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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何对科学产生兴趣
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顺治年间，汤若望（耶稣会教士）作为钦天监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杨光先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中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而后将南怀仁（耶稣会教士）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的位置，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观测活动使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从法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三是为了传教事业。
在荣誉、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位耶稣会教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于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港乘坐“飞鸟”号轮船出发，后又转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来华，到达中国的5位法国科学家是洪若、白晋、刘应、张诚、李明。其中，洪若是“团长”，他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科学素养最高。
1687年6月17日，“国王数学家”一行到达宁波。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赏赐每人50两银子。
5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只把年轻的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天文学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洪若却未能被留用。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
然而到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
这场礼仪之争，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他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算学馆实际的负责人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领导下，蒙养斋算学馆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算学家和学者，他们进行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主要是通过日影观测来测量黄赤交角，以定出经纬度。他们还编撰了三部重要著作。这三部书后来合为一部《律历渊源》，成为康熙时代最大的科学工程，它们对整个清代的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仍然无法摆脱传教士的影响。首先，它的设立离不开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以及后来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正是他们让康熙了解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情况，由此产生了仿效法国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机构的想法。其次，蒙养斋算学馆的负责人胤祉年轻时曾向传教士安多等人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开馆后的科学工作也多由传教士参与，他们频繁地为蒙养斋算学馆编制数表、解释科学原理，其中许多传教士都是由白晋、洪若促成来华的。那时有很多西方较新的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些传教士带入中国，并传授给蒙养斋算学馆的中国数学家的。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带有“自立”的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
“被卷入”的科学难“自立”
康熙时代，在中国发生的科学活动，其实与欧洲尤其是法国所主导的科学计划密切相关，因此要把它们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中来看。康熙时代的大地测绘和天文观测活动，往往并非由中國主动开启，而是传教士出于欧洲的需要，才在中国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康熙时代中国的科学活动，是欧洲科学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复。
对康熙皇帝的贡献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统治的需要，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而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这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充满机遇的时代，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假如，雍正继位后，没有对同样热衷科学活动的胤祉进行打压，也许情况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国科学，恐怕终归难以“自立”。
（摘自《解放日报》）
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顺治年间，汤若望（耶稣会教士）作为钦天监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杨光先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中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而后将南怀仁（耶稣会教士）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的位置，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观测活动使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从法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三是为了传教事业。
在荣誉、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位耶稣会教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于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港乘坐“飞鸟”号轮船出发，后又转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来华，到达中国的5位法国科学家是洪若、白晋、刘应、张诚、李明。其中，洪若是“团长”，他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科学素养最高。
1687年6月17日，“国王数学家”一行到达宁波。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赏赐每人50两银子。
5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只把年轻的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天文学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洪若却未能被留用。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
然而到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
这场礼仪之争，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他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算学馆实际的负责人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领导下，蒙养斋算学馆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算学家和学者，他们进行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主要是通过日影观测来测量黄赤交角，以定出经纬度。他们还编撰了三部重要著作。这三部书后来合为一部《律历渊源》，成为康熙时代最大的科学工程，它们对整个清代的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仍然无法摆脱传教士的影响。首先，它的设立离不开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以及后来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正是他们让康熙了解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情况，由此产生了仿效法国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机构的想法。其次，蒙养斋算学馆的负责人胤祉年轻时曾向传教士安多等人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开馆后的科学工作也多由传教士参与，他们频繁地为蒙养斋算学馆编制数表、解释科学原理，其中许多传教士都是由白晋、洪若促成来华的。那时有很多西方较新的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些传教士带入中国，并传授给蒙养斋算学馆的中国数学家的。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带有“自立”的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
“被卷入”的科学难“自立”
康熙时代，在中国发生的科学活动，其实与欧洲尤其是法国所主导的科学计划密切相关，因此要把它们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中来看。康熙时代的大地测绘和天文观测活动，往往并非由中國主动开启，而是传教士出于欧洲的需要，才在中国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康熙时代中国的科学活动，是欧洲科学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复。
对康熙皇帝的贡献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统治的需要，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而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这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充满机遇的时代，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假如，雍正继位后，没有对同样热衷科学活动的胤祉进行打压，也许情况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国科学，恐怕终归难以“自立”。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