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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余华沉寂数载拿出来的长篇小说《兄弟》，无异于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在当今相对寂静的文坛上，激起连绵不绝的“战火”。赞赏声有之，叫骂声更是不绝于耳，因为一个厕所问题，众人在网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一场类似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厕所事件”。还有人叫嚣着要给“牙医”余华“拔牙”，出版商看准商机，把关于《兄弟》的一些评论文章集结成册，推出了《拔牙》一书，不免有炒作之嫌。
在我个人看来，余华的《兄弟》并不像蒋泥等人在《拔牙》中所评论的“《兄弟》全部是垃圾，巨大的垃圾”和“惨不忍睹”。总体而言，《兄弟》确实不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著作深刻。但是，把上下部分开来看，个人认为，《兄弟》（上）写的仍是文革时期那荒唐而恐怖的社会现实，在内容上涵盖了以往的作品：《活着》的叙述规模和消解苦难精神，《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物塑造，《现实一种》在苦难的历史背景下对人物的残酷分解……那种令人震撼和感动的力量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兄弟》（下）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在描写现今这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时，余华已经不在人物里面，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看似热闹有趣，实际上离奇怪异、堆砌膨胀的故事情节和白开水一样的语言，让人扼腕叹息：写《兄弟》（上）的那个余华哪里去了？本文欲把《兄弟》上、下部分开讨论，从三个方面表达本人对于余华以及《兄弟》的几点看法。
一、一种姿态便是一种立场
我认为，《兄弟》（上）仍然不失为一个精彩的故事，它仍然重复着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面对中国的苦难？一唱三叹的“强度叙述”，行文的明丽爽朗，使这种重复越发有力。母亲李兰在接二连三的苦难面前的坚毅和忠贞，最底层社会兄弟之间的情谊，李光头的孝心等等，让面对巨大历史事件而显得低微、卑贱的生命在残酷、丑恶、痛苦面前发出金子般的光辉。
要求文学去充当现实的斗士是不现实的，但是余华却勇于向时代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的创作始终故意与当下现实保持着某种距离，而且弥足珍贵的是，他将视线投向了底层：李兰、宋凡平也好，福贵也好，许三观也好，无疑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忽视和歧视的底层之一。对底层的关注，哪怕只是一种姿态，其本身便是一种立场。更何况，余华对这些底层贫民充满着如此热烈、深沉的同情与爱，他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他们，而是以非常亲切的语调，谈心般地向读者和盘托出他们全部的故事。他既不煽情，也不故作冷漠，然而在他平静的叙述中，读者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和感动。在无法预测的强大命运面前，李兰们选择的是无言的顺从，是沉默的接受，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巨大的苦难承受力，而且在长年与命运打交道的过程中，主人公变得达观、睿智、超然，用“含泪的微笑”来分解残酷和消解苦难。
写到这里我想起鲁迅，可以想象，鲁迅看到这种生活状态的反应一定是痛心疾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群，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就是黑暗，就像阿Q，像闰土，像祥林嫂。他们都放弃了对主体性的追求，以此代价来换取生存的可能。做一个不可能的假设，鲁迅如果生活在余华的时代，会怎样呢？我觉得这种自上而下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只能表现出其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缺乏深入底层体验其生活的勇气和对芸芸众生的平等视角。
从鲁迅时代发展到如今，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似乎改变并不太大，按照马斯洛的人生需求观，他们依然是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以求生为目标的农民，他们连何为主体性以及人为何要有主体性都不明白。这里甚至还谈不上主体的失落或者死亡之类的，因为主体根本不曾诞生过。余华的深度在于，他看到了中国大多数最底层老百姓的苦难和无奈，他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像“对命运的坚忍、对苦难的宽容”的生活哲学那么简单。
在一个政权处于强盛时期，现实世界远远大于、强过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反抗作用到现实上，就像拳头打在坚硬的石头上，结果只能伤了自己。因此从明智的角度，个体不应与现实保持对立，把福贵、许三观描写成“有觉悟要解放”的“革命群众”，也是极不现实的。但是余华并不仅仅止于这种“无奈”，他写出了那种令人极度震撼的悲剧。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一开始便预设了现实与个体极不成比例的力量关系：生活在大时代动荡中，当一次又一次生存挑战迎面而来时，许三观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卖血。当年老的许三观已经无需由卖血来应付生存时，他仍然受不了卖血的困惑，而在年过60仍想去医院卖一次血。许三观的最后一次卖血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这时的许三观表现出极其动人的恐惧和悲伤：
