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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与司马皇室形成“共天下”的局面构成了东晋百年的门阀士族政治。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大部分高门士族只是昙花一现，只有琅琊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的地位一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直至门阀政治结束。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家族对文化的重视，对门风和人才的重视。
关键词： 东晋 门阀士族 文化 门风 人才
一、东晋门阀士族的形成
西晋后期，北方战乱纷争不断，晋琅琊王司马睿在琅琊王氏诸兄弟的协助下南渡长江，在江左建立新的政权。之后，琅琊王导凭借他在晋元帝司马睿身边的关键地位，苦心经营，奠定了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在江左的根基，自此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王与马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相互利用的政治结合。对于皇权来说，初到江左，需要依靠门阀士族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更需要门阀士族的拥护来确立其统治地位，以便在江左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西晋末皇族司马氏的五位王爷躲避战乱南渡长江，然而“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除元帝一马以外，其余四王，即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由此可见士族门阀的势力之大。在琅琊王氏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他们都曾权倾朝野，与司马皇室形成过“共天下”的局面，然而却始终没能篡得天下，这是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的结果。对门阀士族来说，他们要维持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平衡以保障家族的富贵荣华与政治利益，因此他们绝不允许皇权或是士族中的任何一方打破这种平衡。这也正是谯郡桓温能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掌握权柄，而在蓄谋篡晋求九锡之时却被王、谢诸士族合力所抑的原因。门阀政治是“皇权与门阀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恰逢其时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平衡”[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晋的门阀政治得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南朝建立之初。
二、成为门阀士族的几大要素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是凭借与司马越、司马睿的历史关系，如琅琊王导、颍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是凭借南渡后建立的特殊功绩，如谯郡桓彝、高平郗鉴，但无论是何种方式，他们都是以掌握兵权来确立家族地位，之后通过仕宦和联姻的方式维系家族的地位。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高门士族子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他们不必像底层士族和寒门素族子弟那样为仕途而苦心经营。东晋主管选官人事的吏部尚书和郎官等重要职位都由门阀士族担任，从而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同时士族之间往往通过联姻的方式维护其门第的高贵，维系家族地位的长盛不衰。如琅琊王氏与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有姻亲关系，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均与司马皇室有姻亲关系，而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在当时已经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也没有事功，而只是凭借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姻亲关系以维持门户利益。
然而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之时，必有另一个门户伺机而起，之后取而代之。如颖川庾氏家族在盛极之后受到桓温的诛戮，谯郡桓氏家族在桓玄之后死绝，太原王氏两支世称华胄，也免不了在政争中覆灭。[2]只有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残酷的政治纷争中得以保留，家族发展得以绵延至南朝之末，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说的家族渊源、掌握兵权、政治联姻、世代仕宦等要素以外，家族的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于其他家族在政治上的昙花一现，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士族正是因为在家族文化上占有明显优势，其家族荣耀才得以绵延不断。
三、王谢家族的文化优势
东晋时期玄风盛行，要想成为一代名士就必须由儒入玄，各个士族，尤其是家族领袖必须是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因此出入玄儒是士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不具有家族的代表性，在此不作赘述。王谢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高门士族，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门风的形成，二是对家族人才的重视与培养。
（一）门风
所谓门风，就是“世族精神文化传统”。世家大族为了传承其家族精神，都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因此士族多有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等，宗族领袖人物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用以教育子弟、训诫后人。[3]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评价道：“王、谢子弟，浮华矜躁，服用奢淫，而能仍世贵显者，盖其门风孝友，有过他氏，马粪乌衣，自相师友，家庭之际，雍睦可亲。”由此可见，王、谢家族的门风对于维系其家族显贵的重要作用。
