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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复旦大学校长，是唯一一位担任英国名校校长的
中国人，他屡屡出言抨击中国高教弊端
人物档案
杨福家，男，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1963年被派往原子物理故乡—— 丹麦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进修。1987年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3年—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至今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名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近年来频频直言中外高等教育之差异、差距，为高层、教育界及社会瞩目。
批国内高校“造楼热”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大楼？
大楼越造越离谱，一时风光之后就用“铁将军”把门
与杨福家交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离不开的话题。
两年前，他那篇刺痛了很多人神经的文章，就是有感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并校风、升格秀、圈地潮之后又涌动“造楼热”而写成的。他直言：“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当你时时处处把人放在首位，你离一流就不远了。”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
由于长期担任“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执行理事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从诺丁汉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等所有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他说，在这些校园里，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
提起这些，杨福家至今意难平。他说：“我那篇文章发表两年了，国家领导也纷纷在上面批示，但我发现效果并不太大，很多学校还是我行我素。”大楼继续在造，而且越建越离谱，什么最大的校门、最高的教学楼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在这些建设中犯了很多非常简单的错误。比如某重点高校造了两栋数十层的超高教学楼，其实超高层大楼对教学、科研都不利啊！学校建筑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是动辄数十层的高楼，如何交流呢？山东某高校，几年之内造了110万平方米的教学楼，相当于诺丁汉大学全部使用面积的两倍，就是为了升格为大学。去年11月份再度造访，主楼中还有很多地方是“铁将军把门”，根本用不上。
还有装着观光电梯的学生饭堂、号称拥有最昂贵钢琴的学校会堂、吧台舞场一应俱全的学生活动中心……令杨福家感触的地方太多了。
杨福家成了“洋校长”已经6年，他说当自己9年任满时，会撰文专门来谈谈欧美高校的体制以及“校长”的职能。
批中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大幅扩招有必要吗？将研究生人数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太荒唐
杨福家教授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忧心忡忡。
他认为，研究生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间有密切关系，如果一所高校有一批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此拼命工作，这所大学就离世界一流不远了。但他同时反对研究生的大幅扩招，认为将研究生人数与大学生之比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是很荒唐的。普林斯顿大学6670名学生中仅有1900名研究生，这并不妨碍它稳居世界顶尖高校的行列。剑桥与牛津也是如此。
“可是反观我们的研究生，恐怕是受了机制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国家给予研究生的待遇偏低，生活有压力；另一方面导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业压力不大。培养的数量规模上升幅度世界第一，培养质量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令杨福家更加费解的是，在一些实际工作领域，如临床医生、企业管理，完全没有必要取得博士学位，可是我国的一流医院却常有优秀的临床医生说：“这里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生存！”
“在英国的医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占10％，主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或者因为工作特殊需要而再读一个物理硕士或博士（专长于特种仪器），反而优秀临床医生的工资可能大大高过那些‘博士’同行。”杨福家说。
批中国人的人才观高材生只想去名校很失败？
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够上哈佛，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院‘升级’为大学。”杨福家说，“其实，学院和大学没有高低之分，就好比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把小提琴改造成大提琴，这难道算升级吗？”
“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但在美国，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杨福家继续说，“因此我感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
这种成才观也反映到了“海归就业”问题上。杨福家说：“真正出色的留学生不应该把自己的就业领域弄得太窄。我1965年从丹麦回来时，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全部对口到工作上，因为我不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复旦大学过去20多年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却是物理系毕业的，他学的是‘夸克理论’，如果他就业就局限于此恐怕很难找工作。但他进了一个证券公司，用夸克理论来算股票，谁也算不过他，成了研究部主任。他和一些同类型的人创了一门学问叫‘经济物理学’；后来又被聘为一流大学的教授。所以世界是多样的，如果你是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文汇报》记者江世亮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素材）
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
杨福家与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向广州中学生传授人生经验
文/王倩、黄建伟
近日，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杨福家、郑耀宗来到广东实验中学，旁听了一节高一物理课，和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
“学”很先进但“问”太少
这是一节有关重力实验的物理课，广东实验中学运用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传统的黑板已经完全被电子板书代替。“你们的课堂有这么多现代化的工具设备，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的，你们的课堂实现了师生互动，”但他随后又说 ：“我们搞物理的人很实在，所以对这堂课，我也要提出我的意见。”院士认为，中学课堂的争论还太少，学生们一面倒地支持一种观点，同时提问的气氛不够浓。他以复旦大学校训为例讲解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问二字，不仅要学，更得要问。”
基础学科不能速成少人学
杨福家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一分定终身”。“假如北大要600分，复旦要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9分，第一志愿报北大不够，第二志愿报复旦，却因为是第二志愿不能被录取，这是很不公平的，”杨福家说，“应该是学生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选择学生。”他认为可以参考国外一年多次高考的形式，减轻一次高考的压力。
香港大学校长、微电子学专家郑耀宗院士提到，今年香港8所高校面向内地招生，超过九成学生都希望报考商科、医科等专业，选择基础学科的少之又少。“我只想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们，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把兴趣放在有用的学科上。”