他擦着眼泪对许玉兰说：“许玉兰，我老了，我以后不能再卖血了，我的血没人要了，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
许三观在长期的生活中，靠着卖血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危机，而现在他的血却没人要了，这让他对潜在的生活灾难充满了无以复加的恐惧感。长期艰苦的生活已经将他异化，他显然成了一架被动的“卖血机器”。余华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洞察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试图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
这让我想到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一个司令官对于行刑具有热切的兴趣，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刺穿，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所犯的罪行，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一位应邀前来参观的旅行家对此军官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并不是一种良心的觉醒，他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机器，把自己杀死了。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心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信仰。余华继承了卡夫卡的这种对现实的极度清醒与绝望。
二、时代变迁之下的市场文化
最初，余华是作为先锋作家登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舞台的，之后90年代又成功转型，而《兄弟》的畅销，使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成功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初，余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是余华努力的结果。
许多与余华同时登上文坛或比他早登上文坛的作家，其中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极有潜力的作家，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或者新世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其中固然有许多相当复杂的原因，但对一部分作家来说，不肯转换文学立场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余华早早便意识到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因而选择了“变”。尽管这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尽管余华之“变”可能还含有“我不会按照一条路写下去，因为这样的写法会使一个作家的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潜在思考，但事实证明：余华通过自己的“变”，的确为自己赢来了文学的“第二春”和“第三春”。
紧紧跟上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是余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已是极其不易。20世纪80年代，是先锋盛行的年代，余华的深度建立在超越性思考亦即对现存文化结构的怀疑上。20世纪90年代，社会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余华将故事进行有意的世俗化，其深度跟80年代不相上下，但却赢得了读者和市场。21世纪初的余华面临的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他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尽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余华与潘凯雄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中，余华说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不在乎读者的多少，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想法，希望我的读者越少越好；现在却反过来了，我认为读者还是越多越好。当然，这和版税有关……
尽管我很希望自己的书能成为畅销书……
一个作家为读者写作是困难的，但是当书写完之后，我却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多一点的读者。
作为一个作家，谁也没有理由指责他关心读者。余华的诸种想法无疑都合情合理，但问题是，当一个作家开始完全市场化时，他还能不能为他的时代提供真正的挑战性思想了？当《兄弟》下部出来之后，这种弊端完全显示出来——
三、极端俗化：《兄弟》（下）的失败和悲哀
余华擅长于讲述故事，但是《兄弟》（下）的面世让他的这个特长大打折扣。余华对20年前的生活的提炼更为清晰，而刚过去的20年，也就是余华成名之后的20年，他的生活还是离普通人远了一点。