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的奠基人是以至孝闻名的王祥。王祥在思想上是儒玄双修，他强调信、德、孝、悌、让在立身处世中的重要性，并将其写在了留给后代的遗令中，这对琅琊王氏后来的兴旺和家风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陈郡谢氏在江东更是素有“德门”之誉，处贵而遗权，谦让自守的门风使得谢氏门户得以保全。谢氏家族的鼎盛应当是凭借在淝水之战中的卓越功勋，谢安以八万北府兵大败前秦苻坚八十万水陆大军，谢安的弟弟谢石、子谢琰、侄谢玄也都作为统帅在这次大战中建立了巨大功绩。然而淝水之战后不久，司马皇室有意伸张皇权，谢安以大局为重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中枢相权，谢玄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保住了其家族地位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
谢安作为宗族领袖，更是时常举行家族聚会以“戒约”家族子弟。《谢玄传》记载，谢安曾在家族聚会上问及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致意思是问做父兄的为什么总要教育自己的子弟，使他们往好的方向发展。其侄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大致意思是家族子弟就如同美好的树木，应当植于庭院内供人欣赏，暗喻培育家族人才是为了向皇室效力。对于谢玄的回答，作为长辈的谢安十分满意。事实上，谢氏家族这种翼主的门风正好符合当时门阀士族对于平衡皇权与士族权力的要求，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是相统一的，这也是谢氏家族地位可以长久维持的原因之一。 谢氏家族在谢鲲一代跻身玄学名士，谢尚一代取得方镇实力，谢安一代更是屡建事功，然而谢氏家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这与其谦逊自守的门风有重要关系。反之，也正是这样的门风保证了其家族地位的长盛不衰。
（二）人才的重要性
东晋处于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混乱状态，教育亦是时兴时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成为了学术文化的重镇和堡垒。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便是“地方化”、“家门化”。相呼应的是，士族门阀想要保持其门第兴盛、世代传承就必须加强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培养。然而门阀政治为士族子弟提供的政治特权往往让他们不喜读书、沉溺声色，士族子弟担任的官职既有权势又无冗务缠身，甚至连“痴儿”都可凭借门第进入上层政治的情况，让他们在仕途经济上毫无压力。因此，士族中德才兼备的人才显得更加难得与可贵。钱穆先生指出：“今所谓门第中人者，则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弊不败？”[6]那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家族，即使偶尔遭遇政治挫折，但因其代有人才，因此可以世代兴盛，绵延不绝，王谢家族就是如此。
王谢家族在人才上相比于其他几个高门士族有明显的优势，据《东晋文艺综合研究》[5]中所列世系图所载：
琅琊王氏家族在王导一代有记载的，有以王导、王敦、王邃、王旷、王廙为代表的14人，之后一代有以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允之、王羲之、王彪之为代表的25人，再下一代有以王珣、王珉、王谧、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为代表的35人。
高平郗氏家族在郗鉴一代有记载的只有郗鉴一人，之后一代有以郗昙、郗愔为代表的5人，再之后一代有以郗超、郗恢为代表的6人，再下一代只有郗僧施、郗循二人有记载。
颍川庾氏家族在庾亮一代有记载的，有以庾亮、庾怿、庾冰、庾翼为代表的16人，之后一代有记载的有17人，却并无为时局所重的人物，再之后一代人数锐减，记载的只有7人，再下一代就只有两人有记载。颍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落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
陈郡谢氏家族在谢鲲一代有记载的，有以谢鲲、谢褒为代表的3人，之后一代有以谢安、谢尚、谢奕、谢万、谢石为代表的10人，再之后一代有以谢玄、谢朗、谢琰、谢道韫为代表的14人，下一代有以谢重、谢混、谢方明为代表的21人。
王谢家族相比于另几个士族，不仅在家族人才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其每一代在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更多，这无疑对其门户的延续起有重要作用。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虽然是东晋时期的高门士族，然而都是从北方迁来的侨姓士族。面对江左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只有家族内部相互依靠和扶持才能生存下来，因此各家士族都将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都十分重视家族利益。如使谢氏家族成为当时江左最高门户的谢安，始有“东山之志”，无处世意，然而其宗族兄弟谢万不擅经营仕途经济。“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是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8]士族要想维持家族地位于不坠，本族必须要有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以使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谢安正是出于宗族利益的考虑，为谢氏门户计，才毅然出山。
正是因为这种重家族利益而相对轻个人利益的观念，东晋门阀士族都十分重视家族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宗族领袖人物的选择。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家族人物握以权柄，其门户的统治地位就无法维持，必然被其他门户所取代。正因为家族人才的政治地位直接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继承人时，是以家族利益为重而不只是局限于个人家庭。如王导兄弟一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继承权柄，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9]由此可见，人才对于一个家族的鼎盛和其地位的维系起有重要作用，而对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无疑是一个家族文化特征的体现。
结语
东晋的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导致陆续出现了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构成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这些高门士族或是凭借兵权、家族渊源，或是凭借政治联姻和仕宦，试图长久的维系家族地位。然而其中只有作为文艺世家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凭借其家族门风和对家族人才的培养，使得其家族地位得以绵延不绝，直至南朝建立之初。由此可见，对于门阀士族地位的维系来说，家族的文化优势亦是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86.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0.
