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新诗人，罗念生先生的名声不彰。其实，早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就曾在《清华文艺》、《清华周刊》等处发表诗作。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其诗作可见于《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新诗》等知名报刊，其诗歌写作生涯，大概持续到了1948年。诗作中有一首长达十二节二百六十余行的叙事诗《铁牛——一名战争》，不过似乎极少为人所知。他亦有诗集出版，不过仅有薄薄的一册《龙涎》（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一百来页，大抵也并不为人瞩目。
　　罗念生也是一位新诗理论的建设者，他这方面的名声显然要大不少。《龙涎·自序》谈道：“我们的‘旧诗’在技术上全然没有毛病，不论讲‘节律’（Rhythm）、‘音步的组合’（Metre）、韵法，以及韵文学里的种种要则，都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只可惜太狭隘了，很难再有新的发展”；“我不反对‘自由诗’，但是单靠这一种体裁恐怕不能够完全表现我们的情感，处置我们的题材。我认为新诗的弱点许就在文字与节律上，这值得费千钧的心力。”这段话显示了罗念生讨论新诗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在三十年代中段的平津诗坛，新诗批评家们就新诗形式问题竞相发表创见，争执往还，一时之间非常热闹，罗念生算得上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参与者，相关文章在十篇之上。学界对于罗念生当年和朱光潜、梁宗岱、林庚等人所展开的讨论已有较多梳理。实际上，罗念生不仅在理论上积极申扬，在写作上也是多有实践，《龙涎·自序》即指明了对于体裁和音组的冒险尝试，包括“十四行体”（Sonnet）、“无韵体”（Blank verse）、“四音步双行体”（Tetrametre couplet）、“五音步双行体”（Pentametre couplet）、“斯彭瑟体”（Spenserian stanza）、“歌谣体”（Ballab metre）、“八行体”（Ottave rime）和抒情杂体。
　　当然，罗念生先生留给世人更为主要的形象，无疑还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者与研究者。2004年，十卷本《罗念生全集》初次结集出版时，刘厚生先生在《序》中即有感慨：“这一套大书的编成出版会像是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一样。”诚如斯言，全集的主体部分涵括了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文学名著，如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戏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以及亚里士多德、荷马等人的主要乃至完整的传世作品，其译文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希腊精神中的‘高贵的简朴与静穆的伟大’”。2016年，《罗念生全集》修订重版——“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再次降临中华大地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随着更多文献的搜罗整理，罗念生的历史形象也将得到更为宏阔的呈现。
　　相比于初版，新版全集在篇目上有较多增加，在体例上亦有一定的调整。前七卷为前述古希腊文学名著的翻译（初版为前六卷），第八卷为《意大利简史》、《哈代小说选》、《施笃谟小说选》（初版为第七卷）；第九卷为研究论著卷（初版为第八卷），包括两部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著作《论古希腊戏剧》、《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散篇论文部分新增为多，也有个别的如《论新诗》，因为主题内容相异而移到第十卷。第十卷为散文、诗歌、书信、散篇论文的合集，包括曾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芙蓉城》与《希腊漫话》、诗集《龙涎》，“关于朱湘”则是从《二罗一柳忆朱湘》中析出的部分以及相关文字的合辑。其他的，书信共录一百五十七通，通信人包括数位国际友人以及国内的曹葆华、胡乔木、钱光培、周健强等人。此次新增的有四十余封，其中也包括我在整理彭燕郊先生资料时所发现的两封信。彭燕郊当年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筹划“散文译丛”，其中有罗念生先生编译的《希腊罗马散文选》，为漓江社筹划“犀牛丛书”，也曾向罗先生约稿；而且，罗先生还曾为《朱湘译诗集》写序，此书列入彭先生筹划、组稿的湘版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所以，从常理推断，罗、彭二人的书信还有不少，还可待进一步的清理。实际上，有一个话题这里不便展开，那就是除了致周健强、钱光培等四、五位友人的信量大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只有一封，失收的书信应是不少。至于原本作为第十卷附录的《罗念生生平》、《罗念生年表》以及家属、学者回忆、评论罗念生的文字，则移出全集，单出一卷附册，这在体例上也显得更为合理。
