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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关键词：《春秋事语》 古佚书 《左传》 《国语》
帛书《春秋事语》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中的一种，因其所记多为春秋史事，且记事简略而重在言论，故整理者将其命名为《春秋事语》。‘因帛书《春秋事语》各章所载史事多见于《左传》，故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及帛书性质多有讨论。近日又获睹刘伟先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一文，本人颇有不同意见，现就帛书《春秋事语》的性质提出一些看法，兼与刘伟先生商榷，并此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关系研究
帛书《春秋事语》所记之事以第十一章隐公被杀为早，以第三章韩、魏、赵三家灭智氏为晚，基本对应于《左传》的记事时段，且帛书所记多见于《左传》，故帛书与《左传》的关系为许多学者所关注。
关于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及帛书性质大致有3种意见：
一种意见大致以《左传》为早而帛书《春秋事语》在后，认为帛书为简化《左传》而来，帛书属早期《左传》学系统作品。张政娘先生认为，“《春秋事语》的性质，应当认为和《铎氏微》是一致的”。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这部帛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所载《铎氏微》、《左氏微》、《张氏微》、《虞氏微传》等类著作中的一种或其摘抄本。李学勤先生认为《铎氏微》一类书的共同特点是“抄撮《左传》，采取成败”，而且为便于读者接受，往往“篇幅较小”，“这可以说是汉以前《左传》学的一个传统”。且“引据《左传》而将文字简括归并，在战国至汉代古书中例证不胜枚举，其体例多与帛书相同”。故李先生认为帛书的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的，帛书当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吴荣曾先生意见与此类似。
另一种意见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在先而《左传》在后，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徐仁甫先生主张不是帛书《春秋事语》简化《左传》，而是刘歆采割《春秋事语》以佐《左传》成书。他认为叙事简略的材料在时间上应早于叙事详密的材料。王莉认为帛书《春秋事语》记事比《左传》呈现出更多的原始性，从而推断前者为后者成书所参考的底本之一。李建军、刘娇观点类似。刘伟先生也认为，“就作为《左传》的资料来源这一点来说，《春秋事语》和《国语》更加相似”，故刘先生也是认为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不属《左传》系统而为另一部单独的古书。唐兰先生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是无疑的”，疑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孙固》。
学界对于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关系的讨论源于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下试分别论述之。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相关之处首先在于，帛书所记史事除第二《燕大夫章》外全都见于《左传》，且其中第六《伯有章》、第九《卫献公出亡章》、第十《吴人会诸侯章》和第十四《吴伐越章》，除《左传》外不见于他书。其次，帛书《春秋事语》记事断限与《左传》大致吻合，帛书记事以第十一章隐公被杀为早，以第三章韩、魏、赵三家灭智氏为晚，基本对应于《左传》的记事时段。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相异之处在于：首先，体裁不同。帛书《春秋事语》每章重点在于议论，记事仅具首尾，比较简略，由其命名即可知帛书材料重在记言；《左传》虽也记载言论，但其记事的分量远远大于记言，故可以说《左传》重在记事。其次，在内容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一方面，在章次安排上，帛书《春秋事语》并不遵循确定的规则，既不按国别，也不以时间为序，与《左传》的纪年顺序无甚关联。另一方面，在一些记述细节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大致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帛书有而《左传》无，最常见的是帛书各章所记议论不见于《左传》，如帛书第一至第七章及第十一至第十六章，且其中不少发言之人也不见于《左传》。再就是帛书史事不见于《左传》，如帛书第二章《燕大夫章》全部及第五章《晋献公欲得随会章》关于随会归晋后使绕朝被谗而亡的情节。