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这是苏轼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七律。从深情这一点来看，说它是东坡的第一七律，丝毫不为过。
　　苏轼的文章比诗好，而诗又比词好。苏词在俗世中知名度最高，但论影响力则远远不如苏诗。我们都知道江西诗派笼罩南宋，这一流派的“大咖”是黄庭坚、陈师道，但他们背后的Boss是苏轼：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而陈师道则学诗于黄庭坚。再沿着时间线一直往下溯，直到晚清民国时，学苏诗也是一股潮流;另外，受苏诗影响的人大多是学养深厚之人，例如晚清同光派巨擘陈三立、郑孝胥等，他们的诗作都有苏诗的影子。
　　这首诗所提到的永乐，在今天的浙江嘉兴。文长老是嘉兴本觉寺的住持，也是苏轼的四川老乡，两人交情甚笃。
　　首联“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说的是文长老一生一死的变迁。云归，指僧人圆寂。首联就直书其事，两句已给人一种沧桑变换的跌宕感。颔联“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将第一联的意思细化：苏轼第一次拜访文长老，长老已经是老态尽现;第二次拜访，长老已经卧病，不得相见;到了第三次登门造访的时候，长老已经圆寂了。“去来今”是佛家常说的三生：前世、来世、今生。弹指之间，就已经人事暗换，似乎经历了三生，无限感慨。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苏轼在事业上非常不得意，多年阅历，更是见多了生死存亡之事，他对于文长老的离世，虽然无泪可洒，但是不会忘记与文长老这位同乡的交情。此处的“存亡”，情感落脚点在“亡”字上，这是古诗的一种表述习惯，就像李商隐的“浮世本来多聚散”，情感落脚点是在“散”字上，李商隐是感慨世间的离别。
　　“尚有心”三字，为最后一联的典故埋下伏笔，真正做到了一环紧扣一环。
　　尾联“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暗用了一个故事。据唐人袁郊《甘泽谣》载，僧人圆观与书生李源是好友，圆观曾与李源相约，在自己卒后12年，两人在杭州天竺寺相见。两人立下这个约定后，圆观很快去世了。12年后，李源真的如约来到寺前，但他没有看到圆观，却见到了一名牧童，牧童对着他吟唱了一首小诗：“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
　　苏轼曾根据《甘泽谣》写成《僧圆泽传》，但这首诗把圆观作圆泽，目前还不知道依据，有可能仅仅是为了符合平仄而改。在这个故事里，疑似圆观和尚转世的牧童，赞赏李源的守信，劝说李源没有必要伤感，人各有命，不必执着于生死。两人也没有再行细谈，就此离别，各自天涯。
　　这个典故用得很巧妙。李源和圆泽的身份分别是儒生和僧人，对应的就是苏轼和文长老的身份，非常贴切。很多人写诗作文，喜欢使用典故以显示才学，不知典故是不能乱用的，要切合对象身份，也就是说要得体，否则就成了堆砌。“得体”考验的是作者的基本功，只有在这一处合格了，才能进而谈思想、境界。比如当代人热衷写赋，下笔千言，却一个韵脚都没有，可见作者不知赋是要押韵的。这就是不得体要了，写得再洋洋洒洒，也不足取。
　　细看苏轼本诗，不只是典故的运用，还有词汇的遣使，都非常贴切。比如“鹤瘦”、“云归”、“弹指”、“去来今”这些词语，都是佛家用语，非常匹配文长老的僧人身份。而在平仄上，此诗则是一拗再拗，极尽变格之能事，体现“一以贯之”之道，这也是一种得体。
　　这首诗被清人赵克宜赞赏为“意沉着而语流美”，是“七律佳境”。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胜过今人不知多少篇文章。感情再悲凉、再沉痛，字面上也不要难看。这是一种体面，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苏轼本身是一位有深忧的士人，当然在诗文上毫无疑问也是一位天才。但不必为贤者讳的是，他的思想被才气稀释，深情被达绪轻薄，其诗往往着意于洒脱，技巧极高然而动人程度不足，像《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如此深情的诗作，在他的集子里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