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的实干家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期间，商务的出版物明显带着他的文化关怀和理想色彩。总经理夏瑞芳则包办事务性工作，两人配合无间。这是契合张元济士人身份的工作状态。
　　而身为董事元老的张元济，还难得地兼备经营才干与魄力。
　　1910年，上海滩发生了外国金融骗子哄抬造成的“橡皮股票”风潮，不少人被卷入并蒙受巨大损失。夏瑞芳投机失败，个人带商务共损失了近13万元。
　　张元济此时正在欧洲考察，商务同人请他回国处理，他复信说明不便马上回程，并特别指出：“对于公司，宜示外人以镇静，而自己宜竭力筹备一切办法，宜主收束。”回国后，他一面批评夏瑞芳冒险投机，一面从大局出发，全力说服股东，并与日方合资人协商，对夏所借款项降低利息、延长还本年限，增加夏的工资和应酬费，助他渡过难关。
　　不过，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张元济从这一惨痛的事件中领悟到完善公司制度才是治本之策。往后，他主要从财政改革与机构整顿两方面着手完善管理。
　　在夏瑞芳私用公司资金之事后，商务又吃了不少苦头，香港、安徽分馆会计携款潜逃，夏瑞芳亲戚鲁云奇贪污，凡此种种，张元济表示“账房组织不能不改”，“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在张元济的倡导和努力下，商务设立了改革会计制度筹备处，他聘请经济学专家杨端六担任主任，终于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新会计制度。
　　张元济在财政用度上非常节约。一位商务职工曾奉秘书科长张雄飞之命到张宅送信。信封是旧的，上面原有的“张雄飞先生收”几个字用毛笔涂去了，边上写“菊老亲展”（张元济字菊生，“菊老”为尊称）。信送回来，“菊老亲展”也用毛笔涂去了，在已涂去的“张雄飞先生收”的右上角多了一个米粒大的小三角。一个信封用了三次。但是，对公司发展有益的事，张元济不会吝惜多花一些钱。英文部提出添购打字机时，总经理高凤池反对，张元济指出，当用者不能视为“豪奢”。
　　1914年1月10日傍晚，夏瑞芳遇刺，伤势过重去世。张元济从此失去了一位心心相印的事业伙伴。翌年，张元济被推为经理，他的工作不得不更多地转向管理方面，这使他成为总揽商务全局的关键人物。
　　上任不久，张元济感到了不对劲。人称“书生派”的编译所和“教会派”的印刷所、发行所，本来有元老夏瑞芳从中斡旋，业务联系还算正常。夏去世后，三所互不买账，“三足鼎立”的情形，使张元济的计划常常受到牵制。恰在此时，袁世凯解散国会，张元济的密友、原为国会议员的陈叔通应邀进了商务。在陈叔通的协助下，张元济作出了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 建立“一处三所”的领导体制，由陈叔通主持总务处，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使商务迅速走上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轨道。
　　完善公司制度之外，张元济一直在为公司用人之事操劳。他一向的主张是，退无用之旧人，进有用之新人。然而，旧社会子承父业仿佛天经地义，商务的老员工之间也大都存在裙带关系。张元济十分反感这种风气。
　　商务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鲍咸昌，有意调其子鲍庆林担任印刷所副所长，张元济认为不妥，找他谈话，鲍氏“辭色愤懑，甚不谓然”，把张元济搞得很尴尬。随后商务首席会计王莲溪也找到张元济，称鲍某的儿子可以进公司，他的儿子也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张元济见他蛮不讲理，气愤地当即驳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商务，那还成什么话！”
　　张元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留美学成归来，为谋职事与父亲作过一次详谈。张树年回忆，父亲明确地告诉他，他不能进商务，自己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还耐心地分析了儿子进商务的不利。最后，张元济对儿子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历史文化学者刘厚生对张元济、张謇这两位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实业家做过一番比较。张謇的企业虽然超过了商务印书馆的规模，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即宣告破产。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对企业实行家族式经营管理。刘厚生感慨：“张菊生之于商务馆，叶揆初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 之于浙江兴业，其局面不及南通 （张謇为南通人） 而能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铸造文化教育集团

　　许多人都认为张元济是出版家、企业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和总经理的陈原则更认为他是思想家：“几乎可以说，为了实现‘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理想，他将当时能用上的传播手段都用上了，其构建的‘文化教育集团’之架势，就在今天来看也是超前的，而张元济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做了，并且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配合新式教育对师资培养的需求，商务斥资创设的第一项文教公益事业，就是1905年8月正式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班。翌年开办第二届时，还增设了供师范生实习的附属小学，后来发展成闻名上海的“尚公小学”。
