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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秀兰教授先后承担研究课题4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技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张秀兰教授提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家庭政策以及社会抗逆力等理论对学术界和我国政策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截至2011年底，张秀兰教授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2篇（英文48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30余篇，撰写英文报告20余篇。
一、关于自己
我1963年生于北京，198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读本科，1985年入北师大经济地理专业读硕士，1990年入美国加州伯克莱加大社会福利学院读博士，1999年回北师大兼职，2002年5月全职回北师大工作。这些年我的专业多次变化，研究领域繁杂，行走多个国家。从科学研究到机构建设到学科发展，大多时候我是顺着心性走，也有很多外界机会的引导。我尽量坚持埋头做事、知止知足的原则。
这些年下来，我发现自己在这个男性占优势的高教、科研领域算是异类。比如有人对我说：“张老师，好像海归里女的做正院长的就是你了。”这话让我一思量，还真是。还有，我参加过多次不同领域的评审，去了才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女评委。至于想到要做教授，那是在30多年前考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的，因为我一方面喜欢读书，并且喜欢再把读书的体会和别人分享，另一方面又不喜欢坐班的生活。所以这些年读书下来，选择做个教授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是女性，就成了女教授。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读的是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使得女性会弱化性别意识，因为她们需要和男性一样在野外活动。当然，得到男同学照顾也是常有的事。例如，那个时候出野外，大家都背着被子赶火车，男生会帮助女生把被子从车窗塞进车厢里。但是到了野外，要走多少路还得走多少路，男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地理系出来的女生好像都有性别盲点。我记得在读大学时，特别崇拜一位77级的学姐，她一个人到山西的林子里去做植物标本，背着标本走不动了，坐在地上哭一阵子，然后接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学问不是因为你是女生就不去野外了，那还学什么？这个学姐后来成了非常有名的教授，到现在我还崇拜着她。
我也会被问起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比较幸运的是家庭很支持我，我也尽量地自律，例如每天回家吃饭，不出去应酬。做院长好像被邀请吃饭的事情多一些，在国外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回国了，因为有一个海归的牌子，所以可以很轻易地推辞掉。久而久之，人家也习惯了，自己也解脱了。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那就是本人做院长的单位，这种应酬很少。因为我写了家庭政策的文章，大家知道我比较在意家庭，这和男女也没关系，是学术的研究，顺便带动一下机构文化。
二、从自然地理学走向社会福利学
前段时间亚洲开发银行约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在我梳理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写到早期的乡村工业化时，便想起，我当年的本科论文写的是晋南的水泥工业。为此，1984年，我一个人到山西去调查，到太原，住在一个小旅馆，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身上也没什么钱，只有几本书。雨夜到街上还有刀削面的摊子，我吃到了地道的山西刀削面。然后，从太原出发，坐火车到运城，再坐长途车到侯马搜集调研。那黄土高原的路，雨后车轮留下来的埂子，太阳一晒，比水泥还要硬。在长途车上，手要死死抓住车里可握的把手，即使如此，每当长途车过一个黄土埂子，头都要被颠得撞在车顶上。将近30年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雨夜去吃的刀削面，那些黄土埂子。我在山西调查了半年。现在想来，那半年在山西的经验，就是我日后实证研究路子的开端。
我在研究生阶段没有继续读自然地理学，而是选择了经济地理学，论文还是乡村工业化。在准备写作的阶段，我到师大地理系图书馆，从几本英文经济地理的杂志中查找相关论文，在不多的论文中，看到一篇写以色列乡村工业化的，里面有很多的模型。那个时候我对计量地理学很入迷，一见那些计量模型就放不下来，但是文中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给杂志的编辑写了封信，说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但是里面的关于计量分析的文献我找不到。写完之后也没想着会有答复，我就背着包去甘肃做调查了。没想到从甘肃回来，收到了一个很厚的大信封，是从国外寄来的！打开一看，原来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寄给我的，内里除了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作者没有发表的文章草稿。真是如获至宝——30年前的学术研究，英文文献的匮乏是现在的学者很难想象的。我每天带着这些英文文献去图书馆研读，得益匪浅，后来，提前半年完成了硕士论文。在那个年代，提前答辩是很骄傲的事情，那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写了信给这个作者，向他表示感谢。这位以色列作者帮助后学的精神感染着我，我也在努力传承这种精神。
我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是一直喜欢写写东西。那个时候年轻，还不时写小说、写诗。我还特别喜欢古文，喜欢练毛笔字，所以读了7年理科，对文字的工作还是很喜欢。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校，而去了民政部的一家报社，当时叫《社会保障报》，现在叫《中国社会报》，在那里做编辑和记者。
