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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家在特殊的族裔背景和异质文化环境下创作的。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作品主要以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为主题，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中少数族裔女性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和边缘化生活状态。论文通过对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品分析揭示出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是多元文化杂糅的产物。
关键词：少数族裔 女性作家 身份认同 边缘创作
一 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指那些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由非白人少数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主要包括非裔、亚裔、犹太裔、印地安裔等作家。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为特殊群体，在成长和文学创作上不仅受到种族问题的困扰，同时还受到性别歧视的束缚，她们的创作是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和男权制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进行的。通过女性特殊角色的视角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力争颠覆男性话语权和白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构建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因此这些具有种族和性别双重色彩的文学作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战后，尤其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以来涌现出一批黑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她们的小说充满着女权意识，如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1977）、艾丽丝·沃克（的《紫色》（1982）等，形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繁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托尼·莫里森成功地克服了身为黑人和女性的双重阻碍，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非裔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改变了少数族裔文学的边缘地位，是少数族裔文学冲进主流文化的标志。
亚裔女性文学当属华裔女性文学最为突出，汤亭亭凭借《女勇士》斩获1976年的全美书评家协会奖，这标志着华裔美国文学繁荣时期的到来。除此以外，当代美国文坛上，还活跃着一批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如谭恩美、任碧莲等，她们的作品《喜福会》（1989）、《灶神娘娘》（1991）、《典型的美国佬》（1991）、《梦娜在希望之乡》（1996）等，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随着第一代犹太移民在美国扎根后，他们的后代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逐渐使他们的地位和处境有所改变，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逐渐被人关注。二战后，一大批优秀的美国犹太女作家崭露头角，她们小说中所展现的犹太人物、背景、文化和犹太宗教传统使她们的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犹太民族意识的色彩。其中具有代表性有蒂利·奥尔森的短篇小说集《给我猜个谜》（1961）、散文及文论集《沉默》（1978）;格雷丝·佩利篇的小说集《人类的小小烦恼》（1959）、《最后一刻的巨大变化》（1974），以及《同日晚些时候》（1985）。辛西亚·奥齐克是犹太意识最强烈的一位女作家，由于她小时候遭到种族歧视的经历以及在大学期间主修犹太文化使她形成了很强犹太信仰和价值观，因此她的作品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犹太大屠杀和对犹太教及对艺术或大自然的崇拜所引起的冲突，例如《异教徒的拉比等故事》（1971）、《流血等三部中篇小说》（1976）等。这些女作家对犹太民族意识的自我书写都为犹太文学向主流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边缘创作的特殊主题
1 黑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以《紫色》为例
《紫色》是艾丽丝·沃克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以书信体的独特叙事方式展示了黑人女性西丽从一个受尽凌辱和歧视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个经济及性格独立的职业女性的心路历程。在她的成长路上，丈夫的情人莎格、妹妹艾蒂和儿媳妇索菲亚都充当了西丽的引路人，他们在不同方面影响和改变西丽，使西丽最终成长为一个摆脱种族和性别枷锁的黑人女性。
莎格帮助西丽在观念上摆脱了男人的束缚和对男人的依赖，开始寻求人格的独立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决心离家去孟菲斯市开设裁缝铺独自谋生，走出家门是她对传统女性身份地位勇敢抗争的第一步。随着生意的红火，西丽在经济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格上也变得坚强起来，逐渐发现了生活中的自我价值。
西丽妹妹的非洲来信让西丽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更多生活以外的事物，不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家庭妇女，在西丽摆脱黑人女性传统命运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西丽儿媳妇索菲亚敢于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把丈夫打得鼻青脸肿后离开丈夫，让西丽看到了女性勇敢反抗男人至上和家庭束缚的精神。她们都在西丽从传统观念的自我解放过程中充当了西丽的成长引路人。