　　师范讲习班的具体教务和事务主要由张元济负责，这使得他从中获得不少有关师范培育的实际经验。1910年，从欧美考察归来的张元济，有感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的成就，发起成立规模更大的师范讲习社，为社会输出了近两千名合格的教师。
　　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则为一大批职工和社会青年提供了进修的机会。两所机构，都由张元济兼任校长。
　　甚至对电影这一新兴文化产业，张元济也没有忽视，在他的张罗下，商务成立了活动影戏部。1920年春，梅兰芳率剧团来上海演出，活动影戏部为他拍了《春香闹学》 和 《天女散花》。梅兰芳几十年后回忆此事，依然很兴奋，他记得“馆里的负责人张元济先生还到场观看”。张元济爱好不多，戏曲可算一样。一连数小时，张元济端坐着，陶醉于梅兰芳的精湛表演中。
　　电影艺术家杨小仲回忆，试映时，商务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观看，赞赏不已。影片后来销往南洋各地，看见祖国传统戏剧登上银幕，华侨们纷纷叫好。
　　如若说商务发展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在出版界可称并世无二，那么不惜耗费巨资兴办东方图书馆，也唯有张元济一人具此胆识。 　　东方图书馆的雏形是商务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1909年，资料室置备的书籍已有一定规模，张元济便在此基础上设立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
　　张元济自号“涉园主人”。涉园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张惟赤藏书的地方，嘉道之际，江浙不少学者如鲍廷博、黄丕烈等，都叩访过张氏涉园，借书校雠。在他的心目中，涵芬楼可说是涉园的延续和发扬光大。涵芬楼创设之时，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张元济苦心经营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
　　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创设公共图书馆的夙愿终于实现。1924年，一幢五层的大厦，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建立起来。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了三楼。图书馆被命名为“东方”，“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
　　东方图书馆开馆后，每日下午定时开放，供公众阅览。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就曾是直接受益者。数十年后，他深情回忆道：“进‘东图’看书，要纳两个铜板的入门费，连同来回的车资，大约用掉一毛钱，可是对我这个矮矮个子的学生想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算的事情了，因为每次都能读到不少想读而不能或无力备有的书，笔记本上总是密密麻麻的，‘满载而归’。”
　　八年之后，厄运降临。
　　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野心一时难以得逞。但是日军并不就此罢休。次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接连向商务印刷总厂掷下六枚炸弹。
　　商务同人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印刷总厂及尚公小学在烈焰中全部化为灰烬。
　　2月1日，日本浪人又冲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成了空壳。
　　漫天纸灰飘进张元济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住宅中。面对此景，张元济潸然泪下。他对家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但张元济并未屈服。
　　“平地尚可为山。”他在复胡适慰问的信里发愿，“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1933年，张元济聘请社会名流成立复兴委员会，计划募集资金和图书，他本人认捐一万元。募集的物资逐渐有了一定规模，本来已经预备在1937年重建新馆。
　　战乱无情，这个计划终究还是被判了死刑。

为古人续命

　　神州多故，旧籍沦亡。
　　清末民初，中国古籍散佚空前严重。一大原因是列强的介入和巧取豪夺。此外，随着西潮席卷，旧学、古籍遭到空前的冷遇和抨击。处于这样的风气之中，许多古籍珍本濒临灭绝。
　　一批有识之士“慨然于旧书之将绝”，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张元济不仅深有同感，更有切肤之体验。
