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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彩调剧《刘三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民间故事创编的一出戏，在全国戏改的历史语境下，彩调剧《刘三姐》一改彩调剧“搭桥戏”的形制成了文化精英参与下的创作，并开启了彩调剧导演制的新型创演机制。《刘三姐》表面上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实际是以刘三姐为代表的人民与以莫怀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斗争的故事，是时代经典的文艺创作。彩调剧《新刘三姐》在彩调剧《刘三姐》的立意上，根植于广西的山歌文化，重新创排的一个剧目：以60年前的隔世婚约为起点，牵出了城里受挫的主人公阿朗、人美心善的姐美、电商达人莫小谦等一系列人物，围绕着取消婚约、寻找阿朗、乡村致富、“情敌”斗歌、歌中寻人生等情节。《新刘三姐》与《刘三姐》的主题、语境、人物、演绎方式等都不相同，是刘三姐故事编创由国家话语转向民间书写的回归，展示文艺创作的时代性以及新时代壮族人民追逐梦想的奋斗英姿。
【关键词】 国家话语;民间书写;彩调剧《新刘三姐》;《刘三姐》;创编演变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彩调剧是流传于广西的一种载歌载舞性质的民间小戏，有彩调、唱灯、采茶、调子、耍牡丹等别称，1955年的地方戏曲改革中统一称为彩调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排的《刘三姐》，无论是彩调、歌舞剧还是电影等不同媒体，其基本的故事结构没有多大变化的，讲述刘三姐与地主莫怀仁斗智斗勇、刘三姐与阿牛哥相爱的故事。在故事的叙述思想里，以人民与剥削阶级斗争为主线，以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为副线，在“革命+恋爱”的视域下，民间歌女刘三姐成了人民的代表、时代的英雄，是国家在场的宏大叙事的写照。彩调剧《新刘三姐》是由广西戏剧院在2019年创作排演，一级剧作家常剑钧、裴志勇担任编剧，一级导演杨小青为该剧总导演、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及青年新锐史记为导演，周正平为灯光设计，边文彤为舞美设计，形成了广西本土专家与国内知名专家强强联合的主创阵容。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的“刘三姐故事”形象，彩调剧《新刘三姐》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壮家当代山歌传人姐美践行先人对歌承诺，应允60年前的隔世婚约;被阿奶从城里骗回村的阿朗当场悔婚并逃跑;姐美与阿朗婚约解除，各路求亲者踏破门槛，姐美以山歌劝退求亲者，并与电商达人莫小谦达成新的合作;姐美一边探寻阿朗悔婚原因，一边带领村里年轻人走现代致富路;在莫小谦的刺激下，阿朗终于跟姐美见面，并吐露悔婚原因，姐美冰释前嫌，让莫小谦与阿朗达成合作后离开;阿朗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在追寻姐美中，决意在山歌中找回失去的一切。無论是从创作主题、社会语境、人物形象、演绎方式等，都呈现了60年后刘三姐故事的新姿态;深层语境，是文艺在新时代下，故事话语的转变。
一、创作主题：从阶级斗争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刘三姐是广西的代名词、著名的文化品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外的人都是通过刘三姐才知道广西的。《刘三姐》故事创作从彩调开始，到后面的歌舞剧、电影，其故事框架一直围绕着刘三姐与地主莫怀仁的斗争，即便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也是阶级斗争胜利的寄意。而为了全面“落实”斗争的思想主题，彩调剧《刘三姐》“即使剧中秀才与三姐的语言方式都要形成阶级对比，专门创造了‘秀才腔’，这一艺术创造后来移植与挪用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电影《刘三姐》中”[1]118。在这里，刘三姐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与莫怀仁为代表的剥削阶级，是当时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全国性戏曲改革运动的重要时刻，为了更好发挥戏曲的重要作用，国家话语的介入成了必然：“现代戏能反映社会主义生活，有力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现代戏能有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戏剧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成了时代的要求。刘三姐的创作主题，在国家立场下，围绕着阶级斗争，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建构：“其中对陶、李、罗三秀才的刻薄、揶揄、嘲弄和讽刺，正是当年比较流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理论指导下，强行把知识分子推到剥削阶级一边在文艺上的反映。”[3]558可见，在《刘三姐》的创作理念上，阶级斗争是基本的立场，包括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叙述的推进、思想文化的传达等，体现了无阶级不戏剧的创作姿态。
