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探究知识的能力。高中历史课程选修模块中有“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又现在历史考试题型多材料分析题。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教学中有意安排一个探究课题——曹操人才思想探究。我要求同学们分组收集资料，通过研究曹操的诗文和他战斗生涯中种种用人事例，来探究其人才思想。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这次活动开展得较为理想。现将同学们探究的结果梳理如下，供各位品评。
一、“以人为贵”，确立人才地位
“天地间，人为贵”这是曹操在《度关山》一诗中开头就提出的，表达了他“不信天命”而对“人”的重视，冲破了过去君神为贵的传统观念，从内容上分析，这是一首希望通过明君、贤吏的治理出现太平盛世的明志之作，说明了曹操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重视。《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一诗，是最能表现曹操渴慕贤才的真情流露杰作。他以非常充沛的情感，唱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诗句，表达了他急欲争取贤才的渴慕心情，继而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抒发其想尽揽天下贤才，实现其政治思想的恢宏气度。可以说这是用诗歌形式寄出的另一个“求贤令”。
曹操一贯重视谋士的作用，也就是重视智力的作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事实上，曹操确实汇集了一批谋士在他身旁，成为他的智囊团，在扶佐其统一大业中起了重大作用。曹操在为他的重要谋士荀或（yu）论功时，提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说荀或（yu）为其出其谋划策有很大功劳，提出“夫功未必皆野战也”。
二、“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的统治区域迅速扩大。为了把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从军队中选拔一批有战功才能的将吏，担任地方长官。但有人提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曹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了《论吏士行能令》，反驳这些人错误看法：“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明确提出“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他发布的《求贤令》中又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正是针对东汉用的人弊政而发，即要求用人，便不能像东汉那样讲出身、重门弟了。
曹操用人上不避偏短。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但经荀攸推荐，曹操敢用他们“终各显名”。曹操对于敌对营垒投降或归附过来有才能的人，均能不计前嫌，量才使用，甚至委以重任。“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过去曾为袁绍起草过《讨曹操檄文》，痛骂曹操，他和阮瑀归附曹操后，一道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张辽、徐晃都是从战俘中发现和起用的，袁绍的部将张郃在官渡之战紧要关头投降曹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曹操有名的战将。曹操还十分注意从下层选拔人才。正所谓“名扬仄陋，唯才是举”。乐进原是曹操的下级官吏，后因屡建厅功，升为右将军；于禁原是鲍信的士兵，后拜为军司马、右将军。
三、“因器授职，人才各尽其能
知人善任是曹操用人的最大特色。王修原是袁潭的别驾，为政清正廉明，曹操攻破南皮，王修归附曹操，曹操察看王修的家产，只见谷不满十斛，书却有数百卷，他叹息着说：“节士果然不是妄自其名”。于是礼任他为司空椽，行司金中郎将，让他去领导盐铁官营的工作，后来又迁任魏郡太守。王修到任后，抑制豪强，扶持贫弱，严明赏罚，百姓们都称赞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二月，曹操远征汉中，派张辽、乐进、李典只带7000多人驻守合肥。他给护军薛悌一首密教，封皮上写：“贼至乃发。”八月，孙权率10万大军转攻合肥，薛拆开密封一看，上面写道：“若孙权至，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不得与战。”张辽马上领会了密教的旨意说“曹公远征在外，等救兵到，我们一定被打败了。这是指示我们，等敌人没有合围就去迎击，挫折他的锐气，安定众心，才可以守住城。成败的关键在此一战。”遂选精兵800人，奋勇出击，直捣孙权的指挥旗下。孙权极其惊惧，围了十多天就退走了。张辽又乘胜追击，打败了孙权。这充分说明曹操不但善于用兵，更善于用人。东晋史学家孙盛评论说“合肥守御，弱而无援，如果专任勇（指张辽、李典），必然好战，导致失败；如果专任怯（指比较持重的乐进），必然生惧而难保。曹公勇怯互用，实在妙极了。
四、“奖惩分明”，人才心悦诚服
曹操对于扶佐其完成统一大业的，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官，都比较注意奖赏。荀或(yu)替曹操出谋划策，多次使曹操转危为安，转败为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平定河北后，上表爵封他為万寿亭侯。称赞他“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乐进、于禁、张辽，跟随曹操南征北讨，屡建奇功，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表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并称赞他们：“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建安十二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集团以后，下令封赏功臣。他把有功的20余人封为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同时还下令免去死难将士子女的徭役，并把自己封地的租赋收入，分给他们以及众将属官和入伍早的士兵。就是对死去的功臣，曹操也常常念及，不忘封赏。建安十二年，郭嘉死后，曹操上表追增郭嘉的封邑，并详细表述了郭嘉的功绩。