刚去没什么硬性的工作，我就把历年的民政文件汇编找出来读，虽然枯燥，但是很入迷。我先被分派在社会部，后来社会部分出理论部，我就到了理论部。我是北师大第一个去民政部工作的，也是报社的第二个研究生。有一天社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把他的一篇稿子抄写一遍。新分配去的，能被社长和主编认识，心里很兴奋。我以前练过几笔字，抄稿子的时候自然是百倍的认真。稿子交给社长后，他看到我的一笔字，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得到夸奖，觉得自己需要加倍的努力。进报社三个月后，我写出了第一篇稿子，题目是《论民政经济学》，上万字，算是一个版面的大稿子了。理论室主任看了之后说非常好，然后兴奋地拿去给主编看，主编看了之后也很兴奋，当时就决定发整版。稿子发出去后，一些地方的民政报纸也摘发了。
这篇稿子我以后再看，好像实在没什么。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以后社会政策研究的基础。稿子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农村改革的背景下，如何重构农村福利制度中的福利提供方。1988年，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年代，集体经济解体后，依托于集体经济的福利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条件下，民政部门不得不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民政对象的生活和服务需求。那个时候，以社区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政部力推的，因为集体经济解体了，乡村工业化了，这就需要重构社会福利的融资机制。那个时候提出社区保障，实际上是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个人和乡村工业共担的社会福利融资机制。我后来思考政府责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关。而我后来对社会政策的研究，也和这段经历有关。我体会，人生的第一份职业非常关键，我因为这份工作走上了政策研究，特别是社会政策研究。 围绕这篇稿子的经历，我认识到自己对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兴趣，特别是那个时候对社区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很认同，自己希望能在社会福利领域更深入地做些研究，就于1990年1月10日到了美国伯克莱加大读社会福利学的博士。
三、伯克莱加大的10年
在伯克莱大学，因为我是社会福利学院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以学院对我很关照，派了两个老师指导我，一个是出生于台湾的学心理学出身的教授印有文，她懂中文；还有一个是学计量经济出身、教方法论的Leonard Miller教授。我的专业导师是Leonard。第一次见面我终生难忘。出国时我戴的是一块电子表，没有想到换电池。那天老师约好了下午一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很紧张，但是手表上的时间一直都不到一点钟，我在校园里转悠到天都黑了，最后决定去学院看看，一进学院，见到学院办公室的钟都下午5点多了。我赶忙去Leonard的办公室，他正在锁门，见到我说，我等了你一下午，我想我不是你合适的导师，然后就离开了。
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知道自己的电子表误了事情。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这样被拒绝不行，就对房东说明天早点叫我起来。第二天7点我就起来，不到8点我就到了Leonard的办公室。老师还没来，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地上，拿着我昨天晚上写的要和他说的话一遍遍地温习，因为刚到，英文不行。等了挺长时间，他来了，见到我说，他9点要开会，没有时间和我谈。我也知道这是他在拒绝我，就说我只要5分钟，解释一下。我说我刚到，手表没电了，很抱歉。然后我说，我的计划是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我的经济学的基础，院长认为他是我最合适的导师人选。他看着我，说了句，哇，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保制度了，进来，谈谈你的计划。我和他谈了之后，他建议我选他的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同时建议我选Eileen Gambrill教授的一门国际发展的课，以及去和印有文教授谈加强英文写作。
Leonard终于接纳了我。
该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了。按说，我平素积累了很多中国社会保障的数据和文献，随着自己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学习，就中国问题写完论文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次和Leonard聊天，他说很多外国学生写的都是自己国家的论文，导师也不是很了解，比较容易通过。的确如此。我就联想到自己选Eileen的课，能拿到A，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我想，还是选择一个难度大点的题目，这样可以使自己各方面得到更好的提升。于是，我决定放弃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论文题目，重新选择论文题目。
Leonard建议我去给印有文做研究助理，印有文教授是伯克莱加大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做抑郁症的研究。于是，我就去给印有文老师做研究助理了。我帮她做完了一本专著的所有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我熟悉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如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路径分析等模型。我还去和另外一个从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搞老年学的教授写老年家庭代际关系，我主要是对两两一组的方法感兴趣。学院有一个特别牛的心理学教授，来自哈佛大学，搞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我那个时候接连和几个学心理学的教授学习，主要是在方法论上，觉得自己理论上需要读几本书，就去找了这个教授。他说我给你几本书，你每周向我汇报读书心得。我抱着一堆的书回来，每本书看完了前言就看不下去了。原是说每周汇报学习心得，我根本没去。到了期末，因为选择了这个教授的Independent study，算两个学分，总得去见见。见到他，他问你读完了几本，我说每本书的前言都读了，内容没读，没意思。然后他问我，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分数，我说给A吧。这样我拿了一门心理学的A，就算是和心理学的理论告别了。但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我还是学习了不少，后来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是走实证路线。