　　下面，还是想结合第十卷散篇部分来继续谈谈罗念生作为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建设者方面的话题。所谓“散篇”（初版称之为“拾遗”），即未曾结集过、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诗文，篇数由十篇增加到数十篇之多。其中就包括二十四首新诗和一批讨论新诗理论问题的文章。全部新诗和诗论文章集合起来，够得上单独出一册比较厚实的《罗念生新诗与诗论集》。传记资料显示，二十年代在清华读书期间，罗念生就开始了研习古希腊文学，他在三十年代较多写作新诗、并发表新诗理论文章的时候，已经有过留学希腊、并翻译过不少古希腊文学名著的经历了，因此，大体上可以说，罗念生的新诗写作、新诗理论的建构与古希腊文学的翻译、研究之间，具有某种同源同构的关系。进一步说，罗念生的新诗写作及新詩理论建构可谓蕴涵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理论层面，着力于术语的界定、辨析与厘清，“近来讨论新诗的人渐渐多了，大家都觉得我们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可是没有一种共同的术语，我们的讨论往往不能接头”。《韵文学术语》（《新诗》，1937年第四期）共列出术语七十八条，包括诗、轻重、节奏、节律、音步等等。在写作上，即是试图通过来西方诗体的引入与尝试，以拯救新诗形式（“文字与节律”）的流弊。
　　问题在于，当年身处“新诗底十字路口”的尝试者们自认为“值得费千钧的心力”的创举——包括先前在提及诗集《龙涎》时所着意列举的若干诗体，也包括前述新诗理论家们所标举并为之实践的诸多概念，对今日从事新诗写作与批评的人而言，早已是历史的绝响。江弱水教授感慨“奥登在任牛津大学教授期间，什么都不讲，只讲作诗法”；“大诗人讲写作心得，比如杜甫，比如瓦雷里和艾略特，总是落实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但今日的新诗批评“已经不讲‘作诗法’（versification）了”。他曾指出朱朱诗《寄北》，“十八行诗除了第八行稍稍破格外，都可以统一划为五顿”，“这正是二十年代以来，孙大雨、卞之琳、吴兴华等莎士比亚中文译者用来移译作为莎剧主体的五韵步‘素体诗’（blank verse）的汉语形式。这接近说话调子的诗体，句子长短伸缩自如，节奏和韵律可随时调控，有极为丰富的调式。”但《寄北》却只是“这些年看到的唯一一例”，“表明几代莎剧汉译家悉心研究的成果未遭彻底抛弃”（《起于愉悦而终于睿智——对两首小诗的激赏》，《新诗评论》，2007年第二辑）。罗念生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这里，但也无妨，重要的是类似的诗学问题重新在当下诗歌写作与批评之中浮现出来。
　　换个角度说，这也可视为罗念生名声不彰的一个表征。而诸多原因之中，文献的长期散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罗念生先生的新诗理论文章此前从未汇集出版，诗集《龙涎》也早已绝版，《铁牛——一名战争》这等叙事长诗，不仅日后文学史全然不提，它的名字甚至都极少为人所知。今日读者，大概只能从长期致力于新诗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刘福春先生撰写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一类新诗文献辑录书籍之中，获知最简单的发表信息。因此，尽管所占比例有限，尽管还有若干遗漏和些许编年错误，比如《铁牛》发表于《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九号，1933年12月22日，而不是1923年；新版《罗念生全集》在中国新诗文献的整理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罗念生作为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建设者的形象终于有了比较清晰而完整的呈现：一个创作量并不大但“很勇敢的”、有着“冒险尝试精神”（借用罗念生评林庚语）和特殊诗学抱负的诗人，一个执着于新诗形式建设的理论家。放眼新诗史，同为知名翻译家，王道乾、叶汝琏、沈宝基等人早年也有过新诗写作实践，且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参见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新版《罗念生全集》的出版，也可说为新诗人、新诗理论建设者罗念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当然，外国诗歌及其文体自然并非新诗发展的绝对参照系，但从一开始，外国诗歌即是新诗发生的源动力之一，而在新诗写作日益失范的今日，重温这些“表面似乎无关轻重，其实是新诗底命脉”（《大公报·文艺》编辑按语）的新诗经验资源，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