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山的“蝶变”

来源 :当代党员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bird200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祖祖辈辈务农的璧山青杠街道农民曾世奎,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城里人。2003年,随着推土机发出的轰鸣声,他和村里农民一样失去了土地,“农转非”后成了一名企业工人。
  从农民到工人,曾世奎们身份的变迁,正是璧山从农业县向工业县“蝶变”的一个缩影。
  
  ■ “卖”出来的虚假繁荣
  
  1993年,随着巴蜀大地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的通车,名不见经传的青杠,因高速公路在此开口下道而机缘陡转,璧山因此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璧山决定学习沿海经验,搞开发区,但对于怎么开发,却是一头雾水,人们最初对开发的理解就是一个字——“卖”。
  4000元一个的非农业户口,农民抢着买;2万元一亩的土地,一卖就是上万亩。卖土地,推土地,修街道,建房子,璧山一片繁忙。
  浮华的背后,却遮不住一个字——“乱”。用来建厂房的土地,在老板手中炒来炒去,始终不见工厂;新修的街道依然七零八落;一些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甚至染上“黄”色,在青杠旅游景区一度出现涉黑地下赌场,各地的赌客闻风而至。2000年10月,市公安局依法对青杠白云湖赌场进行查禁时,赌场保镖开枪打死一名公安干警……
  经过媒体大量的报道,“三金三乱”的清理,以及公安部门的大力整治……热闹的璧山,逐渐走向冷清,璧山的发展也一下子走入了慢车道。
  
  ■ “引”出来的产业经济
  
  2000年10月的那一声枪声,震惊了璧山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者。靠卖地是“开发”不出开发区的。痛定思痛后,璧山响亮地提出“走工业强县之路”,启动了工业园区建设。
  发展工业并非易事,璧山除了不缺人、不缺地,什么都缺。没有项目、没有资金、没有基础,发展工业谈何容易。
  当时的招商工作,就是抱着“黄页”电话簿找企业、发信件、打电话,有点眉目就登门。
  喝酒、游说,是乡镇招商引资工作最常见的方式。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招来的广东顾地塑胶电器公司,面对湖北零地价的诱惑,悄悄派人考察后,却想另攀新枝。
  得知这一信息后,青杠党政领导丢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当即追到千里之外的伟雄集团总部。
  在公司门口一守就是7天,终于见到集团公司老总——林伟雄,面对各地招商工作的残酷竞争,最后青杠不得不抛出“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才稳住了第一个外来大项目。
  大招商、大建设,促成了璧山经济的大发展。一时间,在璧山这块热土上掀起了建设的热潮。
  璧山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交了不少“學费”。由于加快发展意愿强烈,招商引资心切,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把关不严,一些污染项目趁机落户璧山,造成河水被污染、部分土地征而未用、少数企业拖欠员工工资等后果。
  这一切让璧山悟出“跑得快,不一定能先到终点”的道理。
  
  ■ “变”出来的科学发展
  
  2003年,当“科学发展观”这个全新的词语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头脑时,高速运行了几年的璧山经济,进入了转型的拐点,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物价水平高位运行,原辅材料价格大量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让一部分小企业、小项目根本无力发展。璧山抓住时机,重新洗牌,让一些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退出园区,一些低能耗、高效益的企业被请了进来:奥康集团、温氏集团、乐百氏集团入驻璧山;红旗缸盖公司在璧山建起了生产线;嘉陵集团整体搬迁璧山;10亿元的力帆微车生产项目入驻璧山;巴西派诺蒙公司强势入驻……到2007年底,璧山县的三次产业结构就调整为9.5:60.2:30.3。一个曾经的传统农业大县,实现了向一座工业城市的“蝶变”。
  璧山县委、县政府对这一“蝶变”满意,但不满足。去年10月13日,璧山县召开动员大会,正式启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县委书记邓达举在会上提出了全新的目标:璧山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加快“融入重庆主城区、建设重要功能区”进程,把璧山的功能定位为“重庆市主城拓展区”,努力打造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宜居休闲生态基地和都市现代农业基地。对于如何融入主城,邓达举提出具体路径:着力推进思想观念的融入,时间空间的融入,经济质量的融入,工作标准的融入,文化素质的融入,生活水平的融入,逐步缩小璧山与重庆主城区的差距。这种融入并不只是空洞的要求,就拿工业产业发展来说,璧山将与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联手打造“中国汽车摩托车之都”,并以机械工业城的建设为抓手,将璧山打造成重庆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到2020年将其培育成1000亿元级的产业。
  