第二种情况是两者都有而《左传》比帛书简练，此种情况见于帛书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及第十四章，其中帛书第四章与第十四章为帛书部分记事行文没有《左传》简练，帛书第七至第九章为帛书所记议论较详，《左传》所记议论较帛书为简略。第三种情况是帛书与《左传》所记抵牾，如帛书第五《晋献公欲得随会章》“晋献公欲得随会也，魏州馀请召之”，据《左传》，随会奔秦并为秦所用后，晋人不安，此时晋六卿相见议及此事，而非晋君欲得随会。于是有《左传》“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而帛书为“魏州馀请召之”；又帛书第十五《鲁庄公有疾章》之“五月，公薨”，《左传》为“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在内容上的差异说明，帛书不是简化、改写《左传》而来。首先，若帛书《春秋事语》是从《左传》简化而来，则帛书“参差不齐”的史事序列需从《左传》前后翻检而成，如此则远不如遵照《左传》的纪年顺序“顺次”简化来得容易且更合情理。其次，在记述内容上，帛书有而《左传》无的情况，显然不是帛书简化《左传》而来；帛书较《左传》详尽之处，也应非帛书简化《左传》而来；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所记抵牾，说明帛书当另有所据，因为若帛书《春秋事语》是据《左传》简化改写而成，似不应横生枝节、生此龃龉。
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可能不是《铎氏微》等的《左传》类著作。《铎氏微》等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相关载记线索如下：
六艺略·春秋类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诸子略·儒家类
《李氏春秋》二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其中《左氏微》、《张氏微》无更多线索，。无法对其内容予以讨论。以下对《铎氏微》、《虞氏微传》、《虞氏春秋》及其与帛书《春秋事语》的可能关系予以辨析。首先来看相关载记线索：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八卷授荀卿，卿授张苍。”
学者多据以上材料认为铎椒所作《抄撮》即《铎氏微》，虞卿之《抄撮》即《虞氏微传》或《虞氏春秋》，此种看法实值得讨论。首先，从篇卷数来看，铎椒、虞卿两《抄撮》均为8卷，《铎氏微》3篇、《虞氏微传》2篇、《虞氏春秋》15篇，不甚对应；其次，从编撰目的来看，《抄撮》为传授 《左传》所作，《铎氏微》为便于楚王观览、《虞氏春秋》为虞卿抒意之作，编撰目的不同，其内容应不一致。因此，铎椒、虞卿两《抄撮》与《铎氏微》、《虞氏微传》或《虞氏春秋》之关系并非两两对应这么简明而确凿。诚然，古书篇卷分合无定，流传情况复杂，篇卷数量并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且《抄撮》、《铎氏微》、《虞氏微传》、《虞氏春秋》不传，其内容不得而见。但即便退一大步，不考虑《抄撮》与铎椒、虞卿书的对应情况，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可能与《铎氏微》等书不相类。《铎氏微》因楚王“不能尽观《春秋》”，为便观览而作，其内容应忠于《左传》，似不应再“横生枝节”，加入《左传》之外的内容，而帛书《春秋事语》多有不见于《左传》的情节、人物及言论。《虞氏春秋》为虞卿抒意而为，除“上采《春秋》”外还“下观近势”，且从辑本内容来看，其书颇言战国事，大旨主于合从而未离战国说士之习，与《左传》颇不相类，当然也与帛书并不类同。所以，以目前已知的、可测的《左传》学著作来看，帛书《春秋事语》似不属于《左传》系统。
对于第二种意见，即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在先而《左传》在后，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帛书与《左传》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足以说明问题。首先，是否记事简略原始的文献就一定先于记事详细完备的文献尚大可讨论。记事详略不同可能出于行文差异，也可能由于编撰目的和手法差异，当然也可能是简略的改写详细的，简略在后而详细在先。其次，帛书有不少内容不见于《左传》，若帛书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之一，则“帛书有而《左传》无”的内容该如何解释。再如帛书优于《左传》的情况，即帛书相关记述比《左传》来得详细、精确、生动，若帛书为《左传》之底本，似乎《左传》在采用帛书时没有道理“弃精取粗”。诚然，我们可以设想《左传》成书不必尽采其底本，且所采内容也需“经进一步地加工润色，增易整理”。甚或有些内容还会在《左传》流传过程中佚失。不过，以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的信息散佚及信息变形而将个中情况一笔带过似意有未安，这种“后见之明”式的解释似过于牵强。
综上讨论，有理由相信帛书《春秋事语》既非简化、改写《左传》而来，也不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是另一种古书无疑，但是否如唐兰先生所言为《公孙固》，因无任何材料线索，故存疑。再考虑到帛书《春秋事语》的体裁形式特征及与《左传》的相关之处，本文认为，帛书《春秋事语》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
