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罗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塔西佗这个名字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被人文主义史家重新发现，享有“文学三杰”美誉的薄伽丘在见过塔西佗的残稿后就曾对此极力赞扬。在随后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塔西佗的历史著述也作为反对专制暴政，宣扬自由平等的重要思想武器而被大为推崇。俄国诗人普希金形象地称之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张广智：《“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佗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可见塔西佗的史学遗产对于政治理想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意义。
　　从《阿古利可拉传》中对个体人物道德情感的极力赞叹，到《日耳曼尼亚志》中对区域群体生命形态的真诚关怀，再到《历史》《编年史》中对罗马帝国现实政治不断走向腐化堕落的担忧和反思，塔西佗的历史著述无一不流露出其作为一代史家的人文关怀与政治理想。
　　《阿古利可拉传》中的道德光辉
　　《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为其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记述了阿古利可拉一生的美德和主要事迹，尤其突出表现了其在治理不列颠地区时令人称道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塔西佗写作此传，不仅是为了回应阿古利可拉在暴君多米先统治之朝寿终正寝后所遭受的非议，他在为其岳父进行辩护之余，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于罗马帝国“风气之浊如此”的问责和控诉。在塔西佗笔下，阿古利可拉在暴君之朝的生存境遇和行为选择，无疑为古罗马帝制时代的人性塑造树立了新的道德楷模。在歌功颂德之余，也充满了塔西佗对于元气日益恢复的新时代里人性之美的热切呼唤和由衷展望。
　　在《阿古利可拉传》中，阿古利可拉一生的美德是具体而微的，塔西佗为此借助各种事件予以证明。如当阿古利可拉初到不列颠进行军事见习时，即表现出了与其他年轻人把军务视同儿戏的不同作风。“他并不因为身任将军而肆意享乐，或因为自己阅历浅薄而推卸责任……他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向最勇敢的人看齐；他从不贪于自炫而轻尝妄举，但也不畏避任何事物：他成了一个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阿古利可拉的美德和功绩尤其体现在治理不列颠的事务中。塔西佗指出，阿古利可拉初到任上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把时间消耗在一些空排场和应酬仪节上，而是着手于艰难而危险的工作。“可是他现在并不因为立下功勋而自骄，也不认为镇服了一个藩属就算是打了胜仗。他甚至不曾在捷报上夸耀自己的功绩。”阿古利可拉治理有方，他洞悉省中民情，深知如何在武力镇压后安抚人心，并试图从本身和自己的僚属入手来斩断战乱的根源，首先治理家政，唯才是任。在选拔将吏的时候，他不从私人感情出发，也不为亲友们的私人推荐或恳求所动。阿古利可拉洞察始末，但并不事必躬亲。“他宽恕轻微的过失，而严厉地处分重大的错误……他以平均负担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贡赋，而同时废除一切巧取豪夺的虞诈手段，因为那些手段往往比赋税本身更为苛重。”正是由于阿古利可拉的社会抱负和政治智慧，使得其治下的人民得以“真正享受太平之福”，进而使“新获得的不列颠地区从来没有像这样不受攻击而就归服了罗马”。随后，阿古利可拉还实施了一定的善后措施，如对于修改庙宇、公共场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帮助这些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过上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
　　在对阿古利可拉一生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贡献进行赞颂的同时，塔西佗以其宽厚宏大的历史眼光也关注到了不列颠人民的生活情境和民族性格。塔西佗客观地指出，不列颠人没有像高卢人一样安享太平而习于游惰之风，也没有因为长期安逸而流于萎靡不振。固然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罗马人的辞令、衣着、器物等文化侵略的方式所奴役，但不列颠人依然团结一致，试图通过互派使节、订立盟约等方式以抵御共同的危难。塔西佗花费大量篇幅记录了勇敢而高贵的酋帅卡尔加库士激动人心的演讲，充分表现了不列颠人民对于光荣和生存的追求，以及视死如归的豪情与勇气。当塔西佗对不列颠人民的英勇个性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时候，其作为一代史家的包容性在此刻彰显。
　　《日耳曼尼亚志》中的群体生命形态
　　《日耳曼尼亚志》是根据塔西佗在罗马帝国北部行省日耳曼地区任职期间的生活经历和详尽考察撰写而成的，它颇为全面地记述了在罗马帝国全盛时代，日耳曼各部落的社会组织、经济往来、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生活面貌，对早期日耳曼民族淳朴自由、生机盎然的民族个性和生活状态予以了细致的描绘，也借此间接地抨击了罗马帝国日益严重的暴政和社会弊病。可以说，《日耳曼尼亞志》的撰述，表现出塔西佗对于其他民族和种群的生命形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其超越地域与种族的宽广眼界，也生动地彰显了塔西佗博大的历史胸怀和价值追求。
　　《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记载体现了早期日耳曼民族生活的原始性特征。如他们是从来不会和外来的或亲善的异族混杂过的土著，歌谣是其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他们迷信于通过唱“赫尔丘力士”赞歌的呼啸声音来推测战役的胜负，内部部落以物易物的古风使得他们把畜群视为唯一的财富。他们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不会使用石头和瓦，长兵器的缺乏证明他们的铁器稀少。在衣着方面不求装饰而只披一件外衣，用钩子或者荆棘紧束。饮料和饮食非常简单粗糙，表演技术只是赤裸着的青年在枪丛剑棘中跳舞一种。这些记载细致入微地还原了日耳曼民族的生活面貌。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极力描绘了日耳曼民族自由民主、英勇尚武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品德，塔西佗对此大加褒奖。据塔西佗记载，日耳曼人进行决策时，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决议，对于妇女的意见他们也会予以尊重，最后人们用武器作为同意的方式。这在塔西佗看来是“最尊敬的赞同方式”。塔西佗还着重指出，日耳曼人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气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非无限，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并非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这种以道德和勇气获得尊严与荣耀的方式，在塔西佗眼中尤其值得称道。
