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以民国时期为时间段，选取了这段时间内，在出版业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上海进行分析。通过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以点代面，了解我国的出版业发展历史。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经济;出版;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民国时期是中国出版史上新旧变革的延续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帝制，改为共和，在政治制度上是一大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迭起，各种思潮学说纷纭复杂，论战交锋。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学说都利用新闻出版物作为宣传工具。
上海，在中国可称得独一无二的城市，被西人称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它曾经处于全国一连串所谓中心的领先优越地位：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各种桂冠都加在了它的头上耀眼夺目，光辉四射。民国时期，几乎全国的出版家，文学家全都在上海汇聚一堂。上海的出版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地位。
所以，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经济，对理解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能从中探寻发展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这对出我国出版业以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概况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贸易的心脏，始终占据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半数左右。在这个城市里，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世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两者接触的结果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亦喜亦悲的活剧。
（一）经济概况
就农业而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农民卷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低层次扩展，加上地租和赋税等方面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农户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稍有风浪，就有可能遭受覆顶之灾。
同时，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大城市。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开办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厂。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工业几乎成倍增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厂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工厂1万余家，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逐步成为旧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
二、民国各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
（一）民国初期
这段时期是出版事业的发展变革时期。
19世纪后期上海已是全国航运中心;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设立起，到1911年止，前后共设立过20家本国银行;华资工厂也是生机勃勃，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
在此之前的官书局完全由清政府操纵，不存在编辑、发行等问题。而现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因而涌现大批私营出版机构。这样出版机构便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自主、有利可图的企业。加上西方出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得诸如商务印书馆之类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在远东无可匹敌。
商务印书馆自张元济被聘为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后，开始从一个印刷企业迅速地转化为出版企业，并迅速地登上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位置。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80余处分支机构，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在民国时期占主要份额。
这个时候的出版印刷机构，无论是资本，还是营业额都集中在少数几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书业工会”有会员40 余家，资本900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就占去5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世界书局70万元，大东书局30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另外，在大约3000万元的营业额中，商务印书馆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海优越的出版环境，也不断吸引着外埠出版机构向上海迁移。这种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如美华书馆1860年从宁波迁来，扫叶山房1880年由苏州而至上海设分号，后改上海分号为总号。20世纪以后，上海都市化的进程加快，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外埠出版机构更是大量向沪迁移。
（二）抗战前二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内战开始让有限的政府收入也被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经济环境不能说是不糟糕。
由于战争连年，导致了国统区出版物数量、品种都较少。尽管其中个别年份略有增长，但总体趋势不容乐观。1936年国统区共出版图书9438多中，丛书占到42%，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等社科类图书占28%自然科学类不到5%。在这些比较乐观的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新出版总量还没达到万种。
（三）抗战时期
太平洋戰争爆发前后，上海银钱业出现一片混乱局面，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争先创立。这些机构大多以证券、外汇、商品、标金等作投机活动，一旦遇到风波，便经不住打击，纷纷倒闭。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而物价的不断上涨则必然会使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战时经济的崩溃。这段时期对于上海的出版业来说，简直是场厄难。
在日寇侵华战争造成的诸多灾难性的毁灭中，出版业遭遇的摧折和毁损可算得上是一大项。在这次战争中，许多出版机构都曾在战火中受到破坏、毁损。
“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当时盛极一时的出版中心的出版业遭受劫难，其中开明书店损失惨重：开明书店设在虹口（闸北区附近）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在第三天就中了日军的炮弹，开明所有的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击毁，损失惨重，全部资产的80%以上都被焚毁;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军占做军营，库存的大批教科书被化成纸浆，大批国学书籍被抢劫走，运往日本。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 除了炮火的摧毁，日本军部对各家书店印刷所的存纸和铅料无条件的征用，带给出版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素有“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之称的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就被征用活字铅料多达50余吨！
但是不管条件如何恶劣，还是有一些出版机构顶住压力，取得成绩的。以出版科技书籍和外文科技课本著称于世的上海龙门书局为例。 “八·一三”沪战时遭炮击，龙门印刷厂被毁，化为瓦砾。但在上海出版业异常萧条之时，龙门书局与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文化印书馆、北京图书公司、北洋书店、世界图书公司、中国图书服务社、大新书社、中国版本社等几家，于1937年11月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在租界内开业，一时成为国内最大、最有实力的影印组织。从1939年起，龙门联合书局多次运送大批影印西书去内地销售，缓解了后方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要。
（四）战后