《兄弟》（下）的故事情节非常随意和缺乏生活基础，想当然地编造故事：李光头骗取资金去上海招揽服装生意办服装厂，一下子打开全国收破烂的销售渠道，十足离奇；初出国门，两眼一抹黑，独个儿去了趟日本，就拉回3567吨“垃圾西装”，狠赚了一把，毫无由头；他兄弟宋刚处境悲惨，他居然忙得毫无所知，两人多年不交往，直到宋刚外出打工，李光头才摸上门来，“及时”勾引、奸淫了自己的嫂子林红，让人愕然；一个小镇，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也很有限，居然冒出一个没有一点社会关系和基础、出身孤儿的亿万富翁李光头。从人物性格来看，李光头头脑简单、毫无智慧、缺少手段，也没有达官权贵做后台，与成功商人所必备的素质相差何止千万里，尤其是在他身上看不到所有成功商人所应拥有的八面玲珑或者灵活性。宋刚卧轨自杀后，李光头对于林红的谩骂和侮辱，让人感觉不到兄弟情谊有多深厚，而是他急于为自己开脱。宋刚自杀后，林红开了妓院，李光头要把宋刚的骨灰带上太空等等，都缺少可信度，人物性格比较怪异。
更重要的是，下部缺少一种贯穿全书的精神。李光头发家致富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过人之处，给人的感觉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李光头与宋刚的兄弟情谊，在下部中显得如此虚假，上部中的那种感动荡然无存。最后的结局也是灰暗的，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人生的精神之光。
在语言上，余华也没有继续发扬一贯的文字特长，谢有顺在《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里对他句子优点的赏析，丝毫没有在《兄弟》（下）中闪现。整部书文字没有文采，有的只是拉长的平坦，只是一种被水严重泡过的感觉，泡得虚胖浮肿，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给读者带来的只是懊恼，没有一丝阅读快感。甚至感觉《兄弟》（下）像一部地摊文学，没有经过选择、加工、组织，没有花过心思，像一件破旧的乞丐装，抓住这块漏了那块，整个儿捉襟见肘的感觉。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评价：在《现实一种》《许三观卖血记》里还可以感到余华的才华是“涌”出来的，而到了《兄弟》（我觉得尤其是下部），变成了“硬”往上走，缺少了创造力的奔涌和喷薄而出。
王世诚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评论《向死而生》一书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写道：对于余华来说，虽然从《许三观卖血记》中我难以看到他的前景，但是从他的写作背景与历程来看，如果他真想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话，他必须超越当下的文化精神氛围，否则，等待他的如果不是窒息，便一定是狭隘的自得其乐，以及浅薄的其乐融融。不幸，余华的《兄弟》（下）被王世诚一语中的。
一部作品不能打死一个作家，我仍然期待余华能够写出真正的巨作，再一次给我们带来震撼和感动！
参考文献：
［1］王世诚.余华：向死而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李敬泽等.给余华拔牙［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3］苍狼，李建军.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2006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进修班）
在我个人看来，余华的《兄弟》并不像蒋泥等人在《拔牙》中所评论的“《兄弟》全部是垃圾，巨大的垃圾”和“惨不忍睹”。总体而言，《兄弟》确实不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著作深刻。但是，把上下部分开来看，个人认为，《兄弟》（上）写的仍是文革时期那荒唐而恐怖的社会现实，在内容上涵盖了以往的作品：《活着》的叙述规模和消解苦难精神，《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物塑造，《现实一种》在苦难的历史背景下对人物的残酷分解……那种令人震撼和感动的力量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兄弟》（下）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在描写现今这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时，余华已经不在人物里面，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看似热闹有趣，实际上离奇怪异、堆砌膨胀的故事情节和白开水一样的语言，让人扼腕叹息：写《兄弟》（上）的那个余华哪里去了？本文欲把《兄弟》上、下部分开讨论，从三个方面表达本人对于余华以及《兄弟》的几点看法。
一、一种姿态便是一种立场
我认为，《兄弟》（上）仍然不失为一个精彩的故事，它仍然重复着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面对中国的苦难？一唱三叹的“强度叙述”，行文的明丽爽朗，使这种重复越发有力。母亲李兰在接二连三的苦难面前的坚毅和忠贞，最底层社会兄弟之间的情谊，李光头的孝心等等，让面对巨大历史事件而显得低微、卑贱的生命在残酷、丑恶、痛苦面前发出金子般的光辉。
要求文学去充当现实的斗士是不现实的，但是余华却勇于向时代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的创作始终故意与当下现实保持着某种距离，而且弥足珍贵的是，他将视线投向了底层：李兰、宋凡平也好，福贵也好，许三观也好，无疑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忽视和歧视的底层之一。对底层的关注，哪怕只是一种姿态，其本身便是一种立场。更何况，余华对这些底层贫民充满着如此热烈、深沉的同情与爱，他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他们，而是以非常亲切的语调，谈心般地向读者和盘托出他们全部的故事。他既不煽情，也不故作冷漠，然而在他平静的叙述中，读者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和感动。在无法预测的强大命运面前，李兰们选择的是无言的顺从，是沉默的接受，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巨大的苦难承受力，而且在长年与命运打交道的过程中，主人公变得达观、睿智、超然，用“含泪的微笑”来分解残酷和消解苦难。
