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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陵、庾信是南北朝时期两位重要的文学家，早年因为写作轻艳、清丽的宫体诗文而名声大噪，号称“徐庾体”。实际上，徐陵、庾信是两位有着鲜明独特个性，也有着鲜明独特文风的文学家，个性、气质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清晰的投影。徐陵刚毅、果断、自信、无畏、讲法度、有气度、理性，重“理”，有政治家的气质，所以他的作品注重理辩，注重实用，强调“文质互宣”，擅长书牍文和诏策军书等实用文书的写作;庾信恭顺、抑郁、萧散、矛盾、敏感、多情、易受伤、感性，重“情”，是个典型的文人，因而他的创作注重情感的抒发，崇尚“含吐性灵”，擅长诗赋等抒情类文体的写作。虽然个性、气质对作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他们中后期的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在他们早期创作的“宫体”/“徐庾体”作品中已经显露端倪。
关键词：徐陵;庾信;个性;理;情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1.015
徐陵（507—583）、庾信（513—581）是南北朝时期两位重要的文学家，因为写作轻艳、清丽的宫体诗文，在文学史上常常被相提并论，号称“徐庾体”。实际上“宫体”/“徐庾体”只是两位作家早期的创作风格。梁代后期，他们先后遭遇了出使北朝被扣的厄运。徐陵被扣七年后方得南归，庾信则终身仕北。出使被扣成为两位作家文学风格转变的“分水岭”，他们从此都不再写作或者很少写作轻艳的宫体诗文。庾信走上了“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的道路;徐陵“亦本家国交集之感，作声泪俱下之文”。对于徐陵、庾信前后文风的变化，先哲时贤归因有二：其一，北方地理、文化、文学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其二，作家的家国身世之感。这样的分析确有道理——没有出使被扣的经历，可能二人就不会有“动江关”“声泪俱下”之作。但问题是，同样诉说家国身世之感，同样是“动江关”“声泪俱下”之文，其文学表达方式、文学风貌并不相同，如徐陵擅长说理，庾信擅于抒情;徐陵擅用书信，庾信擅用诗赋;徐陵擅寫诏策军书，庾信擅写墓志碑铭;徐陵提倡文质互宣，庾信崇尚含吐性灵等。也就是说，两位早年以写作艳丽的宫体诗文齐名的文学家，他们后期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分化。遗憾的是对于徐陵、庾信后期文学的分化及其成因，学界很少提及。因此，笔者从史籍、史实人手，对徐陵、庾信及其作品进行了多方面考察，从而得出推论：徐陵、庾信的创作从“轻艳”走向“老更成”，确实是受到北方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但二人后期不同的“老更成”表现，却显现出了作家鲜明的个性。那么，徐陵、庾信各有怎样的个性、气质？这些个性、气质怎样影响了二人的创作？又该怎样理解徐陵、庾信早年呈现共同特质的轻艳、清丽的宫体文风？笔者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徐陵、庾信独特、鲜明的个性、气质，还原其独特的文学风貌与文学地位。
一、重“理”与尚“情”：徐陵、庾信个性考察
“理”与“情”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哲学、文学概念。通俗来讲，“理”即道理，“情”即情感;“理”与“情”常常用来描述人的风神特征。对于一个人来说，“理”与“情”往往兼而有之，但常常表现得并不平衡。有人重“理”，较为理性，注重思考，尊重事实，善于推理，行为常常合乎礼仪规范，少为情绪左右;有人则尚“情”，较为感性，注重形象，善于想象，喜宣泄，易亢奋，易颓废，常常不拘礼法，较少理性。因此，理性还是感性、重理还是尚情，成为区别人的个性、气质的重要要素。徐陵、庾信虽然以“徐庾体”齐名，但一个“容止可观”，理性、重理，一个“容止颓然”，感性、尚情，可谓个性鲜明，气质迥异。
“容止可观”与“容止颓然”的描绘分别出自《陈书·徐陵传》与《周书·庾信传》：“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目有青睛，时人以为聪惠之相也。”“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什么是“容止可观”？“容止可观”出自《孝经·圣治》，唐玄宗注解曰：“容止，威仪也，必合规矩，则可观也;进退，动静也，不越礼法，则可度也。”因此，“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是指徐陵胸怀高远，从容，自信，理性，一举一动合乎礼仪和规范。当代学者认为：“史传赞曰：‘（徐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不直言其体貌而转写其气质，虽然出于史家曲笔，却也说明徐陵必是胸襟阔大、气度超凡的人。”再看“容止颓然”。如前所释，“容止，威仪也”，即“容貌举止”，是一个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个性气质风貌。什么是“颓然”？根据古汉语解释，“颓”包含头秃、倒塌的、跌倒、下降的、委靡、衰败、垂老等多层意义，常与其他词构成颓丧、颓废、颓放、颓思、颓唐、颓然等双音节词，表示情绪低落、声音低沉、意志消沉、行为放纵、精神萎靡不振、柔顺败兴等意义。所以，《庾信传》言“容止颓然”，是指庾信性格比较柔弱、恭顺、易颓废、易受伤、敏感、忧郁、感性。
《陈书·徐陵传》与《周书·庾信传》对徐陵的“容止可观”和庾信的“容止颓然”都有充分的解读。
先看徐陵。《陈书·徐陵传》载：
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开篇即将徐陵比作“凤”“麒麟”“颜回”。“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是百鸟之王。“凤”品格高洁，“见则天下大安宁”，象征着华贵、伟岸、进取、太平、权贵、圣德等;“麒麟”是古代神话中的瑞兽，为“四灵”之一，“麟、凤、龟、龙，为之四灵”，象征着吉祥、平安、和平、圣德、盛才等。传记还把徐陵比作颜回，指徐陵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榜样与典范。将徐陵比作“凤”“麒麟”“颜回”，很好地诠释了徐陵“容止可观”的风神特征，寓指徐陵进取、自强、厚德，尊崇儒家礼教、法度、秩序的理性特征。徐陵的这种风神特征在其本传所记事迹中展露无遗：徐陵出使不辱使命，驳斥当权者杨遵彦羁扣使者的无礼行径，使杨遵彦无言以对，“竟不报书”;为御史中丞时，徐陵不畏权贵，当朝弹奏帝弟安成王陈顼，使“朝廷肃然”;为吏部尚书时，公开宣示冒进求官者，整顿吏治，“自是众咸服焉”;朝廷北伐，力排众议，推荐元帅吴明彻，“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南陈创业以来，献计献策，国家大手笔包括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等，“皆陵所制”。这些都见证了徐陵进取、刚毅、无畏、尊重理法的理性精神。《徐陵传》赞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灵，聪明特达，笼罩今古。及缔构兴王，遭逢泰运，位隆朝宰，献替谋猷，盖亮直存矣。”充分说明了徐陵“容止可观”、积极人世、刚健有为、尊礼守理的精神气质。 再看庾信。《周书·庾信传》载：
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摘为左卫率。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庾信传》的开头没有“凤”“麒麟”“颜回”等比喻，却直接点出了庾信“容止颓然”的个性、气质特征。《周书·庾信传》表面看是一篇很长的传记，但除去引用的《哀江南赋》，传记记述庾信的事迹虽不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庾信与徐陵个性、气质的不同。如“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庾信“以众先退”“奔于江陵”是他一生的愧疚，但确实可见庾信“柔弱”“胆怯”“容止颓然”的个性。为洛州刺史，“为政简静，吏民安之”，看似“美政”，但也反应了庾信安于现状、较少变革、消极少为的性格，与徐陵大刀阔斧、进取实干、勇于变革的积极作为根本不同。“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表面上看，庾信家国难回，是因为周武帝“留而不遣”，但在“陈氏乃请王褒及信”一事上，却完全听不到庾信的声音。机会面前庾信优柔寡断，矛盾彷徨，终于错失了良机。再如“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庾信一面“特蒙”世宗、高祖“恩礼”，与诸王“周旋款至”，一面又“常有乡关之思”，体现了其矛盾、忧郁、委靡、情绪化的性格。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二人在面临相似或类似问题时，处理方式、手段的不同来考察徐陵的“容止可观”与庾信的“容止颓然”：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
