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拄着双拐吃力行走的老太太；手捧药粒费力吞咽的老大爷；面容疲倦，时不时点头瞌睡的老人家……我们每个人都曾目睹过类似的生活场景。遗憾的是，老年群体的生活困境往往因司空见惯而容易被忽视。
在全国人大公布的数据中，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8499万，占总人口数的13.7%。中国已是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
人口红利减少，企事业养老金“双轨制”，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续难，农村养老金空白……一系列社会“欠账”之下，是浓缩进千万个案之中的养老现实。在北京市朝阳区定安里的一个普通小区，蔡令璋用自己的故事，展示了一个知识老人的暮年之困。
孤独是常态
在定安里一处上世纪80年代兴建的小区里，有一个面积不过40平米的社区小公园。虽然只有4、5个简单的健身器材，但因伴临社区医院、居委会，这里已成为老人们休闲、聚集的重要场所。
相较于其他老人活动时的兴致勃勃，蔡令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面容严肃，目光沉静地注视前方，常常一个人做健身，从不参与其他人的讨论。
“我可能得了抑郁症。”这个82岁的老太太告诉记者。近5年来，她一直觉得非常寂寞，常常拿起电话，又不知道打给谁，“有时候想，要是回到年轻时该多好，能和谁都有说有笑。”
“生活中没有特别期待的东西”，这是蔡令璋近几年里时不时冒出的一种念头。“每天早上醒来，自己都会感叹，无聊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好像除了吃饭、让身体健康，就没有其它的生活内容了。”
“不能听老歌，因为一听就会哭；不想再弹琴，因为没人聆听；不愿说话，因为没有诉说的对象。”蔡令璋常常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如果不是害怕家人担忧，她有时可以几天不说话。
近10年来，蔡令璋的至亲好友逐一离开人世。领导、朋友、同事、同学……这种知音难觅、故人离去的悲伤，已变成无法解压的包袱，令她无处诉说、无处发泄。
前些天社区组织活动，蔡令璋本来期望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找到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排解心中的寂寞，可一场活动下来，性格安静的蔡令璋发现自己既参与不了老年文艺活动，也不喜欢和其她老太太在一起拉家常。活动结束时，蔡令璋非常沮丧，心中始终觉得遗憾。
“老伴儿对我非常好，两个儿子也很孝顺，可我不想因为我的情绪而影响到他们的心情。”蔡令璋十分敏感，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家人、社会的负担。
于是在家人面前，蔡令璋渐渐地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与社会接触时，会特别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说一句话，做一个举动，也常常思前想后、患得患失。
“我是一个可怕的老太太吗？”采访中，蔡令璋不止一次询问记者，是不是觉得她啰嗦，回答的内容好不好，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蔡令璋经常会来社区反映一些情况，之后又担心自己的做法会给社区带来麻烦，便不断上门解释、道歉。
感慨于现实
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生于1930年的蔡令璋，早在10年前就开始思考中国的养老问题。
“21世纪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探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几点思考”、“老年人的六大乐趣”……近三年来，从蔡令璋向社区提交的几份文稿，可以看出她对养老问题的关注。
“感触最深的就是近20年来退休金的变化。”蔡令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她从北京食品协会正式退休。“当时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都非常低，最高不过几百块钱；不同城市、不同单位的差距也比较小。”
蔡令璋还记得，200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60年校庆时，自己领取的退休金与一位在秦皇岛工作的同学相差无几，均不足1000元。等到70年校庆时，她的退休金却已是这位同学的两倍以上。
“一个月1200多元，就怕生病。”她的这位同学告诉蔡令璋，自己好歹还算有一份退休金，但在农村，没有退休金的农民只能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生活十分不易。
除了养老金的“双轨制”，蔡令璋还有感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式微。“人们过分追逐物质财富，孝敬长辈、赡养老人等传统美德不如过去那般受重视。如此社会风气，使有些青年人集体意识淡漠、自我意识强，不懂感恩，缺乏责任感。”
蔡令璋说，特别是近1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在他们走向社会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进入老年阶段。一个家庭，两个独生子女，将背负4—8个老人的赡养义务，使得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
蔡令璋感叹，身边的老年人都尽量不去麻烦自己的孩子，一是考虑孩子们生活也不容易，负担沉重；二是怕过多的要求招致孩子嫌弃或厌恶。
如今，蔡令璋的两个儿子都已搬出去居住。“大儿子离得远，我就只求过年过节时见他一面，小聚一下；虽然小儿子离自己不过两条街，但也只求他每周来一次就好。平时有什么事，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两个孩子。”
寄情于亲朋
就在家人、朋友、邻居都在回避“临终”这个字眼时，蔡令璋却将这个问题早早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
刚退休那几年，蔡令璋天天想着，如果哪一天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就向孩子们主动要求，将自己送到老年公寓或者托老所，不用他们照顾、护理。
但蔡令璋很快发现，养老院虽然是最适合接收失能老人的地方，但找到一家符合自己要求的养老院却并不容易。有的养老院条件很好，却不接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这种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各种现实问题，如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资质，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等。
“这些机构的护理缺乏亲情关怀，老人必须适应那里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蔡令璋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离开了亲情、友情，生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在蔡令璋上交至社区居委会的一份材料里，她写道：“诚盼社区根据不同学历、不同兴趣的各类老年人，组织有针对性的活动。除了组织书法、绘画、歌咏活动之外，还可以适当组织由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参与的老人谈心活动，让老年人有可以诉说的窗口。”
