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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讨论的是冯小青故事从晚明到民国的演变。从晚明的“情迷”到民国的“影恋”，从文人的感伤传颂到性心理学家的“精密观察”，冯小青故事所经历的转变，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小青故事是晚明“情迷”文化的一个征候。在公共性的情迷弥漫之中，一个新的“感伤的社群”日渐浮现出来，并繁衍出关于“感伤”的政治文化。民国时期，潘光旦在西方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下，对冯小青故事作出新的解释，认为小青患有“影恋”的疾病。这体现出一种“病之发现”的工作在现代中国的展开。潘光旦的阐释，加入到了现代知识制造的庞大工程之中。这一知识工程附属于整个现代性的合理化规训。
关键词：冯小青；情迷；影恋；感伤的社群；病之发现；现代性
一、前言
１９２２年，尚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潘光旦，修读梁启超所开“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的课程后，提交给老师一篇作业《冯小青考》。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在评语中嘉许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1}梁任公的青眼相加，显然让潘光旦很受鼓舞。１９２４年《冯小青考》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妇女杂志》（１０卷１１号）上发表。１９２７年９月潘光旦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写出《小青之分析》，由新月书店出版。他在“叙言”中不忘答谢老师厚谊：“承梁先生以‘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见许，深用自愧；抑自兹不吝于学问一途，略知自勉者，梁先生有提挈之力焉。私心钦感为何如耶！”{2}１９２９年订正再版时，又特意将梁启超评语手迹印出附上，“借此稍存梁木之思”③。
一篇《冯小青考》，促成潘光旦从此投身学术。他对于冯小青故事的兴趣也一直没有减退。《小青之分析》出版后，他仍然悉心收集关于冯小青的资料。１９３４年发表了《小青考证补录》，详细考证了冯小青的生平、创作以及关于冯小青的剧本和传奇。１９３５年又发表了《书〈冯小青全集〉后》，辨所谓《冯小青全集》为伪书。十多年间，潘光旦先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学术方向主要是优生学、性心理学、社会学，可冯小青故事仍是他难以放下的课题。“阅读偶有所获，辄加录存”{4}，考证再三。这为已经流传了近三个世纪的“冯小青故事”，又添上了新的一段。可是，这仅仅是衍生不绝的传统故事在20世纪的又一次重述吗？冯小青故事从晚明到民国的演变，是否还牵连到更复杂的问题？如果是，那它与我们置身其中却又颇感困惑的“现代”，特别是现代知识制造工程，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今天“再解读”冯小青故事，反思的自觉能帮助我们从中读出更多的意义来吗？
二、纪实与虚构：冯小青是谁？
冯小青故事最初是以传记的形式出现的。在流传过程中，其真实性多次受到怀疑。冯小青是真是假？如有其人，她的生平遭际到底是怎样的？流传的冯小青作品真是她自己所作吗？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又与传播冯小青的各种传记、传奇、杂剧一起，云缠雾绕。明清人戏曲作品，取材于小青故事的就有《疗妒羹》（吴炳）、《风流院》（朱京藩）、《小青传》（吴士奇）、《春波影》（徐士俊）、《挑灯闲看牡丹亭》（来集之）、《情生文》（陈季方）、《西湖雪》（无名氏）、《情梦侠》（顾元标）、《万花亭》（郎玉甫）、《梅花梦》（张道）、《薄命花》（钱文伟）等；{5}此外，《耳食录》、《小豆棚》、《孤山再梦》、《焦轩遮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浇愁集》、《遁窟谰言》等文言小说集中，也收有以小青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清代陈文述重修小青墓，并将师友题咏汇集成《兰因集》出版，使得纪念小青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活动。{6}小青故事甚至还东渡到日本。在日本明治时代，一位汉学家森槐南（１８６３—１９１１）写了一部名为《补春天》的传奇，敷演文人陈文述住在孤山别业时，偏怜薄命小青，作《小青曲》一诗，一边把玩删润，一边呼唤小青。在阴间的冯小青听到呼唤后离魂而出，看到《小青曲》后感动不已，于是在梦中与陈文述相遇。文人们的改造和翻新，踵事增华，让冯小青变得更神秘化，充满了吸引力。
最初的三种《小青传》对于小青故事传播作用甚大。其一为戋戋居士所作，可能作于１６１２年，出现在秦淮寓客编的《绿窗女史》（１６２４年）“青楼部·才女”中；冯梦龙所编《情史类略》卷十四“情仇类”中亦收入此传，附有小青诗词，并有戋戋居士的评论。有人认为戋戋居士即冯梦龙（他曾以詹詹外史为别号），亦有人联系到苏州周之标，均无法确证。其二为嘉兴支如增１６２６年所作，见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１６３０年），又见于支如增和周之标所编的《女中七才子兰咳集》，较戋戋居士本更为简洁。其三为朱京藩所作，附录在他的剧本《风流院》（１６２９年）后面。{1}如果根据戋戋居士和支如增传中记载，小青死于明朝万历壬子年（即１６１２年），那么这三部传记无疑都是与小青大致同时代的人所著。三部传记关于小青生平的描述也大体相近，涵盖了小青故事的基本要素：小青生于扬州，幼随母学。十六岁时嫁给（一说是卖给）杭州富人冯生为妾。婚后为冯生正妻所妒，被迫搬往孤山别业独居。她靠读书、写诗、作画打发日子，常与影语。只有一个朋友杨夫人偶尔来伴。杨夫人曾劝小青离开丈夫，另寻出路，小青不愿。后来杨夫人从夫宦游，小青益发寂寥，身体迅速衰弱。她曾招画师来给她画像。画成后，她焚香献祭于自己的画像。不久郁郁而亡，年才十八耳。其手稿也被妒妇焚毁，只有几首诗作被人保留下来，刊为《焚余》。
这些传记对小青生平的记载留下了一些疑点。比如，没有小青丈夫的姓名，部分传记甚至也没有交代小青的姓，没有说清小青那些行事，作传者是从何得知的，等等。后来钱谦益就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疑问，以为本无小青其人，是“邑子谭生造传及诗歌”，小青之名也出于虚构。周亮工曾有详细叙述：
丙寅年予在秣陵，见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传》遍贻同人。钟陵支长卿语予曰：“实无其人，家小白戏为之。俪青妃白，寓意尔。”后王胜时语予：“小青之夫冯某，尚在虎林。”则又实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无其人，其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也。或言姓钟，合言成钟情也。”予意当时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讳其姓字，影响言之。其诗文或亦有一二流传者，众为缘饰之耳。……即无其事，文人游戏为之，亦何不可！{2}
对于钱谦益的怀疑，施愚山（１６１８－１６８３）在《蠖斋诗话》中提出相反证据：
予至武林，询之陆丽京，曰，“此故冯具区之子云将妾也。所谓某夫人，钱塘进士杨廷槐元荫妻也。杨与冯亲旧，夫人雅谙文史，故相怜爱；频借书与读。尝欲为作计令脱身，小青不可。及夫人从宦北上，小青郁无可语，贻书为诀，书中所云，皆实录也。”客问：“小青固能诗，恐不免文人润色。”陆笑曰，“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③
陆丽京道出了冯家父子之名。张潮、陈文述及至近人陈寅恪等也都有辩驳，进一步证实了冯小青其人的存在。{4}此类“历史真实”问题，前贤论之甚详，{5}本文无意于继续追究；我关注的是“传记”本身对于“小青热”的意义。换言之，叙述如何创造了一种“文学的真实”。这牵涉到纪实与虚构交织的特殊魅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作为史书普遍采用的体裁，传记承载着历史书写的任务，地位重要。对传记的首要要求是实录史实，“信而有征”。然而即使正史也从来没有完全做到过这一点。即如《史记》中那些传记，就以强烈的著者色彩和文学性叙事而见称。各种野史、笔记中的传记更加丰富多彩，尚奇尚怪，暴露私隐，“真实”尺度上自然比较自由。如果再考虑到文人创作中会径直以“传”为名，“史”与“文”就更难以分清了。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到唐传奇中的《莺莺传》、《李娃传》，文人的各显神通，文体的融合与调适，早就使“传”脱离了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直书其事、客观记录的功能，而成为一种包含价值取向甚至世界观的、更为能动的书写方式和策略。传记书写正可视为时代历史风气的征候。
小青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传记对其离奇哀艳形象之塑造大有关系。不妨来看支如增的《小青传》。“支传”开始写小青幼时，遇到一个神秘老尼，老尼曰：“是儿早慧，福薄。乞随予做弟子。即不许，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1}这番预告已为全篇奠定下悲剧基调，又暗示小青异于常人，命运早由天定。这样的宿命观显然被小青自己认可了。当杨夫人劝小青离开火坑时，小青谓：“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后来给杨夫人的信中又称：“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啬彼，理讵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2}小青自认特立超拔，然而也意识到会命途多舛。整篇“支传”都在突出这种才华与命运的悖反。传记中不惜以大篇幅全文引用了小青给杨夫人的那篇长信，情文并茂的文字极有感染力，最能显示出小青异乎寻常的文学才华。能诗善画、才华横溢，却又受害于不幸婚姻，不获丈夫的欣赏，反遭妒妇的欺辱。传记突出了小青对自己性情的坚持，她不愿意轻易妥协和改变。在一次和杨夫人的对话中，她把自己和李白、屈原联系起来：“李白迁才，小青怨女，故自不类。三闾大夫索之已不得，索之云中之湘君。妾又索湘君不得，索之水中影耳。”她觉得自己颇能理解屈原虽遭贬斥却不愿离开楚国的原因：“此三闾之为三闾也”。③突出屈原的气节，也在彰显自己的性情。
“支传”的小青故事，触及到晚明新出现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看。比如，到了晚明，随着现实中受教育女性的增长和性别秩序的松动，在江南出现了一个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文学群体；而女性权力的增长又让男性意识到在家庭关系甚至公共秩序上的潜在威胁。在小青故事的叙述中，正好体现出男性对这种状况的复杂态度。传记中都提到后人集而刻之的《焚余》确实为小青所留诗词，作传者毫不吝惜地表达对小青才华的赞赏和怜惜。“支传”结尾说，虽然留下来的小青作品非常少，但这“桃花一瓣，流出人间”，已足以让小青不朽，甚至李清照也难以媲美。而戋戋居士在其所著传后也评论道：“读小青诸咏，虽凄惋，不失气骨。憾全稿不传，要之径寸珊瑚，更有可怜惜耳！”{4}小青成为了当时进行写作活动的才女的代表者。传者的态度，表明了男性文人对于才女文化的欣赏和支持。他们认可女性的文字可以被印刷出来，昭之闺房之外。另一方面，小青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妇的妒恨造成的。作为妇妒的牺牲者，小青命运值得同情，也会促使人们把谴责目标指向大妇所代表的邪恶女性。在《疗妒羹》、《风流院》等剧作中，“妇妒之恶”都成为重要的主题。正如高彦颐所指出的，这又反映出男性对于不断增长的女性力量的一种反击。当闺阁内刚愎自用的女性威胁到旧有的性别陈规时，男性试图重新确证社会性别等级和优势感。{5}
传记无疑传达出彼时文人集体性的“情感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ｅｅｌｉｎｇ）。借这个“才命两相妨”的少女形象，晚明男性文人寄托了他们对女性的新型性别想象和位置期待。小青故事的魅力首先来源于此。
三、阅读与表演：事关《牡丹亭》
然而，如果没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小青故事的魅力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还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冯小青”，都成疑问。支如增《小青传》开篇就提到杜丽娘：
自杜丽娘死，天下有情种子绝矣。以吾所闻小青，殆自丽娘后一人也。小青读《牡丹亭》词，叹曰：“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悲夫，真情种也。{6}
这首小青所作关于《牡丹亭》的诗，全文乃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1}“挑灯闲看牡丹亭”是小青故事中重要一环，甚至当时还流行“冯小青尝作《牡丹亭》评跋，亦在被焚之列”一说。{2}连后来钱宜劝说丈夫出版前两任妻子对《牡丹亭》的评点时，也深以此为憾：“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③以小青故事为题材的《疗妒羹》、《挑灯闲看牡丹亭》、《梅花梦》、《遗真记》等剧作中，都有小青独居孤山，寂寥之中读到《牡丹亭》，感于杜丽娘事而心有戚戚焉的情节。朱京藩的《风流院》，甚至让冯小青在死后来到汤显祖、柳梦梅和杜丽娘所居的“风流院”，在这里小青最终获得幸福的婚姻。
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自从问世以后，即广为流传，由于出版业的兴盛和剧场的普及，一时间简直无人不知杜丽娘。杜丽娘的一往情深，穿越生死，感天动地，强烈打动了当时人渴盼真情的心灵。其中有许多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尤其受到《牡丹亭》感染，视杜丽娘为知己和偶像。一部《牡丹亭》，依托于特定阅读公众（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的同时，{4}也深度地参与到读者的自我塑造和建构，甚至影响到整个时代风尚和文化美学。{5}冯小青故事与《牡丹亭》的渊源，再造了一个关于文学阅读的传奇。此一传奇凸显的与其说是阅读的慰藉，毋宁说是阅读“致命”的危险。
《牡丹亭》中叙写杜丽娘游园“惊梦”“寻梦”，一派春光旖旎，自然动人。但杜丽娘病中“写真”一幕，亦不当忽视。杜丽娘取镜自照，感叹道：“俺往日艳冶轻盈，奈何一瘦至此。若不趁此时自行描画，流在人间，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6}丽娘要把自己的二八春容，凝结在时间的定点上，留于梦中之人，正可见她对于梦中之情的痴迷和执念。这种痴迷强烈到一定要将情“再现”出来，要托之于物，将不可见的情感和欲望变得可见可感。描容写真本身就成为欲望寻找客体的一种方式，{7}而且正如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所讨论过的，自画像本身蕴含着一种悼亡气息。{8}在《牡丹亭》中，丽娘画后不久就香消玉殒，于是可以说她的作画，也是在进行着一种带有表演性的自我伤悼或仪式化的自我牺牲，用画像取代肉身的自己。最后由柳梦梅“拾画”寻人，完成了此一关于“情”的追寻—失落—复得的过程，实可谓风流缱绻。梦与真本来截然有别的界限，也一并消弭。所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有言：“汤显祖的‘因情生梦，因梦成戏’因此或有另一种解读：因戏生梦，因梦成情。”{9}由此上演幻想投射、以幻为真的传奇。
