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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被收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第二单元，“让世界充满爱”是本单元的主题。长期以来，对该文思想内涵的解读都停留在“爱”这个层面，如：“表达了作者对阿长的同情和怀念”（教师教学用书）。而且“爱”的对象都局限在“弱者”（教材）“劳动妇女”（教师教学用书）等称谓上。对此，我不敢苟同。
第一，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从阶级或经济地位去看待人物？阿长是“女工”、“保姆”、“弱者”、“劳动妇女”，但从生理的角度看，她首先更是一个“女人”，一个“孤孀”！一个在男性话语权下苦苦挣扎、艰难生存的旧社会女性。我们为什么不从关注旧社会女性命运的角度去理解该文呢？对旧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是鲁迅文章的应有之义，他的《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寡妇主义》《离婚》《伤逝》《祝福》等文都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观。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1902年，译著赫伯特·斯宾赛的《女权篇》（马君武译）出版，该书以“自然权利”论与进化论为基础，论证了男女平权的观点。1903年，J·S·密尔的《女人压制论》也被介绍到中国来，该书鼓吹妇女应拥有自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的能力，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对鲁迅。揭出旧中国不幸女性的病苦，以引起疗救，是鲁迅作品女性主义的一贯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二，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如果仅仅停留在“爱”这个层面上，未免太肤浅了，可能也辜负了鲁迅的一片苦心。不要忘了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另一力作《风筝》中，他更是从亲情的冲突中思索开去，对中国的儿童教育、封建教育思想、旧伦理道德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的最后，作者特地强调道：“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从“守寡”“孤孀”等字眼和作者少有的直接抒情句不难看出，他对旧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深刻的反思。
在长妈妈这个不幸女性的身上，作者把他的女性观全面地展现出来，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顺从、抗争、他者。
顺从：在那个封建宗法制浓厚的江南小镇上，父权制度和男性话语权几千年来桎梏着女性的身心，传宗接代是女人的天职，无后是一大罪过，所以阿长不得不过继一个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更不敢改嫁了；既然是保姆，就要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做一个保姆的样子，想主子之所想，做主子之想做，你看：她“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长妈妈“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平时也不回家去，直到了临死。（教参）”
一句话，顺从，以满足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没有经济独立权，所以不能自立。她们只能是常青藤，紧紧抓住男人这棵橡树向上攀爬，争取一点生存的阳光和空气。鲁迅曾在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走了以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如此这般，顺从只能是她们最佳的选择了！
抗争：既然顺从，为什么要抗争，这不自相矛盾吗？不矛盾！抗争是为了更好的顺从。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最容易做奴隶的，做了还万分欢喜。”做不成、做不顺心当然要反抗。长妈妈在夫家反抗过，因为不能给夫家传宗接代，她痛苦过，抗争过，最后只得过继一个儿子，来换取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尊和在夫家的地位；在鲁家的大宅院，她也反抗过、斗争过，她常“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是在反抗主子，维护自己做一个女工的权利；“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珍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这是在向命运抗争，对苦难生活的抗争。
但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这些抗争不是为了争取社会政治地位上的男女平等，也不是争取经济上主子奴仆同工同酬，更不是争取人格上女子自尊自强，而是苦苦在争取一种“非我”，一种男权社会对女子的一种角色期待。请看：长妈妈从夫家到鲁家大宅院，自身在妻子——母亲——保姆——妈妈四个角色之间挣扎。嫁给了一个姓余的男人做妻子，却好景不长，死了丈夫，只得“青年守寡”，在农村成了一个“克夫”的女人，人前人后被人骂，这何其失败！做妻子不成，做母亲行不行？可膝下无儿子，断子绝孙，遭夫家鄙弃，这又何其无奈！做个大户人家的保姆差不多吧，可常被“迅哥儿”“憎恶”和太太“责问”，所以有时不免“喜欢切切察察……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后来，长妈妈“平时也不回家去，直到了临死”，尤其她慷慨解囊，为迅哥儿买来四本“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这些表现都折射出阿长在和小主人长期的相处中，潜意识把鲁家当做自己的家了，把迅哥儿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她慢慢找到了家的温暖，在迅哥儿身上她找到一个母亲的自豪感，迅哥儿实际上成了她的精神支撑！这种角色补偿的满足感使她找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女性被男性认可的价值。
总之，阿长的抗争史就是一部女性的角色失落史和寻找角色的认同史。
他者：由此，我们发现阿长的顺从或反抗实质都是一种“他者”的顺从或反抗，即不是从一个女性自身“我”出发，而是从那个时代男性对女子的价值评判和角色期待出发，缺少子君（《伤逝》）那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清醒的认识，她属于“假自我”，因为她从未有过“自我意识”，一句话，她不是自己的，她为了别人（男性）而活，如果男性是大树，那她就是枝叶，枝叶只是大树的附属物，正如20世纪欧美著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波伏娃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自我的缺失，是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最大的悲哀！
一生都未给自己母亲写过文章的鲁迅，却破天荒地给一个“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出身低下，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不识字，没文化”的一个女工作传，这不免让人不得不这样想：这正是鲁迅的用心良苦所在，在他的心目中，阿长其实不仅指“这”一个，她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一生就是中国千百年来在男性话语和父权制度桎梏下苦苦挣扎的千千万万旧社会女性的缩影！
到此，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该文的思想内涵：《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的一个女性主义范本，它寄托了作者对旧中国女性的深刻同情，并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作了深刻思考：解放女性的关键是女性首先要解放自我！