二、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之说不可据
考虑到帛书《春秋事语》的体裁形式特征，帛书作为一种“语”类古书，其重点在于保存相关议论，每章的结构设计围绕议论之语展开，前有背景交代，后有与言论相关的事件结果，这与《国语》体例非常接近，这也是整理者以“事语”为帛书命名的重要原因。但从内容来看，帛书《春秋事语》所记大多见于《左传》而为《国语》所无，所以，帛书《春秋事语》的体例近于《国语》而内容实近于《左传》，并非尽如刘伟先生所言“与《左传》相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的内容与体例更为接近”。
刘先生认为从编纂主旨和撰构手法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形神俱似”，进而推断帛书《春秋事语》是“古本《国语》”的选本。帛书与《国语》同为“语”类文献，结构特征固然类似，刘先生所例举的“为君之道”、“礼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论述，也固然可以表明帛书与《国语》的编纂主旨一致，但这并不足以推断帛书《春秋事语》即为“古本《国语》”的选本。理由很简单。出土文献中多有与《国语》“形神俱似”的材料，难道均为《国语》或所谓“古本《国语》”的选本?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同被名为《春秋事语》的竹简材料，其结构特征与《国语》绝类，其内容也多论及为君、任臣、建储、择人之道，且其中就有两章见于《国语》，可谓“形神俱似”，难道阜阳汉简相关材料为“古本《国语》”选本?又，与阜阳汉简《春秋事语》互见的《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甚或《韩诗外传》、《晏子春秋》等传世文献，所收材料多有与《国语》“形神俱似”者，甚至诸书所记多有见于《国语》者，难道也都为“古本《国语》”之选本么?
刘先生推断帛书《春秋事语》为“古本《国语》”的立论依据主要有3条：
第一，战国秦汉之际文献流传中多有选本、节本行世的案例；第二，出土文献多有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的佐证；第三，中国早期文献流传多有文本内容的增补、散佚现象。刘先生以此3则依据所展开的论证多无直接的、坚强的证据。
首先，关于《国语》选本问题。《国语》相传为左丘明作，关于其早期流传情况目前所知不多，韦昭《国语解叙》“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云云，言战国秦汉之际《国语》流传之状，并未只字及于《国语》选本。《汉书·艺文志》记有《新国语》54篇，谓“刘向分《国语》”，顾实谓“本旧有《国语》而分之，故曰《新国语》，即重行编定之书也”，似不为《国语》选本或节本。关于战国秦汉之际《国语》选本，目前尚无任何线索，无从讨论。刘伟先生所谓的“《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似乎处于“子虚乌有”的境地，以目前的材料条件来看，“《国语》选本”尚不具备讨论的基础。对这种情况，刘先生是了解的。所以，刘先生对《国语》选本问题的讨论，采取的是“由此及彼”的推理方式，即由战国秦汉之际多有《左传》选本流传类推《国语》选本的存在，这种以有论无、由实入虚的推论已近于臆测。
另外，刘先生以铎椒、虞卿两《抄撮》即为《铎氏微》与《虞氏春秋》的看法难以成立。从篇卷数量及编撰目的来考察，铎椒所作之《抄撮》应非《铎氏微》已如上所述，现存记载所见虞卿诸著作间的关系就更微妙了。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8卷，《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记有《虞氏微传》2篇、“诸子略儒家类”记有《虞氏春秋》15篇。如此，虞卿之《抄撮》究竟对应《虞氏微传》还是《虞氏春秋》?刘伟先生认为《抄撮》就是《虞氏微传》，而上述金德建先生意见认为《抄撮》应为《虞氏春秋》。上文已对金说已略作驳议，《抄撮》与《虞氏微传》皆早佚而无其他记载线索，对两者关系目前不具备讨论基础，应当存疑。所以，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左传》选本行世情况的推测，似还需要一些足够坚实的理据。
其次，关于出土文献是否为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说提供佐证的问题，还需斟酌。《汲冢竹书》相关材料不传，故不论。湖南慈利竹简中有与《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且整理者也指出其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由于目前这批材料尚未公布，对于其材料性质无从探讨。即便其材料中确存《国语》内容，其是否即为《国语》选本，仍需待材料公布后再加讨论。即便湖南慈利竹简材料真可证明为《国语》选本，但“战国秦汉之际有《国语》选本行世”与“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实为两个问题，并不能相互置换和替代，从前一问题到后一问题之间， 还有不少的逻辑缺环需填充。