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识白蕉之狂，缘于一方闲章。那是王伟平老师（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书写的一副长联，左下角钤了一方元朱文印：“天下第一懒人。”此印仿自白蕉为数不多的躬自操刀之作。王老师私淑白蕉，以未能师事之为一生憾事，故借此印慕尚先贤。
　　“懒”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洒脱、逍遥、任性、退藏、潜龙勿用、饭蔬饮水……都可以蕴含其中。近代陈三立有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真是懒出了天地苍茫！明代有副对联与此气味相投：“看尔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沪上书家章汝奭生前曾书此为自挽联。宋代苏东坡陷“乌台诗案”拜两句四六所赐：“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再往前，那就是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了。后来得知，“天下第一懒人”的“懒”或谐音“兰”，白蕉擅画兰，自命天下第一画兰之人。据说白蕉早年办展览，广告语自称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还有一些文章将此印误传为“天下第一妄人”。不管什么人，敢称第一，即是狂人。
　　我虽不如王老师那样酷嗜白蕉书法，但对于其诗词文章，还是怀着一份期待的，因白蕉曾自诩“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又说过“诗成或在宋、元时”。只是白蕉的《济庐诗词》久觅不得，民国期刊上偶见数首，未睹全璧，各大图书馆不见著录，许是未刊稿吧。因此，当《白蕉文集》今年初甫上架（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版），便兴奋不已，亟亟购入一册，孰料打开文集却感失望。一则此集不收诗词、小说、剧本、书信等，说是要留待续编;二则文集整理尚显粗疏，所收文章颇多前后重复，分类不合理，编排也失序（如1949年后发表的文章《百家争鸣中关于提倡书学的问题》等居前，民国时期发表的《云间题画甲乙集》等反而列后），全不注明发表年月，致使读者难以清晰了解白蕉思想的发展。
　　饶是如此，这却是白蕉文章第一次较完整的呈现，是海派书学文献整理的成果（《文集》字数一百四十万）。将《文集》大致翻阅一遍后，虽未见到那“或在宋、元”的诗，然于白蕉之狂，倒也有了些许了解。北宋小晏《阮郎归》词有“殷勤理旧狂”之名句，白蕉《题画稿》亦云：“紫兰花外盅浮绿，何事殷勤理旧狂。”不为无益事，如何遣有涯生，此番便理一理白蕉的狂吧。
　　白蕉之狂，首先表现为写作方式上的拟古与萧散。白蕉似无意为文，但特别钟情笔记文一体，如《兰题杂存》、《云间书跋甲集》、《云间书跋乙集》、《云间题画甲集》、《云间题画乙集》、《云间言艺录》、《白室漫记》等，轻松写来，长短不拘。尤值一提的是，《四山一研斋随笔》共有一百八十余条，五万余字，内容涉及政坛、文苑、艺林，颇多掌故趣闻，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如其中论民国女性诗词、新旧诗词等文字可另辑为《白蕉诗话》），此前于民国报刊上曾刊载部分，此次《文集》是第一次完整收入。自北宋文人书学兴起之后，题跋、书信、札记等更为随意的论书载体被采用，如欧阳修《试笔》、《笔说》，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书史》、《海岳名言》等，皆是單篇短章汇集，未尝系统设计。著述形态与语言风格上的“去修辞化”，平易畅达、萧散随意的批评方式，剥去汉唐书论的神秘面纱，彰显北宋文人书学的“日常化”。在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蕉仍采用文言笔记的论书方式，是对文人传统的拟则继轨，显示其深厚的拟古情结，立潮流之外;此与其书风取径颇为一致，规模二王、谨守帖学，却又并不毕肖古人，“意足不求颜色似”。

