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家在他当总编辑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接受采访，《南风窗》记者要从长春市的主城区坐几站轻轨，换乘很多站公交，到尚在开拓着的新区。他的办公室位于十五层，从极标准的写字楼窗子望出去，周边正在轰鸣生长的高楼仿若土地的伤口，阳光洒在各式反光材料上，像流淌着的金色血液。
　　郭力家不喜欢这里，他更喜欢出版社的旧址，那里位于长春的老城区，有粗糙但热情的食物叫卖、蜿蜒生长的老树、年代感十足的红砖小楼。在一共只有四层楼的老房里，他可以在办公室内养满植物，在它们中间工作、写诗，自由呼吸。
　　年轻时，他在距离出版社旧址不远的老城家中写出成名作《特种兵》，发表在《关东文学》和《诗选刊》上，一鸣惊人。其后同一风格的诗作《远东男子》更被选入《共和国五十年诗选》。作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典型，他是“特种兵派”的代表人物，被同为诗人的野夫推崇为自己“最敬重的三个中国男人之一”。
　　那时他写“流血了/用大号针自己缝上翻卷的血肉/缝上嘴唇以外/身上所有部分开放的笑容”，文字背后的面孔激越肆意，是力主对抗命运的不以为然。
　　但此刻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的郭力家已经60岁了。成名后，他连续写了《再度孤独》《准现实主义》等抒情诗，又不断以实验性语言挑战语法进行创作，以示不再走既定的成功之路。今年5月，他的第一部个人诗集《天真美如诗》出版，从书名到内容，都不见了彼时斗争的痕迹。
　　“人怎么能一辈子流血呢，那是很累的。”他笑着解释，又说起自己眼下的烦恼，“搬了新办公地点我就想直接退休，但因为社长挽留，还不得不继续工作。”
　　“我这一辈子，自己能主动选择的事情太少，都是被策划和推着走的。”他望向窗外那些闪闪发光的土地伤口，以不再意图用“大号针”缝合的平静眼神。

被“策划”的人生

　　被“策划”，是郭力家对自己人生的评价。
　　1958年，郭力家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父亲郭石山是吉林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母亲则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这个自湖南湘潭来到东北定居的高知家庭在拥有了四个儿子之后，迫切地想要一个女儿。

他不信奉宗教，“神”亦没有具象，但被“策划”的人生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以1 1=2来概括和理解，“以个体经验而言，‘实事求是’的‘是’在我的人生中不成立”。

　　男孩郭力家的诞生令他们很失望，父亲甚至打算将他弃给邻居，是远在湖南的外婆赶来“救”下他，带到在内蒙古工作的舅舅身边抚养。五岁时，舅舅带他回到长春，把他交给心怀内疚的父母。这本是曾被双亲策划遗弃的孩子最好的结局，在他看来，却仿若一次再度遗弃。他至今记得舅舅离开的那一幕，“他（舅舅）登上54路有轨电车，我被父亲抱着。车门关上了，车子开走了，我才意识到，哦，他没带我走，我要和陌生的父母待在一起了，我是一个人了。”
　　郭力家后来频频在诗作中提到童年，说“一个人的童年，是一个人的国家”。而他的这个“国家”，从建立到坍塌都不断被家人策划。这份身不由己带来的孤单感也常常成为他诗歌中的叙事底色，无论是夹杂在铿锵《特种兵》情绪间“只剩我一个人/一个人了”的小声呜咽，还是主调悲慨的《远东男子》“孩子呵你到了一个人上路的时候”的孤独翻涌，诗歌内外，被“策划”命运的小男孩与成熟的诗人面孔不断重叠，童年的酷刑遥遥无期。
　　待到上学读书，水滴汇入集体的海洋，被“策划”的感受更加明显。小学时恰逢“文革”，平日里备受尊敬的父亲忽然变成人人喊打的“政治犯”。白天，郭力家被选中成为学校歌唱团的主角，在舞台上出尽风头；傍晚，回到居住的高校大院，议论与窃窃私语令他无处藏身。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备受青睐”，更对父亲的罪过心生茫然。爱与恨都来路不明，去向不清，以致花甲之年，他仍对一些诗歌爱好者突如其来的追捧或攻讦心生警觉。
　　1978年，被“策划”着的人生终于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在应届的年龄搭上了恢复高考的顺风车，以数学23分、总分321的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开始一生与文字、创作、出版的交缠。这是命运和时代“策划”对他的馈赠，令他直至今天仍“感到窃喜”。
　　被“策划”的生命体验深深影响了郭力家的創作和生活态度。在这场从家庭到国家的“策划”人生里，付出和所得都在意料之外，惊喜和风波也常在一夕之间。他在诗歌创作中主张起“实事求神”的概念。他不信奉宗教，“神”亦没有具象，但被“策划”的人生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以1 1=2来概括和理解，“以个体经验而言，‘实事求是’的‘是’在我的人生中不成立”。
　　几年前，郭力家做了爷爷，有了可爱的孙女。期待“延续生命”的后辈拥有怎样的人生呢？郭力家觉得虽然时代变了，许多东西在形式上似乎有了改变，但实际的内核根本没变。“她其实将被‘策划’。”对于孙女的未来，除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的自我安慰，便只能为她祈祷，期待国家、环境给予她一个平安顺遂、拥有更多可能性的人生。

