报道新闻，那么在美国一个白人跟一个印第安人发生了争执，是否要引用当年欧洲移民者屠杀原住民的历史作为背景材料呢？引用什么样的背景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为当下发生的事实定性，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记者的主观性判断。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对新疆恐怖事件的报道，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简单化和刻板化的程度上，其手段包括修辞表达、片面引用或按照自己的意图排列不同信源的顺序、对事件进行定性、将判断当事实进行报道等。造成这种现象，除了其既有价值观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因为《纽约时报》在整个报道中并没有获得独家的事实性信息，甚至从这次事件的报道看，其主要的记者并没有来新疆，对新疆的印象和有关事件的原因分析可能还停留在既有的框架之下，新疆突发事件背后的复杂性被简单化。因此《纽约时报》需要通过解读新闻，体现自己的独家性。
对于我国而言，进一步加大对西方主流媒體的开放和驻华记者的交流，让更多敏感信息“脱敏”，让他们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新疆，真切了解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故事，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和证据，就显得比较重要。比如国新办今年就发布了一段《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揭露东伊运恐怖活动》展示了恐怖分子的训练等场面，引起广泛关注。
另外，我国在对此类事件的报道中还应加强对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站的重视，给他们更多报道的权限。从此次《纽约时报》的引用来看，这些媒体相对于党报和官方通讯社更值得信任。当然，这也需要《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愿意重新审视新疆问题，除去简单化的思维惯性。不只是关注恐怖事件，也关注一些文化、经济和民族融合的话题。比如此次事件后，新疆各界包括高校大学生和辅导员都发出联名信，但这些信息《纽约时报》基本都没有引用。
（作者：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党组成员、阿克苏地区电视台台长）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