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上一次通胀不过三年时间，我们又将不得不面对新一轮较为严重的物价上涨。1月－4月的数据均已超出全年4％的调控目标，3月、4月的数值甚至突破了5％。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今年物价走势会是“前高后低”。但我们判断，全年很可能会出现“前高后不低”的局面，一些中长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温和通胀恐将成为一种较长期趋势。尽快控制通胀仍然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和首要任务。
　　
　　物价将持续高位运行
　　推动物价持续在高位运行的因素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个单子，而且这个单子还在不断地变长，新涨价因素的影响在下半年将逐步超过翘尾因素，并有长期化的趋势，这警示我们对通货膨胀切不可掉以轻心。
　　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仍有可能较快。当前正处于一个政治周期的交替期，很多地方政府在今年换届，明年又将迎来党的十八大。再加上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建党90周年，各地将有大量的投资完成。
　　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客观性和持久性。长期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使农村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维持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得很困难，包括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性上升。短期而言，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仍是一种“紧平衡”，一些品种（如玉米、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近期蔬菜价格的大幅下跌有可能使下一个生产周期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补涨。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本轮猪周期正处在上涨的中期，4月全国猪肉价格到达历史最高位，但并未见顶结束，生猪存栏量还在趋势性下滑，能繁母猪数量也保持了连续三个月下降，猪肉价格上涨也许会成为下一阶段物价上涨的推动力。
　　非食品类新涨价动力持续强劲，未来物价驱动因素转换值得关注。4月，七大类非食品CPI 环比全部上涨，这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前四个月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2.6％、2.3％、2.7％和2.7％，均高于上一轮通胀期间非食品价格最高涨幅，表明终端消费价格上涨压力也较大。今后几个月可能继续出现食品价格回落有限而非食品价格继续攀升的现象，全面性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低要素成本时代很难再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会在较长时期内推动物价上涨。随着中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步市场化，政府管制和央企垄断造成价格扭曲逐步改善，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使得这些有限的资源或要素的成本最终必将上涨。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后在高位剧烈波动使未来通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今年以来，“东震西乱”成为油价上涨的直接推动因素。尽管5月初国际原油价格受消息刺激出现了短期下跌，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或将呈现“短空长多”式的趋势性上涨，其滞后影响将长期加大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并继而强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依然存在。尽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已七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四次提高利率，但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房价居高不下使居住类价格难以出现趋势性下跌。在国家多项调控政策挤压下，房价依然坚挺。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势必减少用于普通商品住房的土地供应，这对稳定房价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对增加保障性住房遏制房价的作用不可过高估计。国内众多城市实施“限购令”使一些刚性需求得不到释放，只能寻求租房，进而会推动房租、装修材料等居住类价格上涨。
　　当然，从积极因素看，三季度后物价缓慢回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例如，当前货币供给明显收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季节性蔬菜价格下降和夏粮丰收在望，翘尾因素影响逐渐减弱。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存在的回落态势，等等，都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
　　但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很难抵消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持久影响。我们判断，2011年物价走势虽然不会全面失控，但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最快要在6月甚至是三季度达到峰值，二季度、三季度可能都将在5％以上的相对高位，四季度可能会下降至4.5％左右，全年突破5％的可能性很大，4％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需一揽子长短期政策组合
　　为有效抑制通胀，除了继续做好保障供应、管理预期、疏导流动性、抑制房价等短期政策，还应更加注重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扩大海外投资规模以及继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和推动改革开放。
　　增加农产品供给，改善流通环节，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大中城市的蔬菜供给应更多立足于本地解决，通过大力建设“菜园子”来满足和丰富“菜篮子”。借鉴法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把广大菜农组织起来建立农业合作社，完善农业信息采集发布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广订单农业，除了建立完善“农超对接”“田店对接”的直接供应制度，还应大力推进农户和批发商、餐厅、加工企业的对接模式，降低流通环节费用，让农民充分分享流通环节利润。下半年还需要特别注意保障猪肉的供应，避免猪肉价格持续恢复性上涨给物价带来的压力。
　　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媒体有责任加强对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宣传引导，客观报道物价形势，消除民众不必要的紧张情绪，而非推波助澜、过度渲染，避免由非理性通胀预期引发“羊群效应”。在物价出现明显拐点之前，暂缓推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暂缓把资源税试点推向全国。对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也应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在继续依靠货币政策控制通胀货币基础的同时，要注意货币政策的收紧要适度，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的关系，尽可能避免伤害实体经济。要控制包括信贷投放量在内的全社会融资总量，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的变化，灵活搭配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鉴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空间已十分有限，央行可适当增加更长期限如三年期央票的发行，以加大公开市场回笼流动性力度。此外，还应主动增加资产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第三产业、社会事业以及“三农”领域。
　　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抑制物价上涨中的独特作用。财税政策在治理通胀中不宜缺位太久，应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和范围，减轻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近期政策着力点可以考虑：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补贴，尽快推动增值税的扩围以逐步替代营业税，对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收购、批发、零售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所得税优惠政策，逐步完善房地产税的试点与征收，为今后大面积推广积累经验，大幅降低大豆、玉米、原油、成品油、煤炭、钾肥等国内紧缺商品的进口关税，不征关税的给予进口补贴或增值税先征后返。
　　坚持抑制房价的各项市场化调控措施不动摇，尽快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平稳化解，缓解通胀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利益和形象的央企及地方国企，更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尽快从商品房开发这一竞争性行业悉数退出，防止借助各种特权和垄断进入商品房开发领域，拿着全民所有的资产，不计成本地拉抬地价、炒高房价、获取垄断利润。应让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国企特别是央企，转向具有半公共产品性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一领域来，让利于民而非与民争利。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信贷政策，大幅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降低购房杠杆率。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应拿出更多的资金给予支持，加大财政贴息的力度，充分调动社会资金特别是注重长期回报的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的积极性。抓紧进行土地供应制度改革，毫不迟疑地扩大土地供应以缓解供需矛盾，改土地出让金70年一次征收为一年一收，尽快允许农村的集体土地直接上市，逐渐使地方政府和土地财政脱钩、和房价脱钩，彻底铲除房地产问题反复发作的制度根源。
　　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海外供应基地。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供应渠道和基地，从源头上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我国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战略储备，力争成为某些大宗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可尝试在巴西本土建立大豆海外稳定供应基地，可与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或通过投资、风险勘探及技术合作与创新等方式增加我国海外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供应。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企在海外金融市场上以控股或参股方式投资资源类上市企业。
　　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和深化改革，消除物价上涨的体制根源。从中长期看，深化改革是从根本上消除物价频繁、周期性波动痼疾，建立起合理的趋于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物价平稳运行的根本之道。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应重点推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