写诗是疼爱自己的方式

　　被“策划”的人生里，写诗成了郭力家唯一主动选择去做的事。
　　最初，创作诗歌是为了脱离整齐划一的集体意识。上大学之后，郭力家形容自己有“边缘的自信”，不屑与同校中文系的酸腐文人为伍，却与父亲执教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来往甚密。这群开始尝试朦胧诗创作的年轻人与他气味相投：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与这些日后在“崛起的诗群”中闪亮的名字为伍，他的诗作毫不逊色，加之独特的个人魅力大放异彩，他在吉林诗坛声名鹊起。
　　郭力家清晰意识到自己以写诗的方式获得“存在感”，源于一次他的诗作爱好者登门拜访。彼时他依旧与父亲同住在吉林大学家属院内，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敲响了“郭公馆”的大门，极其崇敬地说要拜访郭老师。父亲郭石山照例以为是学生拜访自己，一阵寒暄后要将来客引到自己的书房。学生们支吾着说是“拜访小郭老师”，父亲感到尴尬而诧异，嘀咕着“他算是哪门子老师”。一直被“策划”和摆布的幼子忽然以诗歌创作的方式获得独立于他之外的尊重，是作为中文系教授的父亲难以料想的。 　　大学毕业后，郭力家被分配到吉林省公安厅劳教处工作。在这个集中了太多罪恶的地方，人生与社会的真实忽然以最直白的方式扑面而来，残酷的规训与压抑令他感到“要被碾碎”，写诗再次成为逃离集体无意识的途径。这一次，尖锐变成戏谑，语言成了武器。在极端的压抑里，他觉得“人生使不上劲儿”，解构文字便成了个人历险的组成部分，维持着重压之下自我审美的存续。“前世今生了你的脸/每一次醒来都是离岸”等诗句里名词的动词活用是对汉语叙述惰性的反击，对语法的破坏，更是对规则甚至父权的逃离—一生囿于语法的古汉语教授父亲依然不能理解和认同他的诗作，但被“策划”过的诗人儿子早已有了自己的旅途。
　　如今渡尽劫波，对郭力家来说，写诗不再是对抗父权和找到自我的方式，更像是借助写作与感知生活来疼爱自己，实验性地操弄语言变成俗常生活中的调剂，也是人生行至此处的陪伴和安慰。

对于郭力家而言，东北是他不能丢失的身份证。证件上的照片是“极简单的东北男孩的脸”，下面印刻着生日和那过分详细的出生地址，是居住、生活在此间的证明。

　　“我一直觉得文字具有潜宗教的意义，像亲人也像爱人，是超脱利害的灵魂对话，是得到完整的一种途径。”
　　我想，写作诗歌大概是郭力家拼凑自己灵魂地图的一种方式，所以生命不息，写作和实验亦不会停止。

东北身份证

　　郭力家用文字的形式描摹过许多人的脸，这里既有创作同行、媒体记者，也有亲人老友。这些文字以“xx的脸”为题，是他诗歌、散文作品中自成专题的冰山一角。
　　而问到他认为自己有一张怎样的脸，郭力家想了很久，还是说“极简单的东北男孩的脸”。
　　强调并热爱自己的东北身份，是流淌着湖南血液的郭力家一贯的态度。在诸多由其本人亲自撰写的个人简介中，他总会过分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出生地“1958年12月8日出生于长春市东中华路吉林大学18家宿舍楼西门一层”，是对自己来处的铭记。
　　长春、东北，的确是郭力家诗歌创作灵感的来路和归途。他热爱东北纯粹的寒冷和壮怀激烈的大自然诗意，“东北和南方在文本意义上是两个国家”，分明的四季、昭然的气息在他看来是无限接近诗性的方式，“冬天越冷越有冬天的样子/东北越冷越像上帝的远房亲戚”，凛冽干脆的东北赐予他诗意的触角，也接受他对这片土壤的颠覆与再造。
　　近些年来，郭力家在实验性地运用语言之余，更尝试以东北方言写作。这种在他口中充满“象形”魅力的语言，自语调里便充满具象色彩。在书面语言或普通话中平实简单的表述换以方言的形式再现，短短几个字便为诗句增添了画面、心态，甚至人际关系的注脚。“口语能够更为直接地征服人的灵魂，我一直深深为此着迷”，他说起一首诗作，这里既有独属长春的文化符号，也有十分“得劲儿”的方言表达：“走向长春市的巴黎地区—桂林路/那里什么东西都有/什么情调都具备/关键在一家秘制香骨小饭店/隔些天不品味一下/像丢了身份证/东北，咋这么好呢！”
　　对于郭力家而言，东北是他不能丢失的身份证。证件上的照片是“极简单的东北男孩的脸”，下面印刻着生日和那过分详细的出生地址，是居住、生活在此间的证明。
　　但身份证终究只是一张行走江湖的证件。故事的最后，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张望自己的原乡。

