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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识教育在国内外各级高校中已开展多年。古文字学作为通识课程，需要建立合理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上科学地取舍不同阶段的古文字材料。教学方法上将古文字学教学与古代史、考古学、文博学、语言文学等学科相结合，把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增加学生的实用感。以求让学生了解到古文明，同时可以借鉴不同学科间的科研方法。面对通识课的现状，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师的教学观以及相关评价机制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古文字学 通识课程 教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7-0011-02
一、“古文字学”与“通识教育”
“古文字学”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文字学作为传统“小学”之一，曾是经学的附庸，传承千年。随着出土材料不断被发现，它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考释结论也在不断更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通识教育”一般认为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专业外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①。“通识教育”与我们国家长期倡导的“素质教育”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区别。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项教学实践，国外实践已久。在国内的一流大学中探索得比较早。但很多地方高校在“通识教育”领域刚刚起步。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通识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人才。
将古文字学纳入通识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冷门学科的推广与传承，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建设。
二、教学方面的探索
（一）通识课面向的对象以及教学目标
古文字学通识课是面向理、工、农、医等非文科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多数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文字学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高校开设此类通识课，并非旨在培养古文字学专门人才，而是针对非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普及性的教育。
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了解汉字的演变的规律以及文字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形态特点，结合实际的古文字材料，让学生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现在通行文字的原初面貌，热爱汉字，更加自觉规范地使用汉字，自觉地传承并发展汉字文化。
（二）科学取舍不同阶段的古文字材料
古文字学材料浩若烟海，即便是古文字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其通读。市面上流行过几种古文字学读本，如《商周古文字学读本》《甲骨文读本》《金文读本》等等。是经过遴选的，而我们想在一两次课上完成一个专题的讲述，就需要再次选择。例如我们对于甲骨文材料的选择，一方面要按照甲骨文内容，从祭祀、军事、天文、梦幻、灾祸、生育、疾病、畋猎等角度各有选择，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有代表性的文字，从字本义的角度分析甲骨文字形，以及到后世字形的演变，使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对于金文材料，我们一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金文字形和字体，同时将铭文与西周的相关制度结合，如册命、赏赐、土地交换等方面，再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方国的铭文特点再作讲述。对于战国文字，我们按照类别选择玺印、兵器等铭文讲述不同国家间字体字形的变化和特点。对于秦系文字，作为六国文字以外的战国文字，也是古今文字演变的交汇点。我们一方面会针对不同材质的文字资料进行选择，如虎符、秦诏版、石刻、简牍。同时也要兼顾到书体的变化，合理地选择篆书与隶书以及篆隶文字的比例。
（三）将古文字学教学与古代史、考古学、文博学、语言文学、数据库建设等学科相结合
古文字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识课面向各个专业的学生，将古文字学与其熟悉的学科相结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通识课堂上，我们将古文字与古代史结合，以免一个个孤立的字形，给学生带来记忆的困难，让学生对中国历史更有了解。甲骨文对于商代历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古来新学问大都来自新发现”。他利用甲骨文补充订正了传世古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为学界称道。西周长篇铭文更是西周历史的缩写，战国至秦汉的简牍也从各个侧面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丰富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简，对于楚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秦汉法律文书的发现，也为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古文字材料很多是发掘品，因此，在古文字课上，我们会涉及一部分考古学知识。例如殷墟的发掘、曾侯乙墓的发掘、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在考古过程中，文字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判定遗存的时代和性质。