表面上看，冯小青与杜丽娘差别甚大。冯小青是被遗弃的妾，受困于不幸的婚姻生活；而杜丽娘出身高贵，无视限制，“很勇敢地向时间挑战”，{10}最终得偿所愿。然而，两人情绪之强烈（所谓“痴”），性格之坚强，以及身兼“情”、“才”之质，却颇为相似。更重要的是，阅读《牡丹亭》成为冯小青完成自我想象的关键一步。对于冯小青而言，在文字的诱引下，戏、梦、情的交织更复杂地衍生与作用于她，而情的“表演”在她那里也愈加发展到吞噬生活全部的程度。她在现实中处处仿效和“表演”著书中那个杜丽娘。所谓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不是意指其虚构性，而是强调这是一种明确的自我反射和拟像的行动。{1}将现实与梦幻、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角色身份与社会身份混同／迭映起来，以穿梭于欲望与死亡的迷宫里。
小青独居在孤山别墅，固然为大妇所迫，但是“生亦不甚相顾”，显然她的丈夫是懦弱和自私的。似小青这样幼时早慧、读书甚多的才女，内心里期盼着的一定是知己式的婚姻对象和郎情妾意的浪漫生活，其诗作可以为证。如咏绿珠的一首：“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歌众伎收。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又有一首见栏杆上双禽的图案而作：“何处双禽集画栏，朱朱翠翠似青鸾。如今几个怜文彩，也向西风斗羽翰。”{2}可是现实状况与爱情期待之间落差如此之大，支如增《小青传》中有好几处细节都突出了小青的挫折感。一处写“姬性好书，向生索取不得”，只好向杨夫人借；当丈夫听闻她作画向她索取时，而她“卒不与”，以为报复。另一处写杨夫人劝她改适，她称大妇也有此意，自己却不愿再受辱：“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菩心，饿狸悲鼠。此直快其换马，不敢辱以当垆。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兰因絮果，现业谁深。”③既然对于现实失望，又无法轻易妥协，她只好从已有的阅读经验中为自己寻找支撑，通过引古代才子忠臣为同调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关于自我的想象和认同：即使这样有才华的人也是那么坎坷，自己的不幸不过是历史悲剧的再一次重复。小青在诗文中不断重复与古人同悲的幽怨。她会想到隐逸的林和靖：“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对西湖边葬着的苏小小也充满同情：“西陵芒草骑辚辚，内信传来唤踏青。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在《天仙子》的词中，开始也是比较：“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4}林和靖、苏小小、蔡文姬、王昭君的故事，自然都是她从阅读中得知的。小青对情的感悟和传达，总是要借助于这些阅读资源。又只有依靠阅读和想象，才能追逐在日常世界无法实现的东西。《女才子书·小青》中，作者以全知叙事构建了小青阅读《牡丹亭》的情境：
又一夕，风雨潇潇，梵钟初动，四顾悄然，乃于书卷中捡出一帙《牡丹亭》，挑灯细玩。及读至“寻梦”、“冥会”诸出，不觉低首沉吟，废卷而叹曰：“我只道感春兴怨，只一小青。岂知痴情绮债，先有一个丽娘。然梦而死，死而生，一意缠绵，三年冰骨而竟得梦中之人作偶，梅耶柳耶，岂今世果有其人耶！我徒问水中之影，汝真得梦里之人，是则薄命良缘相去殊远。”{5}
小青的内心独白，特别是她对杜丽娘的羡慕与嫉妒，正显现出作用于小青的阅读机制。通过阅读，读者与人物产生了无法脱去的连带和认同关系。阅读成为了一种“情感教育”与启蒙。
这种内在自我塑造表现在小青诸多自怜自伤的行动上，像“临池自照，对影絮絮如问答”，又如“独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转眄而已”。{6}小青需要在形式化的行动中“表达”出她的阅读感受，也“表达”出她内心涌动的情爱。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对杜丽娘“写真”的摹仿。在她病重的时候，绝食掷药，视生命如敝屣，却会对画像耿耿于怀。她请来画师为自己画像，且三易其稿，终于得一形神俱似、风采流动的画像。临终前，她又焚香献祭于自己的肖像。为了同杜丽娘一样死而复生，获得圆满爱情，她模拟着剧中杜丽娘的行动，甚至杜的死亡方式。小青这一行动将摹仿和表演性推向了极致。她已经完全把阅读经验替换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期待了。她的早亡更使这种阅读和表演最终带上某种“献身”意味。
说“献身”并不是夸张。如果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吴江叶小鸾、娄江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断肠而亡，直至清康熙年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以及家内祭拜、绘制肖像、焚烧诗稿等一系列活动，{1}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晚明由《牡丹亭》引起的读者反应（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反应）是何其强烈。“闺阁中多有解人”，{2}说明《牡丹亭》确实触动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心弦。在生活中有意识地照搬阅读故事，从而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架起桥梁，正是晚明女性阅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她们不仅为书中至情之人而情迷，触动身世之感，而且在摹仿和表演性的行动中展露或者慰藉着自己的创伤经验。“情”意绵绵，不绝如缕。
四、“感伤的社群”与“情迷”的复杂辩证
“情”在晚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礼赞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③冯梦龙的《情史序》更把“情”作为天地之间的最高原则，他声称要立“情教”：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4}
“情”取代“理”成为主导话语，这是晚明思想文化的一大转折，对于文学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兴起与晚明“心学”特别是其中“泰州学派”理论有关。从王艮到罗汝芳，再加上并不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冯梦龙等，他们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在伦理纲常之外，促生了正视个性、个人价值和欲望的思想空气。{5}而物质生活的丰裕，文化生产的商品化，和日渐发达的市民生活，又为“情”的宣扬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晚明人对于“情”的讨论和执念，并不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只是指向爱情。如果说晚明的“情迷”是一个突出的社会和文化征候，{6}那么它联通着的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世界，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对于自我、他者、社会和家国的理解。关于“情迷”，晚明人发展出极为复杂的辩证和意义网络。而凭借着口头和文字的广泛传播，在公共性的情迷弥漫之中，一个新的“感伤的社群”（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日渐浮现出来，并繁衍出一种关于“感伤”的政治文化。兹事体大，且以小青故事为例试论。
诚如孙康宜所指出的：“晚明情迷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出自读者对当代小说和戏剧中人物类型的摹仿。”{7}冯小青沉溺于阅读世界，并且在身份上造成混淆，很像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Ｂｏｖａｒｙ）。埃玛·包法利在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得她一生都深受其影响。她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仿效小说中那些女主人公行事，尽力在生活中再现小说里展现的浪漫情景，结果被现实的残酷和恶劣完全摧毁。借用勒内·基拉尔（ＲｅｎéＧｉｒａｒｄ）的说法，她们的例子体现了“欲望介体”的作用。即是说人的欲望形式其实属于“三角欲望”，除了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即“欲望介体”。真正使欲望发生作用的是主体对介体的摹仿，“介体”才是欲望的中心，即使没有客体，爱情也能通过介体而进行得如火如荼。{1}
他所指的“欲望介体”，换个说法，就是经由阅读和想象建构起来的喻像（ｆｉｇｕｒｅ）。正如上文讨论的，阅读所引发的表演性实践正是主体对于喻像的一种摹仿。甚至这种表演越是带有悲剧性，表演主体越是付出沉重代价，似乎意义越大。古吴墨浪子在《西湖佳话·梅屿恨迹》中说：
有意怜才者，多以小青郁郁而死为恨。予则不然。使冯生不畏妒妇，而冯妇不妒小青，不过于众姬妾间叨恩窃爱，受寻常福庇，纵有美名，顷刻销熔，安能千百年后，令文人才士，过孤山别业，吊暮山之夕阳青紫，拟小青之风流尚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于一时者，正成就小青于千古也！何恨之有？{2}
惟其因不得圆满，现世无法安稳，“情”才愈发让人念兹在兹。这种否定辩证的方式，乃是晚明“情迷”叙事最为吊诡之处：“情迷”恰恰需要以“情”的失去和痛苦来成就。“情迷”的意义不在于现世幸福的许诺、完成或者超脱，而正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无可弥补，消耗生命。
冯小青受到杜丽娘的感染，而冯小青故事又被后来读者与杜丽娘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情之至”的模范，这种辗转联系、相互置换，已经暗示出晚明“情迷”文化所具有的混溶性与弥散性的特征。但这种“情迷”并不像一般学人所论的仅仅限于情爱的渴望和实践。小青故事本身集合了“情迷”的多重含义。
“情迷”首先是一种对超越性价值的追寻和信仰。只有在对超越性价值的坚持中（哪怕备受挫折），才体现出自我的意义和觉醒。小青对于自己才华的自负和强烈的个性，是追求自我的时代思潮的表露。文人们不断为她作传，传扬小青，显然也是在暗示他们在社会国家领域所遭遇的现实处境，同时张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③“情迷”甚至应当被看作晚明的政治衰败状况下一种隐约的政治表达。在阉党当政情况下，文人越来越疏离政权，但同时他们内心里深藏一种失落和挫折感。大部分传记和戏曲中，都会把小青的拒绝再婚模拟为屈原的拒绝效忠另外的君主。这正是文人抱负受挫、大志难成心绪的发抒。将小青的悲剧和屈原的悲剧联系起来，不仅延续了自屈原“离骚”以降的以夫／妻（或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的传统，发扬了古代诗教的怨刺功能与人伦政治向度，而且成为一种隐约的政治话语，供文人浇自家块垒。从这个角度看，冯小青也是晚明文人所关注的“情之正”的代表。{4}徐震（鸳湖烟水散人）以《小青》为《女才子书》的首篇。
{5}他在《女才子叙》中解释说：“然独以小青置于编首者何？盖因青以一女子而彼苍犹忌之至酷，矧予昂藏七尺，口有舌，手有笔，而落魄不偶，理固然也。”在文前“引”中，雪庐主人也把小青故事与屈原故事两相对应：“姬之前生似屈平，冯生之前生似楚怀王，妒妇之前生似上官大夫、令尹子兰。”{6}而卓人月在给徐士俊所著杂剧《春波影》写的序中，说徐是要借塑造小青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不满。{7}可见冯小青故事绝非仅是红颜薄命的延续，而包含了明清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在丧乱之际斥奸表忠、高自期许的感怀和幽旨。“情迷”的流动性，使得“男女”与“家国”获得了某种统一。这也就是詹詹外史（冯梦龙）所说的，“情始于男女”，但又“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1}冯梦龙的《情史类略》把“情”分为情贞、情缘、情私、情侠、情豪、情爱、情痴、情感、情灵、情幻等二十二类，足见情之涵义的宽广和开放。推而言之，晚明的“情迷”并不是一个业已分化了的、只关联于男女私情的文化特征，相反，其精义恰恰在于沟通公共（ｐｕｂｌｉｃ）与私人（ｐｒｉｖａｔｅ）的混合性。
小青故事还体现出“情迷”的另一特征，即情之所至，可以穿越性别界限，创造出友情与爱欲的融合。这主要反映在她和杨夫人的交往上。杨夫人是小青孤寂生涯中的唯一伴侣。传记写到两人关系时，笔调也很暧昧。一次出游，登楼远眺，“（夫人）顾左右无人，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虚过。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耶。’”小青给杨夫人的信中也追叙过两人元夜看灯时的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娆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姊。’于时角彩寻欢，缠绵彻曙。”{2}一些小说和戏曲（比如《疗妒羹》）中，还敷衍出杨夫人设法使小青嫁给自己的丈夫做妾，而且两人最后都生了儿子，显示出两人腻密程度之深。而当杨夫人随夫宦游后，小青“益寥闲，遂感疾”，也反证出杨夫人在小青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性之间的相慕、相恋、相惜，为“情”的寄托和宣泄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不过无论是小青还是作传者，并没有感觉这种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妥。被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颠覆策略的性别谐拟（ｇｅｎｄｅｒｐａｒｏｄｙ）和酷儿实践（ｑｕｅ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③在晚明确实已经存在，不过依然属于一种“情迷”的投入和耽溺，并没有被当作有意的反抗性别规范的方式。
