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浦歌长篇小说《一嘴泥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的阅读过程中，不由得会涌起一股股撼人身心的悲戚，尽管很难真正地感同身受，但却不免满怀同情，因为，流淌在小说文本字里行间的，可以说是一种无处安放的哀伤。这是成长的迷惘，记忆的疤痕，然而，经过血和泪的滋养，却终于愈合成了一朵花的模样。浦歌的《一嘴泥土》，作为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其意恐怕并不在于要刻意地彰显什么。究其根本，作家只不过是出于倾诉的需要，把那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刻写成章。作家的这种书写，很显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心灵的慰藉。一嘴泥土，坚涩如深，吟不出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也读不出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似水年华，不忍回眸，那本该活力张扬的青春岁月，充斥着的却尽是自卑的瑟缩与怯懦；淋漓尽致，卒章不快，到最后，就连一丝些微的希望也变成了彻底的失望，年轻的主人公既把握不住命运的掌纹，也看不到悲伤消逝的尽头。浦歌将叙事视角定格在远离城乡，甚至远离村庄的一条沟壑，犹如被世界遗弃的角落，王大虎一家在这里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上演着命运掌控下的生存挣扎与无奈。20世纪90年代，作为王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大虎曾经是整个家庭的荣光与自尊来源，寒门确实出了贵子，也确实值得骄傲。然而，寒门的贵子却时刻面临着被残酷现实打回原形的危险。知识的确也改变了命运，然而，也只不过是让王大虎有了逃离困顿的短暂机会，不过是给了他一段梦幻般的大学时光而已。曾经一度遭逢的来自于现代城市的梦幻迷离，让大虎愈加觉出自身所处境地的鄙陋，流光溢彩的城市生活和难以摆脱的浓厚乡土气质之间的必然冲突，在一种伪装的压力之下，让一个本应该充满青春活力的形体不得不颓靡委顿了。如果说进城读大学曾经是他在世人面前的骄傲，可以让他挺直腰杆，维护全家人的尊严，显示自身与他人的平等，很可惜除此之外，他仍然一无所有，这层虚弱的骄傲终究是敌不过早已深入骨髓的自卑。伴随着毕业的来临，对城市生活割舍的疼痛，对乡村世界无力拒绝的无奈，十余年的寒来暑往，窗前苦读，终归还是逃不脱灰暗的“一嘴泥土”的乡村，如坠深渊，没有任何攀附，挣扎也是徒劳，忍不住悲从中来。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大虎自然免不了会有多愁善感的一面，他有一个光辉的作家梦，可父亲却说那是能将自己饿死的选择，他倾慕于一位如花的女孩，但那只是他一个人的爱情，甚至卑微到不需要有任何回应的地步。爱情的无望，前途的渺茫，固然是他的伤痛，但真正严峻的，却是他无可逃脱的乡村生活：一条贫瘠而荒草丛生的沟壑，两间低矮昏暗的土坯小屋，一位终年身着褴褛中山装的父亲，一位一笑就露出粉红牙龈的母亲，两个同样处于青春敏感期的弟弟，还有整个村庄投射来的含有强烈嘲讽意味的目光。与此同时，大学校园里的那些所有的优雅，诸如聚会的欢快，图书馆的静谧，电影院的浪漫，等等，也都将随风散去。面对着如此一种巨大的生活落差，毕业归乡的知识青年王大虎的内心世界，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强烈的撞击，仅仅月余时间，却仿若隔世一般，在种种不可把握因素的撕扯之下，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精神裂变在大虎身上的发生也就势在必然了。
　　就艺术表现方式而言，《一嘴泥土》对于王大虎精神裂变的呈现，采用的是一种现代心理描写手法，通篇都在借助大虎的视角观照、感知他所寄身于其间的这个世界。从大虎大学毕业后的归家，到他的再度离家出走，一个月的时间着实不长，但却经历了一种堪称曲折起伏的漫长心路历程。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犹如灵魂赤诚的独白，既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大虎的精神裂变过程，也强有力地凸显出了其精神裂变的生成原因。作家描写的逼真直至一览无余，直入人物内心世界，直陈其所思所想。无谓的遮掩，自是不必的，因为这是心灵的实录。从其中，我们所看出的，乃是一个更为真实的大虎。受过高等教育从城市归来的他，对自己的故土不自觉地会持有一种审视的态度，甚至还携带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憎恨情绪。当他回到家初见母亲叶好时，我们从大虎的眼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母亲形象：“后脑勺束着干草根似的小马尾刷，身材矮矬，脖子油亮，他觉得眼前这个母亲形象严重侮辱了活跃在心中的母亲，他几乎不忍心再看。他想回避眼前这个形象，就像用手摸烫手的山芋一样，一遍遍想否定山芋的烫，又一遍遍将山芋扔下来。”