再如刘先生所言，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的内容，“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两章”，“其写法和马王堆出土的《春秋事语》类似”，“可能是《国语》的选本”，但同时也可能是《左传》的选本!刘先生此处的疏漏之处在于，难道存有与《国语》互见的材料就是《国语》选本么?那《左传》岂非也成了《国语》的选本，《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难道也都是《国语》选本么?与《国语》互见的材料、互见材料所属材料群落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国语》是否有古本及古本的流传状况、《国语》是否有选本行世这诸多不同的问题，在刘先生处似乎都是混沌不分的。
第三，中国早期文献流传多有文本内容的增补、散佚现象并不构成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的证据。此处涉及到一个关键环节，即“古本《国语》”的问题。“古本《国语》”的问题实际上与“《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的问题一样，是一个“似有实无”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线索，根本无从开展讨论。刘先生对此也是了解的，故其于此处的论证同样以“由此及彼”的手法展开，即以其他文献流传过程的散佚、变形情况来进行类推，丝毫不见任何与《国语》或“古本《国语》”有关的直接证据。这其实与前文讨论帛书《春秋事语》不是《左传》所参考的底本时论析的问题一样，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讨巧，即便真有所谓的“古本《国语》”，难道其在流传中就刚好散佚了帛书《春秋事语》的这部分内容，不多也不少?刘先生提出这个设想，无非是想说明若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何以帛书内容却与《国语》无关。然而，以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中的信息散佚与信息变形的可能情形，而将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内容无关这一关键问题一带而过，实为一种“大而化之”的手法，也使刘文的相关论述不甚严密，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含混。
通过对相关文献重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既非简化《左传》而来的《左传》系统著作，也不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的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目前尚显证据不足。对于古书性质的探讨，应充分考虑到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对古书的判断似不宜“行之过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才更显妥当。
(责任编辑：谢乃和)
关键词：《春秋事语》 古佚书 《左传》 《国语》
帛书《春秋事语》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中的一种，因其所记多为春秋史事，且记事简略而重在言论，故整理者将其命名为《春秋事语》。‘因帛书《春秋事语》各章所载史事多见于《左传》，故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及帛书性质多有讨论。近日又获睹刘伟先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一文，本人颇有不同意见，现就帛书《春秋事语》的性质提出一些看法，兼与刘伟先生商榷，并此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关系研究
帛书《春秋事语》所记之事以第十一章隐公被杀为早，以第三章韩、魏、赵三家灭智氏为晚，基本对应于《左传》的记事时段，且帛书所记多见于《左传》，故帛书与《左传》的关系为许多学者所关注。
关于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及帛书性质大致有3种意见：
一种意见大致以《左传》为早而帛书《春秋事语》在后，认为帛书为简化《左传》而来，帛书属早期《左传》学系统作品。张政娘先生认为，“《春秋事语》的性质，应当认为和《铎氏微》是一致的”。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这部帛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所载《铎氏微》、《左氏微》、《张氏微》、《虞氏微传》等类著作中的一种或其摘抄本。李学勤先生认为《铎氏微》一类书的共同特点是“抄撮《左传》，采取成败”，而且为便于读者接受，往往“篇幅较小”，“这可以说是汉以前《左传》学的一个传统”。且“引据《左传》而将文字简括归并，在战国至汉代古书中例证不胜枚举，其体例多与帛书相同”。故李先生认为帛书的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的，帛书当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吴荣曾先生意见与此类似。