2 亚裔文学中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以《女勇士》为例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力作。这部小说结合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和传说与华人现代美国生活于一体，开启了华人女性通过追寻母性谱系建构华裔美国女性主体的传统。小说的女主人公经历了诸如女侠式的“自我理想化”幻想、逃离与回归自己的根源文化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很多困惑和彷徨，但最终意识到只有寻求两种文化间的和谐与平衡，才能成为融合中美两种文化的“女勇士”。
小说中的第一部分“无名女人”突出地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下女性不同思想的碰撞：因为姑姑与别的男人私通生下孩子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三从四德”要求，因此被逼投河自尽。从此全家人不许再提姑姑的名字，因为她代表着耻辱。母亲向“我”讲述这段故事的真正目的就是希望“我”不要像美国女孩那样随意，要遵从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母亲在向“我”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要告诉别人”，而美国长大的“我”却认为姑姑的所作所为是对封建守旧思想的勇敢反抗，姑姑死得壮烈，她的行为值得人敬佩。“我”故意违背母亲的意愿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以自己独特的美国女性思想和勇士的行为为姑姑鸣不平，强烈抗议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
在《女勇士》的结尾，叙述者说：“我继续在区分哪些属于我的童年，哪些属于想象，哪些属于我的家，哪些属于哪个村庄，哪些属于电影，哪些属于生活本身”（Maxine，1977：239），这说明了叙述者在继续建构着自己的身份，她该继承什么，摆脱什么，怎样在美国生活，体现了少数族裔女性在面临两种文化表现出来的困惑。 3 犹太文学中的历史话语和女权意识——以《披巾》和《罗莎》为例
虽然犹太女作家与男作家在创作上有着共同的题材，但她们更侧重从女性的视角探讨问题，表现男女的不平等、妇女的无权和受到的歧视。因为正统犹太教把女性归为二等公民，她们无论在家还是在教堂都不可以与男性平起平坐。在传统的犹太教家庭里，男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女人必须承担所有家务和养家糊口的重任，全力支持男人研究犹太经典。这种传统的家庭和宗教观念与美国主流文化发生碰撞时激起了当代女作家的抵制与反对。尤其经过了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大多数犹太女作家提高了妇女意识，她们不再是传统的“犹太作家”而是“美国女作家”。同时，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和欧洲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也给美国犹太女作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杨仁敬等，2013：75）
犹太文学中将犹太历史和女权意识同时体现在作品中的女作家当属辛西娅·欧芝克。她的短篇小说姊妹篇《披巾》和《罗莎》的共同主题都是罗莎对已逝女儿的母爱。《披巾》用细腻的笔调客观地描述了母亲罗莎在被德国纳粹押解途中和集中营里，用一条披巾包裹着她的孩子玛格达竟然没有被发现，并维持了婴儿十五个月的生命，但不幸的是，德国士兵最后还是发现了孩子并当着罗莎和众人的面，残忍地将小孩扔到电网上杀害了。罗莎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杀害，她表现出的无助和绝望深刻地体现了犹太大屠杀的残忍和无情。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种族大屠杀给犹太幸存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精神创伤，给他们的劫后余生带来了莫大的困难与痛苦，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成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强的凝聚力。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犹太人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呼吁，要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抗争，要对法西斯的暴行进行控诉。（陈红、成祖堰，2006（11）：102）沉重的民族灾难成了欧芝克创作的巨大动力，使她的《披巾》成了揭露法西斯罪行的控告书。
在《罗莎》里，欧芝克塑造了另外一个女性形象——罗莎的侄女斯特拉，她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是她很快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很快美国化了，找到了工作并寄钱维持罗莎的生活。她选择不结婚，不依靠任何人，自己独立生活和工作，在经济上还帮助罗莎，她代表了新一代美国化的犹太女性。在这个被历史阴影笼罩的书中她显得是一个格外亮点，代表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苏醒和实现。
三 结语
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品中体现了在男权主导的美国多元文化下女性的成长历程，在经历了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西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及种族歧视斗争、到要求恢复女性话语权、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下的独特声音。在成长过程中，少数族裔女性作家要面临着比男性作家更多的挫折，她们一边要克服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文化地位和身份，一边又要挣脱作为女性而受到的歧视和贬低。为了赢得女性话语权并改变女性的卑微地位，女性作家勇敢地把自己的境遇写进故事，成就了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作品冲进主流的趋势都是她们自己争取和奋斗的结果。
注：本文系2011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当代美国华裔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表达”（项目编号：L11AWW002）;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哗——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研究”（项目编号：W2013181）;2012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研究”以及2013年度辽宁省社会学规划基金项目“元典精神的文学纬度——比较文学视域下中西元典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L13DWW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Maxine Hong Kingston，The Woman Warrior，NY：Vintage Books，1977，p.239.