对话郭力家：借助诗歌的方式，会生活得更美好

　　郭力家讲起他的祖籍湖南湘潭茅塘冲乡下的一种建筑风格，那里的人们“背水而居”，每家每户相隔甚远。除了囿于地形之外，大概还有骨子里离群索居、享受孤独的生活姿态。
　　这或许是流淌在郭力家身上的湖南血液带来的一丝隐喻。这个热爱东北、以东北方言写作，拥有爽朗笑容、得体表现，管理着国营集团的老男孩，内心深处的灵魂或许早已跑回那“背水而居”的老屋烹酒饮茶。在人群中热闹周旋甚至广受欢迎成为焦点当然没有问题，但独处依旧是更好触摸自己内心的方式。
　　采访结束后，我们去室外补拍几张照片，在镜头和人群的注视下，郭力家的动作微微有些僵硬。在被告知“可以了”的时候，他端着的肩膀松懈下来，冲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这一刻，在北方干燥明媚的春天里，我似乎嗅到了那座遥远南方村落飘来的潮湿而温柔的气息。
　　和诗人聊诗，总不免聊起诗歌背后的生活，好奇诗作里语焉不详的意象在现实中有何种对应。与郭力家的对话是一个获得万花筒的过程，因为透过这段交谈，原本的世界也会变得斑斓一些。
　　南风窗：你在过往的诗作中有很多“永恒性”的描述，这个内核也常在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这是否是诗人的共性？
　　郭力家：我的作品中确实常有“生来就是一场冲突”“我的生命不断给人讓路”这一类结论性或者说永恒性的描述，我不认为这只是诗人的共性，这其实应该是人类的共性。人性都是相通的，只不过诗人作为热衷于表达的一个群体，将这种永恒性的结论或困惑表达出来了而已。

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我来说需要守住的“领土”一定是持续写作。诗歌算是我“生活的最后领土”，也是“节奏以外的节奏”。

　　南风窗：你对自己过去的诗作持怎样的态度？“写定离手”还是其中的情绪依然有效？
　　郭力家：我认为是依然有效的。这种“有效”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前瞻性强或是作品怎样优秀，而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我的诗歌。比如《特种兵》写作于1985年，是我看了美国电影后的一个感悟。就它的文本而言，它生发于外国电影，表述的是我当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一种粗粝、无奈、痛楚的情绪。现在这首诗已经30多年了，80后爱好者频频提起，90后爱好者还能够找到共鸣。这让我感到，这首诗的生命之所以可以一直延续，是因为当年困扰我的难题、打击我的痛苦，在今天依旧持续上演。所以诗作中的情绪是否依然有效，要看时代的大环境能否让这一情绪被后代的读者理解。
　　南风窗：你在诗中提到“生活的最后领土”“底线关口之外的节奏”“节奏以外的节奏”这些概念，它们是否有具象的存在？
　　郭力家：有的。到我这个年纪，确实要去思考“最后领土”这样的问题。真正的“最后领土”肯定是死亡了，但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我来说需要守住的“领土”一定是持续写作。诗歌算是我“生活的最后领土”，也是“节奏以外的节奏”。如果再深入地分析，就是创作诗歌背后的动机—天真而无所求。我写得不够好，这是我不断书写下去的原因；天真美如诗，这是我保持天真，也保持创作诗歌的原因。
　　南风窗：你怎么看“诗人之死”？
　　郭力家：不止诗人，所有人每天都在走向死亡，只是坚持“生活”而已。每天的生活都是优美的遗嘱，生命本身是向死而生的。但如果可以借助诗歌的方式探寻世界，会生活得更美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