徐陵使魏，魏主仰其大名，热情招待，却招致魏收的嫉妒，魏收于是无端挑衅。面对魏收的无礼，徐陵十分沉着，一句“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点中要害，确认了北国与南国自古以来学习者与被学习者的关系，横扫魏收乃至魏国的威风，弘扬了国威，见证了徐陵威严、自信、冷静、缜密、“容止可观”的气度。萧韶小的时候，为庾信所喜爱，二人有“断袖之欢”。庾信逃奔江陵时，萧韶在江陵作刺史，庾信于是燃起旧情，兴致勃勃地去找萧韶叙旧，结果遭到了萧韶的薄待。面对萧韶的无礼，庾信愤怒了，在众人面前，他竟直跳上萧韶的床，狂踏酒食，大声责骂，完全丧失了理智。庾信无视现实看望萧韶，可见庾信很重感情;庾信睚眦必报，却也显示了庾信敏感易怒、惊躁不安、脆弱颓废的性格。可见，同样面临无礼、屈辱与挑衅，二人处理的方式很不相同，一个“容止可观”、理性，一个“容止颓然”、感性。
徐陵、庾信个性、气质的不同最能从二人处理出使北朝被扣的事情上体现出来。太清二年（548），徐陵出使东魏，逢齐受魏禅，又值侯景之乱，北齐借口扣留了徐陵。《陈书·徐陵传》记载，徐陵被扣以后，第一反应就是“累求复命”，但北齐以种种借口“终拘留不遣”。在这种情况下，徐陵没有害怕妥协，而是据理力争，奔走呼号，努力争取回国的机会。《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在北齐与宗室书》《与王僧辩书》《与王吴郡僧智书》《劝进梁元帝表》，还有写给王僧辩的六封信，给陈霸先的信，给荀昂兄弟、裴之横等的信，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徐陵的努力有了回报，被扣七年以后，徐陵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而这些书、表等也成了徐陵的嘔心经典之作。这些作品有诉苦，有求助，但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徐陵式”的理直气壮、无懈可击、气吞山河的驳词。透过这些作品，我们领略到了徐陵的个性，触摸到了徐陵刚毅、坚定、无畏的理性灵魂。再看庾信。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不幸西魏灭梁，庾信被扣西魏，后北周代魏，遂仕周。出使被扣，庾信内心的痛与恨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痛”的过程中，庾信只是坐等命运的安排，却完全见不到徐陵的胆量和气概，“三日哭于都亭”，是庾信被扣以后生活的写照。应了“性格决定命运”的谶语，徐陵在被“囚别馆”七年以后，终于回到故乡，而庾信从承圣三年被扣西魏，一直到去世，在北国生活了二十七年，最终也没有再踏上家乡的土地。如前所述，庾信回乡的机会还是有的，但遗憾的是，庾信“颓然”的性格使其矛盾彷徨，终于错失良机。张翥在《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中指出，在庾信的身上，存在着“庄重儒雅和温文柔弱……忠君爱国与贪生怕死……行为的卑鄙与心灵的崇高……匿怨仕敌的虚伪和袒露心灵的真诚……豪壮正义与苟且自安……孝慈两全与孤傲不群”这些矛盾的性格。这些矛盾的性格日夜折磨着庾信的心灵，“让原本就软弱内向的诗人更加自怨自艾起来，整日愁苦不堪，自卑感、屈辱感时时压抑着诗人敏感而纤细的心”。所以，二十七年里，庾信就不停地写，终于浓缩为《哀江南赋》《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拟咏怀二十七首》《拟连珠四十四首》等经典绝唱，“情纷纠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庾信恭顺、颓废、矛盾、敏感、多情而又无奈的灵魂。
总之，在对徐陵、庾信进行对比分析以后，我们基本勾勒出了二人的个性、气质特征：徐陵“容止可观”，刚毅、果断、自信、无畏、讲法度、有气度、理性，重“理”;庾信“容止颓然”，恭顺、抑郁、萧散、矛盾、敏感、多情、易受伤、感性，重“情”。“情”“理”之间成为二人的个性距离。
二、“理”与“情”：徐陵、庾信文学创作中的个性映照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指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令狐德棻指出：“文章之作，本乎情性。”那么徐陵、庾信的个性、气质对二人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二人的个性、气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怎样的投影呢？
1.徐陵擅长以理服人，庾信擅长以情动人
徐陵铿锵善辩，果断刚毅，其文亦如其人，长于说理，气势充盈。如徐陵被北齐扣留，“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激愤所致，写下了气贯长虹的《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文章一开头即慷慨陈词，指责诘难;接下来更是连续八段，对齐国无礼羁扣使者的所谓理由一一驳斥，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瞿兑之日：“徐陵使魏，适值侯景之变。又值齐受魏禅，陵屡求返梁复命，齐终拘留不遣。于是陵与齐仆射杨情书以争之。书中将齐人设词不遣的理由，一一驳辩，往复激昂，深至透彻。”钱钟书评日：“徐陵《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按陵集中压卷，使陵无他文，亦堪追踪李陵报苏武、杨恽答孙会宗，皆只以一《书》传矣。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折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强抑气之愤而仍山涌，力挫词之锐而尚剑锸。‘未喻’八端，援据切当，伦脊分明，有物有序之言;彩藻华缛而博辩纵横，譬之佩玉琼琚，未妨走趋;隶事工而论事畅。”面对强权，徐陵不祈求，不畏惧，以理服人，据理力争，气冲斗牛，展现了其“容止可观”、讲理讲法的鲜明个性。不唯《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徐陵所作与王僧辩等诸书，南归人陈后所作让、表、檄、移、书、诏、玺、册等，也都显示出鲜明的理性、理辩的光芒。如《为贞阳侯重与王太尉书》，“往复数书，此最文质相宣，当于事理”。瞿兑之评曰：“徐氏在齐朝，又为贞阳侯萧渊明致王僧辩书好几次，都是剖陈利害反复尽致的。这种说事理的书札，几乎古今无第二手。”徐陵重“理”，也重视情感的抒发，但其情感的宣泄往往是为了使说理更警切、更有力，此不举例。
与徐陵顽强不屈、坚定亮直的个性不同，庾信胆怯、恭顺、懦弱、自卑、易受伤，被扣以后，虽然痛彻心扉，但什么话也不敢说，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终于屈节仕敌，成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贰臣。但是，庾信毕竟出身“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是“幼而俊迈，聪敏绝伦”的文学奇才，在颠沛的命运面前，庾信满腔的幽愤、矛盾、自责，满腔的“情”，便不自觉从胸中喷涌出来。《哀江南赋》《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拟咏怀二十七首》《拟连珠四十四首》等或者“哀梁亡也”，或者“伤其屈体魏、周”，或者“虽伤弱子，亦悼亡国也”，或者“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或者“喻梁朝之兴废焉”，皆“辞旨凄切”，为“哀愤之所为作也”。性格所致，庾信不会像徐陵那样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痛苦不能憋在心里，于是他就自怨自艾，不停地诉说。有人曾做过统计，庾信作品中仅含“羁旅”一词的句子就有十多处。其他像“流寓”“流离”“播迁”“南冠”等词更是比比皆是。“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淚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就这样，敏感、矛盾、多情的庾信一声声诉说着内心的愧疚、悲哀、无奈以及对家乡无尽的思念。庾信重情感抒发，也善于理性分析。如《哀江南赋》“既涌动着凄楚悲凉的浓郁情感，又时刻渗透着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但尽管如此，《哀江南赋》与徐陵铿锵激昂的论辩完全不同。
2.徐陵擅长书信，庾信擅长诗赋
个性所致，徐陵、庾信在文体上各有所擅。徐陵擅长“书记”，而庾信擅长“诗赋”。