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出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那些历经磨难的各个出版机构，难得有这样一个短暂的和平喘息实际。但是，刚刚经历过战乱，百物凋零、物价上涨。在这样重重的经济危机中，出版业力图扭转出版颓势、促进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良好愿望只能是空想。许多出版机构度日如年，勉强维持门面，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大受影响。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重庆搬迁回上海，虽然想极力振作，但无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只能用残存的资金维持生计。在张元济等人的支持下，总算没有倒闭，迎来了解放。
上海亚东图书馆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只出版了三种书：林超真译的《马克思给顾尔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和汪协如标点的《十二楼》。四年时间，只出版了三种书，由此可见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状况了。
三、民国时期出版事业对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为我国后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退步了很多，可是仍然无损它近代出版全国第一的地位。
出版业与文化市场的互动是近代上海出版业繁荣的奥秘所在。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得益于产业化经营机制的成功运作和文化市场的推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稍后的世界书局等，均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不仅广泛地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和金融业，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规模，是以往的书商所无法想象的。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谁失去了文化市场，谁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因此，如何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出版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各出版机构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制胜的关键。民国初年，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商务印书馆独大的格局，跻身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社之列，关键在于它顺应了辛亥革命后文化市场的变化;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一直保持了全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断地调适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中那些著名出版社的成功经营模式，是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值得借鉴的。例如中华书局的崛起，那是近代出版史上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不可否认的，它是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遇，但创办者的才智及努力等人为方面的因素亦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在腾飞，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了解，国际上正掀起一股“中国热”。当我国的出版事业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出发的奠基石正是曾经辉煌的上海民国时期的出版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1]陈无我《老上海30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2]墨菲《上海---現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陈伯海、袁进《近代上海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见：跨世纪出版业发展研究——《二十一世纪出版业发展及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陈源，再论线装书，见：西滢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重排本
[6]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四部备要》，申报，1922-01-04
[7]中央日报（南京版），1935-04-28
[8]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解放日报，1980-12-02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经济;出版;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民国时期是中国出版史上新旧变革的延续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帝制，改为共和，在政治制度上是一大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迭起，各种思潮学说纷纭复杂，论战交锋。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学说都利用新闻出版物作为宣传工具。
上海，在中国可称得独一无二的城市，被西人称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它曾经处于全国一连串所谓中心的领先优越地位：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各种桂冠都加在了它的头上耀眼夺目，光辉四射。民国时期，几乎全国的出版家，文学家全都在上海汇聚一堂。上海的出版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地位。
所以，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经济，对理解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能从中探寻发展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这对出我国出版业以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概况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贸易的心脏，始终占据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半数左右。在这个城市里，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世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两者接触的结果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亦喜亦悲的活剧。
（一）经济概况
就农业而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农民卷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低层次扩展，加上地租和赋税等方面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农户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稍有风浪，就有可能遭受覆顶之灾。
同时，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大城市。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开办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厂。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工业几乎成倍增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厂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工厂1万余家，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逐步成为旧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
二、民国各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
（一）民国初期
这段时期是出版事业的发展变革时期。
19世纪后期上海已是全国航运中心;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设立起，到1911年止，前后共设立过20家本国银行;华资工厂也是生机勃勃，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
在此之前的官书局完全由清政府操纵，不存在编辑、发行等问题。而现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因而涌现大批私营出版机构。这样出版机构便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自主、有利可图的企业。加上西方出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得诸如商务印书馆之类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在远东无可匹敌。
商务印书馆自张元济被聘为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后，开始从一个印刷企业迅速地转化为出版企业，并迅速地登上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位置。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80余处分支机构，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在民国时期占主要份额。