古器物学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宋代青铜器收藏与著录整理，推动了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金文研究离不开青铜器研究。我们将青铜器的分类、纹饰的相关专题融入在古文字学的通识课上，一边对学生进行青铜器鉴赏方面的训练，一边将有代表性的铭文给学生进行讲解，传授一些利用铭文进行青铜器辨伪的知识。
汉字是记录的语言的符号。古文字学离不开语言学。现代汉字表意表音功能已经丧失很多，而记号色彩强烈。而古文字的表意色彩更加强烈，古文字阶段声旁也较少遭到破坏，尽管学生对現代汉字的形音义都有所了解，但往往是割裂而记忆的。通过文字学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性质，再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将日常的汉字的原初形态讲解给学生，使他们可以将原始的形音义通过一个个符号而联想到并记忆下来，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历史，更好地传播汉字。
古文字数量庞大，古文献浩若烟海，数据库的建设便于检索，也更好地整合了资源。目前字典、辞书方面的数据库很多，传世文献的语料库为古文献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古文字方面的数据库也有很多。如金文检索系统、战国简帛检索系统等等。数据库的研发就需要信息检索、计算机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而古文字学数据库的基础在于正确地释读文字，因此，开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学知识，在现有的大学培养体系下，很难培养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希望通过通识课的开设，可以吸引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开发、建设古文字学数据库。 （四）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增加学生的实用感
古文字作为记录古代语言的符号，在当今的时代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但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和装饰性的图案，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一些场所常常会使用古文字作为招牌或标语，或直接以古文字装饰，有些甚至错漏百出，专业人士一看即明，而非专业人士往往不能确解。我们在课堂上会找到一些生活中的常见例子，如扬州某“红木文化楼”，“楼”字使用汉简字形，却误用了“朴”字，该招牌树立数年，却从未修正。这样一方面引导学生，纠正一些熟视无睹的用字错误。另一方面，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增加学生的实用感受。古文字并不是昏沉沉地存在于博物馆和书本中，而是在我们周围。
（五）学科间方法上的互通
古文字的释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王国维曾提出古文字释读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材料证明地上材料。因此一个古文字释读是否可靠，不仅需要得到字形上的支持，前后时代有与之相关联的字形，还要看从造字本义的角度解释清楚它的词义，还要找到其读音方面的证据。由于古文字演变过程的很多环节目前是断裂的，因此，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找到形、音、义三方面的证据。更加关键的是还要将文字置于文献中进行解读，古文字形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哪一个字，有多少文献可以佐证。在同时代的古文字材料中是否为孤例，不仅是古文字领域，很多科研领域都奉行“孤证不立”。因此，在合理的解释形、音、义之后，从古文字共时的角度找到佐证，同时得到传世文献的印证，才能使结论更加可信。这虽然是古文字的考证方法，但这样的方法在很多科学领域是相通的。尽管本课程的受众是非文科学生，但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完全能够接受，甚至接受得比文科学生更加透彻。
三、关于通识课的思考
很多学校的“通识课”是从“校公选课”中脱胎出来。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要转变对“公选课”“通识课”等非专业课的态度。部分学生以为“通识课”就是“公选课”换汤不换药。他们习惯的对待公选课的态度是应付了事，很多学生在选课时，并不考虑课程内容，而是考察上课时间、课程压力，老师是否点名，是否容易通过等因素。有些学生甚至愿意选择“水课”，以方便逃课，或在课堂上“神游”。但这不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常态，非专业课，无论是公选课还是通识课，都应该得到学生同等的重视。
教师方面，应增加教书育人的神圣感。由于学生对非专业课的态度，使很多老师也不愿意重视通识课，出现了师生互相“欺骗”的景象。教与学是互相促进，而不应该互相伤害。一些老师认为通识课是将专业的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些非专业的人今后也不会在该领域取得什么科研成就，于是不愿在这上面耗费太多。实际上，由于通识课的性质，一门成功的通识课，需要有专业素养的老师，遴选出该专业领域里既具代表性，又具备接受度和学术性的精华中的精华。
评价方面，注重学生的获得感。通识课在评价体系上的改革还可以更加大胆，不能将分数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一些通识课不考试，但是会留给学生作业，让学生完成部分课题，然后给予等级分数。笔者认为通识课的评价可以更加灵活，我认为应该注重的是学生的获得感。例如增加学生对古文字学相关领域的实践活动，如作古文字方面的调研、传播，如参观博物馆、做讲解员、纠正古文字不规范现象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课程评价的一部分。使学生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想知道到想知道，积极去探索发现，自觉地规范并纠正不规范现象，传播汉字文化，这也应该是通识课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注釋：
①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7.