先看徐陵。以许逸民《徐陵集校笺》为例，徐陵现存作品128篇（不包括存疑之作），根据收录次序，包含体裁及其数量分别为：赋1首，乐府18首，诗24首，铭5篇，颂1篇，序1篇，表8篇，议2篇，檄移3篇，书32篇，启8篇，碑9篇，墓志3篇，诏7篇，策1篇，玺2篇，册2篇，告天1篇。在现存128篇诗文中，只有一篇《鸳鸯赋》，而且这篇赋还是徐陵年轻时在萧纲东宫时与萧纲及其臣子的酬唱之作。由此看来赋并不是徐陵擅长的体裁。徐陵集中诗最多，共42首（包括诗与乐府），但这些诗大部分是徐陵在南朝时与萧纲及其臣子的唱和之作。出使南归以后，徐陵就极少再写诗赋了。在徐陵中后期作品中“书”最多，共32篇，占比25%，考虑到作为骈文的书篇幅都比较长，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李兆洛评日：“孝穆文惊彩奇藻，摇笔波涌，生气远出，有不烦绳削而自合之意，书记是其所长，他未能称也。”徐陵为什么擅长“书”？徐陵作“书”与其经历、环境、官职等密不可分，但是气质、个性、禀赋更是徐陵擅长“书”的重要原因。那么，什么是“书”？刘勰日：“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因此，“书”是用来记言的文体，要求书写者把心里的话明明白白展现出来，记录在“简牍”上，传达给对方。“书”取义于“央卦”，要求“书”写者果断、干脆、直截了当。“书”所强调的这种果断、明决，正是徐陵个性里所具有的，这正是徐陵擅长“书”的重要原因。
再以许逸民《庾子山集注》为例，庾信现存作品493篇，按照收录顺序，包含体裁及其数量分别为：赋15首，乐府21首，诗237首，郊庙66首，表12篇，启16篇，书1篇，拟连珠44首，赞28篇，教1篇，移文3篇，序1篇，传1篇，铭12篇，碑14篇，墓志21篇。可以看出，庾信最擅长诗赋。集中赋15篇，约占比3%，因为“赋”多篇幅较长，这样的占比是很高的。诗258首（包括乐府），约占比52%。另外，“连珠”也是一种诗，如果加上“拟连珠”，那么庾信的诗在集中约占到了61%的比例。宇文迪评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从以上比例看这一评价是准确的。庾信为什么擅长诗赋？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者也。”什么是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班固称古诗之流也。”由此，诗赋同源，都是因“情”而发的。庾信“容止颓然”，柔弱多情，于是诗赋成为纠结的庾信最爱的抒发情感的工具。 我们还可以从《文心雕龙》的文体排列顺序上看诗赋与书记的不同，以进一步考察徐陵、庾信文体差异的气质原因。《文心雕龙》共收25种文体，刘勰是这样排序的：第一，骚;第二，诗;第三，乐府，第四，赋;第五，颂赞……第二十一，书记。尽管“书记”有时“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但刘勰还是把“书记”放在了最后的位置。为什么？刘勰曰：“夫书记广大……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书”是“述理”的，虽为“政事之先务也”，却是“艺文之末品”，所以刘勰把“书”排在最后;骚、诗、乐府、赋最具文学性，刘勰就把“诗赋”放在前边了。徐陵“容止可观”，政绩显赫，是个政治家，所以徐陵喜欢用“书”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庾信则不同，作为士子，其虽然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但他“容止颓然”，柔弱多情，少有政治作为，是个典型的文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因此，庾信使用起诗赋来也就格外容易。
3.徐陵擅长诏、策，庾信擅长碑、志
《陈书·徐陵传》载：“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可见，徐陵乃是“国家大手笔”也即“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等国家重大军政文书的创制者。徐陵为什么善写“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先看檄书。《文心雕龙·檄移》曰：“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檄者，嗷也;宣露于外，嗷然明白也。”因此“檄”是一种告谕性文书，要者历数敌人之罪，告谕出师正义，起到振我声威、震慑敌人的作用。由此联想到徐陵刚毅、威严、理智、善辩的个性，这样的个性使他写起檄移军书来自带威风，很容易达到“檄移”所要求的“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的写作要求。再看“禅授诏策”。《文心雕龙·诏策篇》曰：“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作为皇帝专用的文书，写作要做到明白、果决、严谨，要体现出朝廷的神圣、威仪、恩润、贤明、法度，要具有垂范性、典范性、可效仿性。徐陵“容止可观”、理性、威严、强大、有气度，因此写起“禅授诏策”来自然文气贯通，驾轻就熟。
再看庾信。文章是庾信终生的事业，但与徐陵不同的是，庾信很少涉及军政类文书的写作。这与庾信所处的背景、所承担的官职有关，但与庾信的个性也有关系。如前所述，军政诏策等属于国书，行文需要体现出官方的威仪、气势、震撼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写作者也有这样的气质要求。反观庾信，他“容止颓然”，“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非常外露的人……这种人的情绪往往不够稳定，既易于消沉，亦易于亢奋”。这样的情绪恐怕不太适合写作“授官选贤”“优文封策”“敕戒恒诰”“治戎燮伐”“眚灾肆赦”“明罚敕法”等官样文章。但庾信骨子里忧郁、彷徨的气质，却使其善于抒情，于是诗赋、墓志成了庾信最擅长的文体。“庾信丽而能闳，碑志有名。徐陵遒而能婉，书记为美。”所以，庾信不仅擅长用诗赋表情达意，还擅于写作墓志。庾信现存碑志35篇，多为“群公”以及他们夫人的请托之作。虽然墓志的写作常常有固定的格式、形制，但“情”的表达往往是诉求者重视的。庾信多愁善感，他在写墓志时就容易被生离死别的氛围所感染，写出伤感动情的碑文来。“碑原本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可在庾信手中却充满了性灵，那种死生阔别的悲情足以打动人心，这深受他的重性灵、尚悲情的文学创作观的影响。”“重性灵、尚悲情”是庾信的文学追求，这种文学追求直接源于庾信内在的“真情”与“悲情”。
4.徐陵强调“文质互宣”，注重实用;庾信崇尚“含吐性灵”，注重审美
徐陵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与李那书》《报尹尚书书》《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答李颙之书》等个人书牍中。如他称李那的作品“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赞美铿锵的节奏和瑰丽的辞藻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力量;“山泽喳霭，松竹参差，若见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庙。甘泉卤簿，尽在清文;扶风辇路，悉陈华简”，欣赏绮密秾丽的描绘所产生的逼真传神的艺术效果;“登此旧阁，叹此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赞赏清新哀断的描写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等，都是从“文质”相称的角度进行文学评价的。徐陵还直接提出了“文”“质”的概念，他称李那的新诗“披文相质，意致纵横”，称李颙之的文章“文制兼美”，称自己的作品“文艳质寡”，强调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徐陵后期的创作也一直实践着“辞意相发”、“文质相宣”、“质文不掩”的文学主张。
与徐陵提倡“文质互宣”不同，庾信崇尚“含吐性灵”。庾信诗文中反复提到“性灵”一词，如“含吐性灵，抑扬词气”，“四始六义，实动性灵”，“年发已秋，性灵又歇”，“天下有情人，居然性灵夭”，“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性灵如不灭，神理定何从”，“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性灵造化，风云自然”等。“性灵”是什么意思？“性”即性情;“灵”即巫。虽然“性”“灵”各有其意，但庾信的“性灵”主要还是一个合成词，指一个人的心灵、精神、本性，也即一个人的“性情”“真情”。庾信为什么崇尚“性灵”？原因很多，但与庾信的个性密不可分。庾信“容止颓然”，对他来说，“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态”，北国萧索的秋風、故乡难归的凄苦、屈体失节的愧疚、失子丧女的悲痛、久居下僚的愤懑等，诸多情绪不断击打着庾信脆弱、敏感、多情的灵魂，于是“愁、悲、苦、危”诸多“真情”便泄溢出来，使庾信的诗文闪烁着“真情”的光辉。王夫之说：“泪尽、血尽，唯有荒荒泯泯之魂，随晓风残月而已。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因此，庾信的“动江关”之作，是出自于其天生的“血性”和“真情”的。
三、“徐庾体”中的“理”与“情”
上文我们探讨了徐陵、庾信个性与文风的差异，可以看出个性、气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投影。但是徐陵、庾信早年毕竟是典型的宫体作家，“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那么，“徐庾体”的存在、“文并绮艳”的文风能不能否认徐陵、庾信个性影响创作风格的事实？ 1.“徐庾体”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徐陵、庾信早年的创作确实存在着“文并绮艳”的特点，但这一文学趣味的存在不能否认个性影响创作风格的事实。“徐庾体”的出现是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特定文学氛围下的产物。
