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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经抄写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本文以武周时期抄写《妙法莲华经》为例，考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唐代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流通等各环节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而唐代佛经抄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古代出版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唐代；敦煌；佛经；妙法莲华经；古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5-0095-06
唐代佛教盛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有大规模的抄经活动，虽然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有了初步发展，但据史料特别是出土的敦煌文书考证，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书手手抄而成。因此唐朝被誉为古代写本时代最鼎盛的时期。以往对唐代抄经多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去研究，而未将其纳入出版学的范畴。本文之所以称唐代抄经为“出版”而不是通常研究提到的“抄写”，是因为这是由宫廷(官方)组织的目的明确、规模宏大、由官员主持监制、由专门机构和人员抄写、规格用纸装帧统一、有严格的三校四审制度并有流通去向的活动。按照目前学界“大出版观”内涵，认为具有一定规模、有某种载体承载、有相关制作过程并最终公之于众的活动，即可称之为出版行为。而考察中国古代出版于何时诞生的依据，即“是否实现公众传播”，
“这是从出版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去判断出版是否诞生”。因此唐代宫廷佛经抄写即可认为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
凡官方抄写的经文其“正文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这相当于今天图书的封面，而经卷尾要写题记，包括抄经年代、抄写者，校对者、审阅者姓名等，由中华书局2000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可见一些写卷特别是宫廷佛经的尾题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今天图书版权页的诸多要素。通过对这些题记的研究。可以得出写卷制作的大致流程。现仅以唐代咸亨元年到仪凤二年抄写并保存于敦煌石室的《妙法莲华经》为例，对唐代宫廷佛经出版作一考略，由此可推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
一、出版目的与规模
唐代官方修书一般都有明确的出版目的。咸亨元年(670)九月甲申，武则天之母杨氏去世，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佛教思想的熏陶，武则天自幼也皈依佛门。因此武则天发愿敬造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为已逝父母追福，以写经来造功德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但武则天抄经的目的远不能用崇佛这一简单方式来解释。东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为了生存发展，佛教一直努力走上层路线，通过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乃至皇帝的接纳而得以流传。所谓“不依国主，法不得立”。因而服从政治需要也成为佛教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由宫廷组织的佛经抄写传播活动，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种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法，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实行教化。营造利于政权稳固的意识形态。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代崇佛的第一次高潮期。武则天自永徽元年入宫，其后晋位中宫，特别是高宗显庆以后苦风疾，政事多决于武则天，她的所有活动无不打上鲜明的政治印记。可以说，咸亨至仪凤年间这次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为武则天将来利用佛教统治打下了基础。武则天对于佛教，既有发自内心的虔诚，更有政治目的的需要。
此次写经始于咸亨元年(670)，持续到仪凤二年(677)为止。其中《妙法莲华经》为7卷，三千部共21000卷。这样大规模的宫廷写经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可谓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
二、出版机构及人员组织
唐代官方出版机构有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等。其人员基本上形成了有主持人或负责人——监、判官，主要编校人员——书手、详阅、修纂，复制人员——宅p书手、群书手、楷书手，装祯人员——熟纸匠、装潢匠等诸多人等的一整套体系，为叙述方便，现摘录写卷S，4551《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并将中华书局2000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见19件带尾题的《妙法莲华经》列表如下，以此为例讲行探讨。《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