在这里，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大虎的内心矛盾：出于爱，他一遍遍地将山芋拾起，出于审视，他又一遍遍地将山芋扔下。关键还在于，当大虎的情绪发生波动时，作者通过他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事物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得截然相反。这一点，在大虎对待两个弟弟的态度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在刚刚回家，家里氛围尚且平和的时候，他对两个弟弟是乐于相见的，同样处于青春期，便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不仅乐于分享彼此学习生活中有趣的事情，而且还会站在易怒父亲的对立面，私享只属于他们三人的笑料。然而，他们一旦共同投入艰苦的劳动，烦躁着无意义的体力付出时，又或者，一旦身居赤贫家庭的他们，要拼命地努力维护自身尊严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便会因产生隔膜而互相厌烦。尤其是当大虎认为他的大哥身份受到不尊重与挑衅时，就连二虎、三虎的相貌，都会让他觉得可鄙，就连二虎病恹恹的柔弱无力的卷曲头发以及那总是不屑和不耐烦的表情，也都会让大虎感到战栗不已。然而，大虎其人却又是如此地怯懦，通常只能一个人伤心生闷气，抑或是在内心进行恶毒的诅咒。事实上，也正是曾经的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从根本上决定着大虎内心深处的所有挣扎、矛盾与苦痛。浦歌的相关描写，不仅真实，而且真切。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读者便会对大虎的如此一种心态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之同悲，同戚，同感，同忧。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贯穿全篇的，也不全都是纯粹的心理描写，小说中也有相当篇幅的外部描写，但这些外部描写，却大多是通过大虎的视角来加以呈现的。比如，通过大虎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真切感知到大虎一家五口人所居住的两间小屋的逼仄与简陋：“进门得弯腰，地上没有铺砖，踩得很瓷实的裸地坑坑洼洼；小小的两米见方的炕，炕上铺着发糟的，露出大窟窿（下面是毛毡）的脏床单；土砖炉子敞着熏黑的螺旋状窟窿，靠近炉子的毛毡边角被烧黑；朝东的墙上竖着几根弯弯曲曲的粗木棍，糊着雪连纸当窗户，捅破的窗纸舌头一样垂下来，有风就瑟瑟抖动……”这样的一种居住环境，与之前大学时期相比，无疑相差太多。置身于如此这般糟糕的家庭环境之中，我们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大虎一种强烈排斥心态的生成了。 　　通过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让人更加感到悚然心惊的，是浦歌笔端的酷烈劳动场景。既然是“一嘴泥土”，那肯定少不了要与泥土打交道。关键的问题是，这泥土，不仅既不肥沃，也不松软，而且更多时候还处于板结状态。在经历过种植养殖的失败后，大虎一家只有靠给工地拉沙维持生计。拉沙这活儿并不轻松，可以说十分艰苦。头顶毒辣的烈日，肌肤被暴晒而翻卷脱皮，汗水在脸上凝成盐粒，汗与沙混合腻在脖间，脚踩晒至烫人的沙砾，一铁锨一铁锨地做重复动作。最可怕的，还是送沙路上的那道S形大坡。每每到这个时候，大虎总是提心吊胆，对S形大坡充满各种恐怖的想象：“他屏住呼吸，偷看一两眼左面近在咫尺幽深森然的沟壑，然后赶紧紧盯前方几乎是下坠的陡峭路面，时刻准备在危险来临前跳下车。每一个拐弯处，他都害怕车无法转头，或者会因为向心力摔到沟里，或者无法控制地撞上突然闪过弯迎面上坡的人、摩托、四轮、面包车。”由以上真切描述可见，如同大虎这样的拉沙，已不仅仅是体力和汗水的付出了，在心理层面上，大虎更是遭受着深广的折磨。我们注意到，大虎在劳动时，常常会进入一种机械的状态，甚至有时还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节奏。浦歌《一嘴泥土》中的如此一种精准描写，直让我们联想到英国作家劳伦斯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描写煤矿工人的一个场景：“他们是非人的人，是煤、铁与黏土的灵魂，他们是碳、铁、硅等元素的动物。他们也许具有几分矿物那种奇异的非人之美，有煤的光泽，铁的沉重、忧郁与坚韧，玻璃的透明。他们是矿物世界那怪异变形的元素生物！他们属于煤、铁、黏土，就像鱼儿属于水，虫儿属于朽木一样，他们是分解矿物的生物！”[1]劳伦斯的这种描写，很显然是在控诉现代工业对于人性的摧残。相比较而言，大虎他们在泥土上的劳作，尽管与现代工业无关，但却又何尝不带有类似的生命摧残意味呢？！如果生命的存在方式只是由繁重的劳动来填充决定，那么，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又该怎样体现呢？尤其对于如同大虎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他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难道仅仅只是如此吗？无论如何，这繁重的体力劳动确实是对生命的一种摧残与损毁，因为它完全将人格降低到了机械的生物层次。唯其如此，拥有一颗敏感心灵的大虎，才会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会湮没在这被世界遗忘的沟壑中而永无出头之日。
