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理从文

　　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第一次写小说就成功了。他实现了一个新作家几乎所有可能的短期目标。2008年，处女作《质数的孤独》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以及其他奖项若干；迅速畅销欧洲，销量过百万；中文译本在3年后跟进，为他带来了中国粉丝——有的人在他所描写的孤独中看到了自己，有的人看上了扉页上帅气的作者照片。
　　“一本书的成功总是一个谜。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某种宿命。”理科出身的乔尔达诺，以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来理解自己的走红。他读了5年博士，做了3年科研，研究的是亚原子粒子。他说，科学家们总是对太正常的事物没有兴趣。
　　以前他只是一个读者，大学时曾对哲学产生兴趣，但一个教授警告他不要去读文科，千万不要！他也担心自己不够格，就选择了物理。他并不反感科学，事实上也曾乐在其中，科学和文学一样，对他来说是一种“避难”——把全部的努力倾注其中，不顾其他。“因为它太难了，很费精力。我基本上都在学习。”

　　7月完成第一稿，“不到6个月就出了第一本书，简直是一个奇迹。”为他递出书稿的是他的前女友，后来成了他的编辑，两人因此再续前缘，合作至今。
　　今年，第二本书的中文版紧接着原版上市，我在北京见到了他。此时他已当了5年的作家，正在学习怎样以作家的身份行事——用一两句笑声填补对话的空白，努力用不同的答案回答相同的问题，同时保持着意大利人惯有的5至10分钟的迟到。
　　第二本书写得比第一本艰难，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我不是太习惯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就像那些小孩总是叫着，看我，快看我，”他甚至感到愧疚，想要惩罚自己，这意外的成功像雾一样蒙蔽了他，“我被自己塞满了，对自我的关注。”最后，他从这种混乱的自我认知出发，写了一场战争——他以《名利场》撰稿人的身份去往阿富汗，目的不全是帮对方写稿。
　　在他到达阿富汗的3周前，那里刚发生了一场爆炸，类似他在书中所写的伏击，4个士兵不幸身亡。没有人主动谈起这场事故，但每一个人都渴望交流。他开始跟随一个排的战士，观察他们的生活。没有再发生袭击，乔尔达诺只听到了来自远处的隆隆声。“感觉战争不太真实，即便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却不能感受到它。”直到两周以后，他回到家，得知自己认识的一位士兵中弹身亡，这才感到害怕。战争的现实猛兽般跳出来偷袭了他。这是促使他很快把小说写出来的原因之一，他原本以为要20年以后才会动用这段经历。
　　这次的隐喻是身体。身体是战争的中心，它不仅脆弱，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忽略。但在战场上，身体成为人与人之间空前关键的联系。而新的语言“广场”是战争和心理学，他需要掌握各种武器和战术的名称。尽管乔尔达诺坚称，文学中没有什么主题高于其他主题，但描写战争依然是一个难题。他再次向科学求助，把每一个人物视作物理分子，在容器里发生化学反应，在这个实验中，“我真的想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士兵们把基地装扮成酒吧，用可乐瓶代替酒瓶，说着黄笑话，努力让生活继续。其中一个人此前的工作是“脱衣舞男”，大家笑话他，他就跳上桌子即兴表演。乔尔达诺和他们成了朋友，后来回到意大利也偶尔见面。有一次去酒吧，他又遇到了那个舞男，在那里负责公关，正戴着一条长长的羽毛围巾，在夜场的灯光下扭动。
　　这些士兵和乔尔达诺一样，都是看着同样的卡通、听着同样的流行音乐长大。9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强势“入侵”——MTV、好莱坞电影、现代文学。乔尔达诺年少时的偶像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大卫·林奇、电台司令……之所以能迅速掌握讲故事的能力，也部分归功于他看过的美国电影和 MTV。前往阿富汗的想法最早就来自一部好莱坞电影《拆弹部队》。 　　不像写第一本书时声称自己对政治无感，也不在乎作品的社会性，他现在接受了自己的位置——由他来讲述30岁左右那一代意大利人的生活。
　　“30岁是一生中最糟糕的年纪，你不想承担责任，却又不能摆脱它们”；“20岁就已经老了”；“15岁了，正是残酷的年龄”，他总是对自己的年纪感到不满，又总在写作时不断地回到过去。
　　乔尔达诺说自己儿时是很安静的，从不公开叛逆。在一次演讲中，他隐约地提到，在家中吃晚饭的场景是很可怕的，各种问题都潜藏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就像眼前摆了一盘血腥的菜，却没有人看见它。现在当了作家，当年的秘密呼之欲出。写作是危险的，他身边的人已经对此感到不安。