成亨三年(672)八月廿九日，门下省群书手刘大悲写。用纸二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书手刘大悲，再校胜光寺僧行礼，三校胜光寺僧惠冲，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尾题中所列“群书手”即唐政府机关配备的专门抄书的人员，书手除了平日抄写公文外，还兼事抄书、抄经。他们写的经，都是官本。书手都是经过官方选拔的，唐统治者非常重视书法，将书法的优劣作为选官的一个标准，书手选取的多是书法优秀的官宦子弟充当。书手普遍设置于门下、中书、秘书诸省之文化图书机构，从《唐六典》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官方出版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
门下省是“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下而统大政者”的机要之司。弘文馆是隶属于门下省的一个文化机构。负责整理校勘典籍，教授生徒，对朝廷典章礼仪的建设起参议作用。《唐六典》卷8《门下省》载弘文馆设“校书郎二人，学生三十人，令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揭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据上表可知，高宗初年门下省还设有群书手一职。如表所示。赵文审、刘大悲、成公道、王智苑等书手就是隶属于弘文馆。中书省下设集贤殿书院和史馆，《唐六典》卷9《中书省》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集贤殿书院设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揭书手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史馆有“熟纸匠六人”，但不参与宫廷佛经出版活动。秘书省主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唐六典》卷10《秘书省》记载，秘书省“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孙玄爽便是秘书省楷书手。此外，左春坊是属于太子东宫的文化机构，所辖崇文馆、司经局掌东宫经籍图书，崇文馆设“校书二人，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揭书手二人，书手十人，熟纸匠三人，装潢匠五人，笔匠三人”，司经局也设楷书手25人。萧敬属左春坊楷书。在书手人员称谓上，有楷书、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能书、书直几类。
除了书手之外，还有负责校对的校书郎，写本书籍大量复制需要纸墨笔等材料，书写之后还需装裱成册。这些中央机构中配备了书写复制装潢的一班人马，设有熟纸匠、装潢匠和笔匠，如秘书省有装潢匠10人，弘文馆有9人，崇文馆、司经局各有2人，集贤院有装书直14人。由此可窥见唐代的抄书机构是一个由书手、装潢手、校对、详阅、主管、监造等各项工序人员组成的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写本出版机构。
三、出版制作流程
抄写是一种随意性较强、个人主观成分较大的复制工作。易于出现一部佛经典籍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对此，唐代官方通过制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控制，使每个抄经的程序都完全一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注重质量是唐代出版工作的重要特点。各个出版机构内部都形成了相近的人员配置、明确的分工体系和严格的工作流程。表中显示每卷经文制作严格遵循着抄写一校勘一详阅一装潢的工作流程。
1.三校四审制度
《妙法莲华经》的复制过程，除由官方书手抄写外，还有大量的经生。唐朝由于佛经抄写的兴盛，造就了一大批以抄写佛经为业的书法家。即“经生”，不同的书手由于其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等差别，经文的书法撰写艺术、技巧等也有高下之分，经生等知识分子担任书手，其书法多属上乘，而且敦煌的经生，大多学习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由此可见抄经字体的艺术性极强。
书手抄写完成之后，执行严格的三校四审制度。抄写人员的地位较低，可由经生或专业书工担任，初校也多由书手兼任，但再校和三校多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僧人担任。人手不够时，也可由同一人负责三个校次的工作。参与初校、再校、三校的僧人来自首都长安的15座寺院。
最早抄写于“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的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共设“详阅”六名“大德”：灵辩、嘉尚、玄则、持世、薄尘、德愻，而太原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的身份是“监”。之后抄写的各卷“详阅”均为“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据此推测。刚开始时就对佛经抄写的难度和可能出现的差错都有比较充分的估计，所以配备了阵容强大的审阅队伍。待到抄写熟练、流程确定之后，每一卷的人员配置也就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负责审阅者多是名僧。地位较高，多为大德、寺主、上座之类的。据赵和平考证，太原寺主慧立是天水人，贞观三年(629)出家，曾协助玄奘翻译佛经。任大慈恩寺翻经大德，后授太原寺主，曾为玄奘立传，题为《慈恩三藏行传》，“未成而卒，后广福寺沙门彦惊续而成之”，即今所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嘉尚也是玄奘的得意门生，曾协助玄奘在玉华宫翻译《大般若经》，任正义缀文之职。道成受学于长安恒济寺，后住于长安崇福寺。讲说弘律达三十年，文纲、怀素从其游学，皆出其门。“详阅”六僧之中有三人人《高僧传》。他们对抄写经文的审阅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文内容的准确性，确保抄经能够顺利完成。