“情迷”不仅穿越性别界限，而且激发起文人在趣味上的性情化。ＪｕｄｉｔｈＴ．Ｚｅｉｔｌｉｎ的研究发现，在晚明“情”、“痴”、“狂”、“癖”这几个概念往往混在一起，表达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追求。{4}因为一往而深的“情”，可以发痴发狂，可以养成各种癖好。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晚明人看来，一些极端的沉溺行为，非但不让人觉得不正常，反而确证了“情迷”本身的价值。小青传记中几乎都记载到冯小青“喜与影语”，病中“明妆冶服，拥幞欹坐”的行为，也引用了她信中“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的自白，这些在晚明的“情迷”世界里，无疑都是用来证明“其有深情”的。冯小青作为“情”的世界中的佼佼者，她的坚持到底，义无反顾，曾经让明清多少才子才女唏嘘感叹。
五、“影恋”，性心理与“病”
可是，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当在清华学校做学生的潘光旦读到《小青传》，迥异乎延续近三百年的颂扬或者哀婉之声，他在《冯小青考》中大胆判断：冯小青根本是一个“病人”。她患的不是生理的病，而是性心理的病，病名叫“影恋”。
《冯小青考》全文分为“历史的小青”、“性心理学的及文学的小青”、“余论”三部分。在“历史的小青”中，潘光旦列举了明末至清代有关冯小青的主要材料，并作了一些考证。不过他的主要关切并不在此，而是在第二部分对小青进行的心理学分析。潘光旦首先介绍了精神分析与文学的关系：
其言曰，性欲生活之缺陷，一切文艺之动机也。此言近于夸张，但从此文学批评家乃得一新角度以为观察，一般研究文学者亦得一番新谅解，而文学之意义加醇矣。因性欲生活不满足而发生的变态不止一端，其为促进文学之动机则一。{5}
在论证以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合法性之后，潘光旦详细解释了“影恋”：
西文称影恋为ｎａｒｃｉｓｍ，原出古希腊神话。相传：希腊古代有美男子名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者，初不识恋爱为何物，山林薮泽间神女慕之者甚众，皆不得逞；司赏罚之女神Ｎｅｍｅｓｉｓ憾之，乃使其与自身之影相爱慕，从此Nａｒｃｉｓｓｕｓ必日至池上自照，依依不舍，卒至消瘦以死。{6}
至此他切入正题：“小青殆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之后身欤？”他将小青放进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世界中。从“支传”关于冯小青临池自照的记载入手，结合冯小青病魔缠身却依然“明妆冶服，拥幞欹坐，未尝蓬垢偃卧”，对镜落泪，临死吩咐画师造像，面对自画像一恸而绝等行为，认为非一般所谓顾影自怜所能解释：“以平常性的心态绳之，实为不可解，可解之者，惟有影恋一说耳。”潘又以小青的作品来证明。在他看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这些诗句，并不只是泛泛地言说愁苦，对于自己的影子、镜中形象的关注，完全是“影恋”病况的典型反映。“特其所持为恋爱的对象不是一个男子，亦不是一个同性的女子，乃是镜匣中的第二个自我。”{1}
本来，“影恋”虽属“变态”，但“理论上小青不至于病，更不至于死”。但是，第一，“旧的瓜葛未清”，无法自由享受影恋生活；第二，缺乏适当的伴侣；第三，“杨夫人去后，环境一变，些少同性之趋向顿受裁制，其性的潜意识乃退归为影恋一途”；第四，虽有悟性，“为量尚不足”，不能完全抗拒社会通俗观念之蒙蔽。{2}这些原因造成了小青的速死。总之，完全不同于以往关于冯小青的讲述，潘光旦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即冯小青的性心理确实有“病”。
《冯小青考》写完不久，潘光旦就放洋赴美。学成回国后，应新月书店之邀，他对《冯小青考》进行了增补和改写，“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③又新补入“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余论二（自我恋与婚姻选择）”等数节，成为《小青之分析》一书。再版时改名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以下简称《冯小青》），醒目地突出了“影恋”这一关键词。闻一多为此书作了一幅篇首插图。图中是一个女子坐在床畔，斜搭长衣，香肩半裸，正对着妆台上的镜子。镜中的她手抚自己的面颊，痴痴发呆，神情恍惚。左上角的鸟笼，似乎又暗示了她的封闭处境。镜子在图画的中间位置，让“影恋”的主题呼之欲出（参见附图）。此书封面左部是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的立体感很强的阴影，也兼顾了书名含意。{4}
《冯小青》比初稿明显更为系统，逻辑和条理也更为清晰。潘光旦先在“引言”里译述、介绍了精神分析论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欲性命定说”。成年人常会“受到幼稚欲性之支配”。如果无法开导疏引，而一味压抑遏制，就会造成人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疾患。“其以防遏之方法行之者，必使欲流退溃或横决，形成种种精神上之变态，名之曰精神拗戾（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ｓｉｓ）。”{5}然后依次讨论“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自我恋”、“小青之影恋”、“小青之死与其自觉程度”、“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小青病态心理之余波”。从理论模型到具体个案的论述结构，显然表明西方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论述前提的重要位置。
潘光旦在分析“自我恋”时说，他对于冯小青的兴趣，并非仅出于对一个弱女子命运的同情，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明确的病况探究的用意在其中：
不佞所不能不引为奇绝趣绝者，即耐煞西施何以竟若小青之后身（疑为“前身”——引者注），小青何以竟类降谪人间之耐煞西施？时之相去也，万有余岁，地之相去也，万有余里，神话之与史实，相距又何可以岁月道里计；而二宗事案之相合，何以竟若符节？……然今有自我恋之事案于此：西方仅见于神话者，而我国则见诸历史；普通仅为一人精神病之局部症候者，而此则为一人精神变态之全部：则纵不学，亦必欲明其真相穷其原委而后快。{6}
他在列举了小青“影恋”的种种表现之后，进一步指出小青对自己的性心理其实是有着某种自觉的。按常理，小青本可以改嫁或出家而获解脱。但小青都不愿。潘光旦分析说，小青不以改嫁为然，“一绝不因名节关系”，“二绝不因无可改嫁之人物”，“三绝不因无常人眼光中所谓改适之资格”，“四绝不因无改适之便利与机会”；不出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缘。原因既在于“命止此矣”的宿命观，更在于小青的自觉：“自知不能无情欲生活，亦自知不能如常人之善用其情欲或竟如出家人之完全灭情禁欲”。这种自觉表现在小青的《天仙词》中：“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执双裙带。”潘光旦认为小青对自己的“自我恋之变态”，已猜破一些。但这种自觉又不够深入和强大，不能完全冲突社会成规。“行与心违，欲与望左”，终于悲苦郁结而亡。{1}
精神分析理论为诊断和研究心理问题提供了一套解释与方法，其中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童年环境的重视。潘光旦在《冯小青》中特别补入“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一节，讨论童年经验对于小青性心理的影响。由于传记中对小青童年记载较少，所以潘光旦的讨论大致采取了推测和追溯的方式。他分析了各种蛛丝马迹，认为小青性生活和性心理上都受到打击：
小青适冯之年龄，性发育本未完全；乃受重大之打击，而无以应付，性欲之流乃循发育之途径而倒退，其最大之部分至自我恋之段落而终止；嗣后环境愈劣，排遣无方，闭窒日甚，卒成影恋之变态。{2}
此段“欲力回流”的分析，明显是将他前文关于精神分析学“欲流常变进止之理”的阐述落实和应用在了具体对象上。小青的影恋行为正是欲力回流和中滞两种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当潘光旦解释小青与杨夫人的关系时，他仍然依靠了“欲力回流”论的理解和阐释框架：“其余力则有落后而不达自我恋之段落者，亦有突进而越过自我恋之段落者。不达者入同性恋之段落，突进者则波及母恋之段落。”③在潘看来，小青与杨夫人的关系正流露了“同性恋”与“母恋”的倾向，是小青性心理变态的又一体现。而且，小青喜与历史人物相比拟，诗作中常有不类寻常女子口吻之语的自大心态，以及特别突出的猜疑心理，也都是自我恋的症候。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患自大狂（ｐａｒａｎｏｉａ）者每有自我恋之根柢，而自大狂的特征正是自大和猜疑。
潘光旦讨论冯小青问题，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关切。他在“余论一”中坦言，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女子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他觉得小青死后那些文人的传说和咏赞，根本都没有理解小青，而女子不蒙社会谅解的同时，自身又不知如何解脱，遂容易致生种种疾患。他特别指出性方面的问题：“性生活的愆期，缺乏，不适当，以致欲流淤积，神经错乱，精血衰弱。”{4}在《冯小青》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一篇《女子作品与精神郁结》。潘光旦通过对清代女子词选中“所用消极之字或名词”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中国女词人“精神生活之不积极”格外严重。附录部分还收入了绛县陈玉秀自题小照诗四首，“颇涉与小青有同病之嫌”，为他的性心理分析又提供了一个本土材料。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的心理郁结，主要应当从中国社会中女性“性发育与性生活之愆期，缺陷，与不适当”中找原因。{5}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造社会对于欲性及性发育之观念，开展性教育和女子教育。写《冯小青》的目的也是要为性教育的必要性张本。
从介绍精神分析派的性发育理论，到剖析小青故事中的种种症状及病源，又从揭示中国女性女子长期不被谅解的境遇，到强调革新社会欲性观的教育，《冯小青》完成了一个从介绍理论到分析个案再到强调理论观念的圆环。而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影恋是一种病的判断贯穿始终。如此看来，《冯小青》的意义就不仅是对一个古代人物做出新阐释，更重要的是，它发现了“变态”的“病”。
六、正常与变态：现代知识制造工程
《冯小青》有这一番石破天惊的发现，跟潘光旦的求学经历，尤其是对于霭理士和弗洛伊德的阅读分不开。他在《性心理学》的“译序”中说：
译者最初和霭理士的作品发生接触是在民国九年，那时候译者二十岁，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在清华当时就比较很丰富的藏书里，译者发现了霭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的借阅了一遍。……又过了一二年，译者又有机会初次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记得当时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弗氏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得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写了一篇《冯小青考》。……这是译者对于性问题的第一次的研究尝试。{1}
这段关于理论阅读和个人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叙述，很值得注意。对霭理士和弗洛伊德的阅读，不单纯是新知的增长，更提供了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性心理和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了潘光旦认识和发现问题的基础。理论预设的优先位置，可以从“一度对照”这样的行动和表述里得到证实。换言之，随认识装置的改变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知识等级差序关系。西方的理论开始被作为一种普遍的真理、标准和原本，而中国的历史、传统、生活与人则是被作为验证理论的例子或材料。潘光旦在《冯小青考》的“余论”中说，他选择冯小青来研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罗素曾谈及中国历史中无足供精神分析之研究资料，而潘光旦以为冯小青故事正是精神分析一个绝佳的资料，“恐西方史实中亦不可多得”{2}。也就是说，冯小青故事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精神分析提供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确实证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深刻和正确。
潘光旦写冯小青的时候，正是以弗洛伊德著作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跨语际传入中国，开始流行并发生影响的年代。③弗氏理论让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着迷，他们尝试着把精神分析的理论引入创作和研究中。鲁迅写《不周山》（１９２２年），他自己后来解释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4}，以性压抑来解释女娲造人的行为。郭沫若的小说《残春》（１９２２年），运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状写受到压抑的白日梦。{5}周作人从性心理的角度对郁达夫《沉沦》的辩护，也是在１９２２年。从《沉沦》开始，郁达夫的很多小说其实都在勘探和呈现性心理的幽秘，小说《迷羊》（１９２６年）更是直接表现在爱欲之途的苦闷与迷失。在１９２０年代，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因鲁迅等的译介，使得文学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潘光旦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热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潘光旦又是特殊的。这当然不仅指他是以学术论著的方式来进行知识生产。关键在于，潘光旦对精神分析的接受和应用，趋向于以生理化想象模式为基础的正常与变态之区辨；趋向于通过理性、客观的科学来实现对迷幻的爱情的合理化。
