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要：西周中晚期由于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以及淮夷势力的增强等原因，处于今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族群沿着淮水及其支流汝水、颍水等持续向西、向北突进，冲击到周王朝南方诸侯国，甚至侵入晋南地区。近出西周霸氏诸器以及由北赵晋侯墓地流出的晋侯铜人铭记载了该时期淮夷入侵及周王朝御戎之事。相关铭文内容反映，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一带设立军事据点，派遣王师与地方侯、伯势力联合抵御淮夷。周王朝御戎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以王师作为主导力量，地方侯、伯势力加以配合，御戎战争背后有着周王朝的统一部署。这种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旦遭到破坏，西周王朝也就很快走向衰亡。
关键词：西周;霸氏;淮夷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4.005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霸国墓地是近年来周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贵族家族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M1017、M2002两座墓葬的资料已经公布，M1017为一代霸伯的墓葬，M2002是霸伯之弟霸仲的墓葬，两者皆在西周中期。两墓出土了大量的有铭青铜器，其中霸伯盘、格仲鼎以及两件格仲簋铭文都直接讲到了霸伯、霸仲“搏戎”之事，已有学者对此加以讨论。实际上，除上述铜器外，尚有霸伯方簋、霸伯盉等铜器铭文，虽没有直接谈到御戎之事，但其内容实则与当时西周王朝的御戎机制有一定关联，学界于此尚未论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出资料探索西周中晚期周王朝抵御淮夷的过程及相关御戎机制的问题，祈请学界指正。
霸国墓地M1017、M2002两墓埋葬时间当在西周中期。考古报告中将两墓埋葬时间判定为西周中期偏早，认为在穆王、恭王之际，其定时则略嫌偏早。两座墓葬所出铜器较多，器物组合及纹饰比较复杂，反映出铜器的制作时间当早晚有别，虽然如此，判定墓葬埋葬时间当以形制最晚的器类作为標准。M1017所出伯鼎（M1017：25）下腹倾垂，三蹄足上端有兽首装饰，与之形制类似的有传世器师汤父鼎（《集成》2780），一般定为恭王前后，也有学者定到懿、孝、夷王时期，都不早于恭王时期。另外M2002中所出土的格仲鼎（M2002：9）器型呈桃形敛口，下腹倾垂，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三柱足上粗下细。与之形制相类似的有五祀卫鼎（《集成》2832）与九年卫鼎（《集成》2831）等，一般均判定在恭王时期。由此看来，两座墓葬的埋葬时间很可能晚到恭王时期。
霸氏诸器铭所反映的“搏戎”事件应当就是发生在西周中期恭王前后。其中直接涉及到“搏戎”的铭文有四篇（其中格仲鼎与两件格仲簋铭文内容基本相同，故本文只引格仲簋铭）：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福，用作宝簋。（格仲簋，M2002：8）
已有学者考证，格仲簋铭中的“格”与“霸”是对同一族氏的不同写法，所谓“霸国”或“霸族”实际上就是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格仲簋实即霸伯之弟霸仲为搏戎胜利所作的纪功铜器。格仲簋铭文记载戎人侵袭至于“丧原”，霸伯之弟格仲（即霸仲）率领武装力量追袭，活捉了两人，获得了两个首级，因此作器纪功。霸伯盘铭文记载戎人侵袭到了霸地，霸伯率队御戎，俘获了一名俘虏，并因此作器纪功。
两篇铭文所记月份俱是“正月”，且铭文内容及格式近似，所描述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次的戎人侵袭。霸仲御戎是在甲午日，其地点所在的“丧原”，以战况的发展来看，当在霸国所在地即今天的山西翼城县以南，详细已不可考。只是戎人并没有因霸仲的抵御而退却，十二天之后的丙午日就侵袭到了霸地，这次是由霸伯亲自率队御戎。从两次战役的俘获来看，一共俘获三人及二首级，谈不上取得了多大的胜利。此既反映出铭文中的“戎人”骁勇善战，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又反映出戎人的这次侵袭很可能只是派出小股势力骚扰周的内地，并非大规模的集结，是以并没有留下很多俘虏，也不见俘获武器装备的相关记载。