不同于《刘三姐》的创作立场，彩调剧《新刘三姐》主题是基于壮家日常生活的展示：有儿女情长，如姐美与阿朗的婚约、莫小谦对姐美的爱慕;有祖孙情深，如姐美与阿奶、阿朗与阿奶;有日常的采桑养蚕，如姐美与村里年轻人劳作;有契合当下的开网店，如姐美与莫小谦的电商合作;有各种求亲场面，如慕姐美名而来的各路求亲者;有无所不在的对歌，如喜欢要唱歌、烦恼要唱歌、诉说要唱歌、对话要唱歌……如果要说一个贯穿始终的点，那就是“姐美与阿朗的婚约”，它有着承前启后的贯穿性，往前是对60年前《刘三姐》的继承，往后是引发《新刘三姐》故事的发展。不管怎样，彩调剧《新刘三姐》的故事，是刘三姐后人的事情了，虽然《新刘三姐》沿用了《刘三姐》的主旋律《山歌好比春江水》，但除韵律外，一切都是“新”的。在《新刘三姐》中，主题关注人的命运，包括思想、情感、诉求、观念等，在细微处凸显当代青年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同时，强调山歌在当代的文化意义，思考着人与歌的时代走向，契合在传承、创新、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如此，对主创人员而言，怎样才能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呢？在彩调剧《新刘三姐》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群努力融入时代的壮家儿女，他们朴素、认真、勤劳，但又充满了智慧，发挥自身环境优势，不仅种出了壮家特产，还借助网络平台推广自己的家乡文化。他们积极阳光地追求美好生活、创造美好人生，这些通过日常琐事，洋溢在彩调剧《新刘三姐》的故事构造中。
二、时代语境：从当家作主到追寻自我 毫无疑问，“彩调剧《刘三姐》因为采用了导演制，代表国家话语的文人等专业人士可以充分介入，从而使得其创演很好地迎合了当时的戏曲改革需要”[5]86。在全国戏曲改革的语境下，《刘三姐》是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寻求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和它的创作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彩调剧、歌舞剧、电影版中看到的《刘三姐》，都是如何发挥群众力量，跟剥削阶级对抗。而为了突出人民的智慧，反面人物总是被塑造得有点獐头鼠目，比如地主莫怀仁，利用各种卑劣手段来迫使刘三姐就范;比如陶、李、罗三秀才即便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被描述得抓耳挠腮无半分文人的气质。刘三姐的使命就是要反抗到底，且反抗不是蛮力的对抗，是有智慧、有创建，最后敌人在无情的嘲讽中落下帷幕。在这典型的敌我双方关系中，我方受尽委屈但不屈服，最终靠智慧赢得漂亮，走向了当家作主;敌方利用各种手段打压，蛮取横夺，最终坏人不得善终。《刘三姐》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她必须心怀人民、嫉恶如仇，如此，不管与陶、李、罗三秀才的对歌，还是抵抗莫怀仁的关押，剧中都规画了明确的阶级立场，虽有彩调绕耳，全剧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
相比《刘三姐》剑拔弩张的关系，《新刘三姐》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展开序幕，当姐美唱着熟悉的山歌旋律出来的一刹那，观众仿佛看到了60年前的刘三姐;但是当阿朗背着吉他、唱着情歌走到舞台的时候，观众又忍不住爆笑——时代不同，姐美与阿朗的故事已经不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故事了，而是新时代下壮家儿女寻梦的故事。在这里，没有激烈的矛盾关系，没有强取豪夺，即便是最大矛盾也只是阿朗当场悔婚而已。但是姐美以她的善解人意化解了尴尬与矛盾，她认为阿朗的变化是有原因的，她要去寻找这背后的原因，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时也不冤枉阿朗。由此引发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姐美对阿朗悔婚原因的追寻;一方面是姐美联合电商达人莫小谦带领全村人走向致富路的努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微商、微信成了时代特有的文化符号贯穿着故事的发展;而山歌也作为壮家特有的民间习俗唱响了时代的强音。在这里，主创人员思考的不是人物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当传统与现代相遇、乡村与城市交集、山歌与流行歌碰撞，该何去何从？亦如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阿朗、从城市走向乡村的莫小谦、在乡村中享用现代科技的姐美，代表了主创人员在编创过程中对人物、生活、现代性的思考，同时，主创也通过该剧给出了自己预设的答案。