[2] 杨仁敬等：《新历史主义与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 陈红、成祖堰：《人性与兽性的抗衡——奥齐克〈大披巾〉的叙事艺术探微》，《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4] 徐春耘：《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访谈录》，《国外文学》，1997年第4期。
[5]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夏宗凤，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王绍平，博士在读，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教授）
关键词：少数族裔 女性作家 身份认同 边缘创作
一 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指那些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由非白人少数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主要包括非裔、亚裔、犹太裔、印地安裔等作家。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为特殊群体，在成长和文学创作上不仅受到种族问题的困扰，同时还受到性别歧视的束缚，她们的创作是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和男权制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进行的。通过女性特殊角色的视角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力争颠覆男性话语权和白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构建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因此这些具有种族和性别双重色彩的文学作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战后，尤其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以来涌现出一批黑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她们的小说充满着女权意识，如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1977）、艾丽丝·沃克（的《紫色》（1982）等，形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繁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托尼·莫里森成功地克服了身为黑人和女性的双重阻碍，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非裔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改变了少数族裔文学的边缘地位，是少数族裔文学冲进主流文化的标志。
亚裔女性文学当属华裔女性文学最为突出，汤亭亭凭借《女勇士》斩获1976年的全美书评家协会奖，这标志着华裔美国文学繁荣时期的到来。除此以外，当代美国文坛上，还活跃着一批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如谭恩美、任碧莲等，她们的作品《喜福会》（1989）、《灶神娘娘》（1991）、《典型的美国佬》（1991）、《梦娜在希望之乡》（1996）等，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随着第一代犹太移民在美国扎根后，他们的后代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逐渐使他们的地位和处境有所改变，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逐渐被人关注。二战后，一大批优秀的美国犹太女作家崭露头角，她们小说中所展现的犹太人物、背景、文化和犹太宗教传统使她们的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犹太民族意识的色彩。其中具有代表性有蒂利·奥尔森的短篇小说集《给我猜个谜》（1961）、散文及文论集《沉默》（1978）;格雷丝·佩利篇的小说集《人类的小小烦恼》（1959）、《最后一刻的巨大变化》（1974），以及《同日晚些时候》（1985）。辛西亚·奥齐克是犹太意识最强烈的一位女作家，由于她小时候遭到种族歧视的经历以及在大学期间主修犹太文化使她形成了很强犹太信仰和价值观，因此她的作品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犹太大屠杀和对犹太教及对艺术或大自然的崇拜所引起的冲突，例如《异教徒的拉比等故事》（1971）、《流血等三部中篇小说》（1976）等。这些女作家对犹太民族意识的自我书写都为犹太文学向主流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边缘创作的特殊主题
1 黑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以《紫色》为例
《紫色》是艾丽丝·沃克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以书信体的独特叙事方式展示了黑人女性西丽从一个受尽凌辱和歧视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个经济及性格独立的职业女性的心路历程。在她的成长路上，丈夫的情人莎格、妹妹艾蒂和儿媳妇索菲亚都充当了西丽的引路人，他们在不同方面影响和改变西丽，使西丽最终成长为一个摆脱种族和性别枷锁的黑人女性。
莎格帮助西丽在观念上摆脱了男人的束缚和对男人的依赖，开始寻求人格的独立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决心离家去孟菲斯市开设裁缝铺独自谋生，走出家门是她对传统女性身份地位勇敢抗争的第一步。随着生意的红火，西丽在经济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格上也变得坚强起来，逐渐发现了生活中的自我价值。
西丽妹妹的非洲来信让西丽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更多生活以外的事物，不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家庭妇女，在西丽摆脱黑人女性传统命运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西丽儿媳妇索菲亚敢于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把丈夫打得鼻青脸肿后离开丈夫，让西丽看到了女性勇敢反抗男人至上和家庭束缚的精神。她们都在西丽从传统观念的自我解放过程中充当了西丽的成长引路人。
2 亚裔文学中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以《女勇士》为例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力作。这部小说结合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和传说与华人现代美国生活于一体，开启了华人女性通过追寻母性谱系建构华裔美国女性主体的传统。小说的女主人公经历了诸如女侠式的“自我理想化”幻想、逃离与回归自己的根源文化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很多困惑和彷徨，但最终意识到只有寻求两种文化间的和谐与平衡，才能成为融合中美两种文化的“女勇士”。