写到这里我想起鲁迅，可以想象，鲁迅看到这种生活状态的反应一定是痛心疾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群，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就是黑暗，就像阿Q，像闰土，像祥林嫂。他们都放弃了对主体性的追求，以此代价来换取生存的可能。做一个不可能的假设，鲁迅如果生活在余华的时代，会怎样呢？我觉得这种自上而下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只能表现出其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缺乏深入底层体验其生活的勇气和对芸芸众生的平等视角。
从鲁迅时代发展到如今，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似乎改变并不太大，按照马斯洛的人生需求观，他们依然是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以求生为目标的农民，他们连何为主体性以及人为何要有主体性都不明白。这里甚至还谈不上主体的失落或者死亡之类的，因为主体根本不曾诞生过。余华的深度在于，他看到了中国大多数最底层老百姓的苦难和无奈，他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像“对命运的坚忍、对苦难的宽容”的生活哲学那么简单。
在一个政权处于强盛时期，现实世界远远大于、强过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反抗作用到现实上，就像拳头打在坚硬的石头上，结果只能伤了自己。因此从明智的角度，个体不应与现实保持对立，把福贵、许三观描写成“有觉悟要解放”的“革命群众”，也是极不现实的。但是余华并不仅仅止于这种“无奈”，他写出了那种令人极度震撼的悲剧。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一开始便预设了现实与个体极不成比例的力量关系：生活在大时代动荡中，当一次又一次生存挑战迎面而来时，许三观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卖血。当年老的许三观已经无需由卖血来应付生存时，他仍然受不了卖血的困惑，而在年过60仍想去医院卖一次血。许三观的最后一次卖血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这时的许三观表现出极其动人的恐惧和悲伤：
他擦着眼泪对许玉兰说：“许玉兰，我老了，我以后不能再卖血了，我的血没人要了，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
许三观在长期的生活中，靠着卖血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危机，而现在他的血却没人要了，这让他对潜在的生活灾难充满了无以复加的恐惧感。长期艰苦的生活已经将他异化，他显然成了一架被动的“卖血机器”。余华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洞察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试图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
这让我想到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一个司令官对于行刑具有热切的兴趣，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刺穿，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所犯的罪行，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一位应邀前来参观的旅行家对此军官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并不是一种良心的觉醒，他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机器，把自己杀死了。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心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信仰。余华继承了卡夫卡的这种对现实的极度清醒与绝望。
二、时代变迁之下的市场文化
最初，余华是作为先锋作家登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舞台的，之后90年代又成功转型，而《兄弟》的畅销，使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成功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初，余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是余华努力的结果。
许多与余华同时登上文坛或比他早登上文坛的作家，其中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极有潜力的作家，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或者新世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其中固然有许多相当复杂的原因，但对一部分作家来说，不肯转换文学立场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余华早早便意识到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因而选择了“变”。尽管这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尽管余华之“变”可能还含有“我不会按照一条路写下去，因为这样的写法会使一个作家的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潜在思考，但事实证明：余华通过自己的“变”，的确为自己赢来了文学的“第二春”和“第三春”。
