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还同宿舍，于是我俩的感情特别好。
　　每天吃完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然后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在校园里遛弯，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
　　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听我们胡扯，主要是因为那位兄弟博古通今，满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胡编是我吃饭的本，我们俩从纪晓岚一路扯到爱因斯坦。但到了期中期末时，功课繁忙，大家都去准备考试，没人来听我们胡扯，散步的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除了散步，有时还跳跳踢踏舞。严格地说，还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这位兄弟曾在内蒙古插队，对马儿极有感情，一看到电视上有马术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他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给他出过一个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内蒙古，弄匹马来练练好了。”他却说：“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骑上它就差不多了，怎么忍心让它来跳舞——再说，牧民也不会答应，他们常说：‘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
　　忽然，他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啊呀，年兄，咱们俩合起来是四条腿，和马的腿一样多嘛！”他建议我们来练习盛装舞步，我也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虽然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点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的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后來有一天，有个男同学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记得他是上海人，戴副小眼镜——他看了我们一阵，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不像话。”说完就走了。
　　这位同学走了以后，我们停了一会儿。他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不理他，咱们接着跳！”直到操练完毕，我们才回宿舍拿书，去阅览室上晚自习。第二天傍晚，还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镜”又来了，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半天。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下来，继续我们的把戏。
　　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舞步，有个女生经过，笑了笑说：“狗撒尿。”然后飘然而去。我们的步法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法，非职业舞蹈家不可，远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们忽然认为，盛装舞步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
　　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靠写点小文章过活，不幸的是，还是有人要误解我。比方说，我说人若追求智慧，就能从中得到快乐，就有人来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一个伟大的、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如此看来，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答理才对。
　　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从来不看有痰气的思辨文章（除非点了我的名），以免误解。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痰气的思辨学者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