二

　　白蕉狂语，最主要表现为文人传统中的风流自赏。《兰题杂存》云：“左顾右盼，情驰心畅。打破陈规，敢做敢想”，“老来作贼，窥得自然”，“胆大心小，明离暗合，并不手脚忙乱”，“看之甚透，写之无意，造化瞠目，曰噫曰噫”。窥见造化之秘，自鸣得意，遂不将古人放在眼里。《云间书跋甲集》云：“右军之书，藏骨包筋，含文抱质。我此书亦依稀此旨，庶几羊、薄以上乎？”“此书不知视二子（王羲之、陆机）如何？”“余此书假令米老见之，不知当作何语，真恨古人不见我也。”“东坡写朱竹，八百余年后，云间有白蕉写朱兰。”“此作空诸依傍，简无可简，真恨古人不见我也。”“月前作草一纸，自跋云：‘羲之鬼来我笔底矣，宁止卧王蒙于纸下耶？’深夜书竟，雀跃三日，盖深自悦也。然悬之一日而病三出，二日而病五出，三四日后通体不舒服矣！此作虽尚有信笔处。”“余未见拓本（右军誓墓文），此从《晋书·王羲之传》录出。当日下笔，一时得意，竟打长印‘晋唐以后无此作’。今日视之，直欲撕入纸簏。”既大言不惭，动不动卧古人于纸下，转眼又幡然悔悟，白蕉之狂终不可医，故又云：“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处，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亦未敢以此席让人。”
　　以上狂语，本散落在笔记各处，阅读时偶然遭逢，便有会心之乐，仿佛“水含珠而川媚”。因论述之需，将其汇总在一起，才显得过于密集，不免令人生厌。然即便如此，这些狂语未必可与其现实中处世之道画上等号。白蕉与姚鹓雏、黄宾虹、齐白石等人交往过从，情谊之厚自为世所称道。因书画题跋文字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蕴空间，此一空间允许幽默、调侃、傲物、张扬，乃至不严谨、不正经，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白蕉的题跋狂语延续文人传统，具有明显的拟古性，效仿《世说》、东坡、晚明小品等，不排除为文造情的痕迹。陈巨来说白蕉文章“似专学袁中郎一路者”，原是不错的。

三

　　白蕉狂语最具价值之处，还是关于近代海上书坛的批评。论及近代海上书坛，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等人自是无法绕过，其镕鉴古今、别裁创新之手段，向为学界所肯定褒扬，乃至被视为海派艺术精神至为核心的部分。然在白蕉那里，这些书坛的“急先锋”都具有一种“长枪大戟”的共性。《云间言艺录》云：
　　吴俊卿昌硕一生，金石篆刻为上，画次之，书为下。然其篆刻往往流于草气，苟且了事，粗率过甚。师之者竞尚霸气为吴派，可嗤之以鼻。
　　长枪大戟，一种兵气、火气、村气、伧气、酒肉气、江湖气，不可响迩……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不是近名事，近名无功……有力非火气之谓，夹杂火气，则不能沉雄而为伧俗……若过于鼓努为力，肆为雄强，则张脉贲兴，将如泼妇骂街，成何书道？ 　　显然白蕉仍在坚守传统文人书法趣味，以温润淡雅为尚，无法接受“粗头乱服”的艺术，排斥鼓努为力、雄强偾张的时代风格。