阿朗唱着流行歌曲想在城里有一番作为，却被骗得负债累累，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的期待;最后在姐美山歌的引导下，重新树立了信心，重回乡村寻找失落的人生。莫小谦在乡下看到了乡村的优美风景、人的淳朴自然、特产的珍贵，一切美好且富有生机;他搞起了土特产的网络销售，爱上了人美心美歌美的姐美，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姐美生于斯长于斯，深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唱得了山歌，打得了擂台，做得了生意，经得起考验，她扎根于农村，但却有宽广的视野，调动农村的丰富资源，让生活更美好。一切不言而喻，在当代语境下，文艺一直在探索的是融合，融合本身就是两种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跨越结合。于此，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是在彼此的试探中寻找契合点，有成功有失败，但不否认过程的积极性。亦如阿朗，即便在城里走得如此不堪，主创人员也没舍得让他绝望太久，而是安排他回到故里，让他看清自己的位置，重新出发。某种程度而言，彩调剧《新刘三姐》不也是在进行一次创作的尝试，探寻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探讨山歌文化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吗？
三、人物形象：从两级对立到合作共赢
《刘三姐》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矛盾，即以刘三姐为代表的人民和以莫怀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级对立，是确立剧本核心的关键。人物的关系也围绕着“斗争”的主题展开：前半段是刘三姐带着乡亲们以对歌的形式跟地主莫怀仁斗智（斗歌）;后半段是阿牛哥带着众乡亲跟莫怀仁斗勇;即便是故事的结局，阿牛哥带着刘三姐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远离是非之地，也暗示着这场人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依然在延续。人物形象也在斗争中塑造起来：刘三姐美丽、聪明、有智慧，嫉恶如仇的;阿牛哥忠厚老实、勇敢不失睿智;莫怀仁贪婪、狠毒。两级对立的人物性格塑造虽是扁平人物的树立，却也是人物相互成就的过程，正邪双方在斗争中走向两极，正是《刘三姐》立意的传达。
彩调剧《新刘三姐》虽小矛盾不断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关系矛盾，无论是阿朗与姐美、姐美与莫小谦、阿朗与莫小谦的人物关系，都处于误解—化解—和谐的关系进程中。阿朗与姐美的矛盾在于阿朗的悔婚触动了全剧人物的平衡关系，从而造成了姐美不得不面对不必要的麻烦，即对各路爱慕者一一劝退的同时追寻阿朗悔恨原因;但是让姐美如此“丢脸”“伤自尊”的事并没有迫使姐美走上“报复”的道路;相反，两人最终在理解中化解、包容中支持。可见，相比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物关系环境，人物的矛盾关系在主创人员看来并不显得有多重要。姐美与莫小谦如果有矛盾，那就是一个爱而不得，一个不爱而拒，但在爱与拒中并不构成隔阂，而是一个笑着爱，一个笑着拒，在笑中化解了尴尬，形成了更加稳固的商业合作关系。阿朗与莫小谦是算是“情敌”关系：失意的阿朗讨厌春风得意的莫小谦，财大气粗且不断讨好姐美;莫小谦恨不得阿朗永远不回来，好让姐美接受他的爱意。两“情敌”彼此看对方不顺眼，还为了争夺姐美开展了对歌擂台，但是最后在姐美的说服下，两人抛去成见，为了建设壮美家乡，达成了新一轮的合作关系。纵观全剧，这样的小矛盾实际上很容易因误会触发大的矛盾关系，亦如音乐剧《爱尔兰之花》《西区故事》不正是这样的故事结构吗？但是主创人员显然是不给矛盾发酵，在萌芽之时就处理掉，以致于全剧的人物关系都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即便偶尔的不和谐，一首山歌似乎都能抚平所有的不安与不快。如果说在《刘三姐》的故事里，唱歌是一种武器，是刘三姐拿起来斗争的利器，那么在《新刘三姐》里，歌唱是一种对话、牵挂、思念、理解，更是壮家文化的化身。也正是通过歌唱，唱出了阿朗逐梦路上的迷茫与纠葛、坚守或放弃;唱出了姐美的理解与包容、深情与寄托;唱出了莫小谦的大度与爽朗、执着与情深;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姐美人美心美、能歌善舞、智商在线、目光长远、不拘泥窠臼、有头脑有主见;阿朗有才华、善良、实在、冲动、迷茫;莫小谦幽默、自信、热情、开朗、乐观。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着自己明显的标签，有着时代的烙印。 四、演绎方式：从英雄歌颂到小人物叙事