2.主持与监造
唐代出版的监修制不断完善。监修虽然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但其最终形成还是在唐代。所谓监修制可以看作是官方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它的优点在于资金、人员可由官方统一调配、供给充足，且定稿、出版都有了专门责任人，利于保证图书的质量。
抄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共24000卷，需用纸四十四万七千张，历时若干年，牵涉到官府和寺院，需要组织、协调、物资保障等诸多工作，必然要有人主持与监造整个工程，他们就是使和判官。其职责类似于现在的主编或社长。从上述十九件写卷尾题的署名看。先后有两位判官、两位使监督这项写经事业。判官是“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和“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李德最早出现在S.2573《妙法莲华经》卷2，写于“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李德全名当为李善德，有的写卷省去“善”字，这是敦煌写本中常见的现象，二人生平事迹不详。他们的职责是主持、协调写经工程。在写经完毕后报告监管的使，由使上报朝廷。
使先后由虞昶和阎玄道担任。他们负责传达皇帝意旨，上传抄经进展，是皇家的派出人员。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写于“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第一次出现虞昶的名字，他的结衔为“大中大夫行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S.2573《妙法莲华经》卷2，虞昶的结衔为“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列名出现最晚的一件写经是S，0456《妙法莲华经》卷3，写于“咸亨五年(674)八月二日”，结衔为“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据这19件写卷，虞昶任使职的时间为四年，由其署名“监”制的《妙法莲华经》共存9个卷号。虞昶乃虞世南之子，《新唐书》卷102《虞世南传》记载：“子昶，终工部侍郎。”虞世南是贞观名臣，他的书法被当世及后代人所推崇，有家学渊源的虞昶任监督写经的使职可谓正得其人。
阎玄道接替虞昶担任使职。他首次出现在P.2195《妙法莲华经》卷6，写于“上元二年(675)十月十五日”，他的结衔是“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他的名衔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仪凤二年五月二十一”，即S，3094《妙法莲华经》卷2的校经列位中。由其署名“监”制的《妙法莲华经》共存9个卷号(据上表)，阎玄道任使职不满三年。阎玄道是书画名家阎立德之子，出任监督造经的使职也应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虞昶、阎玄道同为唐初名臣和书画名家之后，选择他们为使监造这批写经可见朝廷对这次出版工程的重视。
3.用纸与装潢
唐代标准宫廷写经一纸(28x48厘米左右)为28行，行17字；一卷经需纸若干张，最后要把一卷粘在一起，护首、拖尾做好才算完工。宫廷佛经抄写对纸张和笔墨均有严格的规定，这批写卷用的都是小麻纸，麻纸是当时上好的纸张。唐朝拥有造纸能力的地区增多，当时四川的麻纸与宣州的宣纸都已是名闻天下。从所见六件《妙法莲华经》第3卷尾题来看，用纸数量相同，均为19张，这说明六件的行款完全相同。如果行款不一，纸张数就有差别，如卷2有用纸20张和21张的。其中卷5的用纸量差别最大，写于“上元三年(676)五月十三日”的一卷用纸25张，比同样的卷多用了4张纸。
经过三校四审后的佛经写卷由装潢手负责装帧处理，装潢的技术性较强，要求较高。除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尾题记装潢手为王恭之外，其余均为装潢手解(善)集，题记记载中屡屡出现的解善集应当是经验丰富的能手。
4.抄经地点
唐代出版地区分布广泛，中心地区为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敦煌等地。赵和平研究指出，武则天抄写《妙法莲华经》的地点在太原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高宗、武后的咸亨、上元年间，两京有三个太原寺。一在长安休祥坊，《唐两京城坊考》“东北隅，崇福寺”下注：“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成亨元年，以武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寺额武太后飞白书。”回二在长安安定坊，三在东都洛阳教义坊，后徙于积德坊。赵和平推定抄经地点应为长安休祥坊的太原寺。
综上，《妙法莲华经》由官方文化机构配备的官经生、书手、楷书手、群书手等抄写，每卷抄写完成后由经生、寺僧进行初校、再校、三校，由寺主、上座、大德等高僧“详阅”，再由 官方派出监造的判官、使过目定稿完成其编辑环节，最后是装潢，由此完成了整个出版流程。具有数量庞大、校勘精准、纸墨优良、字迹美观、装潢精美等特点。每道工作都有专人各司其职，每个环节都须属名确认，井然有序。每卷的最后作题记，记录参与人员和用纸情况，这可以说是今天图书版权页的初始形态。由此。这项浩大的宫廷佛经出版工程在这一套运作有效的机构和流程保证下得以完成。
四、写经卷的流通及意义
流通相当于现在的发行，是出版的最终环节，没有流通。也就不能称其为出版。唐时围绕着书业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图书由此可以流通到边远的地方。流通的方式除市场流通外，常见的还有颁赐流通。对于佛经来说。赏赐是主要的进入社会的传播渠道。这种赏赐活动意在提升佛教的影响力，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借助政治力量而推广的佛经与其他传播方式比较，不论在传播范围上，还是受众的接收方面，都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三千部《妙法莲华经》最终即通过颁赐的方式流向全国。虽然每一部写经卷具体的流通去向我们尚无法考证，但居于僻远的沙州寺院1300年后还能存留下几十卷宫廷写经，足可证明三千部之说为实。