　　近代海派书风变革的原动力，是清末碑学的兴起，沈曾植所追求的目标即是“化碑为帖”。白蕉愤慨于当日海上书坛“仍有拾包、康一辈牙慧，以为帖俱是伪而不足学者，既自被欺，更欲欺人”，进而对“长枪大戟”的始作俑者包世臣、康有为大肆挞伐：“芸台之创论，本质属于考证，议论亦尚持平。至慎伯、长素，则大有卖野人头，不知所云之慨”，“包慎伯文章议论，远在书法之上，然其好作玄论，故示神秘，最为可厌……其墨迹，小真书稍可观，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汉表演花拳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惊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安吴之尊碑抑帖，长素之崇魏卑唐，好溺偏固，自辟通规。其末流至于锯边蚓粪……若谓艺事足以观世变，则二人者固皆乱世之作手。长枪大戟，深红大绿，粗犷之气，逼人欲狂”，“包慎伯好为玄论，终身不懂笔法”。
　　以上对包、康的批评毫不客气，“卖膏药汉”、“烂绳索”的比喻极尽挖苦之能事。白蕉很善于用比喻的方式评论书坛人物，《云间言艺录》中对近现代海派书坛四大家一一点将，为白蕉所认可者唯有沈曾植：“余尝评近代书家数人，或未免太苛。论云：康有为字如脱节腾蛇，挣扎垂毙。吴昌硕如零乱野藤，密附荒篱。郑苏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昌硕行书学王觉斯，倘及门亲炙，亦宜打手心者。沈寐叟书如古衣冠名士，于前人殆近黄道周、倪元璐，而又参钟、索草法，其拙处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此一拟象批评法，缘自梁朝袁昂的《古今书评》，影响后世文艺批评至为深远，其中一些比况至今仍充满活力，如言“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等。白蕉笔记中有一则拟象论书的大杂烩：“昔人有状王、张、颜、米诸家之书者云：右军似龙，大令似蛟，张旭似蛇，鲁公似象，怀素似犀，南宫似虎，东坡似鹰，子昂似蝶，枝山似兔，香山似莺。诚为妙思隽喻。”
　　白蕉言此语发自“昔人”，但一时尚难考证其源头，或为白蕉自己整理加工，亦未可知。白蕉的拟象批评虽是沿袭传统，却融入了极强的时代特性。论康有为“脱节腾蛇”，沈曾植“衣冠名士”，尚是平平;而论郑孝胥书，则别出心裁地引入“酒后水手”这一形象，遂使一种具有一千五百余年历史的拟象传统，融入了近代东方都市的摩登元素。细思此“水手”应非中国人，更易让人联想起上海租界里的美国大兵，于是传统批评方式又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委实精彩倍常。
　　白蕉对此“发明”似颇为自得，他先后至少三次提到“酒后水手”意象。《云间言艺录》又云：“近人作书，大都甜俗之极，了无韵味。若郑太夷之生辣醇肆，允为今日书坛珍品。予早岁已甚鄙太夷行书，评为‘酒后水手，佻挞无行’。然于其楷分之天资、功力，正复不敢正视……余尝谓近代知书，太夷在何子贞上。”
　　《四山一研斋随笔》最后一条笔记云：“六年前，为人作尺页，偶评近代书家数人，多贬词，惟于沈寐叟独赏之，以为古拙隽雅，跌宕有名士致，然精者亦鲜见。忆其中评郑苏戡孝胥字云：‘苏戡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昔人谓书者如也，余与苏戡，可谓独具只眼。然《海藏楼诗》似尚在散原、石遗之上。余雅不好近世之所谓宋诗派，然就彼所谓，海藏将不以人废。”
　　以上两条笔记还透露白蕉对郑孝胥的欣赏之处，肯定其“天资、功力”，且认为郑孝胥《海藏楼诗》在陈三立、陈衍之上。
