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中国年轻人，他们现在是没权没势，也没有任何名望。我们培养他们，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对中国有好处。这不是名望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
　　
　　最初和丘成桐先生联系时，他正在外地旅行。对于他和北大的那场风波，他在电子邮件中说，他真诚希望中国人能团结，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出杰出的年轻学生，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
　　他并且强调：“对一个自称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来说，它应该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它的教授和学生也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毕竟，这引导着整个国家。”
　　丘先生原籍广东，和他约定进行电话采访时，他正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国语中还是有浓重的家乡口音，偶尔夹杂一两个英文单词。
　　没有多少客套，他开始讲起整个事件的起因、进展和作为当事一方的他的感受。很多时候他说话很平静，但偶尔关键处，他也会突然提高声调，再三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年轻人，他非常希望我们国家强大起来。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预料到这种结果，他喃喃了几句。记者还是可以感觉他有些意外现在这样的结果。但他也再三辩护说，他不后悔，他心中坦荡。
　　他不回避和北大数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田刚的矛盾。田是丘的学生，但丘成桐先生却指责说，这位学生目前的表现让他感到痛心。
　　他甚至也不等记者询问，径直澄清说，他跟北京大学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他在国外工作很好也有声望，他本不需要和北大冲突。但可以看出，这种“个人恩怨”的评论已成为他心头的一块阴影。
　　有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率真的，比如在谈到他认为北大该如何做时，他马上不假思索地说，数学系很多年纪大的学者，应该强迫他们退休，然后他讲了自己的理由。言辞中也不乏讽刺。
　　按照他的说法，他并不反对海外人才引进，他反对这种不真实的引进，欺骗国家的经费，而且，他很担心国内的学术气氛，担心年轻人的发展前景。
　　
　　最后，在记者要结束采访时，他感到意犹未尽，要求再说上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中国年轻人，他们现在是没权没势，也没有任何名望。我们培养他们，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对中国有好处。这不是名望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末了，又加了一句，“我心里坦荡荡。”
　　
　　“不存在私人恩怨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北大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学府，你想到过双方会发生这样的正面冲突吗?
　　丘成桐：我没觉得这是一个冲突。北京大学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很多学生、研究生都这么认为。我只是把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清楚表现出来，我想从北大开始是比较适当的。因为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教育体制的问题，许多学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北大既然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学，就应该心平气和地来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为什么你就选择了北大?
　　丘成桐：北大里面出现的问题最大，拿的经费最多，引进的所谓人才也最多。
　　《瞭望东方周刊》：北大驳斥了你所说的“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你怎么看?
　　丘成桐：北大的所谓驳斥，是指这句“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我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我是这样讲的：国内引进的全职的海外人才，在国外不应该也是全职的，不然就违反了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长江特聘教授，是每年必须要在当地工作9个月的，你在(北大)数学系里，就可以找到四五个这样的，但他们在国外也是全职教授。这是不合适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充足的证据吗?
　　丘成桐：你可以上互联网查一查，马上就可以找到，北京大学在发完声明后，已在自己网站上作了修改，有的东西甚至删除了。但教育部网站上还保留了这些材料，跟北大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北大作了修改。你自己上教育部网站查一查就知道。我自己从不上网，是我的朋友帮我上网看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似乎也很关注这些反应?
　　丘成桐：也谈不上很关注。我正在参加数学会议时，有人对我讲北大在报上对我的批评，我也感到很惊讶。坦白地讲，我对北大数学系的批评，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北大数学系的做法严重伤害到年轻数学家的发展前景和成绩，影响可延伸到全中国。
　　我很担心，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做。我在国外生活得很好，我也有我的声望，我不需要跟北大发生冲突，我历来一个最重要的愿望就是给中国年轻人做点事，让他们能成长起来。
　　我教了很多北大的学生，也教了很多国内其他大学的学生，我看到现在从国内出来的人才，比以前学生的基本教育差了许多。尤其是北京大学，这几年派出来的学生比以前出来的学生差了许多，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心的问题。现在经济环境比以前好得多，国家对北大的投资也增加了很多倍，可是为什么现在的水平比以前差了许多，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很不幸，北京大学也好，其他许多人也好，我看到他们认为我跟北大的问题是私人恩怨的问题。这不存在私人恩怨问题。坦白跟你讲，我帮过北京大学很多忙。我很痛心看到好好的年轻人得不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培养。浪费了国家许多有才干的年轻人，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冲突结果，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结果，你后悔吗?
　　丘成桐：我不后悔。我做这样的事全是为了国家，如果有人把这个当作个人恩怨问题，这很不幸，不是事实。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资格去批评政府的机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这个机构有严重错误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声望的学者，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和你观点不一样，你怎么看?你这样做有没有个性的因素?
　　丘成桐：当然有个性的因素。
　　我在美国习惯了，如果有什么不同看法就直接发表。我没有说任何谎话，我只是觉得要尽—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很忧虑的原因，就在子中国年轻人能不能培养上来”
　　
　　《瞭望东方周刊》：那从国家的角度看，应该怎样防范你所说的这种不良情况?
　　丘成桐：这种问题触目皆是。有些是我的学生，这些学生，我花了二三十年来培养他们，他们最后竟然做这种事，我觉得是很痛心的。这不存在任何恩怨，我培养他们是希望他们为国家做事，但他们却做相反的事，我感到痛心。
　　假如我是国家的部门，我会成立一个很有权威、很公正的评审制度，来评审所有教授的职务。这种教授，如果在国外担任全职，很容易就能找出来。不必是专家，大家可以很容易找到某某教授在北大是不是全职，在国外是不是全职。不用五分钟就能在网上找到。
　　如果还不确定，也可以打电话去这 个某某大学询问。他们会回答你的。
　　你可以查一下，普林斯顿大学也好，麻省理工也好，这些教授是不是在那里教书，他们是不是同时也挂个名在北大教书。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北京大学宁愿装作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我想问一下，同时在两个大学当全职教授，这在美国是否会发生?