曹操不仅有功必赏，而且有过必罚。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在打败袁绍、袁谭、袁尚之后，发布了《败军抵罪令》规定“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这是针对当时军法只赏功不罚罪缺点而发布的。这样赏罚分明，就能使贤者得而进，庸者惧怯，无真才实学者难以滥竽充数。
一、“以人为贵”，确立人才地位
“天地间，人为贵”这是曹操在《度关山》一诗中开头就提出的，表达了他“不信天命”而对“人”的重视，冲破了过去君神为贵的传统观念，从内容上分析，这是一首希望通过明君、贤吏的治理出现太平盛世的明志之作，说明了曹操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重视。《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一诗，是最能表现曹操渴慕贤才的真情流露杰作。他以非常充沛的情感，唱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诗句，表达了他急欲争取贤才的渴慕心情，继而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抒发其想尽揽天下贤才，实现其政治思想的恢宏气度。可以说这是用诗歌形式寄出的另一个“求贤令”。
曹操一贯重视谋士的作用，也就是重视智力的作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事实上，曹操确实汇集了一批谋士在他身旁，成为他的智囊团，在扶佐其统一大业中起了重大作用。曹操在为他的重要谋士荀或（yu）论功时，提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说荀或（yu）为其出其谋划策有很大功劳，提出“夫功未必皆野战也”。
二、“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的统治区域迅速扩大。为了把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从军队中选拔一批有战功才能的将吏，担任地方长官。但有人提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曹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了《论吏士行能令》，反驳这些人错误看法：“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明确提出“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他发布的《求贤令》中又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正是针对东汉用的人弊政而发，即要求用人，便不能像东汉那样讲出身、重门弟了。
曹操用人上不避偏短。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但经荀攸推荐，曹操敢用他们“终各显名”。曹操对于敌对营垒投降或归附过来有才能的人，均能不计前嫌，量才使用，甚至委以重任。“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过去曾为袁绍起草过《讨曹操檄文》，痛骂曹操，他和阮瑀归附曹操后，一道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张辽、徐晃都是从战俘中发现和起用的，袁绍的部将张郃在官渡之战紧要关头投降曹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曹操有名的战将。曹操还十分注意从下层选拔人才。正所谓“名扬仄陋，唯才是举”。乐进原是曹操的下级官吏，后因屡建厅功，升为右将军；于禁原是鲍信的士兵，后拜为军司马、右将军。
三、“因器授职，人才各尽其能
知人善任是曹操用人的最大特色。王修原是袁潭的别驾，为政清正廉明，曹操攻破南皮，王修归附曹操，曹操察看王修的家产，只见谷不满十斛，书却有数百卷，他叹息着说：“节士果然不是妄自其名”。于是礼任他为司空椽，行司金中郎将，让他去领导盐铁官营的工作，后来又迁任魏郡太守。王修到任后，抑制豪强，扶持贫弱，严明赏罚，百姓们都称赞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二月，曹操远征汉中，派张辽、乐进、李典只带7000多人驻守合肥。他给护军薛悌一首密教，封皮上写：“贼至乃发。”八月，孙权率10万大军转攻合肥，薛拆开密封一看，上面写道：“若孙权至，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不得与战。”张辽马上领会了密教的旨意说“曹公远征在外，等救兵到，我们一定被打败了。这是指示我们，等敌人没有合围就去迎击，挫折他的锐气，安定众心，才可以守住城。成败的关键在此一战。”遂选精兵800人，奋勇出击，直捣孙权的指挥旗下。孙权极其惊惧，围了十多天就退走了。张辽又乘胜追击，打败了孙权。这充分说明曹操不但善于用兵，更善于用人。东晋史学家孙盛评论说“合肥守御，弱而无援，如果专任勇（指张辽、李典），必然好战，导致失败；如果专任怯（指比较持重的乐进），必然生惧而难保。曹公勇怯互用，实在妙极了。
四、“奖惩分明”，人才心悦诚服
曹操对于扶佐其完成统一大业的，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官，都比较注意奖赏。荀或(yu)替曹操出谋划策，多次使曹操转危为安，转败为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平定河北后，上表爵封他為万寿亭侯。称赞他“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乐进、于禁、张辽，跟随曹操南征北讨，屡建奇功，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表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并称赞他们：“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建安十二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集团以后，下令封赏功臣。他把有功的20余人封为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同时还下令免去死难将士子女的徭役，并把自己封地的租赋收入，分给他们以及众将属官和入伍早的士兵。就是对死去的功臣，曹操也常常念及，不忘封赏。建安十二年，郭嘉死后，曹操上表追增郭嘉的封邑，并详细表述了郭嘉的功绩。
曹操不仅有功必赏，而且有过必罚。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在打败袁绍、袁谭、袁尚之后，发布了《败军抵罪令》规定“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这是针对当时军法只赏功不罚罪缺点而发布的。这样赏罚分明，就能使贤者得而进，庸者惧怯，无真才实学者难以滥竽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