已有学者根据传世的晋侯铜人铭文内容推定上引铭文中的“戎”实际指的是东南方的淮夷族群。据学者考释，晋侯铜人铭文作：“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厂 豕）师，侯扬王于兹。”铜人铭中淮夷所侵伐的“格”即上引格仲簋之“格”，也就是“霸”。淮夷入侵到了霸地，位于霸国附近的晋侯出动军队抗击淮夷，铭文称之为“搏戎”，与上引两篇铭文所记的“搏戎”是一致的。西周中后期的铜器铭文中，位于东南方的东夷、淮夷有时也被称为“戎”，例如班簋铭：“伐东国疳戎”（《集成》4341）、（戈 冬）鼎铭：“御淮戎”（《集成》2824）等。王玉哲认为西周虽用蛮戎指称北方异族，但也视东方的殷、徐等为戎，“戎”的含义并不是代表特定的种族。学者因此推定上引霸氏诸器铭中的“戎”亦应是入侵的淮夷，是有道理的。
晋侯铜人铭所记载的晋侯“搏戎”事件很可能亦是发生在恭王前后。该铜人据传是山西曲沃北赵被盗晋侯墓中所流出的器物。资料的公布者苏芳淑、李零两位学者认为铜人铭文系凿刻而成，倾向于将铜人铭文与晋侯苏钟、敌簋等铜器铭文加以联系，认为铭文所反映的当是西周王朝厉宣之际与淮夷的战争。李学勤亦认为铜人铭文反映的当是厉王时期淮夷入寇的事件。只是从拓片上看，铜人铭文字体有明显波磔，似乎并非凿刻而成。李伯谦认为铜人铭文字型结构具有西周早、中期的特征，明显较晋侯苏钟时代为早，而且“晋侯”二字下无晋侯之名，与晋侯苏钟铭称“晋侯苏”亦有不同。结合北赵晋侯墓地被盗的情况，李伯谦、刘绪等学者认为晋侯铜人最有可能是北赵6号、7号墓组晋成侯夫妇墓葬中的随葬品。这种意见综合了多方证据，尤为值得重视。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晋成侯在位时间与西周恭王时期恰是能够对应起来的。换句话说，晋侯铜人铭很可能与上引霸氏诸器一样，反映的亦是恭王时期之事。 从目前所见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来看，西周中晚期的淮夷西进事件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其一，淮夷势力在西周中后期有所增强。据考古学相关研究，安徽江淮地区周代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现了来自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传统的陶器，诸如素面鬲、素面甗、折肩罐等。这些东夷族文化因素显示了部分东夷族人向南方迁徙，这种迁徙应该是由商末周初纣克东夷以及其后周人持续的东征所导致的。部分东夷族人南迁进入江淮地区，使得淮水流域的淮夷文化得到了加强。其二，西周时期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的气候变冷事件。全新世大暖期在距今3000年左右结束，其后出现了一个明显降温的过程，整个西周时期恰赶上了这一个降温过程，由降温导致的寒冷高峰在距今2800年左右，时值西周晚期。气候变冷使得夏季风减弱，东亚地区不少地方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干旱。政治组织发育较弱的淮夷族群相较中原族群更难以化解气候变冷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向西进入中原地区就成了一项选择。
根据以上所论，新出霸氏诸器以及晋侯铜人铭中所反映的晋、霸搏戎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西周中晚期由于淮夷势力的增强以及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处在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族群沿着淮水及其支流汝水、颍水等持续向西、向北突进，不断冲击西周王朝的诸侯国及东部王畿区，一度侵入到成周洛邑附近，甚至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地区。西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大致在今天的平顶山、叶县、郾城一带建立军事据点，联合地方上的诸侯势力共同抵抗淮夷的入侵。这正是霸氏诸器铭所记霸氏御戎以及霸伯在泜水一带参与周王所举行的祭祀活动并受到赏赐的历史背景。
据上文所论，西周中晚期淮夷入侵事件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深刻原因，并非短时间内的偶发事件，而且其时淮夷的实力增强，常能突人中原内地，给周王朝带来很大的破坏。面对淮夷大规模的入侵，周王朝在御戎方面亦需要有成熟的应对机制以及总体的军事部署。