第一，共处优渥、富足、狭小的文化圈：萧纲的东宫。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中大通三年（531）太子萧统病逝，萧纲被立为太子。萧纲入主东宫这一时期是南朝社会最稳定、最繁荣的历史时期，朝廷安其事，百姓乐其业，“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加之江南风物靡丽，这构成了文人创作的大环境。再从小环境看，太子“东宫养德”，无所作为，于是“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重要的是，这位东宫之主很有文学天赋，但却最爱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载：“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也就是说，有宫体诗癖的萧纲成了文坛的领袖。“在太子萧纲周围的东宫文士，写诗除了在技巧上的雕琢外，风格上更趋轻艳。他们作诗关注的不是写性情、述志意，而是辞与态的修饰和描摹。”“君主臣僚的提倡与效法，竞艳争奇，图名夺宠，文学的发展，是必然要离开社会人生的基础，而走到唯美的路上去的。”徐陵、庾信“既有盛才”，受到萧纲“恩礼莫与比隆”的荣宠。靡丽、安逸、狭小、单调的生活与文化圈子，君主的鼓励和引导，决定了年輕的徐陵、庾信很难显露创作个性，他们君臣诗酒酬唱，奉和应答，于是走上了“凭栏山色春风裹，唤得莺儿燕子飞”这样的宫体文学创作之路。
第二，受到了父辈的影响。先看徐陵的父亲徐摛：
摘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摘为侍读……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再看庾信的父亲庾肩吾：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摘，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摘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由上可知，徐陵、庾信的父亲都擅长“新诗”，他们在“春坊”发起了“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宫体诗运动，是宫体文学的发动者、倡导者。徐陵与庾信都是文学奇才，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跟随父亲进入萧纲的幕府，受到父亲耳提面命的指导，自然得到了父辈的文学传承。“徐搞与其子徐陵（507—583）都出入东宫，徐搞年辈稍长，故此体也可能由他所创，影响了整个东宫太子府。”当然，父辈的文学思想更直接影响了才华横溢的徐陵、庾信。“当萧纲、徐搞、庾肩吾等倡导宫体的时候，少年庾信追随于东宫的诗风之后，逞其才华，竞为绮艳;促成宫体的盛行，使绮艳之风被于一时，庾信及徐陵实不能辞其咎。”所以，当徐搞、庾肩吾煽起宫体新风的时候，年轻的徐陵、庾信作为“父子兵”，自然担起了“扛鼎”的重任。总之，时代、环境、君主与父辈的引领，推动两位才子走上了宫体文学创作的道路。
2.“徐庾体”中的“理”“情”个案分析
“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宫体文学以描摹华贵、闲散、腐朽的宫廷生活为主，内容单薄，题材狭窄，由于受到体制建构、题材选择、风格情调等方面的局限，宫体作者很难抒发个性，但是，即使是在跟随太子、跟随父辈创作宫体时，在君臣呆板的酬唱奉和过程中，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两位作家不同的个性。下面以几首同题作品为例，分析一下二人早期宫体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差异。
第一，同题赋。以《鸳鸯赋》为例。徐陵、庾信都有与萧纲唱和的《鸳鸯赋》，都以女性为主题，“在精丽艳冶的语言描写中，飘出笙歌院落的脂粉气息”，是典型的宫体文。但仔细考察就会看出二人不同的创作个性。如徐陵的《鸳鸯赋》，一开头十句，几乎句句用典，细数人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接着用对比手法写鸳鸯长相守的忠贞、珍贵;最后以卓文君的悲剧故事作结，感慨人类爱情的短促易变。整篇赋以议论为主，很少叙事，如“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特讶鸳鸯鸟，长情真可念”“许处胜人多，何时肯相厌”等，赞美鸳鸯情感的美好，与人类种种的悲情形成鲜明对比，“着眼在人事好乖，离多会少”，体现了徐陵对人世情感的辩证思考，充满理性意蕴。同样写人类情感的脆弱，庾信突出了一个“情”字。全篇以叙事为主，很少议论。“卢姬小来事魏王，自有歌声足绕梁，何曾织锦，未肯挑桑，终归薄命，著罢空床”，开篇即写卢姬的悲情故事。接着作者写“卢姬”看到“鸳鸯”后，触景生情，“还欹眼而泪落”，十分落寞伤怀，以至于“南阳渍粉不复看，京兆新眉遂懒约”，再也无心装扮自己，通过这些细节描写表达了卢姬伤之痛、伤之深。接着再以“况复双心并翼，驯狎池笼，浮波弄影，刷羽乘风”这样细腻的动作描写极写鸳鸯的情爱，更加衬托出自己“空床之难守”的寂寞、悲哀与无奈，最后庾信又将故事扩大到人世间，写人世的情伤。就这样，庾信从卢姬的悲情故事人手，通过一波三折、层层递进的故事描绘，写出了人类情感的脆弱、多变，体现了庾信善写“情”而且特别善写“悲情”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论到庾信擅写抒情辞赋，这一特点在庾信早期创作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庾子山集注》共收录庾信赋15篇，早期的创作就有《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等7篇，虽然多为“绮情艳思，风光旖旎”的曲调，但也充分体现了庾信“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的禀赋。
第二，同题诗。以奉和《山池》《咏舞》为例。“徐庾体”既包含“文”，也包含“诗”，由于“诗”体制短小，更适合君臣即席、即景吟诵，所以现存宫体中同题诗较多。这些诗“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尽管如此，透过这些小诗还是可以察觉出徐陵、庾信个性的端倪。 萧纲有《山池》，徐陵、庾信都有奉和之作。同样写景，但表达意蕴不同。徐陵开篇即是推想：“罗浮”“郁岛”真的“无定所”“屡迁移”？眼前的美景不會是由远处迁移漂流过来的奇异的“罗浮”“郁岛”吧？体现了徐陵善于思考、长于分析、擅长推理的特点。“不觉因风雨，何时人后池”，更显示了徐陵理性的智慧。天色这么快就暗下来了，不会是风雨造成的错觉吧？在对宇宙、自然与生活的审美观照中领悟出了哲理的韵味。庾信也写景。“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开篇即借助汉大赋的写作手法，渲染、夸张、铺叙，一下子烘托出了太子游园的气势、气派、繁华，展示了作者擅长写赋抒情的禀赋。结句也很有个性。徐陵说：“楼台非一势，临玩自多奇。云生对户石，猿挂人榈枝。”写景线条英朗，“非”“自”这样一些表达判断的副词的使用，更显示了徐陵个性与文风的豪迈、果断与理性。庾信就不同了，“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一味地缠绵、细描，展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和细密的情感。“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更可与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相媲美，情随景生，诗人喜不自禁的情绪弥漫着整首小诗。
再看同题《咏舞》。徐陵一边赏舞，一边琢磨舞者的身世：“十五属平阳，因来人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画妆。”虽然欣赏舞蹈，但依然保持着平静心态。庾信却不能淡定：“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看到美妙的舞蹈，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如醉如痴，似乎也要跟着节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了。在结尾部分，徐陵“当关好留客，故作舞衣长”借助了《楚辞·大招》中“长袂拂面，善留客只”的典故，不仅赞美了“舞”之美，也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好客”的理解与感恩，体现了作者人情练达的理性智慧。庾信的结尾也借用了典故，却是“孤鸾悲镜”“鹤舞吴市”两个极其悲情的故事。一场欢乐的舞宴，庾信一会儿沉湎于狂欢，一会儿却又莫名难过起来，可见这种悲喜多变、敏感易伤的“颓然”个性确实是庾信与生俱来的，这与徐陵通达、欣然、娴雅、“容止可观”地观舞与思考是很不相同的。
