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文化派操纵理论的角度系统分析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译作《李尔王》翻译活动,以此突破翻译界多年来的单一评价标准,转而从系统多元的角度分析其三人译作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梁实秋、朱生豪和卞之琳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理论和赞助人三方面的深刻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朱生豪本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弘扬中国文化之心;梁实秋怀着对莎士比亚的激赏;而卞之琳则是因对诗歌的热爱。而在诗学理论方面,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的语言差异不大;而卞之琳则完全采用诗歌形式翻译全文,朱生豪与梁实秋则偏向使用散文体与诗歌体相结合的形式。赞助人对三人的影响更加明显,詹文许在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选择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胡适更是梁实秋散文体翻译形式的奠基人;卞之琳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也受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赞助人的重要影响。因此,梁实秋、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译本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都是受意识形态、诗学理论和赞助人操纵的翻译产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