因为Leonard自己没有科研项目，没办法给我研究助理的位子。他看我对心理学不感兴趣，理论也不是很喜欢，就推荐我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老年与健康研究所做研究助理。我按照Leonard给我的电话，给一个叫Mitch的人打电话，说Leonard推荐我去做他的研究助理，记得那是个周二。Mitch说你会MVS吗，我当时就懵了，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助理的职位很诱人，每个月可以有不少的钱，我的那点奖学金太紧张，我还计划着存点钱给家里，自己也想出去旅游，所以就对Mitch说，我会。他说那你明天来面谈吧，我赶紧说，周三我有课，周四可以过去。这样就定下来周四去面试。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钻进图书馆，查MVS的关键词，在一大堆的解释里，发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计算机系统是MVS，我想Mitch在旧金山加大雇研究助理，一定是要会这个系统。所以我借了两本MVS系统入门的书，就开始死记硬背那些专业术语。具体是什么先不管，先记住专业术语，也算是会了。周四见到Mitch，谈起来我专业术语差不多，似乎是懂，他就让我下一周去上班。这时离上班还有三天时间，我就赶忙去了解这个MVS系统。我发现，这个系统和伯克莱加大的CMS系统差不多，就是大型计算机的运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在医学院开始了研究工作。Mitch也没什么要我具体做的事情，我就每天跑计算机房，或是读自己的书，他也不管。
刚去的那几年，因为有奖学金，加上有研究助理的收入，日子是悠闲的。自己什么都想学，很多领域都涉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研究方法上。从经济计量到生物统计到心理学方法，到后来发现其实方法是要对着问题来的。虽然方法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就是一些简单的公式而已。
因为旧金山加大的很多研究是与健康有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往公共卫生学院跑，上课，找老师问问题。也因为两个学院的计算机房在一起，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与公共卫生的学生、老师讨论，甚至希望转到公卫学院去。Leonard说不用转，到时候做论文选公卫学院的老师就行。这样几年的时间里不务正业，印有文看我每天晃悠，催我把博士候选资格拿下来后再混。所以1994年我在以前的一些论文题目里选择了一个，开始了博士资格考试。四个教授问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紧张，对每个老师提出的问题都希望能有答案，可是好多次我答出来后，提问的老师告诉我他希望的答案，我回答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是还是通过了。Leonard在资格考试之后和我长谈，他说你在答辩中，很多问题就告诉大家你没有想好，或是更简单一些，就说你不知道。其实一个敢于说自己不知道的人，是一个自信的人，因为你不必要什么都知道。我当时就呆在了那里。中国的老祖宗一直教导我们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做学问，其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Leonard说这几个教授对我的涉猎广泛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是认可的，所以给了我博士候选的资格。 四、学术路线与政策研究
1999年年底，北师大建立了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2000年学校给了10万元的启动经费和一间办公室。当时，国内没有社会福利这个学科。2002年5月份，我全职回到了北师大，开始了建立机构和学科的工作。
当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绿卡交了，全家回国了，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迅速融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我从本科起的学术路径都是走实证的，回国后我的第一要务是在离开这个国家这么多年后迅速找到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感觉。所以回来的前几年就是一个落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海归回来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去接地气。于是，在最初的几年，我每年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去调研，走的最多的是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我又回到当年读硕士时在山西夜半去吃碗刀削面的状态。
我自己在国外多年，起码英文还可以，对国际前沿的把握是有数的，但是不了解中国，那就永远走不出理论的框子，必须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明白。因为作为满足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社会政策对环境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从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政策是在一个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其产生和发展的思路又构成以后社会政策发展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所以，这个“路径”是环境因素和政策发展两方面作用的总和，它们不仅是政策产生的基础，也是政策的载体。因此，如果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政策的环境的理解，提出来的建议一定是难以操作的，甚至会出现问题。这几年我们的政策建议很多进入到了领导人的视野里，不少也在政策设计中得到了体现，我觉得这与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制度环境的把握是密切相关的。