　　1906年，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藏书家陆心源所筑的皕宋楼传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张元济获悉，与夏瑞芳商量，准备从公司40万元资本中抽出8万元购买这批珍籍。但因陆氏后人索价10万以上而未能成交。张元济无奈之中，只好答应立即筹款，并晓以大义，劝对方切勿卖给日本人。
　　张元济进京游说管学大臣荣庆拨款购买，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但荣庆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好不容易把款项凑齐，陆氏已经把大量藏书以10.8万元之价卖给了日本财阀岩崎。日本著名的静嘉堂文库，就以这批藏书为基础创建起来。
　　这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大损失，张元济“每一思之，心为之痛”。正是基于这种沉痛，张元济以巨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古籍抢救之中。他曾用“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来概述他抢救善本古籍的漫漫长路。
　　张树年回忆，父亲“爱书成癖”，走进上海四马路一带的旧书店，就一头扎到充溢着霉味和灰尘的旧书堆里翻检，如同沙里淘金，流连忘返。
　　经过张元济多年的苦心搜罗，商务涵芬楼藏有的古籍善本与珍本已甲于东南，即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
　　“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不同于旧日学者藏书往往密不示人，在民族文物凋残之际，张元济自有一份让古籍流通的使命感。
　　到了1916年，商务的营业获得巨大进展，闲置资金充足，出版古籍的时机成熟了。张元济于是着手辑印了《涵芬楼秘笈》。
　　在这套丛书出版前后，张元济构思出版一更大规模的丛书，即 《四部丛刊》 （原拟定名 《四部举要》）。这部丛书计划收辑我国古籍中常用、实用的种类，并且要选用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版本。
　　张元济请来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徒弟孙毓修当助手。丛刊的书目，由孙毓修提出，张元济订定。
　　为聚合众本，张元济几乎与所有新老藏家建立了借书、校书的关系，海内名家听闻 《四部丛刊》的计划，纷纷响应，各出珍藏。《四部丛刊》 中所收的私家藏书达二十余家，其中包括堪与皕宋楼媲美的瞿氏铁琴铜剑楼。
　　“书贵初刻”的原则，贯穿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始终。《四部丛刊》 一出版，就被推为中国图书史上的“四大编纂”之一，与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 并称。
　　1928年，张元济远赴东京、京都，访得好些漢籍珍本。为精益求精，他决定重印 《四部丛刊》，不惮烦地将初版中21种未尽善之本抽换，增补了44种书的缺卷、缺页。商务印书馆的长期掌舵人王云五说，菊老平素为人谦逊，对版本学他却是“不愿以第二人自居”。
　　《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孤本元明杂剧》……张元济一生辑印的古籍丛书不下12种。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只有在跟老友傅增湘通信时，张元济才吐露，“工程之难，为从前竟未想见。”这一浩大工程，是指校印 《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古书的各种版本传下来多有残缺漫漶之处，将不同残版拼成完整书板印制而成的书，称为“百衲本”。 　　辑印 《衲史》 的初衷，在于“补殿本之罅漏”。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存在大量的脱漏、妄删之处。
　　张元济志在一扫前书之阴霾。
　　《衲史》 的校勘成就是文献学家公认的。国学大师张舜徽称赞“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文献学泰斗王绍曾说，“无论从 《衲史》 校勘的规模，或者从校勘认真的程度来考察，都是明清以来汇刻全史所从未有过的。”
　　张元济在校勘过程中写下 《衲史校勘记》 稿本一百数十册，后选录了164则编成 《校史随笔》出版。196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 《二十四史》，11种直接用 《衲史》 作底本，并大量利用了 《衲史校勘记》 的成果。
　　除了校勘，张元济还把很多精力灌注在描润上面。
　　用粉笔在底样上修饰，再用朱笔弥补断缺笔，这一精细不亚于篆刻或绣花的过程，有一个雅致的命名—— “描润”。描润时，张元济对每一道工序事必躬亲，笔画的肥瘦、填粉的厚薄，一丝不苟。描润的人有时将避讳之字当成缺笔填补，张元济总校时发现错误，便谆谆告诫，引起描润者的重视。
　　《衲史》 出版始于1930年，原计划到1933年全部出齐，不料“一·二八”灾难降临，原存底板毁于一旦。令人感佩的是，劫难过后，张元济不要求恢复校史处，在家里从头开始校勘 《衲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忘却了自己的年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醫生嘱咐他不能再长时间用眼。
　　但他仍靠点眼药水支撑着。
　　四年多的夜以继日，终于让剩余的十九史赶在1936年出完。联系到后来延绵不绝的战祸，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十余年后，张元济感慨：“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可是于甄择既定之本，尚未版行，而碰到嬴火横飞，成为灰烬。这又是多么不幸啊！幸与不幸，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天留一老试艰难”