在上述淮夷入侵事件中，晋侯、霸伯、霸仲等侯、伯势力几乎是同时出动，率队出击，这当然与淮夷已入侵到霸地而霸地又距晋国都邑很近这一实际情况有关。除此之外，已有学者指出，晋侯搏戎应是奉了周王之命的，也有学者认为霸国的搏戎不仅仅是自卫行为，同样也是履行勤王守土的职责与义务。这种认识涉及到了西周时期的御戎机制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记载晋侯、霸伯等“搏戎”事件的单篇铭文，其所反映的有关御戎机制方面的信息并不全面。当下学者多已意识到，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大多是作器者为了记录自身或与自身有关的功业或其他事情所作，其目的并非是完整地记述一段历史，而且受载体篇幅的限制，即使关于同一次御戎战争的记述，其所涉及的往往也只是和自己有关的部分，而且记录内容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欲完整地考察搏戎事件所反映的御戎机制，就需要结合更多相关的铜器铭文加以多方联系与推敲。
在上述搏戎事件前后，霸伯与周王同处于作为抗击淮夷前线的“泜”地，参与祭祀等活动，泜地距应国不远，在淮水支流泜水一带。这次御戎战争当是周王御驾亲征，霸伯等地方势力带队参与。晋、霸等地方侯伯勢力所进行的“搏戎”军事行动并非孤立的，在侯、伯一级之上尚有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与安排，周王朝及其代表周王应是御戎战争的主导者。换句话说，地方侯、伯与王师的军事行动之问存在着协同作战的情况，这应当是西周中后期御戎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学者或认为霸伯这样的邦国势力跟诸侯不同，没有隶属于周王朝，有权进行单独的军事行动，其帮助周王朝抗击淮夷入侵只是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意见与我们对霸氏这类邦伯势力性质的认识是不同的。不少铜器铭文都显示了地处晋南地区的霸伯、倗伯这类势力受到周王朝多方面的管理与节制。而且从我们上文的分析来看，霸伯抗击淮夷正是在周王朝统一部署之下进行的，霸伯也多次受到周王的奖赏。
一直到西周晚期，地方诸侯在御戎战争中仍是作为周王军队的协助力量，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铭文即反映了与上述相类似的御戎机制。其铭文云：
专家认为晋侯苏钟所记当为厉王三十三年之事。周王亲率军队巡省东方、南方，自宗周至成周，又继续向东方行进，晋侯苏率领晋国军队与王师配合。到了今山东范县东南的范地，周王与晋侯分开行动，周王命晋侯征伐夙夷，其后晋侯又辅助周王攻克了郓城。学者分析铭文“王亲通省东国南国”，与厉王自作的宗周钟“王肇通省文武勤疆土南国”相类，厉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事迹一定不少，钟铭只是从晋侯苏的角度叙述其所参加的战役。这一看法很有道理，与王师相配合的很可能不只是晋侯一支，也当有其他的侯、伯势力。
除了上述周王亲征御戎的例子之外，更多的是周王朝派遣王朝大臣担任御戎的统帅。而且虽然有地方侯、伯的辅助，但周王朝派遣的王师应是御戎的主导力量。关于西周中期周人抵御淮夷的战争，前文已讲到尚有伯（戈 冬）诸器铭的相关记载。李学勤最先提出伯（戈 冬）即同墓所出伯雍父盘之伯雍父，二者一为名一为字，因其官职又称师雍父，这一看法颇具卓识，近来多得学者赞同。与伯雍父有关的几件传世器铭集中记载了周王朝在大约半年时间内的御戎活动，迻录如下：
王令或曰：“叔，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伯雍父蔑彔懋，赐贝十朋。（彔卣，《集成》5420）
伯雍父来自胡，蔑彔懋，赐赤金。（彔簋，《集成》4122）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古师之年，臤蔑懋，仲兢父赐赤金。（臤尊，《集成》6008）
由王师所主导的御戎机制是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振，在御戎战争中屡屡遭败，随之而来的就是西周王朝在内外纷争中走向衰亡。西周晚期的禹鼎铭记载：
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噩……粤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集成》2833）
噩侯驭方率领南夷、东夷反叛，作为王师的“西六师”及“殷八师”均无力平叛，最终还是王朝大臣武公派出自己的私属武装平定了叛乱。王师实力衰落之后，依靠贵族的私属力量平定叛乱终非长久之计，西周王朝最终仍是亡于戎人与地方势力的联合进攻。