我身处多种角色的张力之中。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是纯学术研究，包括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对社会政策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又要求我进行应用研究，机构领导人的角色又要求我对机构和团队建设分出相当的精力。这三重角色分别对应的是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建设。孰轻孰重，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时我只能听从心中知识分子责任的召唤，放弃一些个人的学术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的发展上。
应该说中国现实对社会政策的强烈需求召唤着我进行政策研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吧。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一个社会对他的需求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自己，能够参与到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应该说是幸运的，也是一种职责，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否则，一个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更难处理。
与此同时，在10年的时间里，我也常常想念自己在伯克莱加大散漫的学习生活，自己和Leonard喝咖啡争论的日子。我想这些年在国内做政策研究，该沉下来读书、写点东西，回归学术了。所以2012年的秋天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了哈佛大学访学。
我获得的哈斯奖，又让我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选择。2013年3月1日，我接到了伯克莱加大校长的信，说我是2012年哈斯国际奖的获奖者。于是我上网了解这个奖是怎么回事。原来，哈斯奖是颁发给回到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做出贡献的伯克莱加大毕业生的，一年全球遴选一个。我成为继1970年台湾考试院院长孙科，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者李卓敏，1981年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张光斗院士，1995年台湾省长宋楚瑜，2011年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获奖者李远哲之后的第六位华人获奖者。这个奖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总之，这些年自己一直处在酷爱学术研究和被中国社会政策的强烈需求所吸引的纠结之中。我之倾向于后者，也许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使我有这样的选择。
（责任编辑：林静）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秀兰教授先后承担研究课题4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技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张秀兰教授提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家庭政策以及社会抗逆力等理论对学术界和我国政策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截至2011年底，张秀兰教授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2篇（英文48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30余篇，撰写英文报告20余篇。
一、关于自己
我1963年生于北京，198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读本科，1985年入北师大经济地理专业读硕士，1990年入美国加州伯克莱加大社会福利学院读博士，1999年回北师大兼职，2002年5月全职回北师大工作。这些年我的专业多次变化，研究领域繁杂，行走多个国家。从科学研究到机构建设到学科发展，大多时候我是顺着心性走，也有很多外界机会的引导。我尽量坚持埋头做事、知止知足的原则。
这些年下来，我发现自己在这个男性占优势的高教、科研领域算是异类。比如有人对我说：“张老师，好像海归里女的做正院长的就是你了。”这话让我一思量，还真是。还有，我参加过多次不同领域的评审，去了才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女评委。至于想到要做教授，那是在30多年前考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的，因为我一方面喜欢读书，并且喜欢再把读书的体会和别人分享，另一方面又不喜欢坐班的生活。所以这些年读书下来，选择做个教授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是女性，就成了女教授。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读的是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使得女性会弱化性别意识，因为她们需要和男性一样在野外活动。当然，得到男同学照顾也是常有的事。例如，那个时候出野外，大家都背着被子赶火车，男生会帮助女生把被子从车窗塞进车厢里。但是到了野外，要走多少路还得走多少路，男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地理系出来的女生好像都有性别盲点。我记得在读大学时，特别崇拜一位77级的学姐，她一个人到山西的林子里去做植物标本，背着标本走不动了，坐在地上哭一阵子，然后接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学问不是因为你是女生就不去野外了，那还学什么？这个学姐后来成了非常有名的教授，到现在我还崇拜着她。
我也会被问起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比较幸运的是家庭很支持我，我也尽量地自律，例如每天回家吃饭，不出去应酬。做院长好像被邀请吃饭的事情多一些，在国外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回国了，因为有一个海归的牌子，所以可以很轻易地推辞掉。久而久之，人家也习惯了，自己也解脱了。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那就是本人做院长的单位，这种应酬很少。因为我写了家庭政策的文章，大家知道我比较在意家庭，这和男女也没关系，是学术的研究，顺便带动一下机构文化。