不难理解，在大时代背景下，宏观叙事是主流的文化呈现形式，《刘三姐》在这样的环境下，歌颂英雄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主流。刘三姐理所当然被塑造成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女性形象，亦如当时《白毛女》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升华出来的。”[6]3以致把阶级斗争贯穿到全剧，整合了所有资源来塑造刘三姐。此时，刘三姐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她是一个以歌为武器的斗士。《刘三姐》的编者“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处理这个题材，从头到尾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气概完全压倒了剥削阶级，使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这更符合我们已经解放了十一年的劳动人民的心境和精神状态。《刘三姐》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是只有一个原因，但这却是最根本的原因”[3]548。可见这样的叙事是符合当时观众的审美要求的，同时也传达了旧社会人民被压迫的苦难根深蒂固，刘三姐的出现无疑唤醒了他们过去的记忆，是自我内心的真实写照：如果自己不能反抗、斗争，那就让刘三姐代表我们去反抗、斗争吧！因此，在《刘三姐》里，刘三姐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她是人民的英雄，是时代的英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是时代的必然，这样的人物放到现在，或许我们没有前辈们看得有感情有思考。
纵观《新刘三姐》，主创显然不是创造英雄，也不歌颂英雄，他们要赞美新时代下默默耕耘的劳动者，歌颂那千年来有着顽强生命力、承载着一代代壮家儿女梦想的山歌。姐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刘三姐”的继承和延伸，但是她也只是生活在壮乡中的一个普通的女子，她长得美、歌唱得好、有智慧，但和很多壮家女孩并无多大区别。她也没经过什么大是大非，她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和谐的村庄，平安喜乐地成长，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斗争，注定成不了英雄。成不了英雄的姐美，认真地编织着一个小人物应有的结构叙事，在简单生活中呈现生活的本真。她努力地活成我们羡慕的样子：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建设富裕、美丽乡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唱山歌，且唱出了艺术的高度;对人生充满了阳光与自信。阿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逐梦青年，带着理想来到城里，却被城市的现实规训得头破血流。他以乡村的淳朴来度城市的复杂，注定是失意的;最终回归乡村，其实也暗示着以阿朗为代表的乡村青年在城市的挫败，也潜意着城乡融合任重道远。莫小谦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人，他有商人的精明，通透城乡规则，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大好前途;他没有放弃城市的优越硬件、软件，但也充分调动了乡村的各项独特资源，他游走于乡村与城市间，既是城市代表也代言乡村，在他身上体现了城乡融合最好的模样。每个鲜活人物背后，都是现实中的一员，奔走于生活和理想之中。主创想传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群能歌善舞的壮家人，他们努力编织自己的梦想，以小人物的姿态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壮家山歌、壮家生活、壮家儿女的门。
结 语
如果说《刘三姐》是为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那么60年后的今天，彩调剧《新刘三姐》则是致敬经典，献礼国庆70周年。《新刘三姐》在延续《刘三姐》的主旋音乐基础上，保留了彩调剧诙谐风格，融入了民族歌舞，简单舞台有山有水有景有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到了国家60年以来的繁荣发展。而广西几千年的山歌文化，孕育了刘三姐文化的诞生，在新时代下，如何推动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彩调剧《新刘三姐》无疑是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时代需要新的创作，如著名戏剧评论家、剧作家顾乐真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的，希望有新的《刘三姐》出现：“作为一个民间传说，当然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本子同行于世。‘样板’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任何剧目都不应该是万世不变的。既使是‘经典之作’，也可以在‘经典’之外，营造出新的‘精品’。”[3]559这个“希望”在40年后，如愿实现：彩调剧《新刘三姐》打破了原来的叙事结构，重新创造了故事情节、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树立了新的戏剧主题和艺术立场。