宫廷大规模抄写佛经虽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但客观上达到了宣传和保存佛教经典的目的，并作为通行全国的范本用以校勘佛经，从而促进了佛教经典的流传。
从出版的角度看。唐朝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产生了较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在古代出版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在古代出版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版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出版史，自汉至唐，是抄本出版时期，自五代起。进入雕版印刷时期。唐代是印刷出版的孕育期，五代是成熟期，而正是唐末佛经的印刷出版为五代技术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佛教传播繁荣，而写经是一种获取功德的重要途径，由此带动了佛经翻译、传抄、复制的盛行，而抄经是一件异常辛苦的差事。效率极低，抄经手们必然会衍发出改变这种落后、单调的工作方式的主观要求。客观上。民众对佛经的需求量相当大。传统的抄写活动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而且抄经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财力，对于既不识字、也难以支付昂贵的抄写报酬的普通信奉者而言，显然无法企及。佛教的普及与佛经的难求之间也形成了一对尴尬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可行性办法就是发明一种成本低廉、效率更高的复制出版的技术。唐代佛经抄写有力地推动了雕版印刷的发明。佛教越兴盛、抄经就越繁荣，改进图书制作方式的愿望就越强烈。雕版印刷最早即起源于初唐，从目前发现的出土文献来看，初唐时期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是佛经。其中一件为武则天在位期间刻印的《妙法莲花经》。该经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卷轴装，行19字，黄麻纸印刷。经文中使用了武则天诏令中独创的‘制字’，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更有学者认为推动雕版印刷产生、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佛教信仰：“从考古发掘看，中唐的雕版印刷品无一例外地与佛教发生直接联系，而文献所记录的印刷活动也多与佛教相关。”
佛教的广泛传播，使雕版印刷术传播到国外，最先传人的是朝鲜、日本等邻国。从在朝鲜、日本考古发现的早期印刷文献来看，也大多是佛经，且时间都在中唐以后，其印刷技术也均是由中国传人的。美国印刷史研究专家L.C.Goodris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唐朝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其出版组织、出版方式、出版规模、出版技术等等。都在中国甚至世界出版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唐代；敦煌；佛经；妙法莲华经；古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5-0095-06
唐代佛教盛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有大规模的抄经活动，虽然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有了初步发展，但据史料特别是出土的敦煌文书考证，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书手手抄而成。因此唐朝被誉为古代写本时代最鼎盛的时期。以往对唐代抄经多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去研究，而未将其纳入出版学的范畴。本文之所以称唐代抄经为“出版”而不是通常研究提到的“抄写”，是因为这是由宫廷(官方)组织的目的明确、规模宏大、由官员主持监制、由专门机构和人员抄写、规格用纸装帧统一、有严格的三校四审制度并有流通去向的活动。按照目前学界“大出版观”内涵，认为具有一定规模、有某种载体承载、有相关制作过程并最终公之于众的活动，即可称之为出版行为。而考察中国古代出版于何时诞生的依据，即“是否实现公众传播”，
“这是从出版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去判断出版是否诞生”。因此唐代宫廷佛经抄写即可认为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
凡官方抄写的经文其“正文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这相当于今天图书的封面，而经卷尾要写题记，包括抄经年代、抄写者，校对者、审阅者姓名等，由中华书局2000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可见一些写卷特别是宫廷佛经的尾题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今天图书版权页的诸多要素。通过对这些题记的研究。可以得出写卷制作的大致流程。现仅以唐代咸亨元年到仪凤二年抄写并保存于敦煌石室的《妙法莲华经》为例，对唐代宫廷佛经出版作一考略，由此可推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
一、出版目的与规模