“生”“变”之分并不是到20世纪才有的事，《诗经》里就曾区分“正风”与“变风”。然而在乐教－诗教的脉络中，“变”意味变化，跟“正”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但是当“正”与“变”的概念被纳入以生理化想象模式为基础的规范之中，“变”就由“变化”转为“变态”，陷入与“正常”的对立状态。{6}在潘光旦对冯小青的解读中，他始终强调欲性常态与变态的区分。他幷不像传统文人那样把冯小青故事视为“才命两相妨”的延续，也没有像五四启蒙话语那样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的压迫。他提出正是冯小青自己性心理变态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而他对冯小青变态的判定，又建基于一种生理化的关于健康和正常状态的想象。比如，精神分析中关于性发育中滞和回流的说法，成为他分析冯小青的性心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追究冯小青自我恋的病源时，他试图从遗传和环境角度来发掘原因；都表现出潘光旦对于生理化因素的偏向。他期待以一种科学的、实证的、结合生理因素的方式，对小青性心理的形成及其不同阶段给出解释。
这种强调生理化的偏向，也体现在《冯小青》的“余论二自我恋与婚姻选择”中。潘光旦发现自我恋与爱情的迷幻性之间存在关联，提出“亦有循行异性恋之方式，而其精神则完全未脱自我恋者”。值得注意的是，他马上联系到当时青年人所热衷的浪漫恋爱：
未婚之青年男女，试与言择偶问题，每曰，非理想之妻不娶，或非理想之夫不嫁；……未几，某君与某女士，或某女士与某君，果以往还，论交，订婚闻矣；试就而询之，则其所论交而订婚者果适符所愿之人物也。设一方略有文学之意趣者，则必发为诗歌，满幅皆为赞颂之辞；设不能者，亦必强为之，或与人津津道之不衰，一以美其所欢，一以自鸣得意。我辈读其文辞闻其称道者固深艳羡之，然同时未尝不疑问何以世间理想之佳偶若是之多。……夫理想者无他，自我之推也。……此种心理状态，在青年时代为多，至壮年或老年，与实际生活之接触日多，青年时一气呵成之空中楼阁乃风流云散。{1}
意思是，一个人为其“情人”铺张扬厉，不过是“性的过誉”（ｓｅｘｕａｌ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自我恋之推广。情人身上的光环，实为自我崇拜所投射。随着年事日长，主观之蒙蔽会渐渐除去，认识到异性对象与自我之理想到底不是一回事，于是失望也随之而来。“当日之崇拜愈深，用情愈热烈，则此日之失望愈甚，是势所必至者也。”{2}
潘光旦揭示恋爱的迷幻，甚至将之与自恋等同，在我看来，是针对着五四恋爱至上的狂潮。对于自由恋爱和理想婚姻的极度渴求与歌颂，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特征。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成为当时“新女性”们争取的首要目标。但潘光旦批评说，这不过是沉醉于迷幻的爱，而且会带来一些危险后果：“不察者以性的过誉为足征恋爱之热烈，从而揄扬之；殊不知热烈即为冷酷之先声，近代婚姻问题之日趋紊乱者，局部亦此种热烈之恋爱为之也。”③
较之爱情神圣的宣言，潘光旦更愿意强调“健康”、理性、寻常的婚姻。他希望消除爱情的虚幻性，唤醒情爱追逐的幻觉，将爱情“合理化”。他１９２８年出版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有一章是“关于婚姻者”。针对一次调查表明择偶者通常更重视性情，潘光旦写道：
盖当交好之初，一人之理解力每易受到热烈情绪之蒙蔽，故一端不能见对方性情之真面目，一端亦暂忘其个人主义之倾向，在在竭力迁就；故能彼此融洽无间；及相处有日，与实际之婚姻生活相周璇既久，热情之蒙蔽既除，面目之本来立见；而不相能之程度与日俱深矣。{4}
接着他提到美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美国人以为“幸福之发生，系乎健康者多，系乎性情者少”，“健全精神寓于健全身体”。他强调，是健全身体而不是情，对于幸福更为重要。在讨论“婚姻之解散与重订”时，又特别突出婚姻的标准应以“客观之品性”为重：
婚姻成就之时，如以客观之品性为重，则婚姻之结果，良善之子女而外，不患无浓郁之情爱；反之，若以主观之情绪为重，则此种情绪未必能维持久远，而子女之品性，或不免于降格矣。{5}
这里无疑又透露出生理因素决定论的倾向。
整个二三十年代，潘光旦在很多文章中都一意为恋爱纠谬，批评青年对爱情的幻想。按他的说法，“浪漫式的恋爱或游戏式的恋爱，用严格的生物眼光看来，原是性的结合的准备，一度性结合之后，这种恋爱暂时就变做没有多大精彩。”{6}在客观而严格的“生物眼光”下，情失去了至高无上的超越价值，成为一种应该被克服的迷幻。在为所译《性心理学》作的注释中，他联系到当时青年喜读《浮生六记》的现象，指出他们若以之为“恋爱生活的规范与金科玉律”，“那是一大错误”。{7}在潘光旦看来，沈复夫妇作为个人主义婚姻观的象征，制造了恋爱幻像，故他对《浮生六记》这个著名的情爱文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8}
联系到潘光旦的学术脉络，我们会对他的生理化偏向有更多体会。１９２２年他放洋赴美，入美国达茂大学插入三年级，攻读的正是生物学。１９２４年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又主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还曾在纽约、长岛等地学习优生学、人类学等。{1}在他广泛涉猎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一直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以生物遗传为基础探讨社会问题（潘自己称之为“人文生物学”），成为潘光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１９２０至１９４０年代，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优生学的研究和倡导上。优生学之建立跟生物进化、遗传选择理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如何保证生育与遗传的健康、正常和进化，是优生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其实，潘光旦对于冯小青性心理的变态的揭示，跟他所倡导的优生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正是在一种“正常”与“变态”的区分视野中，才发现了主体的病；正是要从生理上防止和消除种种变态的状况，才要倡导性教育与优生。所以，生理化的想象和思考模式，潜在地决定了潘光旦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他的学术体现出一种性心理学与生物进化论混成的知识方式。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知识方式放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展开中来看——比如，联系到晚清以来有机式的生理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联系到20世纪２０年代心理学和优生学在中国的扩散和体制化，联系到优生学关于“种族竞存”的理念的扩散{2}——就会发现，潘光旦的学术思路和实践，正是西方现代知识话语跨语际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完成合法化的过程的一部分。换言之，潘光旦寻找材料、分析、归类、命名、界定等一系列的工作，正加入到了现代知识制造的庞大工程之中。这一知识工程又附属于整个现代性的合理化规训。正常与变态的区分，试图完成的正是对生活、情感与人的全面合理化。
这个知识制造工程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吸引力实在是很巨大。即从梁启超对于潘光旦《冯小青考》的称赞，亦可见一般。潘光旦这篇文章是作为“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的课程报告提交的。梁启超的评语意味着对潘光旦以西方理论来重新读解中国历史、发现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的某种认可。③梁启超在评语中对潘表现出的“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优点特表赞赏，又说潘头脑清醒，“可以为科学家”。这更表明了梁对于潘光旦研究的“科学性”的肯定。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科学知识和体系被广泛引进中国，科学崇拜的风气日益突出。创刊于１９２６年的《自然界》发刊词中曾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把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放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下检验，并通过“科学”的方式予以论证，日渐成为时代风尚。而被视作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之体现的精密观察，理性分析，实证证明，也成为评价人文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标准。可以说，到了20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确实形成了一个跨越界限、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话语共同体”。{4}这里，理论和科学的传播伸展至整个社会领域，被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潘光旦甚至在梁启超那里，属于现代科学话语的“影恋”，显然比关于冯小青的各种传统论述更有价值。这种优先性已经不完全是科学本身的解释力量所造成的了，而依托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特殊霸权及其扩张。此种态度以后一直在发生影响。直到今天，有学者撰文重提《冯小青》一书在现代文学批评上的意义，也仍然会强调其“科学性”，认为潘光旦对于理论的应用，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传统情感体验的阐释模式，完成了现代转型。{5}
七、“晚明时刻”，或曰“另一个现代”
从介绍精神分析派的理论，到剖析小青故事中的“影恋”症状及病源；从揭示中国女性长期不被谅解的境遇，到呼吁加强性教育以行指引和改造，潘光旦对冯小青故事的重写，让人联想起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当年鲁迅也是因为在“幻灯片事件”中，发现中国人身上普遍化的“病”，才决定弃医从文，以疗救愚弱的国民的。而让鲁迅深受刺激的“麻木”，跟“影恋”有一个相近处，即也是“精神”上的“病”。这共同体现出一种“病之发现”的工作在现代中国的展开。{1}对于心理／精神的“病之发现”，既指向具体的个人，又指向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既是西方医学、心理学理论传播到中国后的现实实践，又是文化表述（尤其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被广泛使用的隐喻；既是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又是作用于主体建构的现代知识制造工程；——实在是牵连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重大关节。而由晚明的“情迷”到民国的“影恋”，冯小青故事的转变，也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
近年来，围绕“多元现代性”的讨论，已经打破了现代性是单数的、原发于西方的历史迷思。{2}也已经有学者对于晚明现代性作了非常深入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③视觉、世俗欲望、时间观念、自我意识等问题日渐进入研究视野，为重新开启晚明现代性创造了契机。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冯小青故事，晚明的“情迷”话语为之提供了解释，并牵涉到文学纪实与虚构的性质，阅读社群的形成，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交互关系，表演性的生活方式，等等。在“情迷”的视野中，冯小青故事是作为“情之至”的代表，体现了对于超越性价值义无反顾的追寻。这里的情，穿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穿越了性别界限，可以作为隐约的政治表述，也可以支持极端的癖好。情在多重含义和多重空间的复杂辩证中，成为晚明人整体性生活世界的一种自然表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感伤的共同体”正在形成。情与日常生活、与观念世界建立起一整套的关系网络，晚明人正是在这一网络中理解自我、他者、社会和家国的。
但是晚清以后，这样一整套关系网络和理解方式，都在巨大的危机冲击中解体了。西方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原来是空间上的差异现在被时间化了，曾经是普遍的命运现在被特殊化了，过去是正常的行为现在被变态化了。以西方生物学、心理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体制，不仅形塑了中国人对于自我、他者乃至人本身的理解，而且成为他们重新认识传统的“眼镜”和“工具”。由“情迷”到“影恋”的变化，绝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整个文化系统和认知结构的变形。在新的“正常”与“变态”的区分中，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病”暴露无遗，对情与生活的合理化规训正式展开。人们被告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入和变得“现代”。
今天来反思这个“现代”，自然不难批评它背后的霸权、暴力和它的内在缺失。问题在于，当我们重新发掘“晚明时刻”，重新追认“另一个现代”的时候，我们很难摆脱一些问题的缠绕，或者说被迫处于吊诡的境地。比如说，如果正变之分的内在标准没有真正受到有力的质疑，那么我们很可能只是从正面意义上再次把冯小青特殊化，而无法正视我们自己身上背负着的“冯小青性”。如果不对“情”进行新的描述和解释，那么对于“情迷”的认可，可能看似承继了传统和文化，其实却变成消费主义预制的感伤。如果不在历史语境中重新勘探那个整一的生活世界里的自我和他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对于自我的发明，可能依然是内在于西方现代主体理解之中，而没有真正描绘出另类的自我图像。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思考超越性的追求和渴望，那么大概就无法走出合理化的“天鹅绒牢笼”（ＭａｘＷｅｂｅｒ语）——这一切的困难，也许都因为我们内在于现代知识制造工程之中。在发掘和讨论“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的时候，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既有现代知识视野可能的限制。那么，反省我们的知识构成，真正从不同的“早期现代”的历史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中，发展出对于我们自身知识状况和概念世界进行反思的视野，会不会成为开启不同的“现代”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孟庆澍】