另一种意见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在先而《左传》在后，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徐仁甫先生主张不是帛书《春秋事语》简化《左传》，而是刘歆采割《春秋事语》以佐《左传》成书。他认为叙事简略的材料在时间上应早于叙事详密的材料。王莉认为帛书《春秋事语》记事比《左传》呈现出更多的原始性，从而推断前者为后者成书所参考的底本之一。李建军、刘娇观点类似。刘伟先生也认为，“就作为《左传》的资料来源这一点来说，《春秋事语》和《国语》更加相似”，故刘先生也是认为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不属《左传》系统而为另一部单独的古书。唐兰先生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是无疑的”，疑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孙固》。
学界对于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关系的讨论源于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下试分别论述之。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相关之处首先在于，帛书所记史事除第二《燕大夫章》外全都见于《左传》，且其中第六《伯有章》、第九《卫献公出亡章》、第十《吴人会诸侯章》和第十四《吴伐越章》，除《左传》外不见于他书。其次，帛书《春秋事语》记事断限与《左传》大致吻合，帛书记事以第十一章隐公被杀为早，以第三章韩、魏、赵三家灭智氏为晚，基本对应于《左传》的记事时段。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相异之处在于：首先，体裁不同。帛书《春秋事语》每章重点在于议论，记事仅具首尾，比较简略，由其命名即可知帛书材料重在记言；《左传》虽也记载言论，但其记事的分量远远大于记言，故可以说《左传》重在记事。其次，在内容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一方面，在章次安排上，帛书《春秋事语》并不遵循确定的规则，既不按国别，也不以时间为序，与《左传》的纪年顺序无甚关联。另一方面，在一些记述细节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大致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帛书有而《左传》无，最常见的是帛书各章所记议论不见于《左传》，如帛书第一至第七章及第十一至第十六章，且其中不少发言之人也不见于《左传》。再就是帛书史事不见于《左传》，如帛书第二章《燕大夫章》全部及第五章《晋献公欲得随会章》关于随会归晋后使绕朝被谗而亡的情节。第二种情况是两者都有而《左传》比帛书简练，此种情况见于帛书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及第十四章，其中帛书第四章与第十四章为帛书部分记事行文没有《左传》简练，帛书第七至第九章为帛书所记议论较详，《左传》所记议论较帛书为简略。第三种情况是帛书与《左传》所记抵牾，如帛书第五《晋献公欲得随会章》“晋献公欲得随会也，魏州馀请召之”，据《左传》，随会奔秦并为秦所用后，晋人不安，此时晋六卿相见议及此事，而非晋君欲得随会。于是有《左传》“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而帛书为“魏州馀请召之”；又帛书第十五《鲁庄公有疾章》之“五月，公薨”，《左传》为“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在内容上的差异说明，帛书不是简化、改写《左传》而来。首先，若帛书《春秋事语》是从《左传》简化而来，则帛书“参差不齐”的史事序列需从《左传》前后翻检而成，如此则远不如遵照《左传》的纪年顺序“顺次”简化来得容易且更合情理。其次，在记述内容上，帛书有而《左传》无的情况，显然不是帛书简化《左传》而来；帛书较《左传》详尽之处，也应非帛书简化《左传》而来；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所记抵牾，说明帛书当另有所据，因为若帛书《春秋事语》是据《左传》简化改写而成，似不应横生枝节、生此龃龉。
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可能不是《铎氏微》等的《左传》类著作。《铎氏微》等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相关载记线索如下：
六艺略·春秋类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诸子略·儒家类