　　除了几乎遍及全篇的细腻心理描写，浦歌还别具新意地采用了另外一种叙述方式，也即在小说中多处适度穿插了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介绍。如此一种艺术设定，非常契合大虎的特定身份。一方面，大虎所修专业本就是文学，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拥趸的大虎也特别酷爱阅读。文本中适度穿插的这些作品，既融入了大虎的思想，也进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文学梦想之伟大，表现为他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写出一部像《百年孤独》那样的名著，也获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这一梦想，仅仅是个人意志的一种表达，与父亲王龙，与他的那个家庭无关。对于他的家庭来说，较之于《百年孤独》更重要的是，他是否可以在有朝一日成为某位县领导的秘书或报社的记者。他爱情的忧伤，则是那卷包了蓝色书皮的《追忆似水年华》。因为所写的情诗没有奏效，所以他便将希望寄托于这册《追忆似水年华》，希望心仪女孩安忆能通过这部小说名著的阅读明白他的心意。失意之后，爱情的伤痛，则化于主人公马塞尔爱情的无望。就这样，小说名著与人物心理彼此映照，作家很巧妙地借普鲁斯特的笔传达出了大虎的心声，写出了他想说的话。如此这般，小说的阅读空间便得到了强有力的一种拓展。诸如《百年孤独》《追忆逝水年华》这样一些早已经被经典化了的具有明确思想指向的文学名著，完全可以作为阅读本书的参照系而存在。类似的情绪，类似的意义延展，肯定能够在另一个维度上帮助读者加深对大虎的理解，也算是小说艺术上的一种独到之处。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浦歌在心理透视方面做足了功课，所以他才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了大虎精神层面上的深刻裂变。小说从大虎的大学毕业写起，大学毕业，可以被看作是大虎两种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分界点。在他毕业归家的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蹦蹦车，蹦蹦车变徒步，大城换小城，小城换乡村，大路换小路，沥青变浮土。借助于如此这般的一种回家方式，浦歌极富象征性地写出了大虎的精神失落过程。经历了这种失落过程之后的大虎，根本不可能找到自我精神的落脚点，于是，他的心情就变得格外复杂而忧郁。出身于贫穷的农村，尤其是农村中赤贫的家庭，这种家庭出身，就注定了他大学毕业之后的道路，并不可能生气蓬勃，他的前途只能是一片暗淡无光。稍不留心，好不容易才读了大学的大虎，就极有可能被早已被自己叛离了的乡村泥土再次吞没。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回到乡村，肯定找不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那样的一种家庭出身却命中注定他只能返回乡村世界。不仅出身于赤贫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竟然还独居在远离村庄的沟壑，大虎的家庭毫无疑问会成为全村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大学毕业后重新回到这个家庭的大虎，在清醒意识到物质上无法与别人平等的前提下，特别在意要想方设法维护自身的精神尊严。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尽管内心是那么空虚，但大虎却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总是在努力维护着自身在他人眼中应该有的形象。这样一来，我们就每每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大虎，常常站在他者的角度来审视并规范自己。一旦意识到他者审视目光的存在，大虎那如同初进贾府的林黛玉一般的伪装，表演以及敏感多思，就都无以避免地凸显出来了。他仿佛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小心翼翼，思忖再三，恐怕被人耻笑。如果说在同学面前，他还可以进行隐瞒性的伪装，那么，在知根知底的村里人面前，他的伪装与表演就会变得特别没有底气，因为他们全都非常清楚他赤贫家庭的一切。这样，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毕业归来的大虎，竟然不顾乡村的肮脏，不无心疼地穿上他认为最奢华的衣服，身负三大包行李的情况下疾走，他竟然还要精心挑选着行走的路线，唯恐一不小心就遇上同村的人。