  (供图:璧山县新闻信息中心)
其他文献
重庆人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淡于学习、疏于读书。这种漠然于文化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市委书记汪洋大力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并以此带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使读书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重庆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对此,我很有同感。   我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因为书的诱惑,申请分配到馆藏水平堪称亚洲第一的国家图书馆(那时叫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工作。那是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
冲出峡谷——计划单列时期(1983—1997)  【使命】  1983年,农村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全国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四川面积太大了,重庆的经济实力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应考虑如何让重庆发挥更大作用!”为了破解这一命题,1983年1月7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一套完整的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呈递到四川省委、省政府。三天后,四川正式
编者按: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激励“重庆舰”破浪前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做好新阶段重庆工作的重要指南,是推动重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学习、宣传和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全市首要的政治任务。    深刻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对做好新阶段重庆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
别梦薇,小名甜甜,沙坪坝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这位只有11岁的小姑娘,多次在全市、全国的才艺表演中捧杯拿奖,小小年纪就星光灿烂。“小明星”的成长之路,是她的父母,用浓浓的爱铺就的。  小甜甜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别桦是沙坪坝区供电局检安公司高试班班长,母亲石露是沙坪坝区供电局“95598”热线电话话务员。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家庭,特别一点的是,石露年轻时当过文艺兵,现在依然是供电局的文艺骨干。这位曾
在西藏那片神秘的土地上,耀府从戎戍边20年,20年军人生活,造就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1984年,耀府回重庆合川探亲,通过战友介绍,认识了在合川市工商局上班的我。从此,我们俩书信往来,传递彼此的情感。我们谈理想,谈工作,谈彼此的生活,信越来越厚,情越来越真。  我第一次到耀府老家去,在院子里看见一个80岁左右的瞎眼老太太,脸上很脏,流着鼻涕。耀府走上前去,拿纸轻轻地为老太太擦鼻涕,然后打水给她
编辑同志:  你好!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上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随处可见大标语,口号喊得震天响,仿佛“新农村”是一件指日可待、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作为一个在农村工作多年的镇干部,我想给你们反映一个困扰我多年的心病:新农村确实好,但没有“新农民”,谁来建设它呢?  以我所在的镇为例。我镇总人口4.5万,辖14个村和3个居委会,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有1.1万人。可以这样说,留守在农村中的,除
2009年1月1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乡农民彭士光起了个大早。  彭士光把一大叠钞票装进信封,揣在怀里,哼着歌儿直奔黄水镇。  “‘家电下乡’来石柱了,我得趁机给家里添置冰箱、洗衣机。”彭士光喜滋滋地说,“这几年莼菜丰收,我家年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  像彭士光这样种植莼菜致富的农民,这几年,在整个黄水山区的黄水、枫木、冷水、石家等乡镇,已有上万户。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石柱县委、县政府利用特色
上世纪70年代末,个体户是闲散人员的代名词。幸运的是,1982年,我领到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今,我已退出商海,专注于重庆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渝中区分会副秘书长一职。回忆这段从摆地摊到异地设厂再到服务个体户的经历,我颇有些感慨。    ■ 走投无路干个体    1973年,我结束知青生活回到重庆,由于当时办理的是“病退”,自然很难进入国营和集体企业。从1973年到1979年做生意之前,我只是偶尔在街
2007年,宁波各大剧场的舞台变得喧闹起来。  新年刚过,挪威国立“作品82号”交响管乐团和当今挪威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安娜·卡特林·苔丝内斯的专场演出就让宁波乐迷领略了北欧风情,接着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瑞典斯德哥尔摩女子弦乐队、匈牙利钢琴家乌肯和萨克希、德国柏林交响乐团和斯洛伐克国家舞团粉墨登场,让宁波市民大开眼界……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化艺术团队来到宁波,他们打开了一扇宁波与世界交流的窗户。
——沙坪坝区实施“党代表四级联系制度”和“红岩党员‘邮递员’工作制度”的思考和启发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有效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沙坪坝区以密切联系群众为重点,建立并实施了“党代表四级联系制度”和“红岩党员‘邮递员’工作制度”,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