唐代官方修书一般都有明确的出版目的。咸亨元年(670)九月甲申，武则天之母杨氏去世，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佛教思想的熏陶，武则天自幼也皈依佛门。因此武则天发愿敬造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为已逝父母追福，以写经来造功德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但武则天抄经的目的远不能用崇佛这一简单方式来解释。东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为了生存发展，佛教一直努力走上层路线，通过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乃至皇帝的接纳而得以流传。所谓“不依国主，法不得立”。因而服从政治需要也成为佛教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由宫廷组织的佛经抄写传播活动，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种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法，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实行教化。营造利于政权稳固的意识形态。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代崇佛的第一次高潮期。武则天自永徽元年入宫，其后晋位中宫，特别是高宗显庆以后苦风疾，政事多决于武则天，她的所有活动无不打上鲜明的政治印记。可以说，咸亨至仪凤年间这次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为武则天将来利用佛教统治打下了基础。武则天对于佛教，既有发自内心的虔诚，更有政治目的的需要。
此次写经始于咸亨元年(670)，持续到仪凤二年(677)为止。其中《妙法莲华经》为7卷，三千部共21000卷。这样大规模的宫廷写经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可谓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
二、出版机构及人员组织
唐代官方出版机构有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等。其人员基本上形成了有主持人或负责人——监、判官，主要编校人员——书手、详阅、修纂，复制人员——宅p书手、群书手、楷书手，装祯人员——熟纸匠、装潢匠等诸多人等的一整套体系，为叙述方便，现摘录写卷S，4551《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并将中华书局2000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见19件带尾题的《妙法莲华经》列表如下，以此为例讲行探讨。《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
成亨三年(672)八月廿九日，门下省群书手刘大悲写。用纸二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书手刘大悲，再校胜光寺僧行礼，三校胜光寺僧惠冲，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尾题中所列“群书手”即唐政府机关配备的专门抄书的人员，书手除了平日抄写公文外，还兼事抄书、抄经。他们写的经，都是官本。书手都是经过官方选拔的，唐统治者非常重视书法，将书法的优劣作为选官的一个标准，书手选取的多是书法优秀的官宦子弟充当。书手普遍设置于门下、中书、秘书诸省之文化图书机构，从《唐六典》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官方出版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
门下省是“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下而统大政者”的机要之司。弘文馆是隶属于门下省的一个文化机构。负责整理校勘典籍，教授生徒，对朝廷典章礼仪的建设起参议作用。《唐六典》卷8《门下省》载弘文馆设“校书郎二人，学生三十人，令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揭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据上表可知，高宗初年门下省还设有群书手一职。如表所示。赵文审、刘大悲、成公道、王智苑等书手就是隶属于弘文馆。中书省下设集贤殿书院和史馆，《唐六典》卷9《中书省》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集贤殿书院设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揭书手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史馆有“熟纸匠六人”，但不参与宫廷佛经出版活动。秘书省主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唐六典》卷10《秘书省》记载，秘书省“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孙玄爽便是秘书省楷书手。此外，左春坊是属于太子东宫的文化机构，所辖崇文馆、司经局掌东宫经籍图书，崇文馆设“校书二人，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揭书手二人，书手十人，熟纸匠三人，装潢匠五人，笔匠三人”，司经局也设楷书手25人。萧敬属左春坊楷书。在书手人员称谓上，有楷书、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能书、书直几类。
除了书手之外，还有负责校对的校书郎，写本书籍大量复制需要纸墨笔等材料，书写之后还需装裱成册。这些中央机构中配备了书写复制装潢的一班人马，设有熟纸匠、装潢匠和笔匠，如秘书省有装潢匠10人，弘文馆有9人，崇文馆、司经局各有2人，集贤院有装书直14人。由此可窥见唐代的抄书机构是一个由书手、装潢手、校对、详阅、主管、监造等各项工序人员组成的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写本出版机构。
三、出版制作流程