　　八年抗战，王云五一度将商务总管理处迁到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迁往重庆，张元济则与董事会留守上海。由于商务停止分派股息和恶性通货膨胀，张元济感到“生计日绌”。
　　他售去住了二十余年的极司非而路住宅，卖掉多种珍藏的古籍，换成桌上的饭菜，最后仍难以维持，只好通过鬻字补贴家用。
　　个人家庭景况尚且如此，商务印书馆作为巨型文化机构，其艰难更不必说。1939年，商务发生怠工事件，张元济颇感棘手，曾劝王云五来沪主持馆务，建议未被接受。第二年春，工作头绪愈加纷繁难解，张元济毅然亲赴香港。张树年因工作原因无法随行。
　　这位73岁的老人，独自在军舰横行的海上往返。
　　年底，张元济患病住院，做了两次手术，亲友们都很关切。病愈后，他作诗以示谢意。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的和诗中有两句：“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道尽其中沧桑。
　　1942年初，几名日本人坐汽车来到张宅门口，其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下车，递进一张印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求见。张元济正在写一幅册页，看了名片，从书桌上随手取了一张便条，写上“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字，让张树年拿到楼下交给他们。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张元济曾编印 《中华民族的人格》 一书，在序言中，他反复强调，自古以来“尽职”“知耻”“报恩”“复仇”的志士仁人，应该“作我们的榜样”。“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1945年初秋，傍晚。张元济饭后在阳台的藤椅上纳凉，发现有些异样：东邻不远处是一所西洋人的俱乐部，在日军进占租界后，沉寂久矣，此时却灯火通明，乐声悠扬。
　　他心下明白，日本投降了。
　　对于一个历经国难的老人来说，幸闻胜利，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然而，他在额手称庆的同时，始终清醒地怀着一丝隐忧。他曾平静地对家人说：“不要以为天亮以后就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不是好尝的。”
　　不幸的是，这些话语旋即成为触目惊心的事实。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接收大员”从内地涌向日占区，以各种名义接管包括工厂、运输车辆、各种原材料甚至电话机在内的“敌产”。
　　张元济在当年9月30日致王云五的一封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至一二倍，凡属新贵，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物价指数直线上升，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政策不仅没有“致民于生”，还无往不在“致民于死”。
　　此种环境下，出版界乃至文化界万马齐喑。
　　无人能阻止商务印书馆的躯壳在内战的炮火中愈发残破。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经理李拔可给张元济的信上说：“闻公司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董事会第476次会议上又议及：“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刷费用过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分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出版新书竟成为奢侈之事。
　　一贯低调的张元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多年郁积的悲愤。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会议上的那番“石破天惊”之语，是他最真挚的心声。他是第一位发言人。在致辞中，他先沉痛地回顾了甲午、戊戌、军阀混战以至八年抗战的历史，然后话锋一转，毫不留情地谴责起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来。
　　谁也没有料到，张元济会在国民政府主持的“学术文化盛会”上这般直言不讳。散会后，胡适在汽车中说：“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吧。”但他不管这些，后面两天的会议，他不再参加，连蒋介石的宴会也托故谢绝。
　　张元济把这篇讲话的内容印成小册子，取名《刍荛之言》，分赠各院士和友朋。费孝通说：“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张元济对政治的批评，出自他多年来对和平的渴望及抗战以来的切肤之痛。他从来都不是政治家，他所关切的，仅仅是文化的兴衰与国家的未来。 　　195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张元济已经和商务一起走过整整52个年头，他毕生所尽瘁的事业有了一个“交代”。

仁山智水