关键词：冯小青；情迷；影恋；感伤的社群；病之发现；现代性
一、前言
１９２２年，尚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潘光旦，修读梁启超所开“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的课程后，提交给老师一篇作业《冯小青考》。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在评语中嘉许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1}梁任公的青眼相加，显然让潘光旦很受鼓舞。１９２４年《冯小青考》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妇女杂志》（１０卷１１号）上发表。１９２７年９月潘光旦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写出《小青之分析》，由新月书店出版。他在“叙言”中不忘答谢老师厚谊：“承梁先生以‘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见许，深用自愧；抑自兹不吝于学问一途，略知自勉者，梁先生有提挈之力焉。私心钦感为何如耶！”{2}１９２９年订正再版时，又特意将梁启超评语手迹印出附上，“借此稍存梁木之思”③。
一篇《冯小青考》，促成潘光旦从此投身学术。他对于冯小青故事的兴趣也一直没有减退。《小青之分析》出版后，他仍然悉心收集关于冯小青的资料。１９３４年发表了《小青考证补录》，详细考证了冯小青的生平、创作以及关于冯小青的剧本和传奇。１９３５年又发表了《书〈冯小青全集〉后》，辨所谓《冯小青全集》为伪书。十多年间，潘光旦先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学术方向主要是优生学、性心理学、社会学，可冯小青故事仍是他难以放下的课题。“阅读偶有所获，辄加录存”{4}，考证再三。这为已经流传了近三个世纪的“冯小青故事”，又添上了新的一段。可是，这仅仅是衍生不绝的传统故事在20世纪的又一次重述吗？冯小青故事从晚明到民国的演变，是否还牵连到更复杂的问题？如果是，那它与我们置身其中却又颇感困惑的“现代”，特别是现代知识制造工程，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今天“再解读”冯小青故事，反思的自觉能帮助我们从中读出更多的意义来吗？
二、纪实与虚构：冯小青是谁？
冯小青故事最初是以传记的形式出现的。在流传过程中，其真实性多次受到怀疑。冯小青是真是假？如有其人，她的生平遭际到底是怎样的？流传的冯小青作品真是她自己所作吗？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又与传播冯小青的各种传记、传奇、杂剧一起，云缠雾绕。明清人戏曲作品，取材于小青故事的就有《疗妒羹》（吴炳）、《风流院》（朱京藩）、《小青传》（吴士奇）、《春波影》（徐士俊）、《挑灯闲看牡丹亭》（来集之）、《情生文》（陈季方）、《西湖雪》（无名氏）、《情梦侠》（顾元标）、《万花亭》（郎玉甫）、《梅花梦》（张道）、《薄命花》（钱文伟）等；{5}此外，《耳食录》、《小豆棚》、《孤山再梦》、《焦轩遮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浇愁集》、《遁窟谰言》等文言小说集中，也收有以小青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清代陈文述重修小青墓，并将师友题咏汇集成《兰因集》出版，使得纪念小青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活动。{6}小青故事甚至还东渡到日本。在日本明治时代，一位汉学家森槐南（１８６３—１９１１）写了一部名为《补春天》的传奇，敷演文人陈文述住在孤山别业时，偏怜薄命小青，作《小青曲》一诗，一边把玩删润，一边呼唤小青。在阴间的冯小青听到呼唤后离魂而出，看到《小青曲》后感动不已，于是在梦中与陈文述相遇。文人们的改造和翻新，踵事增华，让冯小青变得更神秘化，充满了吸引力。
最初的三种《小青传》对于小青故事传播作用甚大。其一为戋戋居士所作，可能作于１６１２年，出现在秦淮寓客编的《绿窗女史》（１６２４年）“青楼部·才女”中；冯梦龙所编《情史类略》卷十四“情仇类”中亦收入此传，附有小青诗词，并有戋戋居士的评论。有人认为戋戋居士即冯梦龙（他曾以詹詹外史为别号），亦有人联系到苏州周之标，均无法确证。其二为嘉兴支如增１６２６年所作，见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１６３０年），又见于支如增和周之标所编的《女中七才子兰咳集》，较戋戋居士本更为简洁。其三为朱京藩所作，附录在他的剧本《风流院》（１６２９年）后面。{1}如果根据戋戋居士和支如增传中记载，小青死于明朝万历壬子年（即１６１２年），那么这三部传记无疑都是与小青大致同时代的人所著。三部传记关于小青生平的描述也大体相近，涵盖了小青故事的基本要素：小青生于扬州，幼随母学。十六岁时嫁给（一说是卖给）杭州富人冯生为妾。婚后为冯生正妻所妒，被迫搬往孤山别业独居。她靠读书、写诗、作画打发日子，常与影语。只有一个朋友杨夫人偶尔来伴。杨夫人曾劝小青离开丈夫，另寻出路，小青不愿。后来杨夫人从夫宦游，小青益发寂寥，身体迅速衰弱。她曾招画师来给她画像。画成后，她焚香献祭于自己的画像。不久郁郁而亡，年才十八耳。其手稿也被妒妇焚毁，只有几首诗作被人保留下来，刊为《焚余》。
这些传记对小青生平的记载留下了一些疑点。比如，没有小青丈夫的姓名，部分传记甚至也没有交代小青的姓，没有说清小青那些行事，作传者是从何得知的，等等。后来钱谦益就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疑问，以为本无小青其人，是“邑子谭生造传及诗歌”，小青之名也出于虚构。周亮工曾有详细叙述：
丙寅年予在秣陵，见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传》遍贻同人。钟陵支长卿语予曰：“实无其人，家小白戏为之。俪青妃白，寓意尔。”后王胜时语予：“小青之夫冯某，尚在虎林。”则又实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无其人，其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也。或言姓钟，合言成钟情也。”予意当时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讳其姓字，影响言之。其诗文或亦有一二流传者，众为缘饰之耳。……即无其事，文人游戏为之，亦何不可！{2}
对于钱谦益的怀疑，施愚山（１６１８－１６８３）在《蠖斋诗话》中提出相反证据：
予至武林，询之陆丽京，曰，“此故冯具区之子云将妾也。所谓某夫人，钱塘进士杨廷槐元荫妻也。杨与冯亲旧，夫人雅谙文史，故相怜爱；频借书与读。尝欲为作计令脱身，小青不可。及夫人从宦北上，小青郁无可语，贻书为诀，书中所云，皆实录也。”客问：“小青固能诗，恐不免文人润色。”陆笑曰，“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③
陆丽京道出了冯家父子之名。张潮、陈文述及至近人陈寅恪等也都有辩驳，进一步证实了冯小青其人的存在。{4}此类“历史真实”问题，前贤论之甚详，{5}本文无意于继续追究；我关注的是“传记”本身对于“小青热”的意义。换言之，叙述如何创造了一种“文学的真实”。这牵涉到纪实与虚构交织的特殊魅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作为史书普遍采用的体裁，传记承载着历史书写的任务，地位重要。对传记的首要要求是实录史实，“信而有征”。然而即使正史也从来没有完全做到过这一点。即如《史记》中那些传记，就以强烈的著者色彩和文学性叙事而见称。各种野史、笔记中的传记更加丰富多彩，尚奇尚怪，暴露私隐，“真实”尺度上自然比较自由。如果再考虑到文人创作中会径直以“传”为名，“史”与“文”就更难以分清了。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到唐传奇中的《莺莺传》、《李娃传》，文人的各显神通，文体的融合与调适，早就使“传”脱离了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直书其事、客观记录的功能，而成为一种包含价值取向甚至世界观的、更为能动的书写方式和策略。传记书写正可视为时代历史风气的征候。
小青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传记对其离奇哀艳形象之塑造大有关系。不妨来看支如增的《小青传》。“支传”开始写小青幼时，遇到一个神秘老尼，老尼曰：“是儿早慧，福薄。乞随予做弟子。即不许，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1}这番预告已为全篇奠定下悲剧基调，又暗示小青异于常人，命运早由天定。这样的宿命观显然被小青自己认可了。当杨夫人劝小青离开火坑时，小青谓：“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后来给杨夫人的信中又称：“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啬彼，理讵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2}小青自认特立超拔，然而也意识到会命途多舛。整篇“支传”都在突出这种才华与命运的悖反。传记中不惜以大篇幅全文引用了小青给杨夫人的那篇长信，情文并茂的文字极有感染力，最能显示出小青异乎寻常的文学才华。能诗善画、才华横溢，却又受害于不幸婚姻，不获丈夫的欣赏，反遭妒妇的欺辱。传记突出了小青对自己性情的坚持，她不愿意轻易妥协和改变。在一次和杨夫人的对话中，她把自己和李白、屈原联系起来：“李白迁才，小青怨女，故自不类。三闾大夫索之已不得，索之云中之湘君。妾又索湘君不得，索之水中影耳。”她觉得自己颇能理解屈原虽遭贬斥却不愿离开楚国的原因：“此三闾之为三闾也”。③突出屈原的气节，也在彰显自己的性情。
“支传”的小青故事，触及到晚明新出现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看。比如，到了晚明，随着现实中受教育女性的增长和性别秩序的松动，在江南出现了一个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文学群体；而女性权力的增长又让男性意识到在家庭关系甚至公共秩序上的潜在威胁。在小青故事的叙述中，正好体现出男性对这种状况的复杂态度。传记中都提到后人集而刻之的《焚余》确实为小青所留诗词，作传者毫不吝惜地表达对小青才华的赞赏和怜惜。“支传”结尾说，虽然留下来的小青作品非常少，但这“桃花一瓣，流出人间”，已足以让小青不朽，甚至李清照也难以媲美。而戋戋居士在其所著传后也评论道：“读小青诸咏，虽凄惋，不失气骨。憾全稿不传，要之径寸珊瑚，更有可怜惜耳！”{4}小青成为了当时进行写作活动的才女的代表者。传者的态度，表明了男性文人对于才女文化的欣赏和支持。他们认可女性的文字可以被印刷出来，昭之闺房之外。另一方面，小青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妇的妒恨造成的。作为妇妒的牺牲者，小青命运值得同情，也会促使人们把谴责目标指向大妇所代表的邪恶女性。在《疗妒羹》、《风流院》等剧作中，“妇妒之恶”都成为重要的主题。正如高彦颐所指出的，这又反映出男性对于不断增长的女性力量的一种反击。当闺阁内刚愎自用的女性威胁到旧有的性别陈规时，男性试图重新确证社会性别等级和优势感。{5}
传记无疑传达出彼时文人集体性的“情感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ｅｅｌｉｎｇ）。借这个“才命两相妨”的少女形象，晚明男性文人寄托了他们对女性的新型性别想象和位置期待。小青故事的魅力首先来源于此。
三、阅读与表演：事关《牡丹亭》
然而，如果没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小青故事的魅力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还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冯小青”，都成疑问。支如增《小青传》开篇就提到杜丽娘：
自杜丽娘死，天下有情种子绝矣。以吾所闻小青，殆自丽娘后一人也。小青读《牡丹亭》词，叹曰：“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悲夫，真情种也。{6}
这首小青所作关于《牡丹亭》的诗，全文乃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1}“挑灯闲看牡丹亭”是小青故事中重要一环，甚至当时还流行“冯小青尝作《牡丹亭》评跋，亦在被焚之列”一说。{2}连后来钱宜劝说丈夫出版前两任妻子对《牡丹亭》的评点时，也深以此为憾：“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③以小青故事为题材的《疗妒羹》、《挑灯闲看牡丹亭》、《梅花梦》、《遗真记》等剧作中，都有小青独居孤山，寂寥之中读到《牡丹亭》，感于杜丽娘事而心有戚戚焉的情节。朱京藩的《风流院》，甚至让冯小青在死后来到汤显祖、柳梦梅和杜丽娘所居的“风流院”，在这里小青最终获得幸福的婚姻。
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自从问世以后，即广为流传，由于出版业的兴盛和剧场的普及，一时间简直无人不知杜丽娘。杜丽娘的一往情深，穿越生死，感天动地，强烈打动了当时人渴盼真情的心灵。其中有许多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尤其受到《牡丹亭》感染，视杜丽娘为知己和偶像。一部《牡丹亭》，依托于特定阅读公众（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的同时，{4}也深度地参与到读者的自我塑造和建构，甚至影响到整个时代风尚和文化美学。{5}冯小青故事与《牡丹亭》的渊源，再造了一个关于文学阅读的传奇。此一传奇凸显的与其说是阅读的慰藉，毋宁说是阅读“致命”的危险。
《牡丹亭》中叙写杜丽娘游园“惊梦”“寻梦”，一派春光旖旎，自然动人。但杜丽娘病中“写真”一幕，亦不当忽视。杜丽娘取镜自照，感叹道：“俺往日艳冶轻盈，奈何一瘦至此。若不趁此时自行描画，流在人间，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6}丽娘要把自己的二八春容，凝结在时间的定点上，留于梦中之人，正可见她对于梦中之情的痴迷和执念。这种痴迷强烈到一定要将情“再现”出来，要托之于物，将不可见的情感和欲望变得可见可感。描容写真本身就成为欲望寻找客体的一种方式，{7}而且正如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所讨论过的，自画像本身蕴含着一种悼亡气息。{8}在《牡丹亭》中，丽娘画后不久就香消玉殒，于是可以说她的作画，也是在进行着一种带有表演性的自我伤悼或仪式化的自我牺牲，用画像取代肉身的自己。最后由柳梦梅“拾画”寻人，完成了此一关于“情”的追寻—失落—复得的过程，实可谓风流缱绻。梦与真本来截然有别的界限，也一并消弭。所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有言：“汤显祖的‘因情生梦，因梦成戏’因此或有另一种解读：因戏生梦，因梦成情。”{9}由此上演幻想投射、以幻为真的传奇。