　　明清以来书坛为董、赵牢笼，豪杰之士皆欲革帖学之弊。《云间书跋甲集》云：“赵松雪书，天资不足，功力甚深，其秀媚最悦俗眼。”论赵孟頫“天资不足”，似比傅山《霜红龛集》论赵“学问不正”更能击中要害。然白蕉并没有加入近代海派书坛“以碑济帖”的大潮流，而是秉孤傲之性，游离风气之外，坚持在帖学内部讨生活，越过董、赵，直追二王，欲实现一种“内部超越”。对于碑、帖关系，白蕉为初学者所著的《书法十讲》说：“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看似没有轩轾，且重视习碑，然更为本真的《云间言艺录》则云：“在历史上言，帖为碑之进步;在学书上言，碑是帖之根基。未可如安吴、南海一辈，有奴主之见，好奇之谈”，“提倡碑学结果，只见别裁伪体，牛鬼蛇神，洵盛极一时矣”。以“进步”视帖学，则白蕉骨子里是鄙薄碑学的。他只是将临习碑板视为初学打基础内容，成熟之后便不离帖学，并没有一种汲取碑派用笔、结体、风格以出入碑帖、熔铸生新的意识。
　　白蕉的“以帖济帖”，比同时代的“以碑济帖”更具难度，后者以面目取胜，前者则倚赖神采气韵，毫芒之间，生死存亡。白蕉终究是成功了，其学二王所奉为枕中秘者，在“萧散”二字。《云间言艺录》云：
　　碑沉着端厚，重点画，气象宏肆;帖稳秀清洁，观使转，气象萧散。右军之所以为书圣，正以其雄强。所以雄强，正以其能沉着宏肆，又蕭散不群也！“萧散”二字，最好解释，正是坦腹东床，别于诸子矜持。
　　米南宫云：“随意落笔，皆自然备其古雅。”“随意”二字，正不易言！昔人谓“谢安捻鼻，便有山泽间仪”，“便有”二字，亦正是自然。逸少坦腹东床，故别于诸子矜持耳。
　　白蕉确实抓住了袁昂所谓的“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他摆脱了赵、董以来崇尚法度、端端正正学二王的路数，别以一种“不端正”学二王，突破《阁帖》、《圣教》之束缚，从二王杂帖采英撷华，故能另辟蹊径，自成面目。而恰是“不端正”，使白蕉的帖学实践具有一种不稳定性与情绪化特征，法度谨严既已抛弃，则更多需倚赖临池状态，仰仗“神怡务闲”、“偶然欲书”。天资固佳，功力方面则略逊古人。职是之故，白蕉遗存的书法墨迹，便非件件精品了。
　　白蕉有一方闲章曰“曾经白眼”，《云间题画甲集》云：“腹中有酒，笔下来湘灵，我眼常白不能青，吁嗟乎素馨。”《四山一研斋随笔》更有一段妙语：“余尝语友，我有三苦，无可告诉：一听俗人批评书画篆刻诸艺事;一与不相干之生客寒暄;一寒夜三更便急无马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因“中国无一人懂书法”之言论被揪出来打成右派。白蕉果然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吗？其实不然，他的艺术趣味还是趋向平和、保守的，远不如同时期其他海上书家具有胆识。“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白蕉这种艺术观念还是比较狭隘的，若奉此为圭臬，那么“解衣盘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脱帽露顶王公前”诸般境界便被排除在艺术之外了。
　　白蕉之狂的最大意义，也许是为后人梳理、总结近现代海派文化提供一种理性反省的参照。毋庸讳言，长时间属于贬义词的海派艺术，原是有一种“豁出去”、“撕下脸皮”的质素。十字街头的海派精神中其实有股“蛮力”，它夹杂着市井气、殖民气、落魄气、铜钱气、跛脚骨气（白蕉形容为兵气、火气、村气、伧气、酒肉气、江湖气），虽敢为天下先，敢冲敢撞，却不免骄横粗糙、不守分寸。近读杜月笙七子杜维善回忆孟小冬之文，言其生母姚玉兰与庶母孟小冬，恰成“京派与海派”之对比，表现为姚能接受沪上堂会清唱，而孟则对此拒绝，自与程砚秋电台合作《武家坡》后，便发誓再不清唱。原因是清唱不戴髯口，女子发声用力时唇、颊、眉、眼之表情原形毕现，在孟小冬看来这是不雅观的。孟小冬之于京剧，白蕉之于书法，颇有相通之处。白蕉的存在，证明近现代都市文明的海派文艺与传统农耕社会文人式的“游于艺”，并非扞格不通，两者之间可以融合共存、相续生新。白蕉彰显了海派文化中从容优裕、孤高散淡的一面。
　　目前的《白蕉文集》还是不够全面的，待到续编中的诗词、小说、书信等皆公之于众，我们对于白蕉的认知将会更为切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