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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亿欧元纾困资金，33亿欧元预算削减方案。前者是欧元区财长们商议提供的救助措施，条件是希腊能将后者执行到位。雅典当地时间2月13日凌晨，希腊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关于第二轮救援贷款的协议。违约在即，资金尚未拨付到位。欧元区的官员们疑虑重重。
“不落实，无贷款”
根据协议，希腊政府将实施新的紧缩措施，包括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这引发了希腊国内民众的示威和骚乱，他们在街头集会，并烧毁房屋以示反对和抗议。
但时间不等人。今年3月20日，希腊将有一笔145亿欧元的债券到期。希腊驻华大使及希腊投资促进贸易署主席都曾对本刊记者表示过，违约不是选项。所以，希腊的当务之急是先拿到贷款。
作为贷款的交换条件，贷款国要求希腊将今年的预算进一步削减3.25亿欧元，并要求议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同时还要政治领导人保证，他们的承诺在4月份的大选结束后不会改变。他们还警告说，将加大对希腊经济的干预，以增加税收，并加快国有资产的出售步伐。
危机爆发时隔3年，数番救助、数千亿欧元，希腊经济仍没能“自拔”于债务泥潭。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对媒体称，希腊经济在过去两年间已恢复20世纪头十年三分之一的竞争力。比照绘制清晰的表格和一目了然的数据，希腊使馆官员对本刊记者指出，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希腊2011年度基本财政赤字已减至GDP总量的2.4%，当年经常账户赤字从2008年的15%降至9.4%。
但欧盟的官员们显然并不满意。卢森堡首相、欧元集团(Eurogroup)主席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总而言之，在要求得到落实之前，我们不会发放贷款。”他对雅典方面的一再失信表达了不满。
“这是个政治问题”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今年初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就坦言，欧盟领导人会竭尽所能维持体系的运转，因为“分崩离析”是个“想想都可怕的后果”。
所有人都知道。欧盟成员国在享受着单一货币和开放市场带来的便利与通畅时，难以想象如有一天失去这些生活该有多糟糕，不管是“双速欧洲”里的“优等生”抑或“后进生”。某位来自德国的欧盟驻华官员曾对记者乐观表示，欧元和欧盟不会出现生死存亡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解决方案。
从历次会议来看，方案确实提了不少。“很多人都在提供技术方案，每天都有很多技术方案提出，我觉得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他在绯闻事件后首次来华，参加今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发言。
在卡恩看来，危机产生在于错误的政治管理，而建立一个欧洲财政联盟，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他认为，欧盟各国领导人要解决的似乎是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增长危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领导危机问题。
欧盟领导人的政治盘算和斡旋似乎主导了欧债危机的进程。核心国与边缘国有分歧，核心国内部德法意见尚存不统一，欧盟的未来命运悬于这些政治精英之手。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所有欧洲人如果能够团结一心，就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存活。中国、印度、美国或别的国家都需要欧盟成为一个联盟，而不是四分五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方案，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卡恩告诉记者，“而关键点，就是要不断的挽救当前的损失，把损失降到最小，同时要建立财政方面的联盟。”
“政治周期短于经济周期”
2月15日，欧元区官员取消了批准至关重要的1300亿欧元希腊纾困方案的紧急财长会议，各方对于让希腊破产的利弊正展开激烈辩论。
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原定举行的会议之所以推迟，是因为自从去年4月举行选举后，希腊政治领导人一直未能履行第一轮纾困的严厉条款。
而目前希腊经济和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纽约时报》近期撰文描述：自2009年起，四分之一希腊公司倒闭，一半小企业称无力支付员工工资；2011年上半年自杀率增长40%；近一半年轻人失业；希腊人不再相信金融系统，三分之一银行存款被取出藏于床下或埋在院子里；甚至易物交换开始兴起。
这位撰稿人是阿姆斯特丹约翰亚当斯学院董事罗塞尔-肖托（Russell Shorto）。尽管与希腊官方陈述相比，这些数据令人沮丧，但他在文中依然显示出了信心和乐观，“至少许多基本价值观的回归，希腊人民开始拒绝过度消费与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
但是，一些欧元区国家，特别是仍然保有AAA信用评级的国家，已经对希腊失去信任，他们不相信希腊会有兑现诺言的一天。“我们离违约越来越近，”一位欧元区高级官员表示，“德国、芬兰和荷兰正失去耐心。”
会议的推迟不仅加深了希腊违约的风险，也凸显了欧元区各国政府对这种局面产生后果的分歧日益加深。
“欧盟系统性的一个问题在于条约，”在谈到解决欧债危机的时间表时，卡恩对记者表示，“我们所遇到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决策时间过长，政治周期短于经济周期。”
他解释说，因为经济是长期的，而欧洲的领导也需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长的时间，这需要政治方面的强制性的措施。所以欧元区的官员们现在在一个中间的两难的境地，因为对市场来说既太长又太短。
