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数月之前，张艺谋的超生就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几个月中，根据无锡相关部门的说法，他们苦苦地找一个大名人，对方无回应，自己也就无可奈何。张艺谋不回应的确可能，但真要找不到却不太可能。由此引发的争议，是可以想见的。
　　如今，张艺谋已经承认超生的事实，但争议却没有平息。但这件事中的问题，并不在于张艺谋多生了孩子，而在于张艺谋是否在事实上享有比普通人生更多孩子的特权。有人认为，计划生育乃“恶法”也，张艺谋超生又有何干？这就混淆了公民权利与特权的界限。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恶法亦法，恶法非法”的争论。特权这个词描述的是真实社会中的权利的实施、分布状态。具体来说，一项合理的权利，绝大多数公民没有，而有些人却可以有，就是特权。比如，公平的受教育权是合理的，但当下的高考制度并不公平，各地招生的考试、分数线、录取比率均不相同。在这个制度下，很多优秀的寒门子弟，仅仅因为户口就必须面对更加严酷的竞争，但对于一些特权者，却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转移自己孩子的户口，使自己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看，这种转移户口的方式，是打破了户籍制度，实现了迁徙自由，但这无疑仍是特权。
　　有时候，这些特权明显的是对公民权益的掠夺，比如，享受医疗保障可以视为公民的权利，但中科院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相当部分政府医疗资源分配给了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这种特权明显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十分容易识别。
　　而另一些特权并不直接伤害到公民的任何利益。比如，超生并不会伤害任何公民的利益，而高考移民也减少了当地的竞争压力。所以，这些特权就更容易让人迷惑。但是，如果把逻辑链扩展开，则不难发现更深刻、深远的社会机制。
　　特权是各种社会问题、各种不合理法规的始作俑者。当特权阶层可以不受这些规则制约的时候，就会更进一步地固化、强化不合理的规则，使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更加严重。如果再进一步，特权使恶法出现了因人而异的弹性，那么，由于恶法不再侵扰权力群体，对另一些人而言，恶法就会变得更加坚硬。如果计划生育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没有强制性，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没有了任何居于庙堂之上的反对者，也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软化。显然，这不是对计划生育的瓦解，而是对计划生育的一个极大强化。
　　说到底，如果我们不能简单给出“恶法”是不是法，是否应该遵守的答案的话，那么，退后一步，我们却可以给出一个人人都信服的简单答案，那就是：制定法律的群体更应该守法，包括恶法。换句话说，只有把特权者与老百姓捆在一起，避免他们在特权庇护下“无法无天”，才可能更快地完善公民的权利。同样的，当官僚阶层不能逃避死刑，他们才有可能去真正推动死刑的废除。
　　张艺谋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完全可以发声为自己辩解，或批评他认为不合理的制度，或建言进一步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法规，这是他能力范围内的合理义务，既可以为自己说话，也可以借此形成一个公共议题，进而帮助到更多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需要声援。但是，张艺谋并没有这样做。
　　支持张艺谋，难道老百姓能凭着“张艺谋都超生了，我为什么不能生”的质问获得豁免吗？难道无锡计生部门在找不到张艺谋的同时就放松了当地工作吗？显然不是。现实中，从声援张艺谋为英雄，到保障更多人的权利，找不到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特供食品的例子已经很清楚了。虽然安全的食物是一个基本权利，但特供的存在，只会延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所以，并不存在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去达成消解恶法的逻辑链条，这种愿景是幼稚的。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