　　张元济为自己刻过一枚“戊戌党锢孑遗”的图章。
　　暮年时，合众图书馆总干事顾廷龙和学者蔡尚思、方行来到张元济的床榻前，请他鉴定谭嗣同的一份手稿。张元济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画，表示谭氏是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
　　自戊戌失败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张元济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名不入公门”，是他的信条。
　　1919年4月，孙中山派人送来 《孙文学说》部分手稿，希望由商务印行。当时孙中山仍是个敏感人物。张元济与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商量后，主张“不如婉却”，故当即“交还原稿，告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以抗，只可从缓”。由1916年商务曾向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捐助5000元可以得知，张元济并非与孙中山特别对立，他只是力图避免介入政治糾葛。要把商务建成中国真正的“公共事业”，便绝不能做政治的附庸或某一党派的喉舌。
　　一向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张元济，却在1956年致信蒋介石，劝其效法五代时吴越国的钱武肃，纳土归顺，完成祖国统一。
　　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向我解释其祖父的心迹：“他一生爱国，戊戌失败，使得他想通过和平改良的愿望受挫，对清廷十分失望、对慈禧十分厌恶，他淡出了政坛，与官场保持了越来越远的距离。1914年，他的好友和亲密的合作者夏瑞芳被陈其美等披着革命外衣的流氓暗杀，他更对国民党深恶痛绝。直到1937年，国民党投入了全面抗战，才对之有所好感。胜利后，他们继续搞内战，民不聊生，张元济又很反感。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看到了国家统一 （台湾除外），和平建设开始，他几十年的愿望得以初步实现，他对政治的热情重新高涨。所以他一生对政治的态度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抛物线。这就可以理解他1956年写信给蒋先生的心态。”
　　张元济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政协会议，他后来对张树年谈及自己见到毛泽东后的感想，“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有希望了。”张树年说，只要能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老百姓做好事，父亲就拥护，这是很朴实的想法。
　　政治之外，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事件里，体会张元济的仁心。
　　1927年，张元济遭遇了一生中最惊险的劫难。一日傍晚，一辆汽车在路边猛地停下，车里闪出五条黑影，疾步走到张宅庭院前。佣人刚开门，他们就持枪冲上了楼。张元济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刚想起身问话，一人已用手枪抵住饭桌旁的张元济侄子张树源。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张元济：“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他们架起张元济走了。
　　这是一伙绑匪。翌日，他们声言索价30万，以为商务是张元济的私产，还说他给女儿的嫁妆就值30万。
　　张元济当即大笑，让他们派人调查。
　　此后，赎金减少到20万，后又降至2万。张树源与绑匪头目接洽，最终靠典当、借贷，凑足了1万元。经过多次谈判，绑匪们也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只得答应了结。第六天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去。
　　张元济后来回忆过事件中的两个细节。一是他当时穿的毛衣有破洞，看守们很惊讶，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一名年纪稍大的看守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当时社会不安定，良民迫于生计沦为盗匪，并不稀见。张元济谈到他对绑票的看法：“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这位历经劫难的老人，自然流露的，是恕道。
　　在盗窟中，张元济还作了十首七绝，读来“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其一吟道：“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蘧蘧。”
　　张树年说父亲有两件事，如果换他绝对做不到：一件是辞去南洋公学总代理，加入商务；另一件是刚到60岁就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退居二线。他认为父亲这两个选择都超越了时代，前者冲破了翰林与工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阶层界限，后者则率先建立了退休制度，主动为贤者让路。
　　这些选择，确是人生不易到之处。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