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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在市委党校培训期间，有幸到了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学习考察。在考察期间，我对浙商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著名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出现和形成新的浙商文化。浙江是个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七山一水二分田”（即七成是山地，一成是江河湖泊，二成是可耕农田），却在改革开放短短20多年时间里，出现温州、义乌现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正是这些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折射出浙商文化的独特性。
独特的思维方式。社会上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浙江人读文件与我们一些地方的人不一样，我们重在理解文件里规定的哪些事不能做，而他们重在研究还有哪些事文件没有规定不能做，他们就去做。结果是，我们在用文件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他们用文件开阔思路，寻找出路。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浙江人这样读文件，社会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浙江人聪明，是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表现，能弥补政策的不足。另一种认为浙江人狡猾，钻政策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是，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这种思维方式了，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倡导解放思想的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建立健全，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解放思想，不仅弥补了政策的不足，还敢为天下先，开创了许多中国经济发展的先例，实属聪明之举。难怪温州、义乌现象只能出现在浙江而不是其他地方了。
独特的经商理念。浙江人重商，他们对经商特别偏爱。我利用在宁波参观雅戈尔集团公司之机，拜访了一位朋友。他们夫妻俩都是宁波市的局级领导，花了不少经费送儿子到英国留学后，直接又送儿子到上海一家公司打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为儿子找个好的机关单位，他们说从未想过让儿子进机关，就是要让他先打工，后经商。看着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们也十分有兴趣地介绍道，当地重商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浙江资源贫乏，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利用，只有靠买卖别人的东西来赚钱；另一个原因，浙江人近代以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解放前上海滩上真正有钱的人，大都是宁波人，“宁波帮”就是典型的代表。浙江人独特的经商理念还表现在他们不仅喜欢经商，更渴望做大做强，成为大老板。吉利集团的老总李书福，高中毕业后最初以120元资本开始做照相生意，后来又做冰箱零件生意，有了积累后，涉足房地产，越做越大，现在做起了汽车生意，成为民族汽车业的风云人物。雅戈尔老总李如成，靠2万元知青安置费起家，把一个靠尺子、剪子、小凳子支撑起来的小作坊，在短短20多年时间，变成净资产30多亿的全球知名企业。更有意思的是浪莎集团的老板翁氏三兄弟，10多年前在新疆挑着担子卖丝袜，有时到广州进货，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由于当时火车座位比较紧张、车票也比较贵，很多时候，为了省钱，他只好睡在硬座车厢的椅子下面，用报纸作为床垫。因为个头比较高，他常常把两只脚露在过道上。一不小心就会被路过的人踩上一脚的危险使他提心吊胆，觉也睡不好。有了积累后，他们突然想要造世界上最好的袜子，经过10年奋斗，今天的浪莎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袜王”了。正是因为浙江人渴望成为“大老板”的欲望，才使昔日的小商小贩，成为今日的巨商巨富。
独特的人文精神。浙江人具有中国人自强不息、勤劳智慧的人文共性，但因地域和历史原因，浙江人又具有独特的人文个性。我认为他们身上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特别精。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何能成为世界之最，靠的就是浙江人的精算。一颗小纽扣，哪怕只能赚取几厘钱，他们都要去做。因为他们知道，一颗纽扣赚几厘，十个，百个，做到几亿个，就可赚上几万块钱了。这种简单的数学推算，被善于精算的浙江人变成了创造义乌小商品市场奇迹的秘诀。二是特别能坚持。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有句名言：“敢为天下先，认准了就不放弃。”不放弃——坚持——从不言败，几乎是浙商成功的又一秘诀。还是浪莎集团翁氏三兄弟的故事最说明问题。1986年，在新疆，他们得知人工饰品十分畅销，就赶回义乌，向亲戚借了几万元备足了货。时至年末，西进列车拥挤异常，翁荣弟和大哥在火车上站了整整四天四夜。当列车驶进乌鲁木齐车站时，他们的双腿已经肿得迈不开步。然而，等他们兴冲冲地把货拉到市场，才发现市面上早已充斥了各种人工饰物，价格跌了一大截。兄弟仨挥泪贱卖了所有货物，亏了1万多元。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放弃的话，也就没有他们如今的传奇故事了，正是靠着他们特别能坚持的精神，调整思路后继续做袜子生意，才创造了今天的浪莎神话。三是特别能闯世界。为了抢占更大更广的市场，浙江人通江达海，把生意做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有种说法，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在做生意。正是因为他们这个闯劲，才闯出了中国人的骄傲，生意人的豪迈，更彰显了独特的人文精神。