“在垂暮之年，有家人的陪伴，有知心朋友的理解，是我最大的期盼。”蔡令璋说。
在全国人大公布的数据中，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8499万，占总人口数的13.7%。中国已是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
人口红利减少，企事业养老金“双轨制”，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续难，农村养老金空白……一系列社会“欠账”之下，是浓缩进千万个案之中的养老现实。在北京市朝阳区定安里的一个普通小区，蔡令璋用自己的故事，展示了一个知识老人的暮年之困。
孤独是常态
在定安里一处上世纪80年代兴建的小区里，有一个面积不过40平米的社区小公园。虽然只有4、5个简单的健身器材，但因伴临社区医院、居委会，这里已成为老人们休闲、聚集的重要场所。
相较于其他老人活动时的兴致勃勃，蔡令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面容严肃，目光沉静地注视前方，常常一个人做健身，从不参与其他人的讨论。
“我可能得了抑郁症。”这个82岁的老太太告诉记者。近5年来，她一直觉得非常寂寞，常常拿起电话，又不知道打给谁，“有时候想，要是回到年轻时该多好，能和谁都有说有笑。”
“生活中没有特别期待的东西”，这是蔡令璋近几年里时不时冒出的一种念头。“每天早上醒来，自己都会感叹，无聊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好像除了吃饭、让身体健康，就没有其它的生活内容了。”
“不能听老歌，因为一听就会哭；不想再弹琴，因为没人聆听；不愿说话，因为没有诉说的对象。”蔡令璋常常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如果不是害怕家人担忧，她有时可以几天不说话。
近10年来，蔡令璋的至亲好友逐一离开人世。领导、朋友、同事、同学……这种知音难觅、故人离去的悲伤，已变成无法解压的包袱，令她无处诉说、无处发泄。
前些天社区组织活动，蔡令璋本来期望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找到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排解心中的寂寞，可一场活动下来，性格安静的蔡令璋发现自己既参与不了老年文艺活动，也不喜欢和其她老太太在一起拉家常。活动结束时，蔡令璋非常沮丧，心中始终觉得遗憾。
“老伴儿对我非常好，两个儿子也很孝顺，可我不想因为我的情绪而影响到他们的心情。”蔡令璋十分敏感，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家人、社会的负担。
于是在家人面前，蔡令璋渐渐地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与社会接触时，会特别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说一句话，做一个举动，也常常思前想后、患得患失。
“我是一个可怕的老太太吗？”采访中，蔡令璋不止一次询问记者，是不是觉得她啰嗦，回答的内容好不好，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蔡令璋经常会来社区反映一些情况，之后又担心自己的做法会给社区带来麻烦，便不断上门解释、道歉。
感慨于现实
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生于1930年的蔡令璋，早在10年前就开始思考中国的养老问题。
“21世纪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探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几点思考”、“老年人的六大乐趣”……近三年来，从蔡令璋向社区提交的几份文稿，可以看出她对养老问题的关注。
“感触最深的就是近20年来退休金的变化。”蔡令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她从北京食品协会正式退休。“当时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都非常低，最高不过几百块钱；不同城市、不同单位的差距也比较小。”
蔡令璋还记得，200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60年校庆时，自己领取的退休金与一位在秦皇岛工作的同学相差无几，均不足1000元。等到70年校庆时，她的退休金却已是这位同学的两倍以上。
“一个月1200多元，就怕生病。”她的这位同学告诉蔡令璋，自己好歹还算有一份退休金，但在农村，没有退休金的农民只能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生活十分不易。
除了养老金的“双轨制”，蔡令璋还有感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式微。“人们过分追逐物质财富，孝敬长辈、赡养老人等传统美德不如过去那般受重视。如此社会风气，使有些青年人集体意识淡漠、自我意识强，不懂感恩，缺乏责任感。”
蔡令璋说，特别是近1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在他们走向社会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进入老年阶段。一个家庭，两个独生子女，将背负4—8个老人的赡养义务，使得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
蔡令璋感叹，身边的老年人都尽量不去麻烦自己的孩子，一是考虑孩子们生活也不容易，负担沉重；二是怕过多的要求招致孩子嫌弃或厌恶。
如今，蔡令璋的两个儿子都已搬出去居住。“大儿子离得远，我就只求过年过节时见他一面，小聚一下；虽然小儿子离自己不过两条街，但也只求他每周来一次就好。平时有什么事，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两个孩子。”
寄情于亲朋
就在家人、朋友、邻居都在回避“临终”这个字眼时，蔡令璋却将这个问题早早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
刚退休那几年，蔡令璋天天想着，如果哪一天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就向孩子们主动要求，将自己送到老年公寓或者托老所，不用他们照顾、护理。
但蔡令璋很快发现，养老院虽然是最适合接收失能老人的地方，但找到一家符合自己要求的养老院却并不容易。有的养老院条件很好，却不接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这种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各种现实问题，如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资质，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等。
“这些机构的护理缺乏亲情关怀，老人必须适应那里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蔡令璋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离开了亲情、友情，生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在蔡令璋上交至社区居委会的一份材料里，她写道：“诚盼社区根据不同学历、不同兴趣的各类老年人，组织有针对性的活动。除了组织书法、绘画、歌咏活动之外，还可以适当组织由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参与的老人谈心活动，让老年人有可以诉说的窗口。”
“在垂暮之年，有家人的陪伴，有知心朋友的理解，是我最大的期盼。”蔡令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