二、从自然地理学走向社会福利学
前段时间亚洲开发银行约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在我梳理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写到早期的乡村工业化时，便想起，我当年的本科论文写的是晋南的水泥工业。为此，1984年，我一个人到山西去调查，到太原，住在一个小旅馆，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身上也没什么钱，只有几本书。雨夜到街上还有刀削面的摊子，我吃到了地道的山西刀削面。然后，从太原出发，坐火车到运城，再坐长途车到侯马搜集调研。那黄土高原的路，雨后车轮留下来的埂子，太阳一晒，比水泥还要硬。在长途车上，手要死死抓住车里可握的把手，即使如此，每当长途车过一个黄土埂子，头都要被颠得撞在车顶上。将近30年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雨夜去吃的刀削面，那些黄土埂子。我在山西调查了半年。现在想来，那半年在山西的经验，就是我日后实证研究路子的开端。
我在研究生阶段没有继续读自然地理学，而是选择了经济地理学，论文还是乡村工业化。在准备写作的阶段，我到师大地理系图书馆，从几本英文经济地理的杂志中查找相关论文，在不多的论文中，看到一篇写以色列乡村工业化的，里面有很多的模型。那个时候我对计量地理学很入迷，一见那些计量模型就放不下来，但是文中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给杂志的编辑写了封信，说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但是里面的关于计量分析的文献我找不到。写完之后也没想着会有答复，我就背着包去甘肃做调查了。没想到从甘肃回来，收到了一个很厚的大信封，是从国外寄来的！打开一看，原来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寄给我的，内里除了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作者没有发表的文章草稿。真是如获至宝——30年前的学术研究，英文文献的匮乏是现在的学者很难想象的。我每天带着这些英文文献去图书馆研读，得益匪浅，后来，提前半年完成了硕士论文。在那个年代，提前答辩是很骄傲的事情，那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写了信给这个作者，向他表示感谢。这位以色列作者帮助后学的精神感染着我，我也在努力传承这种精神。
我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是一直喜欢写写东西。那个时候年轻，还不时写小说、写诗。我还特别喜欢古文，喜欢练毛笔字，所以读了7年理科，对文字的工作还是很喜欢。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校，而去了民政部的一家报社，当时叫《社会保障报》，现在叫《中国社会报》，在那里做编辑和记者。
刚去没什么硬性的工作，我就把历年的民政文件汇编找出来读，虽然枯燥，但是很入迷。我先被分派在社会部，后来社会部分出理论部，我就到了理论部。我是北师大第一个去民政部工作的，也是报社的第二个研究生。有一天社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把他的一篇稿子抄写一遍。新分配去的，能被社长和主编认识，心里很兴奋。我以前练过几笔字，抄稿子的时候自然是百倍的认真。稿子交给社长后，他看到我的一笔字，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得到夸奖，觉得自己需要加倍的努力。进报社三个月后，我写出了第一篇稿子，题目是《论民政经济学》，上万字，算是一个版面的大稿子了。理论室主任看了之后说非常好，然后兴奋地拿去给主编看，主编看了之后也很兴奋，当时就决定发整版。稿子发出去后，一些地方的民政报纸也摘发了。
这篇稿子我以后再看，好像实在没什么。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以后社会政策研究的基础。稿子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农村改革的背景下，如何重构农村福利制度中的福利提供方。1988年，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年代，集体经济解体后，依托于集体经济的福利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条件下，民政部门不得不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民政对象的生活和服务需求。那个时候，以社区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政部力推的，因为集体经济解体了，乡村工业化了，这就需要重构社会福利的融资机制。那个时候提出社区保障，实际上是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个人和乡村工业共担的社会福利融资机制。我后来思考政府责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关。而我后来对社会政策的研究，也和这段经历有关。我体会，人生的第一份职业非常关键，我因为这份工作走上了政策研究，特别是社会政策研究。 围绕这篇稿子的经历，我认识到自己对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兴趣，特别是那个时候对社区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很认同，自己希望能在社会福利领域更深入地做些研究，就于1990年1月10日到了美国伯克莱加大读社会福利学的博士。
三、伯克莱加大的10年
在伯克莱大学，因为我是社会福利学院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以学院对我很关照，派了两个老师指导我，一个是出生于台湾的学心理学出身的教授印有文，她懂中文；还有一个是学计量经济出身、教方法论的Leonard Miller教授。我的专业导师是Leonard。第一次见面我终生难忘。出国时我戴的是一块电子表，没有想到换电池。那天老师约好了下午一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很紧张，但是手表上的时间一直都不到一点钟，我在校园里转悠到天都黑了，最后决定去学院看看，一进学院，见到学院办公室的钟都下午5点多了。我赶忙去Leonard的办公室，他正在锁门，见到我说，我等了你一下午，我想我不是你合适的导师，然后就离开了。