总之，共同的、优越的生活、文化环境，父辈的引导，萧纲的影响，整个东宫对于技巧的刻意追求，应诏、唱和、题材等的局限等，限制了徐陵与庾信真实情感的抒发，“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徐庾体”产生了，但这种命题作文似的应景之作不能反映徐陵、庾信真实的禀赋与才情。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颠沛、不测成就了徐陵，也成就了庾信。苦难面前，他们肆无忌惮地吐露着自己的“真性情”，终于“分路扬镳”，各成其大。
[责任编辑 马丽敏]
关键词：徐陵;庾信;个性;理;情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1.015
徐陵（507—583）、庾信（513—581）是南北朝时期两位重要的文学家，因为写作轻艳、清丽的宫体诗文，在文学史上常常被相提并论，号称“徐庾体”。实际上“宫体”/“徐庾体”只是两位作家早期的创作风格。梁代后期，他们先后遭遇了出使北朝被扣的厄运。徐陵被扣七年后方得南归，庾信则终身仕北。出使被扣成为两位作家文学风格转变的“分水岭”，他们从此都不再写作或者很少写作轻艳的宫体诗文。庾信走上了“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的道路;徐陵“亦本家国交集之感，作声泪俱下之文”。对于徐陵、庾信前后文风的变化，先哲时贤归因有二：其一，北方地理、文化、文学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其二，作家的家国身世之感。这样的分析确有道理——没有出使被扣的经历，可能二人就不会有“动江关”“声泪俱下”之作。但问题是，同样诉说家国身世之感，同样是“动江关”“声泪俱下”之文，其文学表达方式、文学风貌并不相同，如徐陵擅长说理，庾信擅于抒情;徐陵擅用书信，庾信擅用诗赋;徐陵擅寫诏策军书，庾信擅写墓志碑铭;徐陵提倡文质互宣，庾信崇尚含吐性灵等。也就是说，两位早年以写作艳丽的宫体诗文齐名的文学家，他们后期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分化。遗憾的是对于徐陵、庾信后期文学的分化及其成因，学界很少提及。因此，笔者从史籍、史实人手，对徐陵、庾信及其作品进行了多方面考察，从而得出推论：徐陵、庾信的创作从“轻艳”走向“老更成”，确实是受到北方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但二人后期不同的“老更成”表现，却显现出了作家鲜明的个性。那么，徐陵、庾信各有怎样的个性、气质？这些个性、气质怎样影响了二人的创作？又该怎样理解徐陵、庾信早年呈现共同特质的轻艳、清丽的宫体文风？笔者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徐陵、庾信独特、鲜明的个性、气质，还原其独特的文学风貌与文学地位。
一、重“理”与尚“情”：徐陵、庾信个性考察
“理”与“情”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哲学、文学概念。通俗来讲，“理”即道理，“情”即情感;“理”与“情”常常用来描述人的风神特征。对于一个人来说，“理”与“情”往往兼而有之，但常常表现得并不平衡。有人重“理”，较为理性，注重思考，尊重事实，善于推理，行为常常合乎礼仪规范，少为情绪左右;有人则尚“情”，较为感性，注重形象，善于想象，喜宣泄，易亢奋，易颓废，常常不拘礼法，较少理性。因此，理性还是感性、重理还是尚情，成为区别人的个性、气质的重要要素。徐陵、庾信虽然以“徐庾体”齐名，但一个“容止可观”，理性、重理，一个“容止颓然”，感性、尚情，可谓个性鲜明，气质迥异。
“容止可观”与“容止颓然”的描绘分别出自《陈书·徐陵传》与《周书·庾信传》：“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目有青睛，时人以为聪惠之相也。”“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什么是“容止可观”？“容止可观”出自《孝经·圣治》，唐玄宗注解曰：“容止，威仪也，必合规矩，则可观也;进退，动静也，不越礼法，则可度也。”因此，“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是指徐陵胸怀高远，从容，自信，理性，一举一动合乎礼仪和规范。当代学者认为：“史传赞曰：‘（徐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不直言其体貌而转写其气质，虽然出于史家曲笔，却也说明徐陵必是胸襟阔大、气度超凡的人。”再看“容止颓然”。如前所释，“容止，威仪也”，即“容貌举止”，是一个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个性气质风貌。什么是“颓然”？根据古汉语解释，“颓”包含头秃、倒塌的、跌倒、下降的、委靡、衰败、垂老等多层意义，常与其他词构成颓丧、颓废、颓放、颓思、颓唐、颓然等双音节词，表示情绪低落、声音低沉、意志消沉、行为放纵、精神萎靡不振、柔顺败兴等意义。所以，《庾信传》言“容止颓然”，是指庾信性格比较柔弱、恭顺、易颓废、易受伤、敏感、忧郁、感性。
《陈书·徐陵传》与《周书·庾信传》对徐陵的“容止可观”和庾信的“容止颓然”都有充分的解读。
先看徐陵。《陈书·徐陵传》载：
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开篇即将徐陵比作“凤”“麒麟”“颜回”。“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是百鸟之王。“凤”品格高洁，“见则天下大安宁”，象征着华贵、伟岸、进取、太平、权贵、圣德等;“麒麟”是古代神话中的瑞兽，为“四灵”之一，“麟、凤、龟、龙，为之四灵”，象征着吉祥、平安、和平、圣德、盛才等。传记还把徐陵比作颜回，指徐陵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榜样与典范。将徐陵比作“凤”“麒麟”“颜回”，很好地诠释了徐陵“容止可观”的风神特征，寓指徐陵进取、自强、厚德，尊崇儒家礼教、法度、秩序的理性特征。徐陵的这种风神特征在其本传所记事迹中展露无遗：徐陵出使不辱使命，驳斥当权者杨遵彦羁扣使者的无礼行径，使杨遵彦无言以对，“竟不报书”;为御史中丞时，徐陵不畏权贵，当朝弹奏帝弟安成王陈顼，使“朝廷肃然”;为吏部尚书时，公开宣示冒进求官者，整顿吏治，“自是众咸服焉”;朝廷北伐，力排众议，推荐元帅吴明彻，“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南陈创业以来，献计献策，国家大手笔包括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等，“皆陵所制”。这些都见证了徐陵进取、刚毅、无畏、尊重理法的理性精神。《徐陵传》赞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灵，聪明特达，笼罩今古。及缔构兴王，遭逢泰运，位隆朝宰，献替谋猷，盖亮直存矣。”充分说明了徐陵“容止可观”、积极人世、刚健有为、尊礼守理的精神气质。 再看庾信。《周书·庾信传》载：
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摘为左卫率。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庾信传》的开头没有“凤”“麒麟”“颜回”等比喻，却直接点出了庾信“容止颓然”的个性、气质特征。《周书·庾信传》表面看是一篇很长的传记，但除去引用的《哀江南赋》，传记记述庾信的事迹虽不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庾信与徐陵个性、气质的不同。如“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庾信“以众先退”“奔于江陵”是他一生的愧疚，但确实可见庾信“柔弱”“胆怯”“容止颓然”的个性。为洛州刺史，“为政简静，吏民安之”，看似“美政”，但也反应了庾信安于现状、较少变革、消极少为的性格，与徐陵大刀阔斧、进取实干、勇于变革的积极作为根本不同。“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表面上看，庾信家国难回，是因为周武帝“留而不遣”，但在“陈氏乃请王褒及信”一事上，却完全听不到庾信的声音。机会面前庾信优柔寡断，矛盾彷徨，终于错失了良机。再如“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庾信一面“特蒙”世宗、高祖“恩礼”，与诸王“周旋款至”，一面又“常有乡关之思”，体现了其矛盾、忧郁、委靡、情绪化的性格。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二人在面临相似或类似问题时，处理方式、手段的不同来考察徐陵的“容止可观”与庾信的“容止颓然”：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
徐陵使魏，魏主仰其大名，热情招待，却招致魏收的嫉妒，魏收于是无端挑衅。面对魏收的无礼，徐陵十分沉着，一句“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点中要害，确认了北国与南国自古以来学习者与被学习者的关系，横扫魏收乃至魏国的威风，弘扬了国威，见证了徐陵威严、自信、冷静、缜密、“容止可观”的气度。萧韶小的时候，为庾信所喜爱，二人有“断袖之欢”。庾信逃奔江陵时，萧韶在江陵作刺史，庾信于是燃起旧情，兴致勃勃地去找萧韶叙旧，结果遭到了萧韶的薄待。面对萧韶的无礼，庾信愤怒了，在众人面前，他竟直跳上萧韶的床，狂踏酒食，大声责骂，完全丧失了理智。庾信无视现实看望萧韶，可见庾信很重感情;庾信睚眦必报，却也显示了庾信敏感易怒、惊躁不安、脆弱颓废的性格。可见，同样面临无礼、屈辱与挑衅，二人处理的方式很不相同，一个“容止可观”、理性，一个“容止颓然”、感性。