（作者单位：舒城县柏林中心学校 ）
第一，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从阶级或经济地位去看待人物？阿长是“女工”、“保姆”、“弱者”、“劳动妇女”，但从生理的角度看，她首先更是一个“女人”，一个“孤孀”！一个在男性话语权下苦苦挣扎、艰难生存的旧社会女性。我们为什么不从关注旧社会女性命运的角度去理解该文呢？对旧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是鲁迅文章的应有之义，他的《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寡妇主义》《离婚》《伤逝》《祝福》等文都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观。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1902年，译著赫伯特·斯宾赛的《女权篇》（马君武译）出版，该书以“自然权利”论与进化论为基础，论证了男女平权的观点。1903年，J·S·密尔的《女人压制论》也被介绍到中国来，该书鼓吹妇女应拥有自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的能力，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对鲁迅。揭出旧中国不幸女性的病苦，以引起疗救，是鲁迅作品女性主义的一贯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二，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如果仅仅停留在“爱”这个层面上，未免太肤浅了，可能也辜负了鲁迅的一片苦心。不要忘了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另一力作《风筝》中，他更是从亲情的冲突中思索开去，对中国的儿童教育、封建教育思想、旧伦理道德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的最后，作者特地强调道：“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从“守寡”“孤孀”等字眼和作者少有的直接抒情句不难看出，他对旧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深刻的反思。
在长妈妈这个不幸女性的身上，作者把他的女性观全面地展现出来，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顺从、抗争、他者。
顺从：在那个封建宗法制浓厚的江南小镇上，父权制度和男性话语权几千年来桎梏着女性的身心，传宗接代是女人的天职，无后是一大罪过，所以阿长不得不过继一个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更不敢改嫁了；既然是保姆，就要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做一个保姆的样子，想主子之所想，做主子之想做，你看：她“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长妈妈“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平时也不回家去，直到了临死。（教参）”
一句话，顺从，以满足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没有经济独立权，所以不能自立。她们只能是常青藤，紧紧抓住男人这棵橡树向上攀爬，争取一点生存的阳光和空气。鲁迅曾在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走了以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如此这般，顺从只能是她们最佳的选择了！
抗争：既然顺从，为什么要抗争，这不自相矛盾吗？不矛盾！抗争是为了更好的顺从。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最容易做奴隶的，做了还万分欢喜。”做不成、做不顺心当然要反抗。长妈妈在夫家反抗过，因为不能给夫家传宗接代，她痛苦过，抗争过，最后只得过继一个儿子，来换取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尊和在夫家的地位；在鲁家的大宅院，她也反抗过、斗争过，她常“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是在反抗主子，维护自己做一个女工的权利；“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珍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这是在向命运抗争，对苦难生活的抗争。
但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这些抗争不是为了争取社会政治地位上的男女平等，也不是争取经济上主子奴仆同工同酬，更不是争取人格上女子自尊自强，而是苦苦在争取一种“非我”，一种男权社会对女子的一种角色期待。请看：长妈妈从夫家到鲁家大宅院，自身在妻子——母亲——保姆——妈妈四个角色之间挣扎。嫁给了一个姓余的男人做妻子，却好景不长，死了丈夫，只得“青年守寡”，在农村成了一个“克夫”的女人，人前人后被人骂，这何其失败！做妻子不成，做母亲行不行？可膝下无儿子，断子绝孙，遭夫家鄙弃，这又何其无奈！做个大户人家的保姆差不多吧，可常被“迅哥儿”“憎恶”和太太“责问”，所以有时不免“喜欢切切察察……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后来，长妈妈“平时也不回家去，直到了临死”，尤其她慷慨解囊，为迅哥儿买来四本“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这些表现都折射出阿长在和小主人长期的相处中，潜意识把鲁家当做自己的家了，把迅哥儿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她慢慢找到了家的温暖，在迅哥儿身上她找到一个母亲的自豪感，迅哥儿实际上成了她的精神支撑！这种角色补偿的满足感使她找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女性被男性认可的价值。
总之，阿长的抗争史就是一部女性的角色失落史和寻找角色的认同史。
他者：由此，我们发现阿长的顺从或反抗实质都是一种“他者”的顺从或反抗，即不是从一个女性自身“我”出发，而是从那个时代男性对女子的价值评判和角色期待出发，缺少子君（《伤逝》）那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清醒的认识，她属于“假自我”，因为她从未有过“自我意识”，一句话，她不是自己的，她为了别人（男性）而活，如果男性是大树，那她就是枝叶，枝叶只是大树的附属物，正如20世纪欧美著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波伏娃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自我的缺失，是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最大的悲哀！
一生都未给自己母亲写过文章的鲁迅，却破天荒地给一个“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出身低下，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不识字，没文化”的一个女工作传，这不免让人不得不这样想：这正是鲁迅的用心良苦所在，在他的心目中，阿长其实不仅指“这”一个，她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一生就是中国千百年来在男性话语和父权制度桎梏下苦苦挣扎的千千万万旧社会女性的缩影！
到此，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该文的思想内涵：《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的一个女性主义范本，它寄托了作者对旧中国女性的深刻同情，并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作了深刻思考：解放女性的关键是女性首先要解放自我！
（作者单位：舒城县柏林中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