《李氏春秋》二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其中《左氏微》、《张氏微》无更多线索，。无法对其内容予以讨论。以下对《铎氏微》、《虞氏微传》、《虞氏春秋》及其与帛书《春秋事语》的可能关系予以辨析。首先来看相关载记线索：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八卷授荀卿，卿授张苍。”
学者多据以上材料认为铎椒所作《抄撮》即《铎氏微》，虞卿之《抄撮》即《虞氏微传》或《虞氏春秋》，此种看法实值得讨论。首先，从篇卷数来看，铎椒、虞卿两《抄撮》均为8卷，《铎氏微》3篇、《虞氏微传》2篇、《虞氏春秋》15篇，不甚对应；其次，从编撰目的来看，《抄撮》为传授 《左传》所作，《铎氏微》为便于楚王观览、《虞氏春秋》为虞卿抒意之作，编撰目的不同，其内容应不一致。因此，铎椒、虞卿两《抄撮》与《铎氏微》、《虞氏微传》或《虞氏春秋》之关系并非两两对应这么简明而确凿。诚然，古书篇卷分合无定，流传情况复杂，篇卷数量并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且《抄撮》、《铎氏微》、《虞氏微传》、《虞氏春秋》不传，其内容不得而见。但即便退一大步，不考虑《抄撮》与铎椒、虞卿书的对应情况，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可能与《铎氏微》等书不相类。《铎氏微》因楚王“不能尽观《春秋》”，为便观览而作，其内容应忠于《左传》，似不应再“横生枝节”，加入《左传》之外的内容，而帛书《春秋事语》多有不见于《左传》的情节、人物及言论。《虞氏春秋》为虞卿抒意而为，除“上采《春秋》”外还“下观近势”，且从辑本内容来看，其书颇言战国事，大旨主于合从而未离战国说士之习，与《左传》颇不相类，当然也与帛书并不类同。所以，以目前已知的、可测的《左传》学著作来看，帛书《春秋事语》似不属于《左传》系统。
对于第二种意见，即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在先而《左传》在后，帛书属于《左传》成书所参考的材料之一，帛书与《左传》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足以说明问题。首先，是否记事简略原始的文献就一定先于记事详细完备的文献尚大可讨论。记事详略不同可能出于行文差异，也可能由于编撰目的和手法差异，当然也可能是简略的改写详细的，简略在后而详细在先。其次，帛书有不少内容不见于《左传》，若帛书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之一，则“帛书有而《左传》无”的内容该如何解释。再如帛书优于《左传》的情况，即帛书相关记述比《左传》来得详细、精确、生动，若帛书为《左传》之底本，似乎《左传》在采用帛书时没有道理“弃精取粗”。诚然，我们可以设想《左传》成书不必尽采其底本，且所采内容也需“经进一步地加工润色，增易整理”。甚或有些内容还会在《左传》流传过程中佚失。不过，以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的信息散佚及信息变形而将个中情况一笔带过似意有未安，这种“后见之明”式的解释似过于牵强。
综上讨论，有理由相信帛书《春秋事语》既非简化、改写《左传》而来，也不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是另一种古书无疑，但是否如唐兰先生所言为《公孙固》，因无任何材料线索，故存疑。再考虑到帛书《春秋事语》的体裁形式特征及与《左传》的相关之处，本文认为，帛书《春秋事语》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
二、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之说不可据
考虑到帛书《春秋事语》的体裁形式特征，帛书作为一种“语”类古书，其重点在于保存相关议论，每章的结构设计围绕议论之语展开，前有背景交代，后有与言论相关的事件结果，这与《国语》体例非常接近，这也是整理者以“事语”为帛书命名的重要原因。但从内容来看，帛书《春秋事语》所记大多见于《左传》而为《国语》所无，所以，帛书《春秋事语》的体例近于《国语》而内容实近于《左传》，并非尽如刘伟先生所言“与《左传》相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的内容与体例更为接近”。
刘先生认为从编纂主旨和撰构手法上，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形神俱似”，进而推断帛书《春秋事语》是“古本《国语》”的选本。帛书与《国语》同为“语”类文献，结构特征固然类似，刘先生所例举的“为君之道”、“礼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论述，也固然可以表明帛书与《国语》的编纂主旨一致，但这并不足以推断帛书《春秋事语》即为“古本《国语》”的选本。理由很简单。出土文献中多有与《国语》“形神俱似”的材料，难道均为《国语》或所谓“古本《国语》”的选本?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同被名为《春秋事语》的竹简材料，其结构特征与《国语》绝类，其内容也多论及为君、任臣、建储、择人之道，且其中就有两章见于《国语》，可谓“形神俱似”，难道阜阳汉简相关材料为“古本《国语》”选本?又，与阜阳汉简《春秋事语》互见的《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甚或《韩诗外传》、《晏子春秋》等传世文献，所收材料多有与《国语》“形神俱似”者，甚至诸书所记多有见于《国语》者，难道也都为“古本《国语》”之选本么?