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知道自己的电子表误了事情。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这样被拒绝不行，就对房东说明天早点叫我起来。第二天7点我就起来，不到8点我就到了Leonard的办公室。老师还没来，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地上，拿着我昨天晚上写的要和他说的话一遍遍地温习，因为刚到，英文不行。等了挺长时间，他来了，见到我说，他9点要开会，没有时间和我谈。我也知道这是他在拒绝我，就说我只要5分钟，解释一下。我说我刚到，手表没电了，很抱歉。然后我说，我的计划是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我的经济学的基础，院长认为他是我最合适的导师人选。他看着我，说了句，哇，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保制度了，进来，谈谈你的计划。我和他谈了之后，他建议我选他的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同时建议我选Eileen Gambrill教授的一门国际发展的课，以及去和印有文教授谈加强英文写作。
Leonard终于接纳了我。
该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了。按说，我平素积累了很多中国社会保障的数据和文献，随着自己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学习，就中国问题写完论文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次和Leonard聊天，他说很多外国学生写的都是自己国家的论文，导师也不是很了解，比较容易通过。的确如此。我就联想到自己选Eileen的课，能拿到A，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我想，还是选择一个难度大点的题目，这样可以使自己各方面得到更好的提升。于是，我决定放弃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论文题目，重新选择论文题目。
Leonard建议我去给印有文做研究助理，印有文教授是伯克莱加大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做抑郁症的研究。于是，我就去给印有文老师做研究助理了。我帮她做完了一本专著的所有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我熟悉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如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路径分析等模型。我还去和另外一个从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搞老年学的教授写老年家庭代际关系，我主要是对两两一组的方法感兴趣。学院有一个特别牛的心理学教授，来自哈佛大学，搞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我那个时候接连和几个学心理学的教授学习，主要是在方法论上，觉得自己理论上需要读几本书，就去找了这个教授。他说我给你几本书，你每周向我汇报读书心得。我抱着一堆的书回来，每本书看完了前言就看不下去了。原是说每周汇报学习心得，我根本没去。到了期末，因为选择了这个教授的Independent study，算两个学分，总得去见见。见到他，他问你读完了几本，我说每本书的前言都读了，内容没读，没意思。然后他问我，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分数，我说给A吧。这样我拿了一门心理学的A，就算是和心理学的理论告别了。但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我还是学习了不少，后来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是走实证路线。
因为Leonard自己没有科研项目，没办法给我研究助理的位子。他看我对心理学不感兴趣，理论也不是很喜欢，就推荐我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老年与健康研究所做研究助理。我按照Leonard给我的电话，给一个叫Mitch的人打电话，说Leonard推荐我去做他的研究助理，记得那是个周二。Mitch说你会MVS吗，我当时就懵了，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助理的职位很诱人，每个月可以有不少的钱，我的那点奖学金太紧张，我还计划着存点钱给家里，自己也想出去旅游，所以就对Mitch说，我会。他说那你明天来面谈吧，我赶紧说，周三我有课，周四可以过去。这样就定下来周四去面试。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钻进图书馆，查MVS的关键词，在一大堆的解释里，发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计算机系统是MVS，我想Mitch在旧金山加大雇研究助理，一定是要会这个系统。所以我借了两本MVS系统入门的书，就开始死记硬背那些专业术语。具体是什么先不管，先记住专业术语，也算是会了。周四见到Mitch，谈起来我专业术语差不多，似乎是懂，他就让我下一周去上班。这时离上班还有三天时间，我就赶忙去了解这个MVS系统。我发现，这个系统和伯克莱加大的CMS系统差不多，就是大型计算机的运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在医学院开始了研究工作。Mitch也没什么要我具体做的事情，我就每天跑计算机房，或是读自己的书，他也不管。
刚去的那几年，因为有奖学金，加上有研究助理的收入，日子是悠闲的。自己什么都想学，很多领域都涉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研究方法上。从经济计量到生物统计到心理学方法，到后来发现其实方法是要对着问题来的。虽然方法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就是一些简单的公式而已。
因为旧金山加大的很多研究是与健康有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往公共卫生学院跑，上课，找老师问问题。也因为两个学院的计算机房在一起，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与公共卫生的学生、老师讨论，甚至希望转到公卫学院去。Leonard说不用转，到时候做论文选公卫学院的老师就行。这样几年的时间里不务正业，印有文看我每天晃悠，催我把博士候选资格拿下来后再混。所以1994年我在以前的一些论文题目里选择了一个，开始了博士资格考试。四个教授问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紧张，对每个老师提出的问题都希望能有答案，可是好多次我答出来后，提问的老师告诉我他希望的答案，我回答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是还是通过了。Leonard在资格考试之后和我长谈，他说你在答辩中，很多问题就告诉大家你没有想好，或是更简单一些，就说你不知道。其实一个敢于说自己不知道的人，是一个自信的人，因为你不必要什么都知道。我当时就呆在了那里。中国的老祖宗一直教导我们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做学问，其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Leonard说这几个教授对我的涉猎广泛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是认可的，所以给了我博士候选的资格。 四、学术路线与政策研究