据上所述，从御戎机制的角度来看，在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战争中，不管是周王御驾亲征抑或是周王朝派遣大臣赴前线主持大局，均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由周王朝对各方军事力量实施统一的调配与部署。周王朝派遣王师在前线设置军事据点，与地方侯、伯势力配合作战。这种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王师实力的削弱正是西周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概括全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山西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所出的数件铜器铭文与早前北赵晋侯墓地所流出的晋侯銅人铭俱记载了同一次淮夷入侵以及地方侯、伯起而御戎的事件。这次淮夷入侵大约发生在西周恭王时期，一直深入到今天的晋南地区。处在淮水流域的夷人族群能够西进北突深入到晋南地区，这在以前的资料中是没有记载的。
（2）西周中晚期以来，由于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以及淮夷实力的增强，位于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不断沿淮水及其支流颍水、汝水等向西、向北突进，冲击周王朝的南方诸侯国以及成周周边地区。晋、霸铜器铭文中所记的淮夷入侵事件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
（3）为了应对淮夷的持续入侵，西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平顶山、叶县、郾师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并派遣王师驻扎防守，与地方侯、伯势力联合，共同抵抗淮夷入侵。
（4）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包括地方侯、伯在内的各方势力“搏戎”的背后有着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侯、伯常率领军队亲随周王奔赴前线;其二御戎战争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地方侯、伯势力加以配合。这种以王师为主导、以地方侯、伯为辅助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济以及地方侯、伯势力坐大，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遭到破坏，是西周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作者王坤鹏（1984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1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关键词：西周;霸氏;淮夷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4.005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霸国墓地是近年来周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贵族家族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M1017、M2002两座墓葬的资料已经公布，M1017为一代霸伯的墓葬，M2002是霸伯之弟霸仲的墓葬，两者皆在西周中期。两墓出土了大量的有铭青铜器，其中霸伯盘、格仲鼎以及两件格仲簋铭文都直接讲到了霸伯、霸仲“搏戎”之事，已有学者对此加以讨论。实际上，除上述铜器外，尚有霸伯方簋、霸伯盉等铜器铭文，虽没有直接谈到御戎之事，但其内容实则与当时西周王朝的御戎机制有一定关联，学界于此尚未论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出资料探索西周中晚期周王朝抵御淮夷的过程及相关御戎机制的问题，祈请学界指正。
一、霸氏诸器铭所记的“搏戎”事件
霸国墓地M1017、M2002两墓埋葬时间当在西周中期。考古报告中将两墓埋葬时间判定为西周中期偏早，认为在穆王、恭王之际，其定时则略嫌偏早。两座墓葬所出铜器较多，器物组合及纹饰比较复杂，反映出铜器的制作时间当早晚有别，虽然如此，判定墓葬埋葬时间当以形制最晚的器类作为標准。M1017所出伯鼎（M1017：25）下腹倾垂，三蹄足上端有兽首装饰，与之形制类似的有传世器师汤父鼎（《集成》2780），一般定为恭王前后，也有学者定到懿、孝、夷王时期，都不早于恭王时期。另外M2002中所出土的格仲鼎（M2002：9）器型呈桃形敛口，下腹倾垂，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三柱足上粗下细。与之形制相类似的有五祀卫鼎（《集成》2832）与九年卫鼎（《集成》2831）等，一般均判定在恭王时期。由此看来，两座墓葬的埋葬时间很可能晚到恭王时期。