刘先生推断帛书《春秋事语》为“古本《国语》”的立论依据主要有3条：
第一，战国秦汉之际文献流传中多有选本、节本行世的案例；第二，出土文献多有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的佐证；第三，中国早期文献流传多有文本内容的增补、散佚现象。刘先生以此3则依据所展开的论证多无直接的、坚强的证据。
首先，关于《国语》选本问题。《国语》相传为左丘明作，关于其早期流传情况目前所知不多，韦昭《国语解叙》“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云云，言战国秦汉之际《国语》流传之状，并未只字及于《国语》选本。《汉书·艺文志》记有《新国语》54篇，谓“刘向分《国语》”，顾实谓“本旧有《国语》而分之，故曰《新国语》，即重行编定之书也”，似不为《国语》选本或节本。关于战国秦汉之际《国语》选本，目前尚无任何线索，无从讨论。刘伟先生所谓的“《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似乎处于“子虚乌有”的境地，以目前的材料条件来看，“《国语》选本”尚不具备讨论的基础。对这种情况，刘先生是了解的。所以，刘先生对《国语》选本问题的讨论，采取的是“由此及彼”的推理方式，即由战国秦汉之际多有《左传》选本流传类推《国语》选本的存在，这种以有论无、由实入虚的推论已近于臆测。
另外，刘先生以铎椒、虞卿两《抄撮》即为《铎氏微》与《虞氏春秋》的看法难以成立。从篇卷数量及编撰目的来考察，铎椒所作之《抄撮》应非《铎氏微》已如上所述，现存记载所见虞卿诸著作间的关系就更微妙了。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8卷，《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记有《虞氏微传》2篇、“诸子略儒家类”记有《虞氏春秋》15篇。如此，虞卿之《抄撮》究竟对应《虞氏微传》还是《虞氏春秋》?刘伟先生认为《抄撮》就是《虞氏微传》，而上述金德建先生意见认为《抄撮》应为《虞氏春秋》。上文已对金说已略作驳议，《抄撮》与《虞氏微传》皆早佚而无其他记载线索，对两者关系目前不具备讨论基础，应当存疑。所以，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左传》选本行世情况的推测，似还需要一些足够坚实的理据。
其次，关于出土文献是否为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说提供佐证的问题，还需斟酌。《汲冢竹书》相关材料不传，故不论。湖南慈利竹简中有与《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且整理者也指出其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由于目前这批材料尚未公布，对于其材料性质无从探讨。即便其材料中确存《国语》内容，其是否即为《国语》选本，仍需待材料公布后再加讨论。即便湖南慈利竹简材料真可证明为《国语》选本，但“战国秦汉之际有《国语》选本行世”与“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实为两个问题，并不能相互置换和替代，从前一问题到后一问题之间， 还有不少的逻辑缺环需填充。再如刘先生所言，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的内容，“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两章”，“其写法和马王堆出土的《春秋事语》类似”，“可能是《国语》的选本”，但同时也可能是《左传》的选本!刘先生此处的疏漏之处在于，难道存有与《国语》互见的材料就是《国语》选本么?那《左传》岂非也成了《国语》的选本，《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难道也都是《国语》选本么?与《国语》互见的材料、互见材料所属材料群落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国语》是否有古本及古本的流传状况、《国语》是否有选本行世这诸多不同的问题，在刘先生处似乎都是混沌不分的。
第三，中国早期文献流传多有文本内容的增补、散佚现象并不构成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的证据。此处涉及到一个关键环节，即“古本《国语》”的问题。“古本《国语》”的问题实际上与“《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的问题一样，是一个“似有实无”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线索，根本无从开展讨论。刘先生对此也是了解的，故其于此处的论证同样以“由此及彼”的手法展开，即以其他文献流传过程的散佚、变形情况来进行类推，丝毫不见任何与《国语》或“古本《国语》”有关的直接证据。这其实与前文讨论帛书《春秋事语》不是《左传》所参考的底本时论析的问题一样，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讨巧，即便真有所谓的“古本《国语》”，难道其在流传中就刚好散佚了帛书《春秋事语》的这部分内容，不多也不少?刘先生提出这个设想，无非是想说明若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何以帛书内容却与《国语》无关。然而，以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中的信息散佚与信息变形的可能情形，而将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内容无关这一关键问题一带而过，实为一种“大而化之”的手法，也使刘文的相关论述不甚严密，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含混。
通过对相关文献重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既非简化《左传》而来的《左传》系统著作，也不是《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的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或古本《国语》选本，目前尚显证据不足。对于古书性质的探讨，应充分考虑到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对古书的判断似不宜“行之过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才更显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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