徐陵、庾信个性、气质的不同最能从二人处理出使北朝被扣的事情上体现出来。太清二年（548），徐陵出使东魏，逢齐受魏禅，又值侯景之乱，北齐借口扣留了徐陵。《陈书·徐陵传》记载，徐陵被扣以后，第一反应就是“累求复命”，但北齐以种种借口“终拘留不遣”。在这种情况下，徐陵没有害怕妥协，而是据理力争，奔走呼号，努力争取回国的机会。《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在北齐与宗室书》《与王僧辩书》《与王吴郡僧智书》《劝进梁元帝表》，还有写给王僧辩的六封信，给陈霸先的信，给荀昂兄弟、裴之横等的信，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徐陵的努力有了回报，被扣七年以后，徐陵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而这些书、表等也成了徐陵的嘔心经典之作。这些作品有诉苦，有求助，但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徐陵式”的理直气壮、无懈可击、气吞山河的驳词。透过这些作品，我们领略到了徐陵的个性，触摸到了徐陵刚毅、坚定、无畏的理性灵魂。再看庾信。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不幸西魏灭梁，庾信被扣西魏，后北周代魏，遂仕周。出使被扣，庾信内心的痛与恨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痛”的过程中，庾信只是坐等命运的安排，却完全见不到徐陵的胆量和气概，“三日哭于都亭”，是庾信被扣以后生活的写照。应了“性格决定命运”的谶语，徐陵在被“囚别馆”七年以后，终于回到故乡，而庾信从承圣三年被扣西魏，一直到去世，在北国生活了二十七年，最终也没有再踏上家乡的土地。如前所述，庾信回乡的机会还是有的，但遗憾的是，庾信“颓然”的性格使其矛盾彷徨，终于错失良机。张翥在《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中指出，在庾信的身上，存在着“庄重儒雅和温文柔弱……忠君爱国与贪生怕死……行为的卑鄙与心灵的崇高……匿怨仕敌的虚伪和袒露心灵的真诚……豪壮正义与苟且自安……孝慈两全与孤傲不群”这些矛盾的性格。这些矛盾的性格日夜折磨着庾信的心灵，“让原本就软弱内向的诗人更加自怨自艾起来，整日愁苦不堪，自卑感、屈辱感时时压抑着诗人敏感而纤细的心”。所以，二十七年里，庾信就不停地写，终于浓缩为《哀江南赋》《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拟咏怀二十七首》《拟连珠四十四首》等经典绝唱，“情纷纠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庾信恭顺、颓废、矛盾、敏感、多情而又无奈的灵魂。
总之，在对徐陵、庾信进行对比分析以后，我们基本勾勒出了二人的个性、气质特征：徐陵“容止可观”，刚毅、果断、自信、无畏、讲法度、有气度、理性，重“理”;庾信“容止颓然”，恭顺、抑郁、萧散、矛盾、敏感、多情、易受伤、感性，重“情”。“情”“理”之间成为二人的个性距离。
二、“理”与“情”：徐陵、庾信文学创作中的个性映照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指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令狐德棻指出：“文章之作，本乎情性。”那么徐陵、庾信的个性、气质对二人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二人的个性、气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怎样的投影呢？
1.徐陵擅长以理服人，庾信擅长以情动人
徐陵铿锵善辩，果断刚毅，其文亦如其人，长于说理，气势充盈。如徐陵被北齐扣留，“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激愤所致，写下了气贯长虹的《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文章一开头即慷慨陈词，指责诘难;接下来更是连续八段，对齐国无礼羁扣使者的所谓理由一一驳斥，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瞿兑之日：“徐陵使魏，适值侯景之变。又值齐受魏禅，陵屡求返梁复命，齐终拘留不遣。于是陵与齐仆射杨情书以争之。书中将齐人设词不遣的理由，一一驳辩，往复激昂，深至透彻。”钱钟书评日：“徐陵《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按陵集中压卷，使陵无他文，亦堪追踪李陵报苏武、杨恽答孙会宗，皆只以一《书》传矣。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折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强抑气之愤而仍山涌，力挫词之锐而尚剑锸。‘未喻’八端，援据切当，伦脊分明，有物有序之言;彩藻华缛而博辩纵横，譬之佩玉琼琚，未妨走趋;隶事工而论事畅。”面对强权，徐陵不祈求，不畏惧，以理服人，据理力争，气冲斗牛，展现了其“容止可观”、讲理讲法的鲜明个性。不唯《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徐陵所作与王僧辩等诸书，南归人陈后所作让、表、檄、移、书、诏、玺、册等，也都显示出鲜明的理性、理辩的光芒。如《为贞阳侯重与王太尉书》，“往复数书，此最文质相宣，当于事理”。瞿兑之评曰：“徐氏在齐朝，又为贞阳侯萧渊明致王僧辩书好几次，都是剖陈利害反复尽致的。这种说事理的书札，几乎古今无第二手。”徐陵重“理”，也重视情感的抒发，但其情感的宣泄往往是为了使说理更警切、更有力，此不举例。
与徐陵顽强不屈、坚定亮直的个性不同，庾信胆怯、恭顺、懦弱、自卑、易受伤，被扣以后，虽然痛彻心扉，但什么话也不敢说，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终于屈节仕敌，成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贰臣。但是，庾信毕竟出身“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是“幼而俊迈，聪敏绝伦”的文学奇才，在颠沛的命运面前，庾信满腔的幽愤、矛盾、自责，满腔的“情”，便不自觉从胸中喷涌出来。《哀江南赋》《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拟咏怀二十七首》《拟连珠四十四首》等或者“哀梁亡也”，或者“伤其屈体魏、周”，或者“虽伤弱子，亦悼亡国也”，或者“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或者“喻梁朝之兴废焉”，皆“辞旨凄切”，为“哀愤之所为作也”。性格所致，庾信不会像徐陵那样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痛苦不能憋在心里，于是他就自怨自艾，不停地诉说。有人曾做过统计，庾信作品中仅含“羁旅”一词的句子就有十多处。其他像“流寓”“流离”“播迁”“南冠”等词更是比比皆是。“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淚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就这样，敏感、矛盾、多情的庾信一声声诉说着内心的愧疚、悲哀、无奈以及对家乡无尽的思念。庾信重情感抒发，也善于理性分析。如《哀江南赋》“既涌动着凄楚悲凉的浓郁情感，又时刻渗透着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但尽管如此，《哀江南赋》与徐陵铿锵激昂的论辩完全不同。
2.徐陵擅长书信，庾信擅长诗赋
个性所致，徐陵、庾信在文体上各有所擅。徐陵擅长“书记”，而庾信擅长“诗赋”。
先看徐陵。以许逸民《徐陵集校笺》为例，徐陵现存作品128篇（不包括存疑之作），根据收录次序，包含体裁及其数量分别为：赋1首，乐府18首，诗24首，铭5篇，颂1篇，序1篇，表8篇，议2篇，檄移3篇，书32篇，启8篇，碑9篇，墓志3篇，诏7篇，策1篇，玺2篇，册2篇，告天1篇。在现存128篇诗文中，只有一篇《鸳鸯赋》，而且这篇赋还是徐陵年轻时在萧纲东宫时与萧纲及其臣子的酬唱之作。由此看来赋并不是徐陵擅长的体裁。徐陵集中诗最多，共42首（包括诗与乐府），但这些诗大部分是徐陵在南朝时与萧纲及其臣子的唱和之作。出使南归以后，徐陵就极少再写诗赋了。在徐陵中后期作品中“书”最多，共32篇，占比25%，考虑到作为骈文的书篇幅都比较长，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李兆洛评日：“孝穆文惊彩奇藻，摇笔波涌，生气远出，有不烦绳削而自合之意，书记是其所长，他未能称也。”徐陵为什么擅长“书”？徐陵作“书”与其经历、环境、官职等密不可分，但是气质、个性、禀赋更是徐陵擅长“书”的重要原因。那么，什么是“书”？刘勰日：“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因此，“书”是用来记言的文体，要求书写者把心里的话明明白白展现出来，记录在“简牍”上，传达给对方。“书”取义于“央卦”，要求“书”写者果断、干脆、直截了当。“书”所强调的这种果断、明决，正是徐陵个性里所具有的，这正是徐陵擅长“书”的重要原因。
