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侨乡黄茅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他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
　　1925年10月，左权被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刻苦攻读俄语，努力钻研各种必修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学》等。1927年9月，左权在中大毕业，遵照党组织指示，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1930年6月，左权奉命同刘伯承等一道从苏联回国，回国不久后便到苏区工作。从此，他把自己全部心血融于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十余年，未尝一日离开过人民军队。他先后任新十二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红一军团为前驱，左权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改编后，部队随即由陕西出发，左权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舟渡过黄河，辗转进入太行山区。1937年12月3日，他给母亲张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为打击敌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敌进攻西安计划，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设想趁青纱帐和雨季对华北敌军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发出了上报中央军委，下达一二O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8月20日晚，全线发起攻击。左权根据实际参战部队约数，始称此次战役为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我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证明了敌寇“扫荡”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手段“囚笼政策”与堡垒主义，是能击破的。李达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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