这个时候的出版印刷机构，无论是资本，还是营业额都集中在少数几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书业工会”有会员40 余家，资本900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就占去5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世界书局70万元，大东书局30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另外，在大约3000万元的营业额中，商务印书馆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海优越的出版环境，也不断吸引着外埠出版机构向上海迁移。这种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如美华书馆1860年从宁波迁来，扫叶山房1880年由苏州而至上海设分号，后改上海分号为总号。20世纪以后，上海都市化的进程加快，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外埠出版机构更是大量向沪迁移。
（二）抗战前二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内战开始让有限的政府收入也被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经济环境不能说是不糟糕。
由于战争连年，导致了国统区出版物数量、品种都较少。尽管其中个别年份略有增长，但总体趋势不容乐观。1936年国统区共出版图书9438多中，丛书占到42%，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等社科类图书占28%自然科学类不到5%。在这些比较乐观的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新出版总量还没达到万种。
（三）抗战时期
太平洋戰争爆发前后，上海银钱业出现一片混乱局面，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争先创立。这些机构大多以证券、外汇、商品、标金等作投机活动，一旦遇到风波，便经不住打击，纷纷倒闭。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而物价的不断上涨则必然会使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战时经济的崩溃。这段时期对于上海的出版业来说，简直是场厄难。
在日寇侵华战争造成的诸多灾难性的毁灭中，出版业遭遇的摧折和毁损可算得上是一大项。在这次战争中，许多出版机构都曾在战火中受到破坏、毁损。
“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当时盛极一时的出版中心的出版业遭受劫难，其中开明书店损失惨重：开明书店设在虹口（闸北区附近）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在第三天就中了日军的炮弹，开明所有的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击毁，损失惨重，全部资产的80%以上都被焚毁;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军占做军营，库存的大批教科书被化成纸浆，大批国学书籍被抢劫走，运往日本。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 除了炮火的摧毁，日本军部对各家书店印刷所的存纸和铅料无条件的征用，带给出版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素有“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之称的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就被征用活字铅料多达50余吨！
但是不管条件如何恶劣，还是有一些出版机构顶住压力，取得成绩的。以出版科技书籍和外文科技课本著称于世的上海龙门书局为例。 “八·一三”沪战时遭炮击，龙门印刷厂被毁，化为瓦砾。但在上海出版业异常萧条之时，龙门书局与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文化印书馆、北京图书公司、北洋书店、世界图书公司、中国图书服务社、大新书社、中国版本社等几家，于1937年11月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在租界内开业，一时成为国内最大、最有实力的影印组织。从1939年起，龙门联合书局多次运送大批影印西书去内地销售，缓解了后方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要。
（四）战后
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出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那些历经磨难的各个出版机构，难得有这样一个短暂的和平喘息实际。但是，刚刚经历过战乱，百物凋零、物价上涨。在这样重重的经济危机中，出版业力图扭转出版颓势、促进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良好愿望只能是空想。许多出版机构度日如年，勉强维持门面，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大受影响。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重庆搬迁回上海，虽然想极力振作，但无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只能用残存的资金维持生计。在张元济等人的支持下，总算没有倒闭，迎来了解放。
上海亚东图书馆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只出版了三种书：林超真译的《马克思给顾尔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和汪协如标点的《十二楼》。四年时间，只出版了三种书，由此可见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状况了。
三、民国时期出版事业对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为我国后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退步了很多，可是仍然无损它近代出版全国第一的地位。
出版业与文化市场的互动是近代上海出版业繁荣的奥秘所在。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得益于产业化经营机制的成功运作和文化市场的推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稍后的世界书局等，均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不仅广泛地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和金融业，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规模，是以往的书商所无法想象的。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谁失去了文化市场，谁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因此，如何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出版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各出版机构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制胜的关键。民国初年，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商务印书馆独大的格局，跻身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社之列，关键在于它顺应了辛亥革命后文化市场的变化;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一直保持了全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断地调适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中那些著名出版社的成功经营模式，是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值得借鉴的。例如中华书局的崛起，那是近代出版史上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不可否认的，它是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遇，但创办者的才智及努力等人为方面的因素亦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在腾飞，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了解，国际上正掀起一股“中国热”。当我国的出版事业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出发的奠基石正是曾经辉煌的上海民国时期的出版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1]陈无我《老上海30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2]墨菲《上海---現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陈伯海、袁进《近代上海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见：跨世纪出版业发展研究——《二十一世纪出版业发展及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陈源，再论线装书，见：西滢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重排本
[6]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四部备要》，申报，1922-01-04
[7]中央日报（南京版），1935-04-28
[8]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解放日报，198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