霸氏诸器铭所反映的“搏戎”事件应当就是发生在西周中期恭王前后。其中直接涉及到“搏戎”的铭文有四篇（其中格仲鼎与两件格仲簋铭文内容基本相同，故本文只引格仲簋铭）：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福，用作宝簋。（格仲簋，M2002：8）
已有学者考证，格仲簋铭中的“格”与“霸”是对同一族氏的不同写法，所谓“霸国”或“霸族”实际上就是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格仲簋实即霸伯之弟霸仲为搏戎胜利所作的纪功铜器。格仲簋铭文记载戎人侵袭至于“丧原”，霸伯之弟格仲（即霸仲）率领武装力量追袭，活捉了两人，获得了两个首级，因此作器纪功。霸伯盘铭文记载戎人侵袭到了霸地，霸伯率队御戎，俘获了一名俘虏，并因此作器纪功。
两篇铭文所记月份俱是“正月”，且铭文内容及格式近似，所描述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次的戎人侵袭。霸仲御戎是在甲午日，其地点所在的“丧原”，以战况的发展来看，当在霸国所在地即今天的山西翼城县以南，详细已不可考。只是戎人并没有因霸仲的抵御而退却，十二天之后的丙午日就侵袭到了霸地，这次是由霸伯亲自率队御戎。从两次战役的俘获来看，一共俘获三人及二首级，谈不上取得了多大的胜利。此既反映出铭文中的“戎人”骁勇善战，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又反映出戎人的这次侵袭很可能只是派出小股势力骚扰周的内地，并非大规模的集结，是以并没有留下很多俘虏，也不见俘获武器装备的相关记载。
已有学者根据传世的晋侯铜人铭文内容推定上引铭文中的“戎”实际指的是东南方的淮夷族群。据学者考释，晋侯铜人铭文作：“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厂 豕）师，侯扬王于兹。”铜人铭中淮夷所侵伐的“格”即上引格仲簋之“格”，也就是“霸”。淮夷入侵到了霸地，位于霸国附近的晋侯出动军队抗击淮夷，铭文称之为“搏戎”，与上引两篇铭文所记的“搏戎”是一致的。西周中后期的铜器铭文中，位于东南方的东夷、淮夷有时也被称为“戎”，例如班簋铭：“伐东国疳戎”（《集成》4341）、（戈 冬）鼎铭：“御淮戎”（《集成》2824）等。王玉哲认为西周虽用蛮戎指称北方异族，但也视东方的殷、徐等为戎，“戎”的含义并不是代表特定的种族。学者因此推定上引霸氏诸器铭中的“戎”亦应是入侵的淮夷，是有道理的。
晋侯铜人铭所记载的晋侯“搏戎”事件很可能亦是发生在恭王前后。该铜人据传是山西曲沃北赵被盗晋侯墓中所流出的器物。资料的公布者苏芳淑、李零两位学者认为铜人铭文系凿刻而成，倾向于将铜人铭文与晋侯苏钟、敌簋等铜器铭文加以联系，认为铭文所反映的当是西周王朝厉宣之际与淮夷的战争。李学勤亦认为铜人铭文反映的当是厉王时期淮夷入寇的事件。只是从拓片上看，铜人铭文字体有明显波磔，似乎并非凿刻而成。李伯谦认为铜人铭文字型结构具有西周早、中期的特征，明显较晋侯苏钟时代为早，而且“晋侯”二字下无晋侯之名，与晋侯苏钟铭称“晋侯苏”亦有不同。结合北赵晋侯墓地被盗的情况，李伯谦、刘绪等学者认为晋侯铜人最有可能是北赵6号、7号墓组晋成侯夫妇墓葬中的随葬品。这种意见综合了多方证据，尤为值得重视。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晋成侯在位时间与西周恭王时期恰是能够对应起来的。换句话说，晋侯铜人铭很可能与上引霸氏诸器一样，反映的亦是恭王时期之事。 从目前所见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来看，西周中晚期的淮夷西进事件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其一，淮夷势力在西周中后期有所增强。据考古学相关研究，安徽江淮地区周代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现了来自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传统的陶器，诸如素面鬲、素面甗、折肩罐等。这些东夷族文化因素显示了部分东夷族人向南方迁徙，这种迁徙应该是由商末周初纣克东夷以及其后周人持续的东征所导致的。部分东夷族人南迁进入江淮地区，使得淮水流域的淮夷文化得到了加强。其二，西周时期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的气候变冷事件。全新世大暖期在距今3000年左右结束，其后出现了一个明显降温的过程，整个西周时期恰赶上了这一个降温过程，由降温导致的寒冷高峰在距今2800年左右，时值西周晚期。气候变冷使得夏季风减弱，东亚地区不少地方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干旱。政治组织发育较弱的淮夷族群相较中原族群更难以化解气候变冷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向西进入中原地区就成了一项选择。