类似的表演，还出现在大虎为五爷爷打墓以及出席五爷爷的葬礼的时候。大虎为五爷爷打墓的时候，刚刚遭遇了找寻工作的失败。因为一心想隐瞒不想为人所知，所以他认为来自于黑龙与克威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暗含深意的。他一边揣摩、忐忑，一边埋头劳动，企图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其实，黑龙与克威他们，也仅只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而已，并不是专门针对他。在参加五爷爷的葬礼时，大虎是如此地羞愧于自己一家人所穿的像烟熏火燎的颜色已经发黄了的丧服，然而，一旦看到富裕的孝子引元叔叔也穿着同样的丧服，大虎便顿时觉得安全、自在了许多。 　　由以上分析可见，大虎的安全与不安全感，大多是来源于他者。面对他者的目光，大虎总是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过度的揣摩心理。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在精神病理学的意义上或可被称为“迫害妄想症”。他人即是地狱，是大虎的自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让他陷入到了这种精神困境之中。同样地，在爱情上的失意与自卑，也时常会让他自觉地低落到尘埃里：“他用安忆的眼光看他周围的一切，他羞愧地首先看到这个属于他们当地特有的古怪蹦蹦车，看到他坐在蹦蹦车上的尴尬姿势，看到面前那个老农憨厚而又狡猾的脸。”面对着母亲，“他突然用安忆的目光打量起母亲，惊奇地发现母亲同别的农妇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她们穿得好”。当父母夸赞大虎的相貌排场时，“他想象同学们听到这句话会怎样笑得背过去气去”。同时，又“把自己想象成安忆，然后想象一个大头平脸男人走到自己跟前的观感”。归根结底，安忆是他不可企及的一个如花般意义灿烂的幻梦，在安忆面前，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放低。因了他所分裂出的安忆视角的带着光环而居高临下，他自己只能够自惭形秽，自卑汹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面对李文花的时候。对于李文花，他也总是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想象，他想象，李文花家不仅有温馨宽敞的四间房屋，而且她也至少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抽屉，可以放她私人的物品。大虎之所以会做如此一种想象，关键在于这一切都是现今的自己所无法享有的。令大虎也令读者感到震惊的是，小说结尾处李文花的那封回信。通过那封信，我们方才真切了解到，其实她的生存环境可能比大虎还要恶劣许多，因为她的家乡不过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地处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实际上，浦歌借助于李文花这一形象，乃是要通过他们之间的反差，充分凸显大虎悲观情绪的严重程度。然而，大虎的悲观情绪固然重要，但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思考的，却是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一种悲观情绪？又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语境方才导致了大虎悲观情绪的生成？这样一来，小说的批判矛头，自然也就指向了现实社会，指向了那难以逾越的贫富差距，以及这差距背后必然的一种阶层差异。
　　同样置身于一种巨大的阶层差异里而备受折磨的，是大虎的父亲王龙这一人物形象。身为一个乡村赤贫家庭的家长，他事实上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三个儿子读书的费用，赡养老人的压力，妻子随时发出的抱怨，乃至村干部强行收回承包沟的危险，等等。面对如此艰难而？惶的光景，他所采取的，则是一种过度乐观的应对态度。他的很多种决定不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热情，而且通常还都会以轰轰烈烈的失败方式告终。无论是嫁接脆枣枝，还是沟地种小麦，无论是旱地栽白菜，还是养殖兔子，所有这些生产活动，可以说不仅都没有达到王龙的预期效果，反而使家庭的光景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到最后，只能以拉沙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是拉沙，他也仍然会自以为是，甚至有时候还会不顾生命危险。有一次，眼看一场暴雨将至，王龙却仍然坚持要去拉一趟沙，既不考虑暴雨因素，也不考虑那个危险的S形大坡因素。