抄写是一种随意性较强、个人主观成分较大的复制工作。易于出现一部佛经典籍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对此，唐代官方通过制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控制，使每个抄经的程序都完全一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注重质量是唐代出版工作的重要特点。各个出版机构内部都形成了相近的人员配置、明确的分工体系和严格的工作流程。表中显示每卷经文制作严格遵循着抄写一校勘一详阅一装潢的工作流程。
1.三校四审制度
《妙法莲华经》的复制过程，除由官方书手抄写外，还有大量的经生。唐朝由于佛经抄写的兴盛，造就了一大批以抄写佛经为业的书法家。即“经生”，不同的书手由于其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等差别，经文的书法撰写艺术、技巧等也有高下之分，经生等知识分子担任书手，其书法多属上乘，而且敦煌的经生，大多学习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由此可见抄经字体的艺术性极强。
书手抄写完成之后，执行严格的三校四审制度。抄写人员的地位较低，可由经生或专业书工担任，初校也多由书手兼任，但再校和三校多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僧人担任。人手不够时，也可由同一人负责三个校次的工作。参与初校、再校、三校的僧人来自首都长安的15座寺院。
最早抄写于“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的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共设“详阅”六名“大德”：灵辩、嘉尚、玄则、持世、薄尘、德愻，而太原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的身份是“监”。之后抄写的各卷“详阅”均为“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据此推测。刚开始时就对佛经抄写的难度和可能出现的差错都有比较充分的估计，所以配备了阵容强大的审阅队伍。待到抄写熟练、流程确定之后，每一卷的人员配置也就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负责审阅者多是名僧。地位较高，多为大德、寺主、上座之类的。据赵和平考证，太原寺主慧立是天水人，贞观三年(629)出家，曾协助玄奘翻译佛经。任大慈恩寺翻经大德，后授太原寺主，曾为玄奘立传，题为《慈恩三藏行传》，“未成而卒，后广福寺沙门彦惊续而成之”，即今所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嘉尚也是玄奘的得意门生，曾协助玄奘在玉华宫翻译《大般若经》，任正义缀文之职。道成受学于长安恒济寺，后住于长安崇福寺。讲说弘律达三十年，文纲、怀素从其游学，皆出其门。“详阅”六僧之中有三人人《高僧传》。他们对抄写经文的审阅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文内容的准确性，确保抄经能够顺利完成。
2.主持与监造
唐代出版的监修制不断完善。监修虽然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但其最终形成还是在唐代。所谓监修制可以看作是官方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它的优点在于资金、人员可由官方统一调配、供给充足，且定稿、出版都有了专门责任人，利于保证图书的质量。
抄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共24000卷，需用纸四十四万七千张，历时若干年，牵涉到官府和寺院，需要组织、协调、物资保障等诸多工作，必然要有人主持与监造整个工程，他们就是使和判官。其职责类似于现在的主编或社长。从上述十九件写卷尾题的署名看。先后有两位判官、两位使监督这项写经事业。判官是“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和“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李德最早出现在S.2573《妙法莲华经》卷2，写于“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李德全名当为李善德，有的写卷省去“善”字，这是敦煌写本中常见的现象，二人生平事迹不详。他们的职责是主持、协调写经工程。在写经完毕后报告监管的使，由使上报朝廷。
使先后由虞昶和阎玄道担任。他们负责传达皇帝意旨，上传抄经进展，是皇家的派出人员。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写于“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第一次出现虞昶的名字，他的结衔为“大中大夫行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S.2573《妙法莲华经》卷2，虞昶的结衔为“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列名出现最晚的一件写经是S，0456《妙法莲华经》卷3，写于“咸亨五年(674)八月二日”，结衔为“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据这19件写卷，虞昶任使职的时间为四年，由其署名“监”制的《妙法莲华经》共存9个卷号。虞昶乃虞世南之子，《新唐书》卷102《虞世南传》记载：“子昶，终工部侍郎。”虞世南是贞观名臣，他的书法被当世及后代人所推崇，有家学渊源的虞昶任监督写经的使职可谓正得其人。
阎玄道接替虞昶担任使职。他首次出现在P.2195《妙法莲华经》卷6，写于“上元二年(675)十月十五日”，他的结衔是“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他的名衔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仪凤二年五月二十一”，即S，3094《妙法莲华经》卷2的校经列位中。由其署名“监”制的《妙法莲华经》共存9个卷号(据上表)，阎玄道任使职不满三年。阎玄道是书画名家阎立德之子，出任监督造经的使职也应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虞昶、阎玄道同为唐初名臣和书画名家之后，选择他们为使监造这批写经可见朝廷对这次出版工程的重视。
3.用纸与装潢