根据以上所论，新出霸氏诸器以及晋侯铜人铭中所反映的晋、霸搏戎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西周中晚期由于淮夷势力的增强以及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处在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族群沿着淮水及其支流汝水、颍水等持续向西、向北突进，不断冲击西周王朝的诸侯国及东部王畿区，一度侵入到成周洛邑附近，甚至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地区。西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大致在今天的平顶山、叶县、郾城一带建立军事据点，联合地方上的诸侯势力共同抵抗淮夷的入侵。这正是霸氏诸器铭所记霸氏御戎以及霸伯在泜水一带参与周王所举行的祭祀活动并受到赏赐的历史背景。
三、周王朝的御戎机制
据上文所论，西周中晚期淮夷入侵事件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深刻原因，并非短时间内的偶发事件，而且其时淮夷的实力增强，常能突人中原内地，给周王朝带来很大的破坏。面对淮夷大规模的入侵，周王朝在御戎方面亦需要有成熟的应对机制以及总体的军事部署。
在上述淮夷入侵事件中，晋侯、霸伯、霸仲等侯、伯势力几乎是同时出动，率队出击，这当然与淮夷已入侵到霸地而霸地又距晋国都邑很近这一实际情况有关。除此之外，已有学者指出，晋侯搏戎应是奉了周王之命的，也有学者认为霸国的搏戎不仅仅是自卫行为，同样也是履行勤王守土的职责与义务。这种认识涉及到了西周时期的御戎机制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记载晋侯、霸伯等“搏戎”事件的单篇铭文，其所反映的有关御戎机制方面的信息并不全面。当下学者多已意识到，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大多是作器者为了记录自身或与自身有关的功业或其他事情所作，其目的并非是完整地记述一段历史，而且受载体篇幅的限制，即使关于同一次御戎战争的记述，其所涉及的往往也只是和自己有关的部分，而且记录内容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欲完整地考察搏戎事件所反映的御戎机制，就需要结合更多相关的铜器铭文加以多方联系与推敲。
在上述搏戎事件前后，霸伯与周王同处于作为抗击淮夷前线的“泜”地，参与祭祀等活动，泜地距应国不远，在淮水支流泜水一带。这次御戎战争当是周王御驾亲征，霸伯等地方势力带队参与。晋、霸等地方侯伯勢力所进行的“搏戎”军事行动并非孤立的，在侯、伯一级之上尚有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与安排，周王朝及其代表周王应是御戎战争的主导者。换句话说，地方侯、伯与王师的军事行动之问存在着协同作战的情况，这应当是西周中后期御戎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学者或认为霸伯这样的邦国势力跟诸侯不同，没有隶属于周王朝，有权进行单独的军事行动，其帮助周王朝抗击淮夷入侵只是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意见与我们对霸氏这类邦伯势力性质的认识是不同的。不少铜器铭文都显示了地处晋南地区的霸伯、倗伯这类势力受到周王朝多方面的管理与节制。而且从我们上文的分析来看，霸伯抗击淮夷正是在周王朝统一部署之下进行的，霸伯也多次受到周王的奖赏。
一直到西周晚期，地方诸侯在御戎战争中仍是作为周王军队的协助力量，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铭文即反映了与上述相类似的御戎机制。其铭文云：
专家认为晋侯苏钟所记当为厉王三十三年之事。周王亲率军队巡省东方、南方，自宗周至成周，又继续向东方行进，晋侯苏率领晋国军队与王师配合。到了今山东范县东南的范地，周王与晋侯分开行动，周王命晋侯征伐夙夷，其后晋侯又辅助周王攻克了郓城。学者分析铭文“王亲通省东国南国”，与厉王自作的宗周钟“王肇通省文武勤疆土南国”相类，厉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事迹一定不少，钟铭只是从晋侯苏的角度叙述其所参加的战役。这一看法很有道理，与王师相配合的很可能不只是晋侯一支，也当有其他的侯、伯势力。
