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聘翻译到留任秘书

　　高文彬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幼小读书时起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先生自称在校时“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1941年，20岁的高文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大一新生。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为了避免在汪伪政府“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高文彬在回忆录中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可每次上课绕路走。”1945年夏天，日本无条件投降时，高文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叙述：“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
　　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选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
　　1946年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高文彬回忆说：“我的老师刘世芳，是上海有名的律师。他与向哲浚是清华同学。向哲浚那时带了很多控诉日军暴行的材料，都是中文的，要翻译成英文，就请刘世芳老师帮忙找翻译，要求既懂英美法，也通英语。于是，刘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他。同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刘继盛、郑鲁达。还有一个是向哲浚太太的兄弟周锡卿，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另一个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我们5个人一起去当翻译。”
　　“我们是1946年5月份去日本的。乘坐的是美国的军用飞机，从江湾机场飞过去的。”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其他4人则去到“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通宵达旦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经历了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

高文彬的“小遗憾”

　　据高文彬回忆，国际军事法庭的地址设在东京涩谷原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址上。进口处有一个小花园，前面是演讲厅，后面是练兵场，中央的一个小土堆上竖立着一块木制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这幢建筑的底层是法庭，由原来的士官学校的大厅改的，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室，三楼是各国检察官的办公室。老先生说：“作为向哲浚的秘书，我不是每天都要从三楼到下面的法庭，只是有事才到法庭去，例如要给向哲浚拿点文件才去。我们到法庭去很方便，但外面的人去法庭就要有入场券。日本东京的地势不像上海那样平坦，它的地势有高有低。法庭所在的日本士官学校设在一块小高地上，上面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从下面开车上去要好几分钟才能到达。”
　　1946年5月3日，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开始。之前的4月29日，东京审判检察长、美国人季楠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甲级战犯，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从巢鸭监狱将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着车窗的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押送，下午庭审结束后，再按原样押回。
　　在高文彬的记忆中，彼时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向哲浚，英语表述铿锵有力非常流畅，为中国作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由衷地称赞他。
　　东京审判的审讯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总的，即日本如何开始侵略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以总的方式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另一部分是个人的，即对每个战犯的具体罪行提起公诉。对战犯的审讯次序是依照每个战犯的英文翻译名字，英文字母A、B、C、D这样的顺序进行的。
　　据高文彬回忆：“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們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国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进行审判。法庭是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1点又开始工作，3点结束。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因为法庭常有文件送来，办公室里不能缺人，所以我到法庭去旁听的次数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小遗憾。”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每天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高文彬回忆说，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舆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从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日本人都非常震惊。审判退庭时，我碰到日本听众，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也许是他们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
　　高文彬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很花精力，因为日本战犯是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的。”为了公平起见，法庭为日本战犯聘请了美国律师为他们辩护。理由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采用英语的，很多日本战犯不通英语，这些日本战犯都是高官，家里很富有，常常请美国律师吃饭，送东西，因此这些美国律师就拼命为日本战犯辩护，故意把案子拖得很长，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