参考文献：
[1]黄德宽.古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吴峰.地方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与探索[J].扬州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18（4）：42-47.
[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赵慧敏
关键词：古文字学 通识课程 教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7-0011-02
一、“古文字学”与“通识教育”
“古文字学”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文字学作为传统“小学”之一，曾是经学的附庸，传承千年。随着出土材料不断被发现，它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考释结论也在不断更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通识教育”一般认为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专业外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①。“通识教育”与我们国家长期倡导的“素质教育”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区别。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项教学实践，国外实践已久。在国内的一流大学中探索得比较早。但很多地方高校在“通识教育”领域刚刚起步。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通识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人才。
将古文字学纳入通识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冷门学科的推广与传承，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建设。
二、教学方面的探索
（一）通识课面向的对象以及教学目标
古文字学通识课是面向理、工、农、医等非文科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多数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文字学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高校开设此类通识课，并非旨在培养古文字学专门人才，而是针对非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普及性的教育。
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了解汉字的演变的规律以及文字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形态特点，结合实际的古文字材料，让学生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现在通行文字的原初面貌，热爱汉字，更加自觉规范地使用汉字，自觉地传承并发展汉字文化。
（二）科学取舍不同阶段的古文字材料
古文字学材料浩若烟海，即便是古文字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其通读。市面上流行过几种古文字学读本，如《商周古文字学读本》《甲骨文读本》《金文读本》等等。是经过遴选的，而我们想在一两次课上完成一个专题的讲述，就需要再次选择。例如我们对于甲骨文材料的选择，一方面要按照甲骨文内容，从祭祀、军事、天文、梦幻、灾祸、生育、疾病、畋猎等角度各有选择，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有代表性的文字，从字本义的角度分析甲骨文字形，以及到后世字形的演变，使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对于金文材料，我们一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金文字形和字体，同时将铭文与西周的相关制度结合，如册命、赏赐、土地交换等方面，再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方国的铭文特点再作讲述。对于战国文字，我们按照类别选择玺印、兵器等铭文讲述不同国家间字体字形的变化和特点。对于秦系文字，作为六国文字以外的战国文字，也是古今文字演变的交汇点。我们一方面会针对不同材质的文字资料进行选择，如虎符、秦诏版、石刻、简牍。同时也要兼顾到书体的变化，合理地选择篆书与隶书以及篆隶文字的比例。
（三）将古文字学教学与古代史、考古学、文博学、语言文学、数据库建设等学科相结合
古文字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识课面向各个专业的学生，将古文字学与其熟悉的学科相结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通识课堂上，我们将古文字与古代史结合，以免一个个孤立的字形，给学生带来记忆的困难，让学生对中国历史更有了解。甲骨文对于商代历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古来新学问大都来自新发现”。他利用甲骨文补充订正了传世古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为学界称道。西周长篇铭文更是西周历史的缩写，战国至秦汉的简牍也从各个侧面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丰富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简，对于楚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秦汉法律文书的发现，也为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古文字材料很多是发掘品，因此，在古文字课上，我们会涉及一部分考古学知识。例如殷墟的发掘、曾侯乙墓的发掘、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在考古过程中，文字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判定遗存的时代和性质。
古器物学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宋代青铜器收藏与著录整理，推动了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金文研究离不开青铜器研究。我们将青铜器的分类、纹饰的相关专题融入在古文字学的通识课上，一边对学生进行青铜器鉴赏方面的训练，一边将有代表性的铭文给学生进行讲解，传授一些利用铭文进行青铜器辨伪的知识。