1999年年底，北师大建立了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2000年学校给了10万元的启动经费和一间办公室。当时，国内没有社会福利这个学科。2002年5月份，我全职回到了北师大，开始了建立机构和学科的工作。
当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绿卡交了，全家回国了，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迅速融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我从本科起的学术路径都是走实证的，回国后我的第一要务是在离开这个国家这么多年后迅速找到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感觉。所以回来的前几年就是一个落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海归回来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去接地气。于是，在最初的几年，我每年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去调研，走的最多的是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我又回到当年读硕士时在山西夜半去吃碗刀削面的状态。
我自己在国外多年，起码英文还可以，对国际前沿的把握是有数的，但是不了解中国，那就永远走不出理论的框子，必须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明白。因为作为满足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社会政策对环境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从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政策是在一个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其产生和发展的思路又构成以后社会政策发展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所以，这个“路径”是环境因素和政策发展两方面作用的总和，它们不仅是政策产生的基础，也是政策的载体。因此，如果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政策的环境的理解，提出来的建议一定是难以操作的，甚至会出现问题。这几年我们的政策建议很多进入到了领导人的视野里，不少也在政策设计中得到了体现，我觉得这与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制度环境的把握是密切相关的。
我身处多种角色的张力之中。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是纯学术研究，包括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对社会政策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又要求我进行应用研究，机构领导人的角色又要求我对机构和团队建设分出相当的精力。这三重角色分别对应的是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建设。孰轻孰重，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时我只能听从心中知识分子责任的召唤，放弃一些个人的学术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的发展上。
应该说中国现实对社会政策的强烈需求召唤着我进行政策研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吧。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一个社会对他的需求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自己，能够参与到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应该说是幸运的，也是一种职责，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否则，一个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更难处理。
与此同时，在10年的时间里，我也常常想念自己在伯克莱加大散漫的学习生活，自己和Leonard喝咖啡争论的日子。我想这些年在国内做政策研究，该沉下来读书、写点东西，回归学术了。所以2012年的秋天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了哈佛大学访学。
我获得的哈斯奖，又让我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选择。2013年3月1日，我接到了伯克莱加大校长的信，说我是2012年哈斯国际奖的获奖者。于是我上网了解这个奖是怎么回事。原来，哈斯奖是颁发给回到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做出贡献的伯克莱加大毕业生的，一年全球遴选一个。我成为继1970年台湾考试院院长孙科，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者李卓敏，1981年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张光斗院士，1995年台湾省长宋楚瑜，2011年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获奖者李远哲之后的第六位华人获奖者。这个奖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总之，这些年自己一直处在酷爱学术研究和被中国社会政策的强烈需求所吸引的纠结之中。我之倾向于后者，也许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使我有这样的选择。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