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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20召开以前,美国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当时中国就非常反对这个框架,认为这是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文件。我也觉得这的确是美国想推卸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理论借口,但是我觉得里面也包含着几分道理。全球化确实是对各个国家都有利,但是全球化毕竟不是那些提倡贸易的经济学家推动的,发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包括那些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人物。金融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中美之间。我们的估计是,中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现在世界经济确实是失衡的状态,这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中国来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失衡:
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走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有其历史作用,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贡献非常大,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内需跟不上的话,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前段时间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到中国来,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富裕国家借钱给穷国家,没有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道理。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开会,日本朋友说这下子可好了,美国找到一个付账单的新伙伴,日本付账单已经付了多少年了。日本人说,中国继续买美国的国债,不买也不行,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绑架你买下去。日本人说实际上美国人打伊拉克炸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出的,美国牺牲掉他们的一些战士,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人付的账。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维系下去。出口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花那么大的精力来鼓励出口。
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曾经也是想促进内需,但是那次因为是亚洲的危机,不是欧美的危机,所以来自西方的需求量还是有的,所以促进内需并不是很成功。这次危机来了以后,当成很好的一个机会,有关部门也是用很多的方式继续促进出口,有出口补贴。我觉得很多方法不是很公平。假设你继续鼓励出口,就相当于穷的省份补贴富裕的省份,就相当于贵州补贴广东,这个没有很多的必要,应该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推动内需上,因为外面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再这样下去尽管能维持,花的精力很多,取得的成效会很少。
第二个不均衡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均衡。中国国有部门本来就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十大产业,好多都跑到国有部门去,现在的“国进民退”,从历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一些学术界的讨论,大家讨论私有化,我觉得完全的私有化也不现实。中国的国有经济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几千年都是国家要垄断一些关键的部门,但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国有企业毫无边界,非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许多企业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方面都难尽人意,正因为这样,中国才需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是现在一种严重的失衡。本来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结果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真正变成危机了。
第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现在中国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大,但是只是量大,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中中小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无论是就业也好,改善收入分配也好,都起了很多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如果要取得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只能靠中小型企业,不能靠大型企业。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够发达。好多人主张国家的二次分配,我倒觉得如果是一次分配、也就是经济结构一次性分配做不好的话,二次分配再有效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国家再补助他也是很贫穷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在任何国家都这样。从理论上说,中国还是很重视中小企业,但是真正的政策支持还是较少。
第四个失衡,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中国前面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就是投资启动的,都是生产性的投资,像一些基础设施、制造业,都是生产性投资。中国的社会性投资,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环保、教育等方面比较少。因为各级政府都是短线投资,政府官员就说我投资下来三五年要见效果,社会性的效果不明显,投资就较少。中国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消费型社会,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而是中国人不敢消费。中国老百姓怎么敢消费,很多要做预防性储蓄。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就要社会性投资,就要社会改革,这个政策方向很对头。社会改革需要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有了钱用不出去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既得利益太多了,很多国家社会改革很难,是因为没钱,中国的问题是有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可以把很多钱花到社会性投资上,不过结果很多还是花到生产性投资上,这是一大遗憾。只要社会性和生产性投资不平衡,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
第五是新的现象,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以前我们理解政府和市场是两个领域,中国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市场成为政府的工具。现在国有企业大鱼吃小鱼,国有企业吃非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市场机制。市场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是现在市场的主体却是政府,尤其是政府背后支持的国有企业。这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我觉得这个现象发展下去对中国以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有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制度性建设有非常大的阻碍,为什么西方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很发达,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什么东西都要社会去做,一方面鼓励社会发展,鼓励经济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很多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向社会吸取资源。中国几千年来政府老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产业很放心。中国因为国家大,应付危机,国有企业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这个方面不平衡,中国以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今天讲经济转型,经济危机,我觉得如果这真是一个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型是好事,但是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转型,这个危机就很可能把中国拖住了,中华复兴将会延以时日。(摘自:搜狐财经 2009年11月2日 编辑:张小玲)
现在世界经济确实是失衡的状态,这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中国来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失衡:
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走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有其历史作用,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贡献非常大,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内需跟不上的话,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前段时间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到中国来,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富裕国家借钱给穷国家,没有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道理。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开会,日本朋友说这下子可好了,美国找到一个付账单的新伙伴,日本付账单已经付了多少年了。日本人说,中国继续买美国的国债,不买也不行,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绑架你买下去。日本人说实际上美国人打伊拉克炸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出的,美国牺牲掉他们的一些战士,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人付的账。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维系下去。出口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花那么大的精力来鼓励出口。
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曾经也是想促进内需,但是那次因为是亚洲的危机,不是欧美的危机,所以来自西方的需求量还是有的,所以促进内需并不是很成功。这次危机来了以后,当成很好的一个机会,有关部门也是用很多的方式继续促进出口,有出口补贴。我觉得很多方法不是很公平。假设你继续鼓励出口,就相当于穷的省份补贴富裕的省份,就相当于贵州补贴广东,这个没有很多的必要,应该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推动内需上,因为外面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再这样下去尽管能维持,花的精力很多,取得的成效会很少。
第二个不均衡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均衡。中国国有部门本来就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十大产业,好多都跑到国有部门去,现在的“国进民退”,从历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一些学术界的讨论,大家讨论私有化,我觉得完全的私有化也不现实。中国的国有经济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几千年都是国家要垄断一些关键的部门,但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国有企业毫无边界,非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许多企业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方面都难尽人意,正因为这样,中国才需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是现在一种严重的失衡。本来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结果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真正变成危机了。
第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现在中国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大,但是只是量大,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中中小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无论是就业也好,改善收入分配也好,都起了很多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如果要取得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只能靠中小型企业,不能靠大型企业。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够发达。好多人主张国家的二次分配,我倒觉得如果是一次分配、也就是经济结构一次性分配做不好的话,二次分配再有效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国家再补助他也是很贫穷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在任何国家都这样。从理论上说,中国还是很重视中小企业,但是真正的政策支持还是较少。
第四个失衡,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中国前面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就是投资启动的,都是生产性的投资,像一些基础设施、制造业,都是生产性投资。中国的社会性投资,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环保、教育等方面比较少。因为各级政府都是短线投资,政府官员就说我投资下来三五年要见效果,社会性的效果不明显,投资就较少。中国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消费型社会,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而是中国人不敢消费。中国老百姓怎么敢消费,很多要做预防性储蓄。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就要社会性投资,就要社会改革,这个政策方向很对头。社会改革需要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有了钱用不出去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既得利益太多了,很多国家社会改革很难,是因为没钱,中国的问题是有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可以把很多钱花到社会性投资上,不过结果很多还是花到生产性投资上,这是一大遗憾。只要社会性和生产性投资不平衡,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
第五是新的现象,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以前我们理解政府和市场是两个领域,中国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市场成为政府的工具。现在国有企业大鱼吃小鱼,国有企业吃非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市场机制。市场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是现在市场的主体却是政府,尤其是政府背后支持的国有企业。这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我觉得这个现象发展下去对中国以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有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制度性建设有非常大的阻碍,为什么西方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很发达,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什么东西都要社会去做,一方面鼓励社会发展,鼓励经济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很多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向社会吸取资源。中国几千年来政府老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产业很放心。中国因为国家大,应付危机,国有企业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这个方面不平衡,中国以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今天讲经济转型,经济危机,我觉得如果这真是一个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型是好事,但是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转型,这个危机就很可能把中国拖住了,中华复兴将会延以时日。(摘自:搜狐财经 2009年11月2日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