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底，结束了在北京和敬府宾馆5个月的单独关押后，我被转到炮局看守所。
　　进大门时，被武警呵斥“冲墙蹲下”，脱光衣服检查，并且像电影里一样举着一块写着名字的牌子前后左右拍了一通照片。除此之外，并无传说中的暴打。
　　这是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囚室。先是一道比正常屋门稍矮的密封钢门，门的上方有一个用黑布挡住的观察孔，用来监视室内押犯的活动。第二道是铁栅门，有点像工艺粗糙的早期防盗门，门的下方有个送饭孔。铺板一直铺到墙根，所有的起居活动都在地铺上面。
　　门的左边是一个便坑和一个水池。右边是码被褥和放随身物品的地方，每个人都用装饼干或方便面的箱子把自己的牙刷、裤衩等物品放在里面。
　　西边的墙壁上，两米高的地方开了一扇小窗，窗外自然是钢筋栅栏。屋顶正中，两根硬电线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四壁上刻满了字，有计算天数的一组组“正”字，有电话号码，有黄色笑话，有自编的打油诗和囚歌。
　　身后，大锁咣当一声落下。

卷小炮和拍蚂蚱

　　铁窗透进的黄乎乎的光线下，马上有热心人上来打招呼：新来的吧？甭怕，咱这号里不欺负人。号长说：文化人，就不搜身了。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爷子，这位是行长，这边李总、会计、教练
　　当时正是8月酷暑天，屋里十五六个人全都只穿背心裤衩，光着脚。我冲每个人点头，努力记住他们的称呼和模样。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看上去都面目狰狞，胡子拉茬。没过多久，我去管教办公室打扫卫生时，猛一照镜子，也看到了一张恐怖的脸。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照过鏡子。
　　第一顿晚饭是跟会计和行长蹲在一起吃的。会计也是个近视眼，没戴眼镜，看人总有点睥睨，显得皮笑肉不笑，实际上人很和气。他悄悄递给我一小袋榨菜，说你运气不错，来了就赶上吃馒头。旁边的行长眼窝老深，三角型的寿眉总有半寸长，还配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子，闷声不响，吃得很快。
　　教练是个年轻精瘦的东北人。饭后他凑上来对我说，新来的押犯头几天往往会连夜提讯，待会儿希望你能利用这机会给哥几个带几根烟回来。找你的预审要，不给你，你就不说话。
　　我问，进门搜身那么严，怎么会不被查出来？他说，有办法。他拿来一双新的塑料底布鞋，到角落里捣鼓了一会儿，再给我看。鞋子里面，从鞋口处被挑开了一道缝，形成一个夹层。他说，这里面可以放4根烟。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鞋口的里面，用拇指捏住鞋口外面，蹲下身，用鞋后跟冲地磕了几下。“回来时筒道队长让你脱鞋检查时，你就这样。你看，万无一失。”
　　当天晚上临睡时，果然点我的名字提讯，我冲三个办案的人要烟。他们挺意外：五个月时间天天形影不离看押你，怎么从不知道你抽烟？我心里有种恶作剧的激动：少管了！
　　在囚室里，烟比金子还珍贵。要是让押犯在吃饭和吸烟中选一样，他们百分之百会说，宁可几天不吃饭，也要美美地吸上一口。
　　每次有人带回来的烟都交给号长藏着，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来，一根烟的烟丝可以用报纸边儿卷成三到四支细细的小炮。在号里，面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贼可以蹭上一到两口，条件是在号里听话、干杂活。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检举。
　　烟的来源是大问题。如果没有人被提讯，或是去了也要不到烟，大家就要利用一切能出号门的机会去“拍蚂蚱”。“拍蚂蚱”就是在地上拣烟屁。没有机会要创造机会，比如利用求提、求医或到小卖部购物之时。如果能捡回一两个烟屁，全室的烟民会兴奋得跟中国足球队赢了韩国一样。
　　干这事也必须有本事。首先是要有强烈的心理欲望，其次是眼神好、动作敏捷，然后还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装作提鞋或是被绊一下，在管教眼皮子底下把“蚂蚱”拿到手甚至塞到鞋里。
　　不过，管教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哪里容易骗过。有一次塔西·买买提刚一猫腰去拍蚂蚱，货没到手，屁股上却重重地挨了一脚，还被戴了五天背铐，以做惩戒。当然也有人面子大，偶尔拍个蚂蚱，管教也会卖个破绽，放他一马。老爷子就属于这种有面子的人。

