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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建设的成败只要考量一点，究竟一个平头百姓可以对政府官员“不客气”，还是反过来。
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采访，最害怕莫过于跟地方宣传部的人打交道。
理论上，大家在工作上还有某种合作或者指导关系，用宣传部门的人常说的话叫：“到了宣传部就像到了‘家’一样”。
实际上这跟自己家还是有点区别，每到一个出了新闻的地方，“家人”总在看着你—你采访他在一旁看着，你回宾馆写稿他坐一边看着，你上厕所他也在门口看着，你说有人旁边看着我尿不出来，他说没事，来，先抽根烟放松一下。
“温暖”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无缘无故，令你无可奈何，最后往往只能被迫“离家出走”。
和宣传部门的极度“客气”相对，政府部门时常冷若冰霜。
一说采访，领导永远在开会，或者一听你是“南都周刊”的记者就来火，这是北方，关你们南方的报纸鸟事？
这样是一辈子也见不着领导的，于是我经常硬闯，绕过接待的人直接见领导。领导通常正在打电话，脑袋深埋在烟雾里，忧国忧民的神情若隐若现，背后是林立的书架，通常放满了《金瓶梅》、《肉蒲团》和《甲骨文赏析》。半小时电话打完了，领导的鼻孔会对你问话：什么事？一听是记者，他马上又要去开会了。
也有的时候他们会先问你是哪个报纸的记者，是什么单位主办的，有时候人家也直接，问你打算正面报道这事，还是负面报道？一开始我总想不明白为啥问这话，因为既然是报道，那必须客观公正，正面和负面是以什么标准区分的呢？后来出了个逯军，我才想明白，这句话是在问：你是打算为党说话，还是要为群众说话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来堂堂正正、和谐一体的事时常被地方官员搞成对立。有一次我在郑州采访，一个部门的接待人员一听说我采访拆迁问题就用纯正的河南话一阵大骂，啥南都周刊，肖饱！肖饱！（小报！小报！）现在想想，“逯军”从那个大院里出来也很正常。
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媒体想见地方干部都这么困难重重，普通群众怎么办？很多问题就这样错过了在地方层面上解决的机会，不断地上移到政治结构的更上层，每年那么多到省里到京城上访的人，你看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这次到山东东明采访甲状腺疾病暴发一事，一开始并不想接触宣传部门，但在去化工厂采访的时候不小心“邂逅”了他们。彼时一位厂里的人员接我进一个房间，里面正觥筹交错，宣传部的部长、干事们和厂里的领导们围坐一桌，和气一团。宣传部的人见有记者来了，就赶紧搭讪，一位40多岁的干事围着20多岁的我一口一个“陈主任”地喊。后来我推说有事设法提前溜走了，结果第二天到医院采访，刚一坐下，宣传部的人又出现在院长办公室，见面又是客客气气地喊“陈主任”。
这一下陈主任也没辙了，好吧，你就跟着我采访吧。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在他的帮助联系之下，政府部门的采访出奇地顺利，几位负责人接待十分客气。我采访的时候除了比较敏感的问题，宣传部的人一般不插嘴，如果我坚持问，他也不继续干涉。我不由得对他们印象大为改观。撇开别的因素只论工作，平心而论，在我的几次接触中感觉山东宣传部门的同志工作相对来说是最科学的，能得60分，石首那样的事件在这边不大会发生，因为山东的信息公开做得相对及时。
不过这样的好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当天就有很多村民给我打来电话，当地政府一边客客气气地接待我的采访，一边十分不客气地组织了大批人马到化工企业排污管道沿线的居民家中收取2007年至今的病历。在此之前，当地政府已发动过一次调查，要求每个人说明是否在治污请愿书上签过名。
当地政府的两次举动使王君平十分不安，他是这次请愿书的执笔者，在家里王君平不止一次向我表示过担心：当地政府可能要对我不客气了。我说放心，大家都在关注谁都不敢的。明着不敢，他们要是来暗的呢？马路上走着叫个车把我撞死，那也只能算交通事故啊！王说。
有时候陈主任总纳闷，地方政府为何对记者比较客气，对群众就十分不客气。后来我想明白了，对地方政府来说，记者经常是一个“可信的威胁”，用吴思的话说，在他们眼里记者是有“合理伤害权”的，轻则让地方受批评，重则让他丢了乌纱帽，权衡之后，拿再多的客气跟你兑换“豁免权”十分划算。而群众能做什么？通过正常渠道，平头百姓扳不过你，完全在地方的掌握之下，群众只能寻求利益圈之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比如上级部门，上上级部门和上上上级部门，天高皇帝远，这完全是“不可信的威胁”，地方政府跟他们有什么好客气的！
在中国，记者也是特权阶层，而且令人不安的是很多时候，这种特权建立在别的社会路径堵塞的基础上，很多无处排解的社会矛盾不得不上升到“舆论”的高度寻求解决。为何在县市一级不能客气一点地解决呢？
衡量一个政府的进步和开放程度，并不是来源于一个机构或几位领导对记者的客气，也不取决于对大企业家、权势者的客气，而是来源于群众对官员的乌纱帽有可信的威胁。当别人污染了你的家园，占了你的地，随意拆迁了你的房子，毒害了你的孩子，开跑车撞死你的家人，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作出解释和道歉，而不用担心被送到精神病院、被自杀、被撞死。