　　在风俗习惯方面，塔西佗不吝笔墨地赞美了日耳曼人严密忠贞的婚姻制度，认为“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男方向女方交纳简单的彩礼，妻子则带一些盔甲送给自己的丈夫，这便形成了一种最大的约束和神圣的仪节，构成保障婚姻的神力。日耳曼人珍爱婚姻如同珍爱自己的身体、生命一样，塔西佗不禁感叹：“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这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 　　与早期日耳曼民族欣欣向荣的生命力相对应的，是罗马帝国所谓“黄金时代”遮掩不住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腐化。黑格尔就此指出：“塔西佗曾经心神向往地画出了一幅日耳曼图画——拿它来反衬出他本人所处世界的腐化和虚伪。”（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塔西佗试图通过道德角度为罗马帝国找到新的生机，而《日耳曼尼亚志》中对于日耳曼民族的生命形态极具针对性的描绘，恰从一个侧面抨击了罗马帝国国力衰退、政治残暴、君主昏庸以及人们日益淡漠的公民与国家意识。新生民族与堕落民族的个性道德与生活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历史反差，日耳曼民族强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淳朴的风气、自由的精神与忠贞的美德，无一不使塔西佗赞叹不已。他借此呼吁整个罗马帝国重拾昔日活力与奋斗精神，点燃民众丧失殆尽的政治热情与国家意识，为自由民主等价值追求做新一轮的努力。然而，这一切理想的实现，在塔西佗看来均需要回归道德的起点，通过自省和新生，进行更为严苛的精神锤炼。
　　《历史》《编年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作为塔西佗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历史》与《编年史》诞生于其史学思想的成熟时期。《历史》完成在先，它记录了公元69年至96年罗马帝国的历史状况，而稍后完成的《编年史》却把关注的内容向前追溯到公元14年至68年。塔西佗通过上溯罗马元首制形成最初阶段的早期帝国史，来试图解析当下暴政形成的历史源流。可以说，图密善的暴戾统治深刻刺激到了塔西佗一贯坚持的价值理想，出于对人类的生命和生活最基本的关心与热爱，塔西佗的《历史》写作成为一个痛苦追忆的过程：他所情有独钟的共和制度已经解体，专制统治造成的时代祸患暴露无遗。如果说《历史》的写作重心还在于揭露普遍性的社会弊病和公众性的政治灾难，那么《编年史》的写作则偏向了对统治者个性与私人生活的道德拷问。《历史》与《编年史》的结合，时间上前后连贯，宏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与微观的个体生活相照应，构成了一部相对系统而完整的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叙述。
　　塔西佗坦言，他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恐怖的战争与激烈的内讧使罗马政治动荡不已，然而自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历史的真相开始在很多方面受到损害。在此背景下，塔西佗的政治身份成为其历史撰述的资本。他试图通过《历史》和《编年史》来探寻帝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揭露当下罗马社会死气沉沉的道德与政治境况，进而集中表现了塔西佗反对暴政、歌颂共和的价值理想。在此过程中，塔西佗将统治者与公民的人性道德和社会政治生活相联系，如阴险狡猾的提比略假称奥古斯都的遗命致死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荒淫无度的尼禄为了自己一人专权而滥杀无辜，大肆迫害元老等，人性的残暴和丑陋造成了罗马帝国政治的混乱与黑暗。而奥古斯都的伪善也直接导致了元首制是建立在诸多虚伪之上，血腥成为和平的代价。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制度的腐化亦对道德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塔西佗不禁追问：“如果说，至高的主宰在提贝里乌斯取得了处事方面的大量经验之后，有力量扭转和改变他的性格的话，那末不过是刚刚成年，什么事还都不懂或是在坏人坏事中间长大的盖乌斯·凯撒在玛克罗的监护之下难道能够做好事吗？”元老院的谄媚之风使得“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虚伪，越是急不可耐地想当奴才”。（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在塔西佗眼中，只有维斯帕西亚努斯与众不同：“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声誉如何还不分明。与先前的所有皇帝不同，他是在做了皇帝之后變得好起来的唯一的一个皇帝。”
　　在共和制大势已去、帝制不可避免的情形下，塔西佗将帝国的暴政归结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缺陷，也将改善现状的希望寄托于有道明君本身。塔西佗在图拉真登上元首之位时即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他坦言在这段时期里，人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即“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
　　在《历史》和《编年史》中，塔西佗浸润了浓郁的情绪表达了对暴君与暴政的憎恶，也饱含热情地追念着共和时代的民主和自由。充满忧患意识的塔西佗密切关注现实社会中罗马人的道德生活，“尤其是共和衰亡、帝制勃兴这一时代剧变中罗马人道德践履的历史嬗变与国家政治动荡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关联”。当帝制之下罗马人的传统美德日益沦丧，“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人们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到处充满了残暴和欺骗时，塔西佗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的转变，最终无可挽救地对罗马民众的道德水平产生了影响，而道德成败反过来亦成为评判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优劣得失的重要立场和视角。这种立意显著的道德史观与政治意识，成为塔西佗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标识。它既是西方传统政治史学的延续，也为16世纪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提供了精神资源。而对政治的终极关注也意味着塔西佗为道德评判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出口，表明其对于人类的关爱与生命的维护并非空洞，而是有的放矢。塔西佗的史学思想最终始于道德而归于政治，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的锤炼与升华，无疑是个人生命、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重获新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