表面上看，冯小青与杜丽娘差别甚大。冯小青是被遗弃的妾，受困于不幸的婚姻生活；而杜丽娘出身高贵，无视限制，“很勇敢地向时间挑战”，{10}最终得偿所愿。然而，两人情绪之强烈（所谓“痴”），性格之坚强，以及身兼“情”、“才”之质，却颇为相似。更重要的是，阅读《牡丹亭》成为冯小青完成自我想象的关键一步。对于冯小青而言，在文字的诱引下，戏、梦、情的交织更复杂地衍生与作用于她，而情的“表演”在她那里也愈加发展到吞噬生活全部的程度。她在现实中处处仿效和“表演”著书中那个杜丽娘。所谓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不是意指其虚构性，而是强调这是一种明确的自我反射和拟像的行动。{1}将现实与梦幻、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角色身份与社会身份混同／迭映起来，以穿梭于欲望与死亡的迷宫里。
小青独居在孤山别墅，固然为大妇所迫，但是“生亦不甚相顾”，显然她的丈夫是懦弱和自私的。似小青这样幼时早慧、读书甚多的才女，内心里期盼着的一定是知己式的婚姻对象和郎情妾意的浪漫生活，其诗作可以为证。如咏绿珠的一首：“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歌众伎收。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又有一首见栏杆上双禽的图案而作：“何处双禽集画栏，朱朱翠翠似青鸾。如今几个怜文彩，也向西风斗羽翰。”{2}可是现实状况与爱情期待之间落差如此之大，支如增《小青传》中有好几处细节都突出了小青的挫折感。一处写“姬性好书，向生索取不得”，只好向杨夫人借；当丈夫听闻她作画向她索取时，而她“卒不与”，以为报复。另一处写杨夫人劝她改适，她称大妇也有此意，自己却不愿再受辱：“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菩心，饿狸悲鼠。此直快其换马，不敢辱以当垆。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兰因絮果，现业谁深。”③既然对于现实失望，又无法轻易妥协，她只好从已有的阅读经验中为自己寻找支撑，通过引古代才子忠臣为同调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关于自我的想象和认同：即使这样有才华的人也是那么坎坷，自己的不幸不过是历史悲剧的再一次重复。小青在诗文中不断重复与古人同悲的幽怨。她会想到隐逸的林和靖：“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对西湖边葬着的苏小小也充满同情：“西陵芒草骑辚辚，内信传来唤踏青。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在《天仙子》的词中，开始也是比较：“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4}林和靖、苏小小、蔡文姬、王昭君的故事，自然都是她从阅读中得知的。小青对情的感悟和传达，总是要借助于这些阅读资源。又只有依靠阅读和想象，才能追逐在日常世界无法实现的东西。《女才子书·小青》中，作者以全知叙事构建了小青阅读《牡丹亭》的情境：
又一夕，风雨潇潇，梵钟初动，四顾悄然，乃于书卷中捡出一帙《牡丹亭》，挑灯细玩。及读至“寻梦”、“冥会”诸出，不觉低首沉吟，废卷而叹曰：“我只道感春兴怨，只一小青。岂知痴情绮债，先有一个丽娘。然梦而死，死而生，一意缠绵，三年冰骨而竟得梦中之人作偶，梅耶柳耶，岂今世果有其人耶！我徒问水中之影，汝真得梦里之人，是则薄命良缘相去殊远。”{5}
小青的内心独白，特别是她对杜丽娘的羡慕与嫉妒，正显现出作用于小青的阅读机制。通过阅读，读者与人物产生了无法脱去的连带和认同关系。阅读成为了一种“情感教育”与启蒙。
这种内在自我塑造表现在小青诸多自怜自伤的行动上，像“临池自照，对影絮絮如问答”，又如“独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转眄而已”。{6}小青需要在形式化的行动中“表达”出她的阅读感受，也“表达”出她内心涌动的情爱。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对杜丽娘“写真”的摹仿。在她病重的时候，绝食掷药，视生命如敝屣，却会对画像耿耿于怀。她请来画师为自己画像，且三易其稿，终于得一形神俱似、风采流动的画像。临终前，她又焚香献祭于自己的肖像。为了同杜丽娘一样死而复生，获得圆满爱情，她模拟着剧中杜丽娘的行动，甚至杜的死亡方式。小青这一行动将摹仿和表演性推向了极致。她已经完全把阅读经验替换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期待了。她的早亡更使这种阅读和表演最终带上某种“献身”意味。
说“献身”并不是夸张。如果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吴江叶小鸾、娄江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断肠而亡，直至清康熙年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以及家内祭拜、绘制肖像、焚烧诗稿等一系列活动，{1}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晚明由《牡丹亭》引起的读者反应（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反应）是何其强烈。“闺阁中多有解人”，{2}说明《牡丹亭》确实触动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心弦。在生活中有意识地照搬阅读故事，从而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架起桥梁，正是晚明女性阅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她们不仅为书中至情之人而情迷，触动身世之感，而且在摹仿和表演性的行动中展露或者慰藉着自己的创伤经验。“情”意绵绵，不绝如缕。
四、“感伤的社群”与“情迷”的复杂辩证
“情”在晚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礼赞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③冯梦龙的《情史序》更把“情”作为天地之间的最高原则，他声称要立“情教”：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4}
“情”取代“理”成为主导话语，这是晚明思想文化的一大转折，对于文学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兴起与晚明“心学”特别是其中“泰州学派”理论有关。从王艮到罗汝芳，再加上并不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冯梦龙等，他们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在伦理纲常之外，促生了正视个性、个人价值和欲望的思想空气。{5}而物质生活的丰裕，文化生产的商品化，和日渐发达的市民生活，又为“情”的宣扬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晚明人对于“情”的讨论和执念，并不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只是指向爱情。如果说晚明的“情迷”是一个突出的社会和文化征候，{6}那么它联通着的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世界，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对于自我、他者、社会和家国的理解。关于“情迷”，晚明人发展出极为复杂的辩证和意义网络。而凭借着口头和文字的广泛传播，在公共性的情迷弥漫之中，一个新的“感伤的社群”（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日渐浮现出来，并繁衍出一种关于“感伤”的政治文化。兹事体大，且以小青故事为例试论。
诚如孙康宜所指出的：“晚明情迷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出自读者对当代小说和戏剧中人物类型的摹仿。”{7}冯小青沉溺于阅读世界，并且在身份上造成混淆，很像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Ｂｏｖａｒｙ）。埃玛·包法利在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得她一生都深受其影响。她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仿效小说中那些女主人公行事，尽力在生活中再现小说里展现的浪漫情景，结果被现实的残酷和恶劣完全摧毁。借用勒内·基拉尔（ＲｅｎéＧｉｒａｒｄ）的说法，她们的例子体现了“欲望介体”的作用。即是说人的欲望形式其实属于“三角欲望”，除了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即“欲望介体”。真正使欲望发生作用的是主体对介体的摹仿，“介体”才是欲望的中心，即使没有客体，爱情也能通过介体而进行得如火如荼。{1}
他所指的“欲望介体”，换个说法，就是经由阅读和想象建构起来的喻像（ｆｉｇｕｒｅ）。正如上文讨论的，阅读所引发的表演性实践正是主体对于喻像的一种摹仿。甚至这种表演越是带有悲剧性，表演主体越是付出沉重代价，似乎意义越大。古吴墨浪子在《西湖佳话·梅屿恨迹》中说：
有意怜才者，多以小青郁郁而死为恨。予则不然。使冯生不畏妒妇，而冯妇不妒小青，不过于众姬妾间叨恩窃爱，受寻常福庇，纵有美名，顷刻销熔，安能千百年后，令文人才士，过孤山别业，吊暮山之夕阳青紫，拟小青之风流尚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于一时者，正成就小青于千古也！何恨之有？{2}
惟其因不得圆满，现世无法安稳，“情”才愈发让人念兹在兹。这种否定辩证的方式，乃是晚明“情迷”叙事最为吊诡之处：“情迷”恰恰需要以“情”的失去和痛苦来成就。“情迷”的意义不在于现世幸福的许诺、完成或者超脱，而正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无可弥补，消耗生命。
冯小青受到杜丽娘的感染，而冯小青故事又被后来读者与杜丽娘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情之至”的模范，这种辗转联系、相互置换，已经暗示出晚明“情迷”文化所具有的混溶性与弥散性的特征。但这种“情迷”并不像一般学人所论的仅仅限于情爱的渴望和实践。小青故事本身集合了“情迷”的多重含义。
“情迷”首先是一种对超越性价值的追寻和信仰。只有在对超越性价值的坚持中（哪怕备受挫折），才体现出自我的意义和觉醒。小青对于自己才华的自负和强烈的个性，是追求自我的时代思潮的表露。文人们不断为她作传，传扬小青，显然也是在暗示他们在社会国家领域所遭遇的现实处境，同时张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③“情迷”甚至应当被看作晚明的政治衰败状况下一种隐约的政治表达。在阉党当政情况下，文人越来越疏离政权，但同时他们内心里深藏一种失落和挫折感。大部分传记和戏曲中，都会把小青的拒绝再婚模拟为屈原的拒绝效忠另外的君主。这正是文人抱负受挫、大志难成心绪的发抒。将小青的悲剧和屈原的悲剧联系起来，不仅延续了自屈原“离骚”以降的以夫／妻（或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的传统，发扬了古代诗教的怨刺功能与人伦政治向度，而且成为一种隐约的政治话语，供文人浇自家块垒。从这个角度看，冯小青也是晚明文人所关注的“情之正”的代表。{4}徐震（鸳湖烟水散人）以《小青》为《女才子书》的首篇。
{5}他在《女才子叙》中解释说：“然独以小青置于编首者何？盖因青以一女子而彼苍犹忌之至酷，矧予昂藏七尺，口有舌，手有笔，而落魄不偶，理固然也。”在文前“引”中，雪庐主人也把小青故事与屈原故事两相对应：“姬之前生似屈平，冯生之前生似楚怀王，妒妇之前生似上官大夫、令尹子兰。”{6}而卓人月在给徐士俊所著杂剧《春波影》写的序中，说徐是要借塑造小青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不满。{7}可见冯小青故事绝非仅是红颜薄命的延续，而包含了明清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在丧乱之际斥奸表忠、高自期许的感怀和幽旨。“情迷”的流动性，使得“男女”与“家国”获得了某种统一。这也就是詹詹外史（冯梦龙）所说的，“情始于男女”，但又“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1}冯梦龙的《情史类略》把“情”分为情贞、情缘、情私、情侠、情豪、情爱、情痴、情感、情灵、情幻等二十二类，足见情之涵义的宽广和开放。推而言之，晚明的“情迷”并不是一个业已分化了的、只关联于男女私情的文化特征，相反，其精义恰恰在于沟通公共（ｐｕｂｌｉｃ）与私人（ｐｒｉｖａｔｅ）的混合性。
小青故事还体现出“情迷”的另一特征，即情之所至，可以穿越性别界限，创造出友情与爱欲的融合。这主要反映在她和杨夫人的交往上。杨夫人是小青孤寂生涯中的唯一伴侣。传记写到两人关系时，笔调也很暧昧。一次出游，登楼远眺，“（夫人）顾左右无人，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虚过。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耶。’”小青给杨夫人的信中也追叙过两人元夜看灯时的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娆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姊。’于时角彩寻欢，缠绵彻曙。”{2}一些小说和戏曲（比如《疗妒羹》）中，还敷衍出杨夫人设法使小青嫁给自己的丈夫做妾，而且两人最后都生了儿子，显示出两人腻密程度之深。而当杨夫人随夫宦游后，小青“益寥闲，遂感疾”，也反证出杨夫人在小青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性之间的相慕、相恋、相惜，为“情”的寄托和宣泄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不过无论是小青还是作传者，并没有感觉这种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妥。被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颠覆策略的性别谐拟（ｇｅｎｄｅｒｐａｒｏｄｙ）和酷儿实践（ｑｕｅ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③在晚明确实已经存在，不过依然属于一种“情迷”的投入和耽溺，并没有被当作有意的反抗性别规范的方式。
“情迷”不仅穿越性别界限，而且激发起文人在趣味上的性情化。ＪｕｄｉｔｈＴ．Ｚｅｉｔｌｉｎ的研究发现，在晚明“情”、“痴”、“狂”、“癖”这几个概念往往混在一起，表达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追求。{4}因为一往而深的“情”，可以发痴发狂，可以养成各种癖好。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晚明人看来，一些极端的沉溺行为，非但不让人觉得不正常，反而确证了“情迷”本身的价值。小青传记中几乎都记载到冯小青“喜与影语”，病中“明妆冶服，拥幞欹坐”的行为，也引用了她信中“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的自白，这些在晚明的“情迷”世界里，无疑都是用来证明“其有深情”的。冯小青作为“情”的世界中的佼佼者，她的坚持到底，义无反顾，曾经让明清多少才子才女唏嘘感叹。