老爷子

　　一说老爷子，你们一定会想到那些蹲了一辈子大牢的惯犯，或是黑社会老大之类的人，其实不然。我们囚室里这位老爷子，以前是管着100多个亿的某部委直属信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出来进去坐奥迪A8的。再以前，当过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局长。
　　老爷子虽然满头银发，可身板笔直，一有机会就来几下高尔夫挥杆动作，绝对贵族风度。可怜他烟瘾特别大，好在天性乐观，能放得下架子，不然就要受罪喽。
　　有一次他出去提讯，屋里的人为老爷子能不能带回烟争论不休。大家一致判断，老爷子准能带回烟，但绝不会捡烟屁，他那么大人物，无论如何不会去干那种事。正说着，老爷子回室了。
　　等到铁门落锁后，大家都围了上去：带什么好烟回来了？老爷子一边脱袜子一边说，今天运气不好，碰上两个不抽烟的预审，他们没有烟可以给我。一边说，一边从他的两只袜子里抖出了20多个蚂蚱。大家很好奇，问他怎么能一次拍到那么多蚂蚱，老爷子说，抽不上烟，我急红眼了，趁预审一个打电话，一个上厕所，我把提讯室烟缸里的蚂蚱全都抓回来了。大家奇道：预审没有发现吗？老爷子说：“哪能没发现！他俩发现后一边笑，一边无奈地摇头说：‘老姜，你真是堕落了！’咳，走到哪儿说哪儿吧，现在顾不得什么脸面了。行了，快卷一炮吧！”
　　在炮局那个地方，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是必须“坐板儿”的——就是分三排或四排，盘腿面门席地而坐。所以，里面有许多流行语跟“板儿”有关系。比如，喊报告找管教叫“拍板儿”；人多时睡觉，要“立板儿”（侧身睡）；“扛板儿”，是指有专人负责往外挤，不能让人挤了睡在紧里边的号长一天还要擦几遍板儿。一个挨一个，弯下腰，两腿叉开，两手撑住板儿巾，随身体重心左右移动。这姿式不训练几天还真掌握不了。 　　好不容易熬到晚饭后，管教下了班，有人向号长提议，今天大伙表现都不错，怎么样，该来一袋了吧！于是号长卷好小炮，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凑到水池子跟前（那是个观察孔看不到的死角）去吸上两口。
　　吸烟时，有的人很平和，吸上两口后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再也管不住嘴巴地叨唠起来；有的人贪婪，一猛劲能嘬进半截小炮，总会被大家臭骂一顿。像号长和老爷子这级别的，则每次都要吸“飘”了，脸色煞白，扶着墙挪回来。这时，要赶紧张罗他们躺下身去。而他们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半闭着眼睛，嘴里“哎呦哎呦”地哼上好一阵子。这种神仙境界，像我这种不会吸烟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这十几平方米的监室，关的人通常超不过20个，但是，要能震住，没点绝招可不行。这里什么人没有啊，整天大眼儿瞪小眼儿，要想保持平衡，不出事，必须有种制约机制，有种潜规则。我琢磨了很久，发现其砝码就是稀缺资源——烟。又是谁能决定砝码的倾斜呢？是号长。原来呀，号长手里，操弄着看不到的权力！

老郭风波

　　有一天晚上，从神秘的“七处”（指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关押大案要案及重刑犯的地方）转过来一个叫老郭的安徽人。据说他本来是个很不错的警察，家有妻女，很幸福。后来经不住一位当了大老板的同乡劝说，到北京给那位同乡当司机兼保镖。老板案发，他也被抓了。他们这起案子涉及好几亿的资金，是跟银行内部的人合伙诈骗，因为其中一个账号是老板让他去开户的，所以他难逃干系。
　　放下铺盖后，两个大个儿按号长的示意上去搜身。老郭顺从地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脱到最后，两个大个儿表情迟疑起来。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简直像是一尊古罗马雕像。大家全明白，这是经过长时间特殊训练的。
　　以往有新人入监，大家看号长的脸色，总要绷上一阵子，给新来的人一点压力。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新话题而空虚无聊，加上对“七处”的好奇心，大家顾不上理会号长又是咳嗽又是瞪眼的暗示，七嘴八舌地跟老郭聊了起来。老郭来时没赶上晚饭，就有人拿出饼干，还冲了一杯豆奶粉，递了过去。这一晚，号长感到被冷落了，甚至感到了挑战。
　　第二天，管教上班后，号长求提。随后，老郭被叫去做笔录，回来时脸色沉沉的。我知道，一定是号长到管教那里告了状，老郭肯定是挨训了。坐在我旁边的老爷子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偏过头来悄声说，他（号长）就这点不好，心眼忒小！囚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不出所料，晚点名后，趁铺被褥的当口，号长和两个大个儿突然出手攻击老郭。老郭的光头上猛然挨了一拳，他愣了片刻，本能地站起身，还没站稳，胖子就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双臂。胖子扮演的是劝架的角色，但谁都清楚，他是在拉偏架。老郭脚下一软，两个人随即摔倒在地铺上，老郭的头上身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拳脚。