[3]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00-201.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259-260.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M].北京：三联书店，2001：147-148.
[6]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丛论卷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44.
[7]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6.
[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8.
关键词： 东晋 门阀士族 文化 门风 人才
一、东晋门阀士族的形成
西晋后期，北方战乱纷争不断，晋琅琊王司马睿在琅琊王氏诸兄弟的协助下南渡长江，在江左建立新的政权。之后，琅琊王导凭借他在晋元帝司马睿身边的关键地位，苦心经营，奠定了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在江左的根基，自此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王与马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相互利用的政治结合。对于皇权来说，初到江左，需要依靠门阀士族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更需要门阀士族的拥护来确立其统治地位，以便在江左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西晋末皇族司马氏的五位王爷躲避战乱南渡长江，然而“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除元帝一马以外，其余四王，即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由此可见士族门阀的势力之大。在琅琊王氏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他们都曾权倾朝野，与司马皇室形成过“共天下”的局面，然而却始终没能篡得天下，这是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的结果。对门阀士族来说，他们要维持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平衡以保障家族的富贵荣华与政治利益，因此他们绝不允许皇权或是士族中的任何一方打破这种平衡。这也正是谯郡桓温能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掌握权柄，而在蓄谋篡晋求九锡之时却被王、谢诸士族合力所抑的原因。门阀政治是“皇权与门阀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恰逢其时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平衡”[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晋的门阀政治得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南朝建立之初。
二、成为门阀士族的几大要素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是凭借与司马越、司马睿的历史关系，如琅琊王导、颍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是凭借南渡后建立的特殊功绩，如谯郡桓彝、高平郗鉴，但无论是何种方式，他们都是以掌握兵权来确立家族地位，之后通过仕宦和联姻的方式维系家族的地位。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高门士族子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他们不必像底层士族和寒门素族子弟那样为仕途而苦心经营。东晋主管选官人事的吏部尚书和郎官等重要职位都由门阀士族担任，从而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同时士族之间往往通过联姻的方式维护其门第的高贵，维系家族地位的长盛不衰。如琅琊王氏与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有姻亲关系，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均与司马皇室有姻亲关系，而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在当时已经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也没有事功，而只是凭借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姻亲关系以维持门户利益。
然而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之时，必有另一个门户伺机而起，之后取而代之。如颖川庾氏家族在盛极之后受到桓温的诛戮，谯郡桓氏家族在桓玄之后死绝，太原王氏两支世称华胄，也免不了在政争中覆灭。[2]只有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残酷的政治纷争中得以保留，家族发展得以绵延至南朝之末，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说的家族渊源、掌握兵权、政治联姻、世代仕宦等要素以外，家族的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于其他家族在政治上的昙花一现，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士族正是因为在家族文化上占有明显优势，其家族荣耀才得以绵延不断。
三、王谢家族的文化优势
东晋时期玄风盛行，要想成为一代名士就必须由儒入玄，各个士族，尤其是家族领袖必须是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因此出入玄儒是士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不具有家族的代表性，在此不作赘述。王谢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高门士族，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门风的形成，二是对家族人才的重视与培养。
（一）门风
所谓门风，就是“世族精神文化传统”。世家大族为了传承其家族精神，都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因此士族多有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等，宗族领袖人物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用以教育子弟、训诫后人。[3]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评价道：“王、谢子弟，浮华矜躁，服用奢淫，而能仍世贵显者，盖其门风孝友，有过他氏，马粪乌衣，自相师友，家庭之际，雍睦可亲。”由此可见，王、谢家族的门风对于维系其家族显贵的重要作用。
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的奠基人是以至孝闻名的王祥。王祥在思想上是儒玄双修，他强调信、德、孝、悌、让在立身处世中的重要性，并将其写在了留给后代的遗令中，这对琅琊王氏后来的兴旺和家风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陈郡谢氏在江东更是素有“德门”之誉，处贵而遗权，谦让自守的门风使得谢氏门户得以保全。谢氏家族的鼎盛应当是凭借在淝水之战中的卓越功勋，谢安以八万北府兵大败前秦苻坚八十万水陆大军，谢安的弟弟谢石、子谢琰、侄谢玄也都作为统帅在这次大战中建立了巨大功绩。然而淝水之战后不久，司马皇室有意伸张皇权，谢安以大局为重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中枢相权，谢玄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保住了其家族地位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