这天，欧元区的财长们刚举行完电话会议，并商定下一次碰面是在3天后。或许，如卡恩所说，这将是一个长期和痛苦抉择的过程。
“不落实，无贷款”
根据协议，希腊政府将实施新的紧缩措施，包括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这引发了希腊国内民众的示威和骚乱，他们在街头集会，并烧毁房屋以示反对和抗议。
但时间不等人。今年3月20日，希腊将有一笔145亿欧元的债券到期。希腊驻华大使及希腊投资促进贸易署主席都曾对本刊记者表示过，违约不是选项。所以，希腊的当务之急是先拿到贷款。
作为贷款的交换条件，贷款国要求希腊将今年的预算进一步削减3.25亿欧元，并要求议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同时还要政治领导人保证，他们的承诺在4月份的大选结束后不会改变。他们还警告说，将加大对希腊经济的干预，以增加税收，并加快国有资产的出售步伐。
危机爆发时隔3年，数番救助、数千亿欧元，希腊经济仍没能“自拔”于债务泥潭。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对媒体称，希腊经济在过去两年间已恢复20世纪头十年三分之一的竞争力。比照绘制清晰的表格和一目了然的数据，希腊使馆官员对本刊记者指出，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希腊2011年度基本财政赤字已减至GDP总量的2.4%，当年经常账户赤字从2008年的15%降至9.4%。
但欧盟的官员们显然并不满意。卢森堡首相、欧元集团(Eurogroup)主席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总而言之，在要求得到落实之前，我们不会发放贷款。”他对雅典方面的一再失信表达了不满。
“这是个政治问题”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今年初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就坦言，欧盟领导人会竭尽所能维持体系的运转，因为“分崩离析”是个“想想都可怕的后果”。
所有人都知道。欧盟成员国在享受着单一货币和开放市场带来的便利与通畅时，难以想象如有一天失去这些生活该有多糟糕，不管是“双速欧洲”里的“优等生”抑或“后进生”。某位来自德国的欧盟驻华官员曾对记者乐观表示，欧元和欧盟不会出现生死存亡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解决方案。
从历次会议来看，方案确实提了不少。“很多人都在提供技术方案，每天都有很多技术方案提出，我觉得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他在绯闻事件后首次来华，参加今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发言。
在卡恩看来，危机产生在于错误的政治管理，而建立一个欧洲财政联盟，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他认为，欧盟各国领导人要解决的似乎是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增长危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领导危机问题。
欧盟领导人的政治盘算和斡旋似乎主导了欧债危机的进程。核心国与边缘国有分歧，核心国内部德法意见尚存不统一，欧盟的未来命运悬于这些政治精英之手。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所有欧洲人如果能够团结一心，就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存活。中国、印度、美国或别的国家都需要欧盟成为一个联盟，而不是四分五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方案，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卡恩告诉记者，“而关键点，就是要不断的挽救当前的损失，把损失降到最小，同时要建立财政方面的联盟。”
“政治周期短于经济周期”
2月15日，欧元区官员取消了批准至关重要的1300亿欧元希腊纾困方案的紧急财长会议，各方对于让希腊破产的利弊正展开激烈辩论。
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原定举行的会议之所以推迟，是因为自从去年4月举行选举后，希腊政治领导人一直未能履行第一轮纾困的严厉条款。
而目前希腊经济和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纽约时报》近期撰文描述：自2009年起，四分之一希腊公司倒闭，一半小企业称无力支付员工工资；2011年上半年自杀率增长40%；近一半年轻人失业；希腊人不再相信金融系统，三分之一银行存款被取出藏于床下或埋在院子里；甚至易物交换开始兴起。
这位撰稿人是阿姆斯特丹约翰亚当斯学院董事罗塞尔-肖托（Russell Shorto）。尽管与希腊官方陈述相比，这些数据令人沮丧，但他在文中依然显示出了信心和乐观，“至少许多基本价值观的回归，希腊人民开始拒绝过度消费与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
但是，一些欧元区国家，特别是仍然保有AAA信用评级的国家，已经对希腊失去信任，他们不相信希腊会有兑现诺言的一天。“我们离违约越来越近，”一位欧元区高级官员表示，“德国、芬兰和荷兰正失去耐心。”
会议的推迟不仅加深了希腊违约的风险，也凸显了欧元区各国政府对这种局面产生后果的分歧日益加深。
“欧盟系统性的一个问题在于条约，”在谈到解决欧债危机的时间表时，卡恩对记者表示，“我们所遇到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决策时间过长，政治周期短于经济周期。”
他解释说，因为经济是长期的，而欧洲的领导也需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长的时间，这需要政治方面的强制性的措施。所以欧元区的官员们现在在一个中间的两难的境地，因为对市场来说既太长又太短。
这天，欧元区的财长们刚举行完电话会议，并商定下一次碰面是在3天后。或许，如卡恩所说，这将是一个长期和痛苦抉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