亦如编剧常剑钧在《新刘三姐》的媒体见面会上所言：“通过该剧不仅可以讓大家知道山歌文化的珍贵，还能让大家了解山歌对新时代的意义、呼唤传统山歌回归，让山歌在现实、历史、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互通不同时代的美好生活。”而呼吁传统山歌回归，挖掘民间文化，重回民间书写，不正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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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凡平.刘三姐评论集[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关键词】 国家话语;民间书写;彩调剧《新刘三姐》;《刘三姐》;创编演变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彩调剧是流传于广西的一种载歌载舞性质的民间小戏，有彩调、唱灯、采茶、调子、耍牡丹等别称，1955年的地方戏曲改革中统一称为彩调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排的《刘三姐》，无论是彩调、歌舞剧还是电影等不同媒体，其基本的故事结构没有多大变化的，讲述刘三姐与地主莫怀仁斗智斗勇、刘三姐与阿牛哥相爱的故事。在故事的叙述思想里，以人民与剥削阶级斗争为主线，以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为副线，在“革命+恋爱”的视域下，民间歌女刘三姐成了人民的代表、时代的英雄，是国家在场的宏大叙事的写照。彩调剧《新刘三姐》是由广西戏剧院在2019年创作排演，一级剧作家常剑钧、裴志勇担任编剧，一级导演杨小青为该剧总导演、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及青年新锐史记为导演，周正平为灯光设计，边文彤为舞美设计，形成了广西本土专家与国内知名专家强强联合的主创阵容。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的“刘三姐故事”形象，彩调剧《新刘三姐》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壮家当代山歌传人姐美践行先人对歌承诺，应允60年前的隔世婚约;被阿奶从城里骗回村的阿朗当场悔婚并逃跑;姐美与阿朗婚约解除，各路求亲者踏破门槛，姐美以山歌劝退求亲者，并与电商达人莫小谦达成新的合作;姐美一边探寻阿朗悔婚原因，一边带领村里年轻人走现代致富路;在莫小谦的刺激下，阿朗终于跟姐美见面，并吐露悔婚原因，姐美冰释前嫌，让莫小谦与阿朗达成合作后离开;阿朗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在追寻姐美中，决意在山歌中找回失去的一切。無论是从创作主题、社会语境、人物形象、演绎方式等，都呈现了60年后刘三姐故事的新姿态;深层语境，是文艺在新时代下，故事话语的转变。
一、创作主题：从阶级斗争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刘三姐是广西的代名词、著名的文化品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外的人都是通过刘三姐才知道广西的。《刘三姐》故事创作从彩调开始，到后面的歌舞剧、电影，其故事框架一直围绕着刘三姐与地主莫怀仁的斗争，即便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也是阶级斗争胜利的寄意。而为了全面“落实”斗争的思想主题，彩调剧《刘三姐》“即使剧中秀才与三姐的语言方式都要形成阶级对比，专门创造了‘秀才腔’，这一艺术创造后来移植与挪用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电影《刘三姐》中”[1]118。在这里，刘三姐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与莫怀仁为代表的剥削阶级，是当时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全国性戏曲改革运动的重要时刻，为了更好发挥戏曲的重要作用，国家话语的介入成了必然：“现代戏能反映社会主义生活，有力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现代戏能有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戏剧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成了时代的要求。刘三姐的创作主题，在国家立场下，围绕着阶级斗争，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建构：“其中对陶、李、罗三秀才的刻薄、揶揄、嘲弄和讽刺，正是当年比较流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理论指导下，强行把知识分子推到剥削阶级一边在文艺上的反映。”[3]558可见，在《刘三姐》的创作理念上，阶级斗争是基本的立场，包括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叙述的推进、思想文化的传达等，体现了无阶级不戏剧的创作姿态。