谢安作为宗族领袖，更是时常举行家族聚会以“戒约”家族子弟。《谢玄传》记载，谢安曾在家族聚会上问及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致意思是问做父兄的为什么总要教育自己的子弟，使他们往好的方向发展。其侄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大致意思是家族子弟就如同美好的树木，应当植于庭院内供人欣赏，暗喻培育家族人才是为了向皇室效力。对于谢玄的回答，作为长辈的谢安十分满意。事实上，谢氏家族这种翼主的门风正好符合当时门阀士族对于平衡皇权与士族权力的要求，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是相统一的，这也是谢氏家族地位可以长久维持的原因之一。 谢氏家族在谢鲲一代跻身玄学名士，谢尚一代取得方镇实力，谢安一代更是屡建事功，然而谢氏家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这与其谦逊自守的门风有重要关系。反之，也正是这样的门风保证了其家族地位的长盛不衰。
（二）人才的重要性
东晋处于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混乱状态，教育亦是时兴时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成为了学术文化的重镇和堡垒。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便是“地方化”、“家门化”。相呼应的是，士族门阀想要保持其门第兴盛、世代传承就必须加强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培养。然而门阀政治为士族子弟提供的政治特权往往让他们不喜读书、沉溺声色，士族子弟担任的官职既有权势又无冗务缠身，甚至连“痴儿”都可凭借门第进入上层政治的情况，让他们在仕途经济上毫无压力。因此，士族中德才兼备的人才显得更加难得与可贵。钱穆先生指出：“今所谓门第中人者，则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弊不败？”[6]那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家族，即使偶尔遭遇政治挫折，但因其代有人才，因此可以世代兴盛，绵延不绝，王谢家族就是如此。
王谢家族在人才上相比于其他几个高门士族有明显的优势，据《东晋文艺综合研究》[5]中所列世系图所载：
琅琊王氏家族在王导一代有记载的，有以王导、王敦、王邃、王旷、王廙为代表的14人，之后一代有以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允之、王羲之、王彪之为代表的25人，再下一代有以王珣、王珉、王谧、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为代表的35人。
高平郗氏家族在郗鉴一代有记载的只有郗鉴一人，之后一代有以郗昙、郗愔为代表的5人，再之后一代有以郗超、郗恢为代表的6人，再下一代只有郗僧施、郗循二人有记载。
颍川庾氏家族在庾亮一代有记载的，有以庾亮、庾怿、庾冰、庾翼为代表的16人，之后一代有记载的有17人，却并无为时局所重的人物，再之后一代人数锐减，记载的只有7人，再下一代就只有两人有记载。颍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落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
陈郡谢氏家族在谢鲲一代有记载的，有以谢鲲、谢褒为代表的3人，之后一代有以谢安、谢尚、谢奕、谢万、谢石为代表的10人，再之后一代有以谢玄、谢朗、谢琰、谢道韫为代表的14人，下一代有以谢重、谢混、谢方明为代表的21人。
王谢家族相比于另几个士族，不仅在家族人才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其每一代在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更多，这无疑对其门户的延续起有重要作用。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虽然是东晋时期的高门士族，然而都是从北方迁来的侨姓士族。面对江左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只有家族内部相互依靠和扶持才能生存下来，因此各家士族都将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都十分重视家族利益。如使谢氏家族成为当时江左最高门户的谢安，始有“东山之志”，无处世意，然而其宗族兄弟谢万不擅经营仕途经济。“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是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8]士族要想维持家族地位于不坠，本族必须要有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以使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谢安正是出于宗族利益的考虑，为谢氏门户计，才毅然出山。
正是因为这种重家族利益而相对轻个人利益的观念，东晋门阀士族都十分重视家族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宗族领袖人物的选择。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家族人物握以权柄，其门户的统治地位就无法维持，必然被其他门户所取代。正因为家族人才的政治地位直接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继承人时，是以家族利益为重而不只是局限于个人家庭。如王导兄弟一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继承权柄，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9]由此可见，人才对于一个家族的鼎盛和其地位的维系起有重要作用，而对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无疑是一个家族文化特征的体现。
结语
东晋的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导致陆续出现了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构成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这些高门士族或是凭借兵权、家族渊源，或是凭借政治联姻和仕宦，试图长久的维系家族地位。然而其中只有作为文艺世家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凭借其家族门风和对家族人才的培养，使得其家族地位得以绵延不绝，直至南朝建立之初。由此可见，对于门阀士族地位的维系来说，家族的文化优势亦是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86.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0.
[3]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00-201.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259-260.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M].北京：三联书店，2001：147-148.
[6]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丛论卷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44.
[7]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6.
[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