中国人，他屡屡出言抨击中国高教弊端
人物档案
杨福家，男，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1963年被派往原子物理故乡—— 丹麦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进修。1987年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3年—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至今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名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近年来频频直言中外高等教育之差异、差距，为高层、教育界及社会瞩目。
批国内高校“造楼热”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大楼？
大楼越造越离谱，一时风光之后就用“铁将军”把门
与杨福家交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离不开的话题。
两年前，他那篇刺痛了很多人神经的文章，就是有感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并校风、升格秀、圈地潮之后又涌动“造楼热”而写成的。他直言：“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当你时时处处把人放在首位，你离一流就不远了。”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
由于长期担任“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执行理事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从诺丁汉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等所有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他说，在这些校园里，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
提起这些，杨福家至今意难平。他说：“我那篇文章发表两年了，国家领导也纷纷在上面批示，但我发现效果并不太大，很多学校还是我行我素。”大楼继续在造，而且越建越离谱，什么最大的校门、最高的教学楼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在这些建设中犯了很多非常简单的错误。比如某重点高校造了两栋数十层的超高教学楼，其实超高层大楼对教学、科研都不利啊！学校建筑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是动辄数十层的高楼，如何交流呢？山东某高校，几年之内造了110万平方米的教学楼，相当于诺丁汉大学全部使用面积的两倍，就是为了升格为大学。去年11月份再度造访，主楼中还有很多地方是“铁将军把门”，根本用不上。
还有装着观光电梯的学生饭堂、号称拥有最昂贵钢琴的学校会堂、吧台舞场一应俱全的学生活动中心……令杨福家感触的地方太多了。
杨福家成了“洋校长”已经6年，他说当自己9年任满时，会撰文专门来谈谈欧美高校的体制以及“校长”的职能。
批中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大幅扩招有必要吗？将研究生人数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太荒唐
杨福家教授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忧心忡忡。
他认为，研究生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间有密切关系，如果一所高校有一批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此拼命工作，这所大学就离世界一流不远了。但他同时反对研究生的大幅扩招，认为将研究生人数与大学生之比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是很荒唐的。普林斯顿大学6670名学生中仅有1900名研究生，这并不妨碍它稳居世界顶尖高校的行列。剑桥与牛津也是如此。
“可是反观我们的研究生，恐怕是受了机制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国家给予研究生的待遇偏低，生活有压力；另一方面导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业压力不大。培养的数量规模上升幅度世界第一，培养质量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令杨福家更加费解的是，在一些实际工作领域，如临床医生、企业管理，完全没有必要取得博士学位，可是我国的一流医院却常有优秀的临床医生说：“这里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生存！”
“在英国的医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占10％，主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或者因为工作特殊需要而再读一个物理硕士或博士（专长于特种仪器），反而优秀临床医生的工资可能大大高过那些‘博士’同行。”杨福家说。
批中国人的人才观高材生只想去名校很失败？
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够上哈佛，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院‘升级’为大学。”杨福家说，“其实，学院和大学没有高低之分，就好比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把小提琴改造成大提琴，这难道算升级吗？”
“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但在美国，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杨福家继续说，“因此我感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
这种成才观也反映到了“海归就业”问题上。杨福家说：“真正出色的留学生不应该把自己的就业领域弄得太窄。我1965年从丹麦回来时，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全部对口到工作上，因为我不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复旦大学过去20多年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却是物理系毕业的，他学的是‘夸克理论’，如果他就业就局限于此恐怕很难找工作。但他进了一个证券公司，用夸克理论来算股票，谁也算不过他，成了研究部主任。他和一些同类型的人创了一门学问叫‘经济物理学’；后来又被聘为一流大学的教授。所以世界是多样的，如果你是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文汇报》记者江世亮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素材）
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
杨福家与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向广州中学生传授人生经验
文/王倩、黄建伟
近日，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杨福家、郑耀宗来到广东实验中学，旁听了一节高一物理课，和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
“学”很先进但“问”太少
这是一节有关重力实验的物理课，广东实验中学运用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传统的黑板已经完全被电子板书代替。“你们的课堂有这么多现代化的工具设备，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的，你们的课堂实现了师生互动，”但他随后又说 ：“我们搞物理的人很实在，所以对这堂课，我也要提出我的意见。”院士认为，中学课堂的争论还太少，学生们一面倒地支持一种观点，同时提问的气氛不够浓。他以复旦大学校训为例讲解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问二字，不仅要学，更得要问。”
基础学科不能速成少人学
杨福家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一分定终身”。“假如北大要600分，复旦要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9分，第一志愿报北大不够，第二志愿报复旦，却因为是第二志愿不能被录取，这是很不公平的，”杨福家说，“应该是学生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选择学生。”他认为可以参考国外一年多次高考的形式，减轻一次高考的压力。
香港大学校长、微电子学专家郑耀宗院士提到，今年香港8所高校面向内地招生，超过九成学生都希望报考商科、医科等专业，选择基础学科的少之又少。“我只想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们，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把兴趣放在有用的学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