不同于《刘三姐》的创作立场，彩调剧《新刘三姐》主题是基于壮家日常生活的展示：有儿女情长，如姐美与阿朗的婚约、莫小谦对姐美的爱慕;有祖孙情深，如姐美与阿奶、阿朗与阿奶;有日常的采桑养蚕，如姐美与村里年轻人劳作;有契合当下的开网店，如姐美与莫小谦的电商合作;有各种求亲场面，如慕姐美名而来的各路求亲者;有无所不在的对歌，如喜欢要唱歌、烦恼要唱歌、诉说要唱歌、对话要唱歌……如果要说一个贯穿始终的点，那就是“姐美与阿朗的婚约”，它有着承前启后的贯穿性，往前是对60年前《刘三姐》的继承，往后是引发《新刘三姐》故事的发展。不管怎样，彩调剧《新刘三姐》的故事，是刘三姐后人的事情了，虽然《新刘三姐》沿用了《刘三姐》的主旋律《山歌好比春江水》，但除韵律外，一切都是“新”的。在《新刘三姐》中，主题关注人的命运，包括思想、情感、诉求、观念等，在细微处凸显当代青年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同时，强调山歌在当代的文化意义，思考着人与歌的时代走向，契合在传承、创新、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如此，对主创人员而言，怎样才能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呢？在彩调剧《新刘三姐》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群努力融入时代的壮家儿女，他们朴素、认真、勤劳，但又充满了智慧，发挥自身环境优势，不仅种出了壮家特产，还借助网络平台推广自己的家乡文化。他们积极阳光地追求美好生活、创造美好人生，这些通过日常琐事，洋溢在彩调剧《新刘三姐》的故事构造中。
二、时代语境：从当家作主到追寻自我 毫无疑问，“彩调剧《刘三姐》因为采用了导演制，代表国家话语的文人等专业人士可以充分介入，从而使得其创演很好地迎合了当时的戏曲改革需要”[5]86。在全国戏曲改革的语境下，《刘三姐》是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寻求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和它的创作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彩调剧、歌舞剧、电影版中看到的《刘三姐》，都是如何发挥群众力量，跟剥削阶级对抗。而为了突出人民的智慧，反面人物总是被塑造得有点獐头鼠目，比如地主莫怀仁，利用各种卑劣手段来迫使刘三姐就范;比如陶、李、罗三秀才即便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被描述得抓耳挠腮无半分文人的气质。刘三姐的使命就是要反抗到底，且反抗不是蛮力的对抗，是有智慧、有创建，最后敌人在无情的嘲讽中落下帷幕。在这典型的敌我双方关系中，我方受尽委屈但不屈服，最终靠智慧赢得漂亮，走向了当家作主;敌方利用各种手段打压，蛮取横夺，最终坏人不得善终。《刘三姐》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她必须心怀人民、嫉恶如仇，如此，不管与陶、李、罗三秀才的对歌，还是抵抗莫怀仁的关押，剧中都规画了明确的阶级立场，虽有彩调绕耳，全剧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
相比《刘三姐》剑拔弩张的关系，《新刘三姐》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展开序幕，当姐美唱着熟悉的山歌旋律出来的一刹那，观众仿佛看到了60年前的刘三姐;但是当阿朗背着吉他、唱着情歌走到舞台的时候，观众又忍不住爆笑——时代不同，姐美与阿朗的故事已经不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故事了，而是新时代下壮家儿女寻梦的故事。在这里，没有激烈的矛盾关系，没有强取豪夺，即便是最大矛盾也只是阿朗当场悔婚而已。但是姐美以她的善解人意化解了尴尬与矛盾，她认为阿朗的变化是有原因的，她要去寻找这背后的原因，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时也不冤枉阿朗。由此引发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姐美对阿朗悔婚原因的追寻;一方面是姐美联合电商达人莫小谦带领全村人走向致富路的努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微商、微信成了时代特有的文化符号贯穿着故事的发展;而山歌也作为壮家特有的民间习俗唱响了时代的强音。在这里，主创人员思考的不是人物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当传统与现代相遇、乡村与城市交集、山歌与流行歌碰撞，该何去何从？亦如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阿朗、从城市走向乡村的莫小谦、在乡村中享用现代科技的姐美，代表了主创人员在编创过程中对人物、生活、现代性的思考，同时，主创也通过该剧给出了自己预设的答案。阿朗唱着流行歌曲想在城里有一番作为，却被骗得负债累累，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的期待;最后在姐美山歌的引导下，重新树立了信心，重回乡村寻找失落的人生。莫小谦在乡下看到了乡村的优美风景、人的淳朴自然、特产的珍贵，一切美好且富有生机;他搞起了土特产的网络销售，爱上了人美心美歌美的姐美，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姐美生于斯长于斯，深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唱得了山歌，打得了擂台，做得了生意，经得起考验，她扎根于农村，但却有宽广的视野，调动农村的丰富资源，让生活更美好。