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在诗与哲学的交壤——评韩经太著《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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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这是一部尚未受到广泛注视的著作。时至九十年代。当“文化热”悄然退去,“文化”一词已不再如迷人的时装模特儿,《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以下简称《诗学》)这一书名本身也就不可能眩人眼目。然而严谨坚实的学术研究无需借助新奇的标签,韩经太设立这样一个题目,原本就不是为了追逐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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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每个社会都有自已独特的行政风格和通过各种行政制度来处理事情的方式。即使类型相似、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甚至社会制度和行政管理原则都相近的国家,它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形形色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组成、效率和运行机制以及它们形成的外部环境等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从事这种比较工作,试图找出能够按照人们自己的意志改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方法。种种努力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更
本世纪中国《诗品》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1926~1949年的二十四年间。
韩中两国由于古代本属同文,即同一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地理上又属毗连,所以在许多方面有频繁交往与关系密切的悠久历史。在文化交流方面,韩国本崇尚诗书礼乐之教,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以诗文为主的中国古典文学,颇为关心和推崇。
创造浑融的诗境,是诗歌创作中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它要求涛人必须重视诗歌艺术的整体构思和表现。皎然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诗式》卷一)“取境”、“举体”,强调的都是诗歌艺术创作的整体把握。司空图更进一步指出:“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提交给去年“巴山轮会议”的长篇论文《宏观政策的改革:匈牙利的经验》,对于了解匈牙利改革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摘录的是该文的要点,该文全文将在《经济研究资料》发表。
《文学遗产》一九九二年第六期载王德明先生《论宋代的诗社》一文,对前人和时贤均较少涉及的宋代诗社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获益良多。但王先生文中所说的宋代诗社,也把元初的遗民诗社包括在内,对此笔者却不能苟同。
<正> 1968年改革的目的在于把投资和收入与利润联系起来,使企业成为利润型的企业。企业效率越高,可用于投资的利润部分就越大。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也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中旧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1991—1992年中国文学年鉴》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如实反映了1990-1991年度中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成果和基本情况,客观记录了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程度和重大事件,以及所进行的种种探索活动。
唐以前人的诗作,经明人冯惟讷《诗纪》、清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以及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总集的大力搜讨,已网罗殆尽;偶有遗珠,已属凤毛麟角,弥足珍贵。最近,笔者在明人都穆的《南濠诗话》中,意外发现一首陈朝人张正见的佚诗,兹录:
中国历代学者对文学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等问题的研究,已有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但文学史料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仍在不断探讨和逐步完善之中。《中国文学史料学》已由黄山书社干1992年8月分上、下两册出版,担任本书主编的苏州大学文献研究室主任潘树广教授,系当代著名文献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辞书学和编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识博洽,著述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