五、“影恋”，性心理与“病”
可是，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当在清华学校做学生的潘光旦读到《小青传》，迥异乎延续近三百年的颂扬或者哀婉之声，他在《冯小青考》中大胆判断：冯小青根本是一个“病人”。她患的不是生理的病，而是性心理的病，病名叫“影恋”。
《冯小青考》全文分为“历史的小青”、“性心理学的及文学的小青”、“余论”三部分。在“历史的小青”中，潘光旦列举了明末至清代有关冯小青的主要材料，并作了一些考证。不过他的主要关切并不在此，而是在第二部分对小青进行的心理学分析。潘光旦首先介绍了精神分析与文学的关系：
其言曰，性欲生活之缺陷，一切文艺之动机也。此言近于夸张，但从此文学批评家乃得一新角度以为观察，一般研究文学者亦得一番新谅解，而文学之意义加醇矣。因性欲生活不满足而发生的变态不止一端，其为促进文学之动机则一。{5}
在论证以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合法性之后，潘光旦详细解释了“影恋”：
西文称影恋为ｎａｒｃｉｓｍ，原出古希腊神话。相传：希腊古代有美男子名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者，初不识恋爱为何物，山林薮泽间神女慕之者甚众，皆不得逞；司赏罚之女神Ｎｅｍｅｓｉｓ憾之，乃使其与自身之影相爱慕，从此Nａｒｃｉｓｓｕｓ必日至池上自照，依依不舍，卒至消瘦以死。{6}
至此他切入正题：“小青殆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之后身欤？”他将小青放进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世界中。从“支传”关于冯小青临池自照的记载入手，结合冯小青病魔缠身却依然“明妆冶服，拥幞欹坐，未尝蓬垢偃卧”，对镜落泪，临死吩咐画师造像，面对自画像一恸而绝等行为，认为非一般所谓顾影自怜所能解释：“以平常性的心态绳之，实为不可解，可解之者，惟有影恋一说耳。”潘又以小青的作品来证明。在他看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这些诗句，并不只是泛泛地言说愁苦，对于自己的影子、镜中形象的关注，完全是“影恋”病况的典型反映。“特其所持为恋爱的对象不是一个男子，亦不是一个同性的女子，乃是镜匣中的第二个自我。”{1}
本来，“影恋”虽属“变态”，但“理论上小青不至于病，更不至于死”。但是，第一，“旧的瓜葛未清”，无法自由享受影恋生活；第二，缺乏适当的伴侣；第三，“杨夫人去后，环境一变，些少同性之趋向顿受裁制，其性的潜意识乃退归为影恋一途”；第四，虽有悟性，“为量尚不足”，不能完全抗拒社会通俗观念之蒙蔽。{2}这些原因造成了小青的速死。总之，完全不同于以往关于冯小青的讲述，潘光旦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即冯小青的性心理确实有“病”。
《冯小青考》写完不久，潘光旦就放洋赴美。学成回国后，应新月书店之邀，他对《冯小青考》进行了增补和改写，“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③又新补入“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余论二（自我恋与婚姻选择）”等数节，成为《小青之分析》一书。再版时改名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以下简称《冯小青》），醒目地突出了“影恋”这一关键词。闻一多为此书作了一幅篇首插图。图中是一个女子坐在床畔，斜搭长衣，香肩半裸，正对着妆台上的镜子。镜中的她手抚自己的面颊，痴痴发呆，神情恍惚。左上角的鸟笼，似乎又暗示了她的封闭处境。镜子在图画的中间位置，让“影恋”的主题呼之欲出（参见附图）。此书封面左部是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的立体感很强的阴影，也兼顾了书名含意。{4}
《冯小青》比初稿明显更为系统，逻辑和条理也更为清晰。潘光旦先在“引言”里译述、介绍了精神分析论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欲性命定说”。成年人常会“受到幼稚欲性之支配”。如果无法开导疏引，而一味压抑遏制，就会造成人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疾患。“其以防遏之方法行之者，必使欲流退溃或横决，形成种种精神上之变态，名之曰精神拗戾（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ｓｉｓ）。”{5}然后依次讨论“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自我恋”、“小青之影恋”、“小青之死与其自觉程度”、“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小青病态心理之余波”。从理论模型到具体个案的论述结构，显然表明西方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论述前提的重要位置。
潘光旦在分析“自我恋”时说，他对于冯小青的兴趣，并非仅出于对一个弱女子命运的同情，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明确的病况探究的用意在其中：
不佞所不能不引为奇绝趣绝者，即耐煞西施何以竟若小青之后身（疑为“前身”——引者注），小青何以竟类降谪人间之耐煞西施？时之相去也，万有余岁，地之相去也，万有余里，神话之与史实，相距又何可以岁月道里计；而二宗事案之相合，何以竟若符节？……然今有自我恋之事案于此：西方仅见于神话者，而我国则见诸历史；普通仅为一人精神病之局部症候者，而此则为一人精神变态之全部：则纵不学，亦必欲明其真相穷其原委而后快。{6}
他在列举了小青“影恋”的种种表现之后，进一步指出小青对自己的性心理其实是有着某种自觉的。按常理，小青本可以改嫁或出家而获解脱。但小青都不愿。潘光旦分析说，小青不以改嫁为然，“一绝不因名节关系”，“二绝不因无可改嫁之人物”，“三绝不因无常人眼光中所谓改适之资格”，“四绝不因无改适之便利与机会”；不出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缘。原因既在于“命止此矣”的宿命观，更在于小青的自觉：“自知不能无情欲生活，亦自知不能如常人之善用其情欲或竟如出家人之完全灭情禁欲”。这种自觉表现在小青的《天仙词》中：“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执双裙带。”潘光旦认为小青对自己的“自我恋之变态”，已猜破一些。但这种自觉又不够深入和强大，不能完全冲突社会成规。“行与心违，欲与望左”，终于悲苦郁结而亡。{1}
精神分析理论为诊断和研究心理问题提供了一套解释与方法，其中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童年环境的重视。潘光旦在《冯小青》中特别补入“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一节，讨论童年经验对于小青性心理的影响。由于传记中对小青童年记载较少，所以潘光旦的讨论大致采取了推测和追溯的方式。他分析了各种蛛丝马迹，认为小青性生活和性心理上都受到打击：
小青适冯之年龄，性发育本未完全；乃受重大之打击，而无以应付，性欲之流乃循发育之途径而倒退，其最大之部分至自我恋之段落而终止；嗣后环境愈劣，排遣无方，闭窒日甚，卒成影恋之变态。{2}
此段“欲力回流”的分析，明显是将他前文关于精神分析学“欲流常变进止之理”的阐述落实和应用在了具体对象上。小青的影恋行为正是欲力回流和中滞两种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当潘光旦解释小青与杨夫人的关系时，他仍然依靠了“欲力回流”论的理解和阐释框架：“其余力则有落后而不达自我恋之段落者，亦有突进而越过自我恋之段落者。不达者入同性恋之段落，突进者则波及母恋之段落。”③在潘看来，小青与杨夫人的关系正流露了“同性恋”与“母恋”的倾向，是小青性心理变态的又一体现。而且，小青喜与历史人物相比拟，诗作中常有不类寻常女子口吻之语的自大心态，以及特别突出的猜疑心理，也都是自我恋的症候。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患自大狂（ｐａｒａｎｏｉａ）者每有自我恋之根柢，而自大狂的特征正是自大和猜疑。
潘光旦讨论冯小青问题，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关切。他在“余论一”中坦言，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女子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他觉得小青死后那些文人的传说和咏赞，根本都没有理解小青，而女子不蒙社会谅解的同时，自身又不知如何解脱，遂容易致生种种疾患。他特别指出性方面的问题：“性生活的愆期，缺乏，不适当，以致欲流淤积，神经错乱，精血衰弱。”{4}在《冯小青》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一篇《女子作品与精神郁结》。潘光旦通过对清代女子词选中“所用消极之字或名词”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中国女词人“精神生活之不积极”格外严重。附录部分还收入了绛县陈玉秀自题小照诗四首，“颇涉与小青有同病之嫌”，为他的性心理分析又提供了一个本土材料。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的心理郁结，主要应当从中国社会中女性“性发育与性生活之愆期，缺陷，与不适当”中找原因。{5}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造社会对于欲性及性发育之观念，开展性教育和女子教育。写《冯小青》的目的也是要为性教育的必要性张本。
从介绍精神分析派的性发育理论，到剖析小青故事中的种种症状及病源，又从揭示中国女性女子长期不被谅解的境遇，到强调革新社会欲性观的教育，《冯小青》完成了一个从介绍理论到分析个案再到强调理论观念的圆环。而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影恋是一种病的判断贯穿始终。如此看来，《冯小青》的意义就不仅是对一个古代人物做出新阐释，更重要的是，它发现了“变态”的“病”。
六、正常与变态：现代知识制造工程
《冯小青》有这一番石破天惊的发现，跟潘光旦的求学经历，尤其是对于霭理士和弗洛伊德的阅读分不开。他在《性心理学》的“译序”中说：
译者最初和霭理士的作品发生接触是在民国九年，那时候译者二十岁，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在清华当时就比较很丰富的藏书里，译者发现了霭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的借阅了一遍。……又过了一二年，译者又有机会初次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记得当时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弗氏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得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写了一篇《冯小青考》。……这是译者对于性问题的第一次的研究尝试。{1}
这段关于理论阅读和个人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叙述，很值得注意。对霭理士和弗洛伊德的阅读，不单纯是新知的增长，更提供了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性心理和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了潘光旦认识和发现问题的基础。理论预设的优先位置，可以从“一度对照”这样的行动和表述里得到证实。换言之，随认识装置的改变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知识等级差序关系。西方的理论开始被作为一种普遍的真理、标准和原本，而中国的历史、传统、生活与人则是被作为验证理论的例子或材料。潘光旦在《冯小青考》的“余论”中说，他选择冯小青来研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罗素曾谈及中国历史中无足供精神分析之研究资料，而潘光旦以为冯小青故事正是精神分析一个绝佳的资料，“恐西方史实中亦不可多得”{2}。也就是说，冯小青故事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精神分析提供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确实证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深刻和正确。
潘光旦写冯小青的时候，正是以弗洛伊德著作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跨语际传入中国，开始流行并发生影响的年代。③弗氏理论让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着迷，他们尝试着把精神分析的理论引入创作和研究中。鲁迅写《不周山》（１９２２年），他自己后来解释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4}，以性压抑来解释女娲造人的行为。郭沫若的小说《残春》（１９２２年），运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状写受到压抑的白日梦。{5}周作人从性心理的角度对郁达夫《沉沦》的辩护，也是在１９２２年。从《沉沦》开始，郁达夫的很多小说其实都在勘探和呈现性心理的幽秘，小说《迷羊》（１９２６年）更是直接表现在爱欲之途的苦闷与迷失。在１９２０年代，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因鲁迅等的译介，使得文学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潘光旦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热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潘光旦又是特殊的。这当然不仅指他是以学术论著的方式来进行知识生产。关键在于，潘光旦对精神分析的接受和应用，趋向于以生理化想象模式为基础的正常与变态之区辨；趋向于通过理性、客观的科学来实现对迷幻的爱情的合理化。