一切不言而喻，在当代语境下，文艺一直在探索的是融合，融合本身就是两种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跨越结合。于此，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是在彼此的试探中寻找契合点，有成功有失败，但不否认过程的积极性。亦如阿朗，即便在城里走得如此不堪，主创人员也没舍得让他绝望太久，而是安排他回到故里，让他看清自己的位置，重新出发。某种程度而言，彩调剧《新刘三姐》不也是在进行一次创作的尝试，探寻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探讨山歌文化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吗？
三、人物形象：从两级对立到合作共赢
《刘三姐》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矛盾，即以刘三姐为代表的人民和以莫怀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级对立，是确立剧本核心的关键。人物的关系也围绕着“斗争”的主题展开：前半段是刘三姐带着乡亲们以对歌的形式跟地主莫怀仁斗智（斗歌）;后半段是阿牛哥带着众乡亲跟莫怀仁斗勇;即便是故事的结局，阿牛哥带着刘三姐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远离是非之地，也暗示着这场人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依然在延续。人物形象也在斗争中塑造起来：刘三姐美丽、聪明、有智慧，嫉恶如仇的;阿牛哥忠厚老实、勇敢不失睿智;莫怀仁贪婪、狠毒。两级对立的人物性格塑造虽是扁平人物的树立，却也是人物相互成就的过程，正邪双方在斗争中走向两极，正是《刘三姐》立意的传达。
彩调剧《新刘三姐》虽小矛盾不断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关系矛盾，无论是阿朗与姐美、姐美与莫小谦、阿朗与莫小谦的人物关系，都处于误解—化解—和谐的关系进程中。阿朗与姐美的矛盾在于阿朗的悔婚触动了全剧人物的平衡关系，从而造成了姐美不得不面对不必要的麻烦，即对各路爱慕者一一劝退的同时追寻阿朗悔恨原因;但是让姐美如此“丢脸”“伤自尊”的事并没有迫使姐美走上“报复”的道路;相反，两人最终在理解中化解、包容中支持。可见，相比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物关系环境，人物的矛盾关系在主创人员看来并不显得有多重要。姐美与莫小谦如果有矛盾，那就是一个爱而不得，一个不爱而拒，但在爱与拒中并不构成隔阂，而是一个笑着爱，一个笑着拒，在笑中化解了尴尬，形成了更加稳固的商业合作关系。阿朗与莫小谦是算是“情敌”关系：失意的阿朗讨厌春风得意的莫小谦，财大气粗且不断讨好姐美;莫小谦恨不得阿朗永远不回来，好让姐美接受他的爱意。两“情敌”彼此看对方不顺眼，还为了争夺姐美开展了对歌擂台，但是最后在姐美的说服下，两人抛去成见，为了建设壮美家乡，达成了新一轮的合作关系。纵观全剧，这样的小矛盾实际上很容易因误会触发大的矛盾关系，亦如音乐剧《爱尔兰之花》《西区故事》不正是这样的故事结构吗？但是主创人员显然是不给矛盾发酵，在萌芽之时就处理掉，以致于全剧的人物关系都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即便偶尔的不和谐，一首山歌似乎都能抚平所有的不安与不快。如果说在《刘三姐》的故事里，唱歌是一种武器，是刘三姐拿起来斗争的利器，那么在《新刘三姐》里，歌唱是一种对话、牵挂、思念、理解，更是壮家文化的化身。也正是通过歌唱，唱出了阿朗逐梦路上的迷茫与纠葛、坚守或放弃;唱出了姐美的理解与包容、深情与寄托;唱出了莫小谦的大度与爽朗、执着与情深;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姐美人美心美、能歌善舞、智商在线、目光长远、不拘泥窠臼、有头脑有主见;阿朗有才华、善良、实在、冲动、迷茫;莫小谦幽默、自信、热情、开朗、乐观。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着自己明显的标签，有着时代的烙印。 四、演绎方式：从英雄歌颂到小人物叙事
不难理解，在大时代背景下，宏观叙事是主流的文化呈现形式，《刘三姐》在这样的环境下，歌颂英雄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主流。刘三姐理所当然被塑造成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女性形象，亦如当时《白毛女》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升华出来的。”[6]3以致把阶级斗争贯穿到全剧，整合了所有资源来塑造刘三姐。此时，刘三姐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她是一个以歌为武器的斗士。《刘三姐》的编者“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处理这个题材，从头到尾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气概完全压倒了剥削阶级，使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这更符合我们已经解放了十一年的劳动人民的心境和精神状态。