除了上述周王亲征御戎的例子之外，更多的是周王朝派遣王朝大臣担任御戎的统帅。而且虽然有地方侯、伯的辅助，但周王朝派遣的王师应是御戎的主导力量。关于西周中期周人抵御淮夷的战争，前文已讲到尚有伯（戈 冬）诸器铭的相关记载。李学勤最先提出伯（戈 冬）即同墓所出伯雍父盘之伯雍父，二者一为名一为字，因其官职又称师雍父，这一看法颇具卓识，近来多得学者赞同。与伯雍父有关的几件传世器铭集中记载了周王朝在大约半年时间内的御戎活动，迻录如下：
王令或曰：“叔，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伯雍父蔑彔懋，赐贝十朋。（彔卣，《集成》5420）
伯雍父来自胡，蔑彔懋，赐赤金。（彔簋，《集成》4122）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古师之年，臤蔑懋，仲兢父赐赤金。（臤尊，《集成》6008）
由王师所主导的御戎机制是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振，在御戎战争中屡屡遭败，随之而来的就是西周王朝在内外纷争中走向衰亡。西周晚期的禹鼎铭记载：
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噩……粤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集成》2833）
噩侯驭方率领南夷、东夷反叛，作为王师的“西六师”及“殷八师”均无力平叛，最终还是王朝大臣武公派出自己的私属武装平定了叛乱。王师实力衰落之后，依靠贵族的私属力量平定叛乱终非长久之计，西周王朝最终仍是亡于戎人与地方势力的联合进攻。
据上所述，从御戎机制的角度来看，在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战争中，不管是周王御驾亲征抑或是周王朝派遣大臣赴前线主持大局，均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由周王朝对各方军事力量实施统一的调配与部署。周王朝派遣王师在前线设置军事据点，与地方侯、伯势力配合作战。这种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王师实力的削弱正是西周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概括全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山西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所出的数件铜器铭文与早前北赵晋侯墓地所流出的晋侯銅人铭俱记载了同一次淮夷入侵以及地方侯、伯起而御戎的事件。这次淮夷入侵大约发生在西周恭王时期，一直深入到今天的晋南地区。处在淮水流域的夷人族群能够西进北突深入到晋南地区，这在以前的资料中是没有记载的。
（2）西周中晚期以来，由于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以及淮夷实力的增强，位于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不断沿淮水及其支流颍水、汝水等向西、向北突进，冲击周王朝的南方诸侯国以及成周周边地区。晋、霸铜器铭文中所记的淮夷入侵事件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
（3）为了应对淮夷的持续入侵，西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平顶山、叶县、郾师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并派遣王师驻扎防守，与地方侯、伯势力联合，共同抵抗淮夷入侵。
（4）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包括地方侯、伯在内的各方势力“搏戎”的背后有着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侯、伯常率领军队亲随周王奔赴前线;其二御戎战争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地方侯、伯势力加以配合。这种以王师为主导、以地方侯、伯为辅助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济以及地方侯、伯势力坐大，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遭到破坏，是西周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作者王坤鹏（1984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1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