　　打架的声音惊动了筒道值班队长，铁门哗的一声被打开，所有的押犯立刻蹲在原地。队长严厉地问，出什么事了？号长站起来说，报告队长，没出事！队长用眼扫了一遍：都给我老实呆着，别找不自在！哐当一声，铁门关了。老郭用手摸了一下肿胀起来的眼角，拍拍号长的头说：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临躺下前又转向胖子说：你这种做法，不上路子。
　　大家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叠被的时候，烟民们又开始轮流去吸一口。号长一条腿蹬上水池子，头抵到墙角，刚刚拿了打火机，手里捏着的小炮还没沾上嘴唇，就听老郭冲号长板着脸厉声说：你！你不能吸！别人都可以，我不管，但是你只要吸，我就拍板报告！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号长只好把打火机和手中的小炮交给下一个人，自己蹲到一边生气。
　　同样的事情，晚上又重演了一回。
　　又一个黎明到来时，号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连裤子都没穿就窜向水池子，点燃打火机，左右手同时捏着两支小炮，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老郭已经站到了门边，抡起拳头咚咚地砸门：报告队长！上北七组×××抽烟！那声喊，怕是整个炮局全都能听到。
　　铁门立即被打开，值班队长整个身子堵在铁栅门外。因为烟味没有来得及处理（平时需要用湿毛巾抹上牙膏向窗外扇一阵），所以抓了现行，宝贝打火机自然也被没收了！
　　在监室里发现打火机，那可是犯忌讳的大事，管教和筒道长都要被扣奖金，甚至会被处分、停职。可是谁都拿老郭没办法，他全占在理儿上。他还扬言，如果给他调号，他就要找“住检”（检察院住监所监管处）讨说法。有谁愿意把事闹大呢？最后老爷子出面调解，号长他们几个说了不少软话。几天来的紧张空气，总算烟消云散。

搓火

　　你们一定会想，打火机被没收，这下子即便有烟也吸不成了吧？才不是呢！押犯们有一种特殊技能，叫“搓火”。从那次风波之后，我们监室就只能搓火吸烟了。
　　办法其实很简单。先从破棉被上揪下一些棉花，絮成均匀的薄棉片儿，每片有一个烟盒那么宽，两个烟盒那么长。然后从香皂上刮一些碎屑下来，铺在棉花片上（因为香皂中含磷），有时谎称长痔疮，向医生求一些高錳酸钾，效果更好。把棉片像卷爆竹一样紧紧卷起来，再用从毛巾被上抻出的棉线，将它密密地捆成手指粗细的火捻儿。想吸烟的时候，左手拿火捻，右手拿一只塑料底布鞋，憋足一口气，在水泥墙围上狠命用鞋底搓火捻儿。搓到十几下的时候，会发出一股臭味，接着便会冒烟。这时，搓火的人要立刻扔掉手中的鞋，以极快的速度把火捻从中间掰成两截，在空气中连甩带吹，不一会，火捻儿就着了。
　　这活儿需要技巧。会搓的人，动作自然连贯，一鼓作气，只一两分钟便大功告成；不会搓的人，弄得一身大汗加上满屋子怪味，把五六个火捻搓烂也点不上烟。
　　随着秋意降临，国庆和新年两个长假接踵而至。这段时间没有人提讯，小卖部也放假，烟道断了。烟民们抓耳挠腮，六神无主，一个个像丢了魂儿一样。
　　你们一定又会想，没了烟，既便能搓火也吸不成了吧？又错了！屋里的人开始是把花生米那层红皮儿捻碎了卷成烟吸，继而把方便面调料包里的脱水菜卷起来吸，最后把夏天每个囚室里发的两把蒲扇叶子也捻碎了吸。当所有能吸的都吸光了的时候，长假熬过去了！
　　新年后，就快到春节了。大年二十九那天，我被换押到西城看守所。后来，听说那个古老的炮局看守所就拆掉了。★

钱程案

　　钱程，有京城“演出大鳄”之称。1993年，他担任总经理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与中央乐团签署合同，承包北京音乐厅，期限为10年。钱程出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策划了“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新年音乐会，激活了高雅艺术演出市场，使北京音乐厅从亏损变为火爆，媒体将之称为“音乐厅现象”。
　　2002年8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罪（此案涉及到“红帽子”企业），批准逮捕钱程。8月底，他被转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2003年2月，转至西城看守所。
　　2004年8月，轰动北京演艺界的“钱程案”做出终审判决。钱程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07年9月减刑出狱。
　　出狱后，钱程在老家天津重新开始高雅艺术传播之路。2011年他被天津市政府选中，全市场化运营天津大剧院。一年半后，天津大剧院成为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演出重地。

炮局看守所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炮局胡同内，原为清朝铸炮厂，清末时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用。1934年11月，吉鸿昌将军被关押、枪毙于此。日伪时期，这里成为关押中国“要犯”的日本陆军监狱。解放后，此地曾为劳改局，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第三看守所。2008年奥运前，搬迁往大兴新址，成为最后一个从北京五环内迁出的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