浙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浙江工商业在观念、精神、伦理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吸取浙商文化中的养份，对于我们西部人特别是我们重庆人形成新观念、新思维、新判断、新行为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北碚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著名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出现和形成新的浙商文化。浙江是个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七山一水二分田”（即七成是山地，一成是江河湖泊，二成是可耕农田），却在改革开放短短20多年时间里，出现温州、义乌现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正是这些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折射出浙商文化的独特性。
独特的思维方式。社会上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浙江人读文件与我们一些地方的人不一样，我们重在理解文件里规定的哪些事不能做，而他们重在研究还有哪些事文件没有规定不能做，他们就去做。结果是，我们在用文件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他们用文件开阔思路，寻找出路。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浙江人这样读文件，社会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浙江人聪明，是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表现，能弥补政策的不足。另一种认为浙江人狡猾，钻政策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是，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这种思维方式了，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倡导解放思想的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建立健全，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解放思想，不仅弥补了政策的不足，还敢为天下先，开创了许多中国经济发展的先例，实属聪明之举。难怪温州、义乌现象只能出现在浙江而不是其他地方了。
独特的经商理念。浙江人重商，他们对经商特别偏爱。我利用在宁波参观雅戈尔集团公司之机，拜访了一位朋友。他们夫妻俩都是宁波市的局级领导，花了不少经费送儿子到英国留学后，直接又送儿子到上海一家公司打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为儿子找个好的机关单位，他们说从未想过让儿子进机关，就是要让他先打工，后经商。看着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们也十分有兴趣地介绍道，当地重商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浙江资源贫乏，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利用，只有靠买卖别人的东西来赚钱；另一个原因，浙江人近代以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解放前上海滩上真正有钱的人，大都是宁波人，“宁波帮”就是典型的代表。浙江人独特的经商理念还表现在他们不仅喜欢经商，更渴望做大做强，成为大老板。吉利集团的老总李书福，高中毕业后最初以120元资本开始做照相生意，后来又做冰箱零件生意，有了积累后，涉足房地产，越做越大，现在做起了汽车生意，成为民族汽车业的风云人物。雅戈尔老总李如成，靠2万元知青安置费起家，把一个靠尺子、剪子、小凳子支撑起来的小作坊，在短短20多年时间，变成净资产30多亿的全球知名企业。更有意思的是浪莎集团的老板翁氏三兄弟，10多年前在新疆挑着担子卖丝袜，有时到广州进货，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由于当时火车座位比较紧张、车票也比较贵，很多时候，为了省钱，他只好睡在硬座车厢的椅子下面，用报纸作为床垫。因为个头比较高，他常常把两只脚露在过道上。一不小心就会被路过的人踩上一脚的危险使他提心吊胆，觉也睡不好。有了积累后，他们突然想要造世界上最好的袜子，经过10年奋斗，今天的浪莎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袜王”了。正是因为浙江人渴望成为“大老板”的欲望，才使昔日的小商小贩，成为今日的巨商巨富。
独特的人文精神。浙江人具有中国人自强不息、勤劳智慧的人文共性，但因地域和历史原因，浙江人又具有独特的人文个性。我认为他们身上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特别精。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何能成为世界之最，靠的就是浙江人的精算。一颗小纽扣，哪怕只能赚取几厘钱，他们都要去做。因为他们知道，一颗纽扣赚几厘，十个，百个，做到几亿个，就可赚上几万块钱了。这种简单的数学推算，被善于精算的浙江人变成了创造义乌小商品市场奇迹的秘诀。二是特别能坚持。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有句名言：“敢为天下先，认准了就不放弃。”不放弃——坚持——从不言败，几乎是浙商成功的又一秘诀。还是浪莎集团翁氏三兄弟的故事最说明问题。1986年，在新疆，他们得知人工饰品十分畅销，就赶回义乌，向亲戚借了几万元备足了货。时至年末，西进列车拥挤异常，翁荣弟和大哥在火车上站了整整四天四夜。当列车驶进乌鲁木齐车站时，他们的双腿已经肿得迈不开步。然而，等他们兴冲冲地把货拉到市场，才发现市面上早已充斥了各种人工饰物，价格跌了一大截。兄弟仨挥泪贱卖了所有货物，亏了1万多元。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放弃的话，也就没有他们如今的传奇故事了，正是靠着他们特别能坚持的精神，调整思路后继续做袜子生意，才创造了今天的浪莎神话。三是特别能闯世界。为了抢占更大更广的市场，浙江人通江达海，把生意做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有种说法，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在做生意。正是因为他们这个闯劲，才闯出了中国人的骄傲，生意人的豪迈，更彰显了独特的人文精神。
浙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浙江工商业在观念、精神、伦理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吸取浙商文化中的养份，对于我们西部人特别是我们重庆人形成新观念、新思维、新判断、新行为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北碚区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