《刘三姐》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是只有一个原因，但这却是最根本的原因”[3]548。可见这样的叙事是符合当时观众的审美要求的，同时也传达了旧社会人民被压迫的苦难根深蒂固，刘三姐的出现无疑唤醒了他们过去的记忆，是自我内心的真实写照：如果自己不能反抗、斗争，那就让刘三姐代表我们去反抗、斗争吧！因此，在《刘三姐》里，刘三姐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她是人民的英雄，是时代的英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是时代的必然，这样的人物放到现在，或许我们没有前辈们看得有感情有思考。
纵观《新刘三姐》，主创显然不是创造英雄，也不歌颂英雄，他们要赞美新时代下默默耕耘的劳动者，歌颂那千年来有着顽强生命力、承载着一代代壮家儿女梦想的山歌。姐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刘三姐”的继承和延伸，但是她也只是生活在壮乡中的一个普通的女子，她长得美、歌唱得好、有智慧，但和很多壮家女孩并无多大区别。她也没经过什么大是大非，她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和谐的村庄，平安喜乐地成长，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斗争，注定成不了英雄。成不了英雄的姐美，认真地编织着一个小人物应有的结构叙事，在简单生活中呈现生活的本真。她努力地活成我们羡慕的样子：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建设富裕、美丽乡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唱山歌，且唱出了艺术的高度;对人生充满了阳光与自信。阿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逐梦青年，带着理想来到城里，却被城市的现实规训得头破血流。他以乡村的淳朴来度城市的复杂，注定是失意的;最终回归乡村，其实也暗示着以阿朗为代表的乡村青年在城市的挫败，也潜意着城乡融合任重道远。莫小谦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人，他有商人的精明，通透城乡规则，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大好前途;他没有放弃城市的优越硬件、软件，但也充分调动了乡村的各项独特资源，他游走于乡村与城市间，既是城市代表也代言乡村，在他身上体现了城乡融合最好的模样。每个鲜活人物背后，都是现实中的一员，奔走于生活和理想之中。主创想传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群能歌善舞的壮家人，他们努力编织自己的梦想，以小人物的姿态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壮家山歌、壮家生活、壮家儿女的门。
结 语
如果说《刘三姐》是为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那么60年后的今天，彩调剧《新刘三姐》则是致敬经典，献礼国庆70周年。《新刘三姐》在延续《刘三姐》的主旋音乐基础上，保留了彩调剧诙谐风格，融入了民族歌舞，简单舞台有山有水有景有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到了国家60年以来的繁荣发展。而广西几千年的山歌文化，孕育了刘三姐文化的诞生，在新时代下，如何推动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彩调剧《新刘三姐》无疑是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时代需要新的创作，如著名戏剧评论家、剧作家顾乐真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的，希望有新的《刘三姐》出现：“作为一个民间传说，当然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本子同行于世。‘样板’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任何剧目都不应该是万世不变的。既使是‘经典之作’，也可以在‘经典’之外，营造出新的‘精品’。”[3]559这个“希望”在40年后，如愿实现：彩调剧《新刘三姐》打破了原来的叙事结构，重新创造了故事情节、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树立了新的戏剧主题和艺术立场。亦如编剧常剑钧在《新刘三姐》的媒体见面会上所言：“通过该剧不仅可以讓大家知道山歌文化的珍贵，还能让大家了解山歌对新时代的意义、呼唤传统山歌回归，让山歌在现实、历史、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互通不同时代的美好生活。”而呼吁传统山歌回归，挖掘民间文化，重回民间书写，不正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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