再以许逸民《庾子山集注》为例，庾信现存作品493篇，按照收录顺序，包含体裁及其数量分别为：赋15首，乐府21首，诗237首，郊庙66首，表12篇，启16篇，书1篇，拟连珠44首，赞28篇，教1篇，移文3篇，序1篇，传1篇，铭12篇，碑14篇，墓志21篇。可以看出，庾信最擅长诗赋。集中赋15篇，约占比3%，因为“赋”多篇幅较长，这样的占比是很高的。诗258首（包括乐府），约占比52%。另外，“连珠”也是一种诗，如果加上“拟连珠”，那么庾信的诗在集中约占到了61%的比例。宇文迪评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从以上比例看这一评价是准确的。庾信为什么擅长诗赋？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者也。”什么是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班固称古诗之流也。”由此，诗赋同源，都是因“情”而发的。庾信“容止颓然”，柔弱多情，于是诗赋成为纠结的庾信最爱的抒发情感的工具。 我们还可以从《文心雕龙》的文体排列顺序上看诗赋与书记的不同，以进一步考察徐陵、庾信文体差异的气质原因。《文心雕龙》共收25种文体，刘勰是这样排序的：第一，骚;第二，诗;第三，乐府，第四，赋;第五，颂赞……第二十一，书记。尽管“书记”有时“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但刘勰还是把“书记”放在了最后的位置。为什么？刘勰曰：“夫书记广大……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书”是“述理”的，虽为“政事之先务也”，却是“艺文之末品”，所以刘勰把“书”排在最后;骚、诗、乐府、赋最具文学性，刘勰就把“诗赋”放在前边了。徐陵“容止可观”，政绩显赫，是个政治家，所以徐陵喜欢用“书”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庾信则不同，作为士子，其虽然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但他“容止颓然”，柔弱多情，少有政治作为，是个典型的文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因此，庾信使用起诗赋来也就格外容易。
3.徐陵擅长诏、策，庾信擅长碑、志
《陈书·徐陵传》载：“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可见，徐陵乃是“国家大手笔”也即“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等国家重大军政文书的创制者。徐陵为什么善写“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先看檄书。《文心雕龙·檄移》曰：“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檄者，嗷也;宣露于外，嗷然明白也。”因此“檄”是一种告谕性文书，要者历数敌人之罪，告谕出师正义，起到振我声威、震慑敌人的作用。由此联想到徐陵刚毅、威严、理智、善辩的个性，这样的个性使他写起檄移军书来自带威风，很容易达到“檄移”所要求的“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的写作要求。再看“禅授诏策”。《文心雕龙·诏策篇》曰：“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作为皇帝专用的文书，写作要做到明白、果决、严谨，要体现出朝廷的神圣、威仪、恩润、贤明、法度，要具有垂范性、典范性、可效仿性。徐陵“容止可观”、理性、威严、强大、有气度，因此写起“禅授诏策”来自然文气贯通，驾轻就熟。
再看庾信。文章是庾信终生的事业，但与徐陵不同的是，庾信很少涉及军政类文书的写作。这与庾信所处的背景、所承担的官职有关，但与庾信的个性也有关系。如前所述，军政诏策等属于国书，行文需要体现出官方的威仪、气势、震撼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写作者也有这样的气质要求。反观庾信，他“容止颓然”，“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非常外露的人……这种人的情绪往往不够稳定，既易于消沉，亦易于亢奋”。这样的情绪恐怕不太适合写作“授官选贤”“优文封策”“敕戒恒诰”“治戎燮伐”“眚灾肆赦”“明罚敕法”等官样文章。但庾信骨子里忧郁、彷徨的气质，却使其善于抒情，于是诗赋、墓志成了庾信最擅长的文体。“庾信丽而能闳，碑志有名。徐陵遒而能婉，书记为美。”所以，庾信不仅擅长用诗赋表情达意，还擅于写作墓志。庾信现存碑志35篇，多为“群公”以及他们夫人的请托之作。虽然墓志的写作常常有固定的格式、形制，但“情”的表达往往是诉求者重视的。庾信多愁善感，他在写墓志时就容易被生离死别的氛围所感染，写出伤感动情的碑文来。“碑原本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可在庾信手中却充满了性灵，那种死生阔别的悲情足以打动人心，这深受他的重性灵、尚悲情的文学创作观的影响。”“重性灵、尚悲情”是庾信的文学追求，这种文学追求直接源于庾信内在的“真情”与“悲情”。
4.徐陵强调“文质互宣”，注重实用;庾信崇尚“含吐性灵”，注重审美
徐陵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与李那书》《报尹尚书书》《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答李颙之书》等个人书牍中。如他称李那的作品“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赞美铿锵的节奏和瑰丽的辞藻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力量;“山泽喳霭，松竹参差，若见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庙。甘泉卤簿，尽在清文;扶风辇路，悉陈华简”，欣赏绮密秾丽的描绘所产生的逼真传神的艺术效果;“登此旧阁，叹此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赞赏清新哀断的描写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等，都是从“文质”相称的角度进行文学评价的。徐陵还直接提出了“文”“质”的概念，他称李那的新诗“披文相质，意致纵横”，称李颙之的文章“文制兼美”，称自己的作品“文艳质寡”，强调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徐陵后期的创作也一直实践着“辞意相发”、“文质相宣”、“质文不掩”的文学主张。
与徐陵提倡“文质互宣”不同，庾信崇尚“含吐性灵”。庾信诗文中反复提到“性灵”一词，如“含吐性灵，抑扬词气”，“四始六义，实动性灵”，“年发已秋，性灵又歇”，“天下有情人，居然性灵夭”，“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性灵如不灭，神理定何从”，“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性灵造化，风云自然”等。“性灵”是什么意思？“性”即性情;“灵”即巫。虽然“性”“灵”各有其意，但庾信的“性灵”主要还是一个合成词，指一个人的心灵、精神、本性，也即一个人的“性情”“真情”。庾信为什么崇尚“性灵”？原因很多，但与庾信的个性密不可分。庾信“容止颓然”，对他来说，“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态”，北国萧索的秋風、故乡难归的凄苦、屈体失节的愧疚、失子丧女的悲痛、久居下僚的愤懑等，诸多情绪不断击打着庾信脆弱、敏感、多情的灵魂，于是“愁、悲、苦、危”诸多“真情”便泄溢出来，使庾信的诗文闪烁着“真情”的光辉。王夫之说：“泪尽、血尽，唯有荒荒泯泯之魂，随晓风残月而已。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因此，庾信的“动江关”之作，是出自于其天生的“血性”和“真情”的。
三、“徐庾体”中的“理”与“情”
上文我们探讨了徐陵、庾信个性与文风的差异，可以看出个性、气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投影。但是徐陵、庾信早年毕竟是典型的宫体作家，“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那么，“徐庾体”的存在、“文并绮艳”的文风能不能否认徐陵、庾信个性影响创作风格的事实？ 1.“徐庾体”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徐陵、庾信早年的创作确实存在着“文并绮艳”的特点，但这一文学趣味的存在不能否认个性影响创作风格的事实。“徐庾体”的出现是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特定文学氛围下的产物。
