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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海堂作为近代广东教育界中首屈一指的学堂和书院，对近代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遍及学风、人才、教育等各方面。其独特的制度与环境，为近代岭南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对于近代广东开一代风气之先，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学海堂；阮元；学风；人才；岭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28-02
一、学海堂创设之由来
清代道光朝以前，广东一直被称作“炎僻之壤、蛮荒之地”，其文化、学术与国内其他文化大省相比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自清代中叶以后，岭南学风逐渐兴盛，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开始由江浙转移到了广东。可以说，“在这种文化地理结构的转变中，阮元和他手创的学海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应予充分肯定。”[1]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历经乾、嘉、道三朝，在金石、音韵、校勘等领域均有建树，历任封疆大吏，事功与道德文章并重，被誉为一代文宗。阮元于1817年来到广东，开始督粤生涯，直至1826年卸任，移镇滇黔。督粤十载，阮元在文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创立了学海堂，为岭南学风注入了扬州学派“实事求是”的新元素，使得朴学在广东蔚然兴起，成为全国学术的重心所在。
学海堂能够对岭南的文化与学术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其创设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阮元身兼学者与官吏二职，其学者型官僚的身份，为创设学海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其次，“阮元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使世界和谐，如果各个学派狭隘地固守自己的主张，那么所有的学问将变得没有意义。”[2]在长达百年的汉宋之争的背景下，阮元一直主张汉宋兼采的治学理念，在僻处一隅的广东创建学海堂，能为阮元贯彻这种理念提供充足的学术土壤，同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阻力。与此同时，阮元不满足当时的官员处事无能，贪污腐化，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提高士大夫的道德素养，阮元同时对学海堂寄予了道德教化，廓清吏治的厚望。
因此，一个地域和一代的学风，必先要有开创风气之人，阮元作为当时的主政者，高度重视在地方文化建设，积极兴办学堂、奖掖人才，刊刻典籍，使清代中后期广东的学术文化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因此，梁启超先生盛赞“近代广东百年之风气，皆由阮元一人开出。”
学海堂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建立，始设于广州城西的文澜书院。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学海堂在广州的越秀山建成，有了正式的办学之地。同时，《学海堂章程》由阮元亲自制订，严格规定了学海堂的体制、经费、学制，最重要的一条是废弃了以往管理陈旧的山长制，建立更为合适的学长制，这一点迈出了清代中期书院改革坚实的一步，对推动后来新式学堂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学海堂章程》的制订与实行，对于学海堂的教学活动沿着阮元所指定的方向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3]正是阮元所设立的制度，为后来学海堂一帆风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学海堂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创设之初制度建设比较科学，适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良好的制度和阮元的个人魅力，使学海堂成为清代中后期岭南学术的重镇。
二、学海堂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学海堂创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终结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历史长达八十三年之久。作为当时岭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在文化建设方面自然有其独特的影响。对比清代前、后期岭南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有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阮元及学海堂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一）对学风的影响
乾嘉以前，广东的学风一直为陈白沙、湛甘泉所提倡的心性之学所垄断，空疏迂阔；同时书院专攻八股时文，颓唐陈腐。学海堂的出现，使得广东士子争相研习朴学，并以“推明古训，实事求是”为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腐朽的科举教育以及空谈义理的风气，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践人才。
阮元所设立的学长制，公推八位博古通经，聪颖淹雅的大学者共同管理，打破了以往山长垄断学院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自由探讨、质疑问难的学风的形成，无疑是书院改革中的一大创新。同时倡导因材施教、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等观念，使得學海堂在当时以时艺制文，搜刮帖括为主流的书院里独具一格，脱颖而出，成为近代岭南文化人才产生的摇篮。
同时，在当时汉宋之争的背景下，“当时全国风气，承学之士喜立门户，遵朱（按：朱熹）者与郑（按：郑玄）违，遵郑者又与朱违。”[4]在全国士人都带有门户之见的情况下，阮元在幕府以及学海堂中，实行汉宋兼采的方针，深深地影响了岭南的学风走向。例如《国朝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与《汉学商兑》的作者方东树，曾经互相叫阵，但他们一同进入阮元的幕府，并曾共同执教于学海堂，可见当时这种门户之见，在岭南已经逐渐消弭，不断调和，进而也产生了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风气。