小说中的第一部分“无名女人”突出地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下女性不同思想的碰撞：因为姑姑与别的男人私通生下孩子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三从四德”要求，因此被逼投河自尽。从此全家人不许再提姑姑的名字，因为她代表着耻辱。母亲向“我”讲述这段故事的真正目的就是希望“我”不要像美国女孩那样随意，要遵从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母亲在向“我”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要告诉别人”，而美国长大的“我”却认为姑姑的所作所为是对封建守旧思想的勇敢反抗，姑姑死得壮烈，她的行为值得人敬佩。“我”故意违背母亲的意愿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以自己独特的美国女性思想和勇士的行为为姑姑鸣不平，强烈抗议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
在《女勇士》的结尾，叙述者说：“我继续在区分哪些属于我的童年，哪些属于想象，哪些属于我的家，哪些属于哪个村庄，哪些属于电影，哪些属于生活本身”（Maxine，1977：239），这说明了叙述者在继续建构着自己的身份，她该继承什么，摆脱什么，怎样在美国生活，体现了少数族裔女性在面临两种文化表现出来的困惑。 3 犹太文学中的历史话语和女权意识——以《披巾》和《罗莎》为例
虽然犹太女作家与男作家在创作上有着共同的题材，但她们更侧重从女性的视角探讨问题，表现男女的不平等、妇女的无权和受到的歧视。因为正统犹太教把女性归为二等公民，她们无论在家还是在教堂都不可以与男性平起平坐。在传统的犹太教家庭里，男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女人必须承担所有家务和养家糊口的重任，全力支持男人研究犹太经典。这种传统的家庭和宗教观念与美国主流文化发生碰撞时激起了当代女作家的抵制与反对。尤其经过了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大多数犹太女作家提高了妇女意识，她们不再是传统的“犹太作家”而是“美国女作家”。同时，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和欧洲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也给美国犹太女作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杨仁敬等，2013：75）
犹太文学中将犹太历史和女权意识同时体现在作品中的女作家当属辛西娅·欧芝克。她的短篇小说姊妹篇《披巾》和《罗莎》的共同主题都是罗莎对已逝女儿的母爱。《披巾》用细腻的笔调客观地描述了母亲罗莎在被德国纳粹押解途中和集中营里，用一条披巾包裹着她的孩子玛格达竟然没有被发现，并维持了婴儿十五个月的生命，但不幸的是，德国士兵最后还是发现了孩子并当着罗莎和众人的面，残忍地将小孩扔到电网上杀害了。罗莎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杀害，她表现出的无助和绝望深刻地体现了犹太大屠杀的残忍和无情。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种族大屠杀给犹太幸存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精神创伤，给他们的劫后余生带来了莫大的困难与痛苦，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成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强的凝聚力。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犹太人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呼吁，要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抗争，要对法西斯的暴行进行控诉。（陈红、成祖堰，2006（11）：102）沉重的民族灾难成了欧芝克创作的巨大动力，使她的《披巾》成了揭露法西斯罪行的控告书。
在《罗莎》里，欧芝克塑造了另外一个女性形象——罗莎的侄女斯特拉，她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是她很快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很快美国化了，找到了工作并寄钱维持罗莎的生活。她选择不结婚，不依靠任何人，自己独立生活和工作，在经济上还帮助罗莎，她代表了新一代美国化的犹太女性。在这个被历史阴影笼罩的书中她显得是一个格外亮点，代表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苏醒和实现。
三 结语
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品中体现了在男权主导的美国多元文化下女性的成长历程，在经历了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西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及种族歧视斗争、到要求恢复女性话语权、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下的独特声音。在成长过程中，少数族裔女性作家要面临着比男性作家更多的挫折，她们一边要克服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文化地位和身份，一边又要挣脱作为女性而受到的歧视和贬低。为了赢得女性话语权并改变女性的卑微地位，女性作家勇敢地把自己的境遇写进故事，成就了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作品冲进主流的趋势都是她们自己争取和奋斗的结果。
注：本文系2011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当代美国华裔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表达”（项目编号：L11AWW002）;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哗——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研究”（项目编号：W2013181）;2012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研究”以及2013年度辽宁省社会学规划基金项目“元典精神的文学纬度——比较文学视域下中西元典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L13DWW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Maxine Hong Kingston，The Woman Warrior，NY：Vintage Books，1977，p.239.
[2] 杨仁敬等：《新历史主义与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 陈红、成祖堰：《人性与兽性的抗衡——奥齐克〈大披巾〉的叙事艺术探微》，《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4] 徐春耘：《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访谈录》，《国外文学》，1997年第4期。
[5]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夏宗凤，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王绍平，博士在读，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