“生”“变”之分并不是到20世纪才有的事，《诗经》里就曾区分“正风”与“变风”。然而在乐教－诗教的脉络中，“变”意味变化，跟“正”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但是当“正”与“变”的概念被纳入以生理化想象模式为基础的规范之中，“变”就由“变化”转为“变态”，陷入与“正常”的对立状态。{6}在潘光旦对冯小青的解读中，他始终强调欲性常态与变态的区分。他幷不像传统文人那样把冯小青故事视为“才命两相妨”的延续，也没有像五四启蒙话语那样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的压迫。他提出正是冯小青自己性心理变态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而他对冯小青变态的判定，又建基于一种生理化的关于健康和正常状态的想象。比如，精神分析中关于性发育中滞和回流的说法，成为他分析冯小青的性心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追究冯小青自我恋的病源时，他试图从遗传和环境角度来发掘原因；都表现出潘光旦对于生理化因素的偏向。他期待以一种科学的、实证的、结合生理因素的方式，对小青性心理的形成及其不同阶段给出解释。
这种强调生理化的偏向，也体现在《冯小青》的“余论二自我恋与婚姻选择”中。潘光旦发现自我恋与爱情的迷幻性之间存在关联，提出“亦有循行异性恋之方式，而其精神则完全未脱自我恋者”。值得注意的是，他马上联系到当时青年人所热衷的浪漫恋爱：
未婚之青年男女，试与言择偶问题，每曰，非理想之妻不娶，或非理想之夫不嫁；……未几，某君与某女士，或某女士与某君，果以往还，论交，订婚闻矣；试就而询之，则其所论交而订婚者果适符所愿之人物也。设一方略有文学之意趣者，则必发为诗歌，满幅皆为赞颂之辞；设不能者，亦必强为之，或与人津津道之不衰，一以美其所欢，一以自鸣得意。我辈读其文辞闻其称道者固深艳羡之，然同时未尝不疑问何以世间理想之佳偶若是之多。……夫理想者无他，自我之推也。……此种心理状态，在青年时代为多，至壮年或老年，与实际生活之接触日多，青年时一气呵成之空中楼阁乃风流云散。{1}
意思是，一个人为其“情人”铺张扬厉，不过是“性的过誉”（ｓｅｘｕａｌ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自我恋之推广。情人身上的光环，实为自我崇拜所投射。随着年事日长，主观之蒙蔽会渐渐除去，认识到异性对象与自我之理想到底不是一回事，于是失望也随之而来。“当日之崇拜愈深，用情愈热烈，则此日之失望愈甚，是势所必至者也。”{2}
潘光旦揭示恋爱的迷幻，甚至将之与自恋等同，在我看来，是针对着五四恋爱至上的狂潮。对于自由恋爱和理想婚姻的极度渴求与歌颂，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特征。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成为当时“新女性”们争取的首要目标。但潘光旦批评说，这不过是沉醉于迷幻的爱，而且会带来一些危险后果：“不察者以性的过誉为足征恋爱之热烈，从而揄扬之；殊不知热烈即为冷酷之先声，近代婚姻问题之日趋紊乱者，局部亦此种热烈之恋爱为之也。”③
较之爱情神圣的宣言，潘光旦更愿意强调“健康”、理性、寻常的婚姻。他希望消除爱情的虚幻性，唤醒情爱追逐的幻觉，将爱情“合理化”。他１９２８年出版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有一章是“关于婚姻者”。针对一次调查表明择偶者通常更重视性情，潘光旦写道：
盖当交好之初，一人之理解力每易受到热烈情绪之蒙蔽，故一端不能见对方性情之真面目，一端亦暂忘其个人主义之倾向，在在竭力迁就；故能彼此融洽无间；及相处有日，与实际之婚姻生活相周璇既久，热情之蒙蔽既除，面目之本来立见；而不相能之程度与日俱深矣。{4}
接着他提到美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美国人以为“幸福之发生，系乎健康者多，系乎性情者少”，“健全精神寓于健全身体”。他强调，是健全身体而不是情，对于幸福更为重要。在讨论“婚姻之解散与重订”时，又特别突出婚姻的标准应以“客观之品性”为重：
婚姻成就之时，如以客观之品性为重，则婚姻之结果，良善之子女而外，不患无浓郁之情爱；反之，若以主观之情绪为重，则此种情绪未必能维持久远，而子女之品性，或不免于降格矣。{5}
这里无疑又透露出生理因素决定论的倾向。
整个二三十年代，潘光旦在很多文章中都一意为恋爱纠谬，批评青年对爱情的幻想。按他的说法，“浪漫式的恋爱或游戏式的恋爱，用严格的生物眼光看来，原是性的结合的准备，一度性结合之后，这种恋爱暂时就变做没有多大精彩。”{6}在客观而严格的“生物眼光”下，情失去了至高无上的超越价值，成为一种应该被克服的迷幻。在为所译《性心理学》作的注释中，他联系到当时青年喜读《浮生六记》的现象，指出他们若以之为“恋爱生活的规范与金科玉律”，“那是一大错误”。{7}在潘光旦看来，沈复夫妇作为个人主义婚姻观的象征，制造了恋爱幻像，故他对《浮生六记》这个著名的情爱文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8}
联系到潘光旦的学术脉络，我们会对他的生理化偏向有更多体会。１９２２年他放洋赴美，入美国达茂大学插入三年级，攻读的正是生物学。１９２４年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又主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还曾在纽约、长岛等地学习优生学、人类学等。{1}在他广泛涉猎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一直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以生物遗传为基础探讨社会问题（潘自己称之为“人文生物学”），成为潘光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１９２０至１９４０年代，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优生学的研究和倡导上。优生学之建立跟生物进化、遗传选择理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如何保证生育与遗传的健康、正常和进化，是优生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其实，潘光旦对于冯小青性心理的变态的揭示，跟他所倡导的优生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正是在一种“正常”与“变态”的区分视野中，才发现了主体的病；正是要从生理上防止和消除种种变态的状况，才要倡导性教育与优生。所以，生理化的想象和思考模式，潜在地决定了潘光旦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他的学术体现出一种性心理学与生物进化论混成的知识方式。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知识方式放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展开中来看——比如，联系到晚清以来有机式的生理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联系到20世纪２０年代心理学和优生学在中国的扩散和体制化，联系到优生学关于“种族竞存”的理念的扩散{2}——就会发现，潘光旦的学术思路和实践，正是西方现代知识话语跨语际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完成合法化的过程的一部分。换言之，潘光旦寻找材料、分析、归类、命名、界定等一系列的工作，正加入到了现代知识制造的庞大工程之中。这一知识工程又附属于整个现代性的合理化规训。正常与变态的区分，试图完成的正是对生活、情感与人的全面合理化。
这个知识制造工程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吸引力实在是很巨大。即从梁启超对于潘光旦《冯小青考》的称赞，亦可见一般。潘光旦这篇文章是作为“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的课程报告提交的。梁启超的评语意味着对潘光旦以西方理论来重新读解中国历史、发现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的某种认可。③梁启超在评语中对潘表现出的“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优点特表赞赏，又说潘头脑清醒，“可以为科学家”。这更表明了梁对于潘光旦研究的“科学性”的肯定。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科学知识和体系被广泛引进中国，科学崇拜的风气日益突出。创刊于１９２６年的《自然界》发刊词中曾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把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放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下检验，并通过“科学”的方式予以论证，日渐成为时代风尚。而被视作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之体现的精密观察，理性分析，实证证明，也成为评价人文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标准。可以说，到了20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确实形成了一个跨越界限、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话语共同体”。{4}这里，理论和科学的传播伸展至整个社会领域，被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潘光旦甚至在梁启超那里，属于现代科学话语的“影恋”，显然比关于冯小青的各种传统论述更有价值。这种优先性已经不完全是科学本身的解释力量所造成的了，而依托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特殊霸权及其扩张。此种态度以后一直在发生影响。直到今天，有学者撰文重提《冯小青》一书在现代文学批评上的意义，也仍然会强调其“科学性”，认为潘光旦对于理论的应用，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传统情感体验的阐释模式，完成了现代转型。{5}
七、“晚明时刻”，或曰“另一个现代”
从介绍精神分析派的理论，到剖析小青故事中的“影恋”症状及病源；从揭示中国女性长期不被谅解的境遇，到呼吁加强性教育以行指引和改造，潘光旦对冯小青故事的重写，让人联想起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当年鲁迅也是因为在“幻灯片事件”中，发现中国人身上普遍化的“病”，才决定弃医从文，以疗救愚弱的国民的。而让鲁迅深受刺激的“麻木”，跟“影恋”有一个相近处，即也是“精神”上的“病”。这共同体现出一种“病之发现”的工作在现代中国的展开。{1}对于心理／精神的“病之发现”，既指向具体的个人，又指向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既是西方医学、心理学理论传播到中国后的现实实践，又是文化表述（尤其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被广泛使用的隐喻；既是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又是作用于主体建构的现代知识制造工程；——实在是牵连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重大关节。而由晚明的“情迷”到民国的“影恋”，冯小青故事的转变，也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
近年来，围绕“多元现代性”的讨论，已经打破了现代性是单数的、原发于西方的历史迷思。{2}也已经有学者对于晚明现代性作了非常深入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③视觉、世俗欲望、时间观念、自我意识等问题日渐进入研究视野，为重新开启晚明现代性创造了契机。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冯小青故事，晚明的“情迷”话语为之提供了解释，并牵涉到文学纪实与虚构的性质，阅读社群的形成，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交互关系，表演性的生活方式，等等。在“情迷”的视野中，冯小青故事是作为“情之至”的代表，体现了对于超越性价值义无反顾的追寻。这里的情，穿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穿越了性别界限，可以作为隐约的政治表述，也可以支持极端的癖好。情在多重含义和多重空间的复杂辩证中，成为晚明人整体性生活世界的一种自然表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感伤的共同体”正在形成。情与日常生活、与观念世界建立起一整套的关系网络，晚明人正是在这一网络中理解自我、他者、社会和家国的。
但是晚清以后，这样一整套关系网络和理解方式，都在巨大的危机冲击中解体了。西方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原来是空间上的差异现在被时间化了，曾经是普遍的命运现在被特殊化了，过去是正常的行为现在被变态化了。以西方生物学、心理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体制，不仅形塑了中国人对于自我、他者乃至人本身的理解，而且成为他们重新认识传统的“眼镜”和“工具”。由“情迷”到“影恋”的变化，绝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整个文化系统和认知结构的变形。在新的“正常”与“变态”的区分中，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病”暴露无遗，对情与生活的合理化规训正式展开。人们被告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入和变得“现代”。
今天来反思这个“现代”，自然不难批评它背后的霸权、暴力和它的内在缺失。问题在于，当我们重新发掘“晚明时刻”，重新追认“另一个现代”的时候，我们很难摆脱一些问题的缠绕，或者说被迫处于吊诡的境地。比如说，如果正变之分的内在标准没有真正受到有力的质疑，那么我们很可能只是从正面意义上再次把冯小青特殊化，而无法正视我们自己身上背负着的“冯小青性”。如果不对“情”进行新的描述和解释，那么对于“情迷”的认可，可能看似承继了传统和文化，其实却变成消费主义预制的感伤。如果不在历史语境中重新勘探那个整一的生活世界里的自我和他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对于自我的发明，可能依然是内在于西方现代主体理解之中，而没有真正描绘出另类的自我图像。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思考超越性的追求和渴望，那么大概就无法走出合理化的“天鹅绒牢笼”（ＭａｘＷｅｂｅｒ语）——这一切的困难，也许都因为我们内在于现代知识制造工程之中。在发掘和讨论“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的时候，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既有现代知识视野可能的限制。那么，反省我们的知识构成，真正从不同的“早期现代”的历史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中，发展出对于我们自身知识状况和概念世界进行反思的视野，会不会成为开启不同的“现代”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