　　丘成桐：如果有证据的话，他们将会被炒鱿鱼，被Fire(解雇)掉。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目前的学术气氛和国内学者表现?
　　丘成桐：我做事从自己良心出发，我希望我们中国能够很快强大起来。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年轻人则是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依据良心去做事，我花了很多工夫，我也说服我很多朋友去做这些事。至于一些朋友持不同的看法，我不想管。
　　我发现在国内的一些学者，受了一小撮人欺负，胆子小得不敢讲话。我在国内问谈，只要说了一些批评北大的言论，这些人马上眼望别处，不再言语了。我们在吃饭桌上，一些人敢骂高官，却不敢听批评北大的话，这大概说明了一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看出，你对中国学术状况很忧虑?
　　丘成桐：我很忧虑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年轻人能不能培养上来。在哈佛，我过去培养了好多学生和访问学者。可是在国内，很多重要的领域，受到一些学风的影响，他们回国后没有办法做事。比如，中山大学朱熹平做出了很好的学问，却面临有权势的数学家的打击，这还不算其他还没有做出最好学问的年轻人。
　　中国的学术未来在年轻人手里，年轻人不能顺利地成长，是我最忧虑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你不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对你以后的学术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吗?
　　丘成桐：(笑)对我个人来讲，金钱，名利，我不在乎，也不需要，至于指导中国学术方面却遇到困难。我近几十年来，尽量希望在学术上替中国做事服务，却遇到了极大麻烦。假如这种学风继续的话，学术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种种好处，中国的教育学术是不会取得多少进展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对你提出批评，也有人把你当成是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孩子，真这样吗?
　　丘成桐：差不多就是这样。很多受聘的访问学者也是不错的学者，但他们在国外已经是全职，一些学校把他们在国外的成绩也当成自己学校的成绩，国家教育部听了会很高兴。但事实是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国外做的。
　　年轻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没穿衣服就是没穿衣服。全靠海外人才会让这些年轻人认为做学问只能到海外去做，不能在国内做。事实上，我们也有能力在国内做杰出的学问。朱熹平就在国内做第一流的学问，我们还有相当一批很好的年轻人能做杰出学问，为什么一定要请海外的人来挂个名领最高的工资呢?
　　
　　“评审制度是最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没必要一定从海外聘请人才?
　　丘成桐：也不是。能够聘请到全职为中国服务的人才很有帮助。我们最近在晨兴数学所引进两名杰出的年轻人。但是本国好的人才绝对要重视。比如讲，我就觉得朱熹平的工作比北大最出名的特聘教授田刚好。朱熹平也培养了几个很好的年轻人。这表示中国也有能力培养一流的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北大认为你这样讲话影响了对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
　　丘成桐：照我的看法，北大没有真正引进很多优秀的人才。就从数学方面来说，从北大网站上面看，它引进人才很多都是海外有全职的。人才假如是通过这种手法引进的，只能说是辅导性的人才。
　　要真正的引进，就要像清华大学引进的姚期智一样，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的，前年他辞去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所有职务，在杨振宁先生下面的研究所当教授。现在姚先生正带领一大批年轻人在做研究。我本人对他很佩服，清华大学这一点也做得很漂亮。
　　中国有能力引进真正的人才。但有些人想走快捷方式，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做，这是不应该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个人认为这种作假方法根源在哪?
　　丘成桐：很简单，北大会拿到很多资金，如果表明引进了人才，就可以从国家拿到一大笔钱。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当事一方，你觉得当前北大最要紧的应该做什么?
　　丘成桐：我刚才讲了，评审制度是最重要的，这跟整个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但我不相信北京大学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因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退出。
　　我一向都讲我最熟悉的领域，就北大数学系来讲，一些年纪过大同时权力过大的教授，应该强迫他们退出这些权力中心。他们应多花些时间在学问上和在年轻人身上。十年前，哈佛大学收到的北大学生，水平很好，但这几年水平不行。这表明他们所谓的“大教授”根本没花时间在本科生的教学上。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所说的一切?
　　丘成桐：我从来做事坦坦荡荡，不讲假话。我只想为中国做一些事，并不希望中国对我提供什么好处，我也不认为他们的指责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究竟谁错了
　　
　　按照事先和他的约定，记者把采访记录发给他审定，看看有没有因听错或词不达意造成误解的地方。第二天，他通过助手把采访记录发给记者，里面的措辞和缓了许多。比如在说北大数学系问题时，他纠正为“一些年纪过大同时权力过大的教授，应该强迫他们退出这些权力中心”。
　　最后他要求添的一句话，也由原来的急促的短句变成了几个长句，谈话理性了许多。显然，他仔细审定了这个采访稿，并在最终言辞时也颇费思量。
　　但他曾讲过的“如果我说错了，我愿意道歉”，在审定版里删除了。
　　一个是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一个是中国的第一学府，本来不应该发生这种冲突，而既然是冲突，必然有一方存在着问题。那究竟是哪一方呢?毕竟，记者也听说过丘成桐先生和北大有“个人恩怨”的说法。
　　采访结束后，记者试图查一下相关的资料，网络上有很多的正反评论，有支持丘成桐先生的，也有为北大辩护的，尽管比例上有些悬殊。但不知是电脑还是网络的缘故，或者是没找对地方，记者没有能够打开北大和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丘成桐先生说五分钟就能查到相关情况，至少这一点上，他可能已经是错了。
　　
　　丘成桐：英文名Shing-TungYan，著名华裔数学家。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唯一华裔得主。现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