汉字是记录的语言的符号。古文字学离不开语言学。现代汉字表意表音功能已经丧失很多，而记号色彩强烈。而古文字的表意色彩更加强烈，古文字阶段声旁也较少遭到破坏，尽管学生对現代汉字的形音义都有所了解，但往往是割裂而记忆的。通过文字学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性质，再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将日常的汉字的原初形态讲解给学生，使他们可以将原始的形音义通过一个个符号而联想到并记忆下来，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历史，更好地传播汉字。
古文字数量庞大，古文献浩若烟海，数据库的建设便于检索，也更好地整合了资源。目前字典、辞书方面的数据库很多，传世文献的语料库为古文献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古文字方面的数据库也有很多。如金文检索系统、战国简帛检索系统等等。数据库的研发就需要信息检索、计算机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而古文字学数据库的基础在于正确地释读文字，因此，开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学知识，在现有的大学培养体系下，很难培养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希望通过通识课的开设，可以吸引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开发、建设古文字学数据库。 （四）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增加学生的实用感
古文字作为记录古代语言的符号，在当今的时代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但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和装饰性的图案，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一些场所常常会使用古文字作为招牌或标语，或直接以古文字装饰，有些甚至错漏百出，专业人士一看即明，而非专业人士往往不能确解。我们在课堂上会找到一些生活中的常见例子，如扬州某“红木文化楼”，“楼”字使用汉简字形，却误用了“朴”字，该招牌树立数年，却从未修正。这样一方面引导学生，纠正一些熟视无睹的用字错误。另一方面，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增加学生的实用感受。古文字并不是昏沉沉地存在于博物馆和书本中，而是在我们周围。
（五）学科间方法上的互通
古文字的释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王国维曾提出古文字释读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材料证明地上材料。因此一个古文字释读是否可靠，不仅需要得到字形上的支持，前后时代有与之相关联的字形，还要看从造字本义的角度解释清楚它的词义，还要找到其读音方面的证据。由于古文字演变过程的很多环节目前是断裂的，因此，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找到形、音、义三方面的证据。更加关键的是还要将文字置于文献中进行解读，古文字形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哪一个字，有多少文献可以佐证。在同时代的古文字材料中是否为孤例，不仅是古文字领域，很多科研领域都奉行“孤证不立”。因此，在合理的解释形、音、义之后，从古文字共时的角度找到佐证，同时得到传世文献的印证，才能使结论更加可信。这虽然是古文字的考证方法，但这样的方法在很多科学领域是相通的。尽管本课程的受众是非文科学生，但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完全能够接受，甚至接受得比文科学生更加透彻。
三、关于通识课的思考
很多学校的“通识课”是从“校公选课”中脱胎出来。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要转变对“公选课”“通识课”等非专业课的态度。部分学生以为“通识课”就是“公选课”换汤不换药。他们习惯的对待公选课的态度是应付了事，很多学生在选课时，并不考虑课程内容，而是考察上课时间、课程压力，老师是否点名，是否容易通过等因素。有些学生甚至愿意选择“水课”，以方便逃课，或在课堂上“神游”。但这不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常态，非专业课，无论是公选课还是通识课，都应该得到学生同等的重视。
教师方面，应增加教书育人的神圣感。由于学生对非专业课的态度，使很多老师也不愿意重视通识课，出现了师生互相“欺骗”的景象。教与学是互相促进，而不应该互相伤害。一些老师认为通识课是将专业的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些非专业的人今后也不会在该领域取得什么科研成就，于是不愿在这上面耗费太多。实际上，由于通识课的性质，一门成功的通识课，需要有专业素养的老师，遴选出该专业领域里既具代表性，又具备接受度和学术性的精华中的精华。
评价方面，注重学生的获得感。通识课在评价体系上的改革还可以更加大胆，不能将分数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一些通识课不考试，但是会留给学生作业，让学生完成部分课题，然后给予等级分数。笔者认为通识课的评价可以更加灵活，我认为应该注重的是学生的获得感。例如增加学生对古文字学相关领域的实践活动，如作古文字方面的调研、传播，如参观博物馆、做讲解员、纠正古文字不规范现象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课程评价的一部分。使学生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想知道到想知道，积极去探索发现，自觉地规范并纠正不规范现象，传播汉字文化，这也应该是通识课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注釋：
①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7.
参考文献：
[1]黄德宽.古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吴峰.地方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与探索[J].扬州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18（4）：42-47.
[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