紧紧跟上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是余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已是极其不易。20世纪80年代，是先锋盛行的年代，余华的深度建立在超越性思考亦即对现存文化结构的怀疑上。20世纪90年代，社会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余华将故事进行有意的世俗化，其深度跟80年代不相上下，但却赢得了读者和市场。21世纪初的余华面临的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他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尽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余华与潘凯雄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中，余华说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不在乎读者的多少，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想法，希望我的读者越少越好；现在却反过来了，我认为读者还是越多越好。当然，这和版税有关……
尽管我很希望自己的书能成为畅销书……
一个作家为读者写作是困难的，但是当书写完之后，我却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多一点的读者。
作为一个作家，谁也没有理由指责他关心读者。余华的诸种想法无疑都合情合理，但问题是，当一个作家开始完全市场化时，他还能不能为他的时代提供真正的挑战性思想了？当《兄弟》下部出来之后，这种弊端完全显示出来——
三、极端俗化：《兄弟》（下）的失败和悲哀
余华擅长于讲述故事，但是《兄弟》（下）的面世让他的这个特长大打折扣。余华对20年前的生活的提炼更为清晰，而刚过去的20年，也就是余华成名之后的20年，他的生活还是离普通人远了一点。
《兄弟》（下）的故事情节非常随意和缺乏生活基础，想当然地编造故事：李光头骗取资金去上海招揽服装生意办服装厂，一下子打开全国收破烂的销售渠道，十足离奇；初出国门，两眼一抹黑，独个儿去了趟日本，就拉回3567吨“垃圾西装”，狠赚了一把，毫无由头；他兄弟宋刚处境悲惨，他居然忙得毫无所知，两人多年不交往，直到宋刚外出打工，李光头才摸上门来，“及时”勾引、奸淫了自己的嫂子林红，让人愕然；一个小镇，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也很有限，居然冒出一个没有一点社会关系和基础、出身孤儿的亿万富翁李光头。从人物性格来看，李光头头脑简单、毫无智慧、缺少手段，也没有达官权贵做后台，与成功商人所必备的素质相差何止千万里，尤其是在他身上看不到所有成功商人所应拥有的八面玲珑或者灵活性。宋刚卧轨自杀后，李光头对于林红的谩骂和侮辱，让人感觉不到兄弟情谊有多深厚，而是他急于为自己开脱。宋刚自杀后，林红开了妓院，李光头要把宋刚的骨灰带上太空等等，都缺少可信度，人物性格比较怪异。
更重要的是，下部缺少一种贯穿全书的精神。李光头发家致富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过人之处，给人的感觉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李光头与宋刚的兄弟情谊，在下部中显得如此虚假，上部中的那种感动荡然无存。最后的结局也是灰暗的，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人生的精神之光。
在语言上，余华也没有继续发扬一贯的文字特长，谢有顺在《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里对他句子优点的赏析，丝毫没有在《兄弟》（下）中闪现。整部书文字没有文采，有的只是拉长的平坦，只是一种被水严重泡过的感觉，泡得虚胖浮肿，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给读者带来的只是懊恼，没有一丝阅读快感。甚至感觉《兄弟》（下）像一部地摊文学，没有经过选择、加工、组织，没有花过心思，像一件破旧的乞丐装，抓住这块漏了那块，整个儿捉襟见肘的感觉。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评价：在《现实一种》《许三观卖血记》里还可以感到余华的才华是“涌”出来的，而到了《兄弟》（我觉得尤其是下部），变成了“硬”往上走，缺少了创造力的奔涌和喷薄而出。
王世诚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评论《向死而生》一书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写道：对于余华来说，虽然从《许三观卖血记》中我难以看到他的前景，但是从他的写作背景与历程来看，如果他真想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话，他必须超越当下的文化精神氛围，否则，等待他的如果不是窒息，便一定是狭隘的自得其乐，以及浅薄的其乐融融。不幸，余华的《兄弟》（下）被王世诚一语中的。
一部作品不能打死一个作家，我仍然期待余华能够写出真正的巨作，再一次给我们带来震撼和感动！
参考文献：
［1］王世诚.余华：向死而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李敬泽等.给余华拔牙［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3］苍狼，李建军.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2006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进修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