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采访，最害怕莫过于跟地方宣传部的人打交道。
理论上，大家在工作上还有某种合作或者指导关系，用宣传部门的人常说的话叫：“到了宣传部就像到了‘家’一样”。
实际上这跟自己家还是有点区别，每到一个出了新闻的地方，“家人”总在看着你—你采访他在一旁看着，你回宾馆写稿他坐一边看着，你上厕所他也在门口看着，你说有人旁边看着我尿不出来，他说没事，来，先抽根烟放松一下。
“温暖”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无缘无故，令你无可奈何，最后往往只能被迫“离家出走”。
和宣传部门的极度“客气”相对，政府部门时常冷若冰霜。
一说采访，领导永远在开会，或者一听你是“南都周刊”的记者就来火，这是北方，关你们南方的报纸鸟事？
这样是一辈子也见不着领导的，于是我经常硬闯，绕过接待的人直接见领导。领导通常正在打电话，脑袋深埋在烟雾里，忧国忧民的神情若隐若现，背后是林立的书架，通常放满了《金瓶梅》、《肉蒲团》和《甲骨文赏析》。半小时电话打完了，领导的鼻孔会对你问话：什么事？一听是记者，他马上又要去开会了。
也有的时候他们会先问你是哪个报纸的记者，是什么单位主办的，有时候人家也直接，问你打算正面报道这事，还是负面报道？一开始我总想不明白为啥问这话，因为既然是报道，那必须客观公正，正面和负面是以什么标准区分的呢？后来出了个逯军，我才想明白，这句话是在问：你是打算为党说话，还是要为群众说话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来堂堂正正、和谐一体的事时常被地方官员搞成对立。有一次我在郑州采访，一个部门的接待人员一听说我采访拆迁问题就用纯正的河南话一阵大骂，啥南都周刊，肖饱！肖饱！（小报！小报！）现在想想，“逯军”从那个大院里出来也很正常。
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媒体想见地方干部都这么困难重重，普通群众怎么办？很多问题就这样错过了在地方层面上解决的机会，不断地上移到政治结构的更上层，每年那么多到省里到京城上访的人，你看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这次到山东东明采访甲状腺疾病暴发一事，一开始并不想接触宣传部门，但在去化工厂采访的时候不小心“邂逅”了他们。彼时一位厂里的人员接我进一个房间，里面正觥筹交错，宣传部的部长、干事们和厂里的领导们围坐一桌，和气一团。宣传部的人见有记者来了，就赶紧搭讪，一位40多岁的干事围着20多岁的我一口一个“陈主任”地喊。后来我推说有事设法提前溜走了，结果第二天到医院采访，刚一坐下，宣传部的人又出现在院长办公室，见面又是客客气气地喊“陈主任”。
这一下陈主任也没辙了，好吧，你就跟着我采访吧。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在他的帮助联系之下，政府部门的采访出奇地顺利，几位负责人接待十分客气。我采访的时候除了比较敏感的问题，宣传部的人一般不插嘴，如果我坚持问，他也不继续干涉。我不由得对他们印象大为改观。撇开别的因素只论工作，平心而论，在我的几次接触中感觉山东宣传部门的同志工作相对来说是最科学的，能得60分，石首那样的事件在这边不大会发生，因为山东的信息公开做得相对及时。
不过这样的好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当天就有很多村民给我打来电话，当地政府一边客客气气地接待我的采访，一边十分不客气地组织了大批人马到化工企业排污管道沿线的居民家中收取2007年至今的病历。在此之前，当地政府已发动过一次调查，要求每个人说明是否在治污请愿书上签过名。
当地政府的两次举动使王君平十分不安，他是这次请愿书的执笔者，在家里王君平不止一次向我表示过担心：当地政府可能要对我不客气了。我说放心，大家都在关注谁都不敢的。明着不敢，他们要是来暗的呢？马路上走着叫个车把我撞死，那也只能算交通事故啊！王说。
有时候陈主任总纳闷，地方政府为何对记者比较客气，对群众就十分不客气。后来我想明白了，对地方政府来说，记者经常是一个“可信的威胁”，用吴思的话说，在他们眼里记者是有“合理伤害权”的，轻则让地方受批评，重则让他丢了乌纱帽，权衡之后，拿再多的客气跟你兑换“豁免权”十分划算。而群众能做什么？通过正常渠道，平头百姓扳不过你，完全在地方的掌握之下，群众只能寻求利益圈之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比如上级部门，上上级部门和上上上级部门，天高皇帝远，这完全是“不可信的威胁”，地方政府跟他们有什么好客气的！
在中国，记者也是特权阶层，而且令人不安的是很多时候，这种特权建立在别的社会路径堵塞的基础上，很多无处排解的社会矛盾不得不上升到“舆论”的高度寻求解决。为何在县市一级不能客气一点地解决呢？
衡量一个政府的进步和开放程度，并不是来源于一个机构或几位领导对记者的客气，也不取决于对大企业家、权势者的客气，而是来源于群众对官员的乌纱帽有可信的威胁。当别人污染了你的家园，占了你的地，随意拆迁了你的房子，毒害了你的孩子，开跑车撞死你的家人，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作出解释和道歉，而不用担心被送到精神病院、被自杀、被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