　　写《质数的孤独》时，他重写了5次结局，举棋不定，最后让两个互相需要的孤独的人各自孤独下去。乔尔达诺不像书中人物那样极端——自残或者去做男妓，他现在情感稳定。《人体》的结尾就缓和许多，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年轻人终于安定下来，他走进新的办公室，领导对他伸出双臂，“您终于来了！过来，过来，坐这儿。咱们聊聊。”
　　我问他，“写了两本书以后，你有所改变么？”他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是，但其实没有。写一本书并不会改变你。”他曾经接受心理治疗，那才是改变人的玩意。而写作，也许像他经常做的那个梦，在一个类似沉船的庞大物体中，他获救了——15岁和30岁的他，身为科学家或作家的他，各自为生存寻找出路。
　　科学和文学都是从现实逃离的途径
　　人物周刊：当科学家的时候，你和周围的同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乔尔达诺：我想是的，但同时也有很多共同点。现在有很多关于科学家的陈词滥调，虽然是滥调，却也有一部分是事实。那真是一个很奇特的环境，人们对正常的事物没有兴趣，很多人对人际关系也并不关心，我感到一些人性的疏离，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我身上的另外那部分很快就冒出来了，而且很强烈。我想我还是对人与人的关系更感兴趣，而不是粒子之间的关系。
　　人物周刊：这也是为什么你说科学是在逃离现实？
　　乔尔达诺：其实文学也是，它们都是从现实逃离的途径。但是通过写作，还是有一些人际接触，而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你真的从人世间走开了。
　　人物周刊：科学和文学，哪一个更不切实际呢？
　　乔尔达诺：它们都是有用的，同时都是夸张的，但这是我最喜欢这两个学科的地方，它们和这个无聊的日常世界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尤其是理论物理、量子物理，并不是短期研究，为了某个目标、为了赚多少钱，文学也一样。如果我做那种紧赶慢赶、为了盈利、不断妥协的工作，我会很痛苦，我想要一点自由，去做那些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事情，也许以后会派上用场。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胜任作家这个角色？
　　乔尔达诺：我想这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生活。我是一个很警惕的读者，这事可能是学不来的，从一开始你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身上有那种逃离现实、过滤现实的倾向，戴着一副非常薄的透明眼镜，站在现实的外面观看。文学是从这里来的，也许它更接近于一种疾病，而不是其他。
　　人物周刊：不是才华？
　　乔尔达诺：也许吧，我不能这么说。即便你用这个词，我也认为那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安，而且是从童年开始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拖拽，等到长大以后，可能有3种对待它的方式，要么就让它彻底吞噬你，如果你足够强大的话，战胜它，或者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我想我不够强大，所以一直试着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总是纠结自己的年龄问题，是不是二三十岁的人都有这种倾向？
　　乔尔达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想一定有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龄去生活，但我总有点延迟，挺焦虑的。现在看到那些孩子，我并不觉得羡慕，我那会儿过得可不好，不想再遭一次罪。这是很个人化的，同时也是一代人的问题。90年代时，我们都是十来岁，那时大家都感到一种骄傲的失落，在我的笔下总会有那样一种90年代的气氛，代表我早年的生活。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你的父辈，也就是活跃在1960年代那一辈人？
　　乔尔达诺：很坏的印象。我认为我们正是遭受了父辈所留下的一种很大的匮乏。至少在欧洲，我们感到父辈只是尽可能耗尽一切，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和准备，也许我们这一辈会做得更差。我并不是谈论六七十年代，只是说80年代以来的观察，我们那一代欧洲人生活在一个黄金的无忧无虑的年代，因为上一辈人是乐观的，他们深信世界可以越来越好，而且他们做到了。但我们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差，像一个逝去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