如此一意孤行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到最后，他就像一个可怕的赌徒，只能够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此外，父亲王龙的极端自以为是，还更多地体现在“钻石事件”和“三十辆卡车拉沙事件”这两个事件当中。首先，是“钻石事件”。王龙笃信从沙里挖出的彩色石头就是宝石或钻石，只待鉴定过之后，就可以为他们家带来巨大的财富。等到鉴定无果之后，王龙给出的说辞是：“狗日的他们也说？不下样子，只是嫌它大———这就是钻石，大是因为不纯，纯了它想大也大不了。”“什么是县城？什么是省城？县城要都是专家，还要省城干什么？咱这钻石只有拿到省城才能鉴别得了！”王龙的这种固执行为，就真正可谓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了。其次，是“三十辆卡车事件”。因为在事情还没有最终敲定的时候，王龙就已笃信三十辆卡车必来无疑，所以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带领儿子们拓宽路面去修路了。当大虎他们都已经察觉到三十辆卡车会不会来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却仍然深信不疑。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望，他们父子长达十多天的劳动付出皆属徒劳，但他竟然将这失望处理得非常轻描淡写，更试图以更加卖力的拉沙来填补这十几天的空白。由以上种种情节，我们即不难判断，王龙的确是一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拥有着如同阿Q一般的自我修复能力，总是能够为自家光景的恓惶，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合理的说辞。很多时候，他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假设的未来情景，寄托于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大虎五爷爷的葬礼上，当众受辱之后的王龙，回到家的总结发言竟然是这样的：“咱现在没有好办法，就看这收沙的了，收沙的一来，一两个月咱就赚够了，就是收了沟咱也值。再就是大虎的工作，咱看看报社方面有没有门路，若有的话，他们不敢收沟，记者，那是无冕之王，谁不怕？王金合他听见大虎当了记者，我保证他晚上都怕得睡不着哩！”自家的生存处境明明非常糟糕，但他却偏偏硬是要创造出这一通貌似乐观的说辞来。细细想来，不免让人感到可笑，会耻笑他的不自量力，竟然将受辱之境况巧妙地转换为优胜的境况。但在耻笑之余，我们却又不禁要为他感到悲哀。然而，回头来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却又多多少少会对他那种简直就是无师自通的阿Q精神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谅解。道理说来非常简单，倘若没有了这种阿Q精神，那我们恐怕真的无法想象他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对抗生活的巨大压力。无论如何，我们得注意到，在他的阿Q精神后面所深深潜藏着的，是他对于家人那样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善意与爱。
　　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们不能不提到《一嘴泥土》作为一部成长小说的特别结尾方式。从某种“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总是怀着一丝隐隐约约的希望，总以为在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生活总会出现一些转机。然而，文本的实际情形却是，一波三折之后，不仅还是失望，而且是更大的失望。大虎看似轰轰烈烈的所谓要去华北日报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说大话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大话，只可能让大虎从希望的云端跌入更加严峻的残酷现实，让他一个人在异乡的出租屋内流淌着无助的眼泪。但是，揆诸于生活的现实，或许这样的结尾方式方才更加切合实际的情况。如此一种悲剧的结尾方式，虽然少了一些圆满的慰藉，但却多了对于现实的冷峻思考。如此一种结尾方式，既可以提醒读者不去忘却大学毕业生王大虎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裂变，也能够提醒他们不去忘记父亲王龙的阿Q精神。究其根本，浦歌《一嘴泥土》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恐怕就是要告诉广大读者，面对着巨大的社会阶层差异，并不总是会各得其所，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以悲剧的形式而存在，而挣扎。用一种极其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含着一嘴泥土，无法诗意栖居。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