唐代标准宫廷写经一纸(28x48厘米左右)为28行，行17字；一卷经需纸若干张，最后要把一卷粘在一起，护首、拖尾做好才算完工。宫廷佛经抄写对纸张和笔墨均有严格的规定，这批写卷用的都是小麻纸，麻纸是当时上好的纸张。唐朝拥有造纸能力的地区增多，当时四川的麻纸与宣州的宣纸都已是名闻天下。从所见六件《妙法莲华经》第3卷尾题来看，用纸数量相同，均为19张，这说明六件的行款完全相同。如果行款不一，纸张数就有差别，如卷2有用纸20张和21张的。其中卷5的用纸量差别最大，写于“上元三年(676)五月十三日”的一卷用纸25张，比同样的卷多用了4张纸。
经过三校四审后的佛经写卷由装潢手负责装帧处理，装潢的技术性较强，要求较高。除s，5319《妙法莲华经》卷3尾题记装潢手为王恭之外，其余均为装潢手解(善)集，题记记载中屡屡出现的解善集应当是经验丰富的能手。
4.抄经地点
唐代出版地区分布广泛，中心地区为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敦煌等地。赵和平研究指出，武则天抄写《妙法莲华经》的地点在太原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高宗、武后的咸亨、上元年间，两京有三个太原寺。一在长安休祥坊，《唐两京城坊考》“东北隅，崇福寺”下注：“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成亨元年，以武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寺额武太后飞白书。”回二在长安安定坊，三在东都洛阳教义坊，后徙于积德坊。赵和平推定抄经地点应为长安休祥坊的太原寺。
综上，《妙法莲华经》由官方文化机构配备的官经生、书手、楷书手、群书手等抄写，每卷抄写完成后由经生、寺僧进行初校、再校、三校，由寺主、上座、大德等高僧“详阅”，再由 官方派出监造的判官、使过目定稿完成其编辑环节，最后是装潢，由此完成了整个出版流程。具有数量庞大、校勘精准、纸墨优良、字迹美观、装潢精美等特点。每道工作都有专人各司其职，每个环节都须属名确认，井然有序。每卷的最后作题记，记录参与人员和用纸情况，这可以说是今天图书版权页的初始形态。由此。这项浩大的宫廷佛经出版工程在这一套运作有效的机构和流程保证下得以完成。
四、写经卷的流通及意义
流通相当于现在的发行，是出版的最终环节，没有流通。也就不能称其为出版。唐时围绕着书业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图书由此可以流通到边远的地方。流通的方式除市场流通外，常见的还有颁赐流通。对于佛经来说。赏赐是主要的进入社会的传播渠道。这种赏赐活动意在提升佛教的影响力，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借助政治力量而推广的佛经与其他传播方式比较，不论在传播范围上，还是受众的接收方面，都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三千部《妙法莲华经》最终即通过颁赐的方式流向全国。虽然每一部写经卷具体的流通去向我们尚无法考证，但居于僻远的沙州寺院1300年后还能存留下几十卷宫廷写经，足可证明三千部之说为实。
宫廷大规模抄写佛经虽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但客观上达到了宣传和保存佛教经典的目的，并作为通行全国的范本用以校勘佛经，从而促进了佛教经典的流传。
从出版的角度看。唐朝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产生了较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在古代出版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在古代出版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版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出版史，自汉至唐，是抄本出版时期，自五代起。进入雕版印刷时期。唐代是印刷出版的孕育期，五代是成熟期，而正是唐末佛经的印刷出版为五代技术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佛教传播繁荣，而写经是一种获取功德的重要途径，由此带动了佛经翻译、传抄、复制的盛行，而抄经是一件异常辛苦的差事。效率极低，抄经手们必然会衍发出改变这种落后、单调的工作方式的主观要求。客观上。民众对佛经的需求量相当大。传统的抄写活动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而且抄经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财力，对于既不识字、也难以支付昂贵的抄写报酬的普通信奉者而言，显然无法企及。佛教的普及与佛经的难求之间也形成了一对尴尬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可行性办法就是发明一种成本低廉、效率更高的复制出版的技术。唐代佛经抄写有力地推动了雕版印刷的发明。佛教越兴盛、抄经就越繁荣，改进图书制作方式的愿望就越强烈。雕版印刷最早即起源于初唐，从目前发现的出土文献来看，初唐时期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是佛经。其中一件为武则天在位期间刻印的《妙法莲花经》。该经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卷轴装，行19字，黄麻纸印刷。经文中使用了武则天诏令中独创的‘制字’，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更有学者认为推动雕版印刷产生、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佛教信仰：“从考古发掘看，中唐的雕版印刷品无一例外地与佛教发生直接联系，而文献所记录的印刷活动也多与佛教相关。”
佛教的广泛传播，使雕版印刷术传播到国外，最先传人的是朝鲜、日本等邻国。从在朝鲜、日本考古发现的早期印刷文献来看，也大多是佛经，且时间都在中唐以后，其印刷技术也均是由中国传人的。美国印刷史研究专家L.C.Goodris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唐朝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其出版组织、出版方式、出版规模、出版技术等等。都在中国甚至世界出版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