第一，共处优渥、富足、狭小的文化圈：萧纲的东宫。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中大通三年（531）太子萧统病逝，萧纲被立为太子。萧纲入主东宫这一时期是南朝社会最稳定、最繁荣的历史时期，朝廷安其事，百姓乐其业，“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加之江南风物靡丽，这构成了文人创作的大环境。再从小环境看，太子“东宫养德”，无所作为，于是“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重要的是，这位东宫之主很有文学天赋，但却最爱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载：“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也就是说，有宫体诗癖的萧纲成了文坛的领袖。“在太子萧纲周围的东宫文士，写诗除了在技巧上的雕琢外，风格上更趋轻艳。他们作诗关注的不是写性情、述志意，而是辞与态的修饰和描摹。”“君主臣僚的提倡与效法，竞艳争奇，图名夺宠，文学的发展，是必然要离开社会人生的基础，而走到唯美的路上去的。”徐陵、庾信“既有盛才”，受到萧纲“恩礼莫与比隆”的荣宠。靡丽、安逸、狭小、单调的生活与文化圈子，君主的鼓励和引导，决定了年輕的徐陵、庾信很难显露创作个性，他们君臣诗酒酬唱，奉和应答，于是走上了“凭栏山色春风裹，唤得莺儿燕子飞”这样的宫体文学创作之路。
第二，受到了父辈的影响。先看徐陵的父亲徐摛：
摘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摘为侍读……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再看庾信的父亲庾肩吾：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摘，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摘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由上可知，徐陵、庾信的父亲都擅长“新诗”，他们在“春坊”发起了“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宫体诗运动，是宫体文学的发动者、倡导者。徐陵与庾信都是文学奇才，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跟随父亲进入萧纲的幕府，受到父亲耳提面命的指导，自然得到了父辈的文学传承。“徐搞与其子徐陵（507—583）都出入东宫，徐搞年辈稍长，故此体也可能由他所创，影响了整个东宫太子府。”当然，父辈的文学思想更直接影响了才华横溢的徐陵、庾信。“当萧纲、徐搞、庾肩吾等倡导宫体的时候，少年庾信追随于东宫的诗风之后，逞其才华，竞为绮艳;促成宫体的盛行，使绮艳之风被于一时，庾信及徐陵实不能辞其咎。”所以，当徐搞、庾肩吾煽起宫体新风的时候，年轻的徐陵、庾信作为“父子兵”，自然担起了“扛鼎”的重任。总之，时代、环境、君主与父辈的引领，推动两位才子走上了宫体文学创作的道路。
2.“徐庾体”中的“理”“情”个案分析
“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宫体文学以描摹华贵、闲散、腐朽的宫廷生活为主，内容单薄，题材狭窄，由于受到体制建构、题材选择、风格情调等方面的局限，宫体作者很难抒发个性，但是，即使是在跟随太子、跟随父辈创作宫体时，在君臣呆板的酬唱奉和过程中，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两位作家不同的个性。下面以几首同题作品为例，分析一下二人早期宫体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差异。
第一，同题赋。以《鸳鸯赋》为例。徐陵、庾信都有与萧纲唱和的《鸳鸯赋》，都以女性为主题，“在精丽艳冶的语言描写中，飘出笙歌院落的脂粉气息”，是典型的宫体文。但仔细考察就会看出二人不同的创作个性。如徐陵的《鸳鸯赋》，一开头十句，几乎句句用典，细数人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接着用对比手法写鸳鸯长相守的忠贞、珍贵;最后以卓文君的悲剧故事作结，感慨人类爱情的短促易变。整篇赋以议论为主，很少叙事，如“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特讶鸳鸯鸟，长情真可念”“许处胜人多，何时肯相厌”等，赞美鸳鸯情感的美好，与人类种种的悲情形成鲜明对比，“着眼在人事好乖，离多会少”，体现了徐陵对人世情感的辩证思考，充满理性意蕴。同样写人类情感的脆弱，庾信突出了一个“情”字。全篇以叙事为主，很少议论。“卢姬小来事魏王，自有歌声足绕梁，何曾织锦，未肯挑桑，终归薄命，著罢空床”，开篇即写卢姬的悲情故事。接着作者写“卢姬”看到“鸳鸯”后，触景生情，“还欹眼而泪落”，十分落寞伤怀，以至于“南阳渍粉不复看，京兆新眉遂懒约”，再也无心装扮自己，通过这些细节描写表达了卢姬伤之痛、伤之深。接着再以“况复双心并翼，驯狎池笼，浮波弄影，刷羽乘风”这样细腻的动作描写极写鸳鸯的情爱，更加衬托出自己“空床之难守”的寂寞、悲哀与无奈，最后庾信又将故事扩大到人世间，写人世的情伤。就这样，庾信从卢姬的悲情故事人手，通过一波三折、层层递进的故事描绘，写出了人类情感的脆弱、多变，体现了庾信善写“情”而且特别善写“悲情”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论到庾信擅写抒情辞赋，这一特点在庾信早期创作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庾子山集注》共收录庾信赋15篇，早期的创作就有《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等7篇，虽然多为“绮情艳思，风光旖旎”的曲调，但也充分体现了庾信“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的禀赋。
第二，同题诗。以奉和《山池》《咏舞》为例。“徐庾体”既包含“文”，也包含“诗”，由于“诗”体制短小，更适合君臣即席、即景吟诵，所以现存宫体中同题诗较多。这些诗“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尽管如此，透过这些小诗还是可以察觉出徐陵、庾信个性的端倪。 萧纲有《山池》，徐陵、庾信都有奉和之作。同样写景，但表达意蕴不同。徐陵开篇即是推想：“罗浮”“郁岛”真的“无定所”“屡迁移”？眼前的美景不會是由远处迁移漂流过来的奇异的“罗浮”“郁岛”吧？体现了徐陵善于思考、长于分析、擅长推理的特点。“不觉因风雨，何时人后池”，更显示了徐陵理性的智慧。天色这么快就暗下来了，不会是风雨造成的错觉吧？在对宇宙、自然与生活的审美观照中领悟出了哲理的韵味。庾信也写景。“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开篇即借助汉大赋的写作手法，渲染、夸张、铺叙，一下子烘托出了太子游园的气势、气派、繁华，展示了作者擅长写赋抒情的禀赋。结句也很有个性。徐陵说：“楼台非一势，临玩自多奇。云生对户石，猿挂人榈枝。”写景线条英朗，“非”“自”这样一些表达判断的副词的使用，更显示了徐陵个性与文风的豪迈、果断与理性。庾信就不同了，“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一味地缠绵、细描，展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和细密的情感。“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更可与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相媲美，情随景生，诗人喜不自禁的情绪弥漫着整首小诗。
再看同题《咏舞》。徐陵一边赏舞，一边琢磨舞者的身世：“十五属平阳，因来人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画妆。”虽然欣赏舞蹈，但依然保持着平静心态。庾信却不能淡定：“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看到美妙的舞蹈，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如醉如痴，似乎也要跟着节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了。在结尾部分，徐陵“当关好留客，故作舞衣长”借助了《楚辞·大招》中“长袂拂面，善留客只”的典故，不仅赞美了“舞”之美，也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好客”的理解与感恩，体现了作者人情练达的理性智慧。庾信的结尾也借用了典故，却是“孤鸾悲镜”“鹤舞吴市”两个极其悲情的故事。一场欢乐的舞宴，庾信一会儿沉湎于狂欢，一会儿却又莫名难过起来，可见这种悲喜多变、敏感易伤的“颓然”个性确实是庾信与生俱来的，这与徐陵通达、欣然、娴雅、“容止可观”地观舞与思考是很不相同的。
总之，共同的、优越的生活、文化环境，父辈的引导，萧纲的影响，整个东宫对于技巧的刻意追求，应诏、唱和、题材等的局限等，限制了徐陵与庾信真实情感的抒发，“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徐庾体”产生了，但这种命题作文似的应景之作不能反映徐陵、庾信真实的禀赋与才情。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颠沛、不测成就了徐陵，也成就了庾信。苦难面前，他们肆无忌惮地吐露着自己的“真性情”，终于“分路扬镳”，各成其大。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