在学海堂创建之前，广东的士子们只知以科举为进身之阶，专事时文制艺，书坊里所售的也只是应试一类的书籍，自阮元以朴学课士，经史子集渐见流通。
关键词：学海堂；阮元；学风；人才；岭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28-02
一、学海堂创设之由来
清代道光朝以前，广东一直被称作“炎僻之壤、蛮荒之地”，其文化、学术与国内其他文化大省相比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自清代中叶以后，岭南学风逐渐兴盛，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开始由江浙转移到了广东。可以说，“在这种文化地理结构的转变中，阮元和他手创的学海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应予充分肯定。”[1]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历经乾、嘉、道三朝，在金石、音韵、校勘等领域均有建树，历任封疆大吏，事功与道德文章并重，被誉为一代文宗。阮元于1817年来到广东，开始督粤生涯，直至1826年卸任，移镇滇黔。督粤十载，阮元在文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创立了学海堂，为岭南学风注入了扬州学派“实事求是”的新元素，使得朴学在广东蔚然兴起，成为全国学术的重心所在。
学海堂能够对岭南的文化与学术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其创设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阮元身兼学者与官吏二职，其学者型官僚的身份，为创设学海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其次，“阮元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使世界和谐，如果各个学派狭隘地固守自己的主张，那么所有的学问将变得没有意义。”[2]在长达百年的汉宋之争的背景下，阮元一直主张汉宋兼采的治学理念，在僻处一隅的广东创建学海堂，能为阮元贯彻这种理念提供充足的学术土壤，同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阻力。与此同时，阮元不满足当时的官员处事无能，贪污腐化，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提高士大夫的道德素养，阮元同时对学海堂寄予了道德教化，廓清吏治的厚望。
因此，一个地域和一代的学风，必先要有开创风气之人，阮元作为当时的主政者，高度重视在地方文化建设，积极兴办学堂、奖掖人才，刊刻典籍，使清代中后期广东的学术文化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因此，梁启超先生盛赞“近代广东百年之风气，皆由阮元一人开出。”
学海堂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建立，始设于广州城西的文澜书院。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学海堂在广州的越秀山建成，有了正式的办学之地。同时，《学海堂章程》由阮元亲自制订，严格规定了学海堂的体制、经费、学制，最重要的一条是废弃了以往管理陈旧的山长制，建立更为合适的学长制，这一点迈出了清代中期书院改革坚实的一步，对推动后来新式学堂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学海堂章程》的制订与实行，对于学海堂的教学活动沿着阮元所指定的方向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3]正是阮元所设立的制度，为后来学海堂一帆风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学海堂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创设之初制度建设比较科学，适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良好的制度和阮元的个人魅力，使学海堂成为清代中后期岭南学术的重镇。
二、学海堂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学海堂创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终结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历史长达八十三年之久。作为当时岭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在文化建设方面自然有其独特的影响。对比清代前、后期岭南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有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阮元及学海堂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一）对学风的影响
乾嘉以前，广东的学风一直为陈白沙、湛甘泉所提倡的心性之学所垄断，空疏迂阔；同时书院专攻八股时文，颓唐陈腐。学海堂的出现，使得广东士子争相研习朴学，并以“推明古训，实事求是”为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腐朽的科举教育以及空谈义理的风气，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践人才。
阮元所设立的学长制，公推八位博古通经，聪颖淹雅的大学者共同管理，打破了以往山长垄断学院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自由探讨、质疑问难的学风的形成，无疑是书院改革中的一大创新。同时倡导因材施教、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等观念，使得學海堂在当时以时艺制文，搜刮帖括为主流的书院里独具一格，脱颖而出，成为近代岭南文化人才产生的摇篮。
同时，在当时汉宋之争的背景下，“当时全国风气，承学之士喜立门户，遵朱（按：朱熹）者与郑（按：郑玄）违，遵郑者又与朱违。”[4]在全国士人都带有门户之见的情况下，阮元在幕府以及学海堂中，实行汉宋兼采的方针，深深地影响了岭南的学风走向。例如《国朝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与《汉学商兑》的作者方东树，曾经互相叫阵，但他们一同进入阮元的幕府，并曾共同执教于学海堂，可见当时这种门户之见，在岭南已经逐渐消弭，不断调和，进而也产生了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风气。
在学海堂创建之前，广东的士子们只知以科举为进身之阶，专事时文制艺，书坊里所售的也只是应试一类的书籍，自阮元以朴学课士，经史子集渐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