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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群体的父亲
怎么没一点反应呢？
他病得深重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一个人快死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可是那么多人，怎么一声不吭呢？就连身边的……甚至亲戚，也一如既往。
这是一个错觉，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死亡，世界不发一声是不对的，那么多同类，不表现出悲痛，更是薄情的。
在我理想化的内心，总是以为，父亲，世上的每一位父亲，都是坚硬的岩石，是火种，是钢铁，是英雄，更是雕像。他们是先于我们的生存者、探索者、发现者、创造者、苦难者和牺牲者。父亲是撕开黑暗的光亮，是黎明的缔造者，是我们骨肉和精神的传续者与塑造者。
可我似乎自作多情了，对于父亲，人类的理解和对待方式迥然不同。在大的层面，人类的父亲是阳刚、血性、忍耐与奋战的精神形象;而小的层面，父亲只是某个人的专属。在庞大的父亲群体中，共同的父亲往往被神化甚至绝对化，即去除掉父亲的所有俗世行为、赋予和色彩，转而成为一种纯度极高的象征。而某个人和某一些人的父亲，则是琐碎的。命运不同，但本质又是沾染了各种劣性与不足的……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对其他人的父亲的一切，都缺乏关心和兴趣，哪怕面对他们悲惨的罹难、不幸的遭遇、血淋淋的现场，也无动于衷，认为那是他人的父亲。
这算不算悲哀呢？
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的父亲，一个深居太行山的农民，不识字，从没参与过任何与集体、公共资源和他人命运前途有关的事情……一生只是劳作，挣一点钱维持家庭生计，放羊、种地，还四处打工，最大的功绩似乎是生养了我和弟弟，修建了还算不少的房屋，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除此之外，父亲于世界，于人类毫无贡献，甚至对周边的人，也没有带去过任何安慰与好处。
父亲脸长、额头高、双眼皮、嘴巴扁而薄、体型瘦。他的双手手指短粗，指缝嵌满黑泥;他的皱纹从三十岁萌生，到五十岁时已经纵横交错。六十岁时，胡子零星发白，而头发黝黑。他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我所在的内蒙与甘肃交界处的流沙和绿洲。
父亲的职业
我六岁时，父亲在四十公里外，南太行某道山谷之间修水库。那里开始叫石岭水库，后来改成秦王湖，据说附近发现了李世民开凿的藏兵洞及尉迟敬德修建的岗寨。
从工地回家时，他常背着一个黄布包——里面有糖块和饼干，还有一些野果子：山楂、葡萄、蟠桃甚至蜜枣和梨子。
我九岁那年，水库竣工，父亲只好返回村庄，承包了村里的羊群。那时已经包产到户，羊按照人头分给个人。父亲的工作是把羊聚拢起来，按数量接受各家钱财或粮食作为报酬。父亲先后培养了三只头羊——它们的角与众不同，每一只都像是向上生长的麻花。他给它们打制了铜铃——不管是刮风下雨、雷电冰雪，寻着清脆的铃声，就一定能找到父亲。
父亲说，羊是通人性的，你对它们好，它们就会听你的话，甚至在你危险和困难时挺身而出。父亲说，有一次，他干完家里的活计，上山找羊时，不知哪只羊蹬落一块岩石——翻滚的岩石，溅起一连串的火星，向谷底冲来。惊慌之中，他大叫一声，正在吃草的羊们似乎听到了什么，竟然都跑到了滚动的岩石下面……
冬天，北风透人骨髓，羊儿们不约而同把父亲围在中间，用厚厚的绒毛给父亲温暖。在深山圈放时，传说中的精灵古怪在黑夜甚至在正午现身，羊儿们一阵惊慌，纷纷直立，打着响嚏，如临大敌一般，将父亲圈在中心。没过几年，政府封山禁牧——羊儿们陆续被主人们杀掉或者卖掉，很多人请父亲操刀杀羊，父亲不是说没刀子，就是说刀子锈得不能用。再后来，出去躲了几天。羊儿们凄厉的哀鸣在冬天的村庄回荡了一段时日，就见一片片的羊皮挂在了各家各户向阳的地方。父亲收拾好头羊的铜铃，一直放在柜子的最底层——二十多年后，还拿出来给孙子孙女儿玩——当当的铜铃，在没有了羊儿的村庄，似乎是敲响记忆的钟声，漫山遍野召唤羊儿们的亡灵。
父亲的手艺
秋风把南太行清扫干净，把整个世界抬高压低。风中的茅草，不再繁茂的樹木，在风中均匀承受阳光。父亲把镰刀磨了又磨，背了木头架子，到他牧放多年的山坡，那儿疯长的紫荆蔚然成林，遮没岩石和苔藓，将野鸡兔子甚至飞鸟一一诱惑和收拢。父亲坐在岩石上抽烟，然后掐掉，在钻心的冷风中，寻找那些柔韧而高挑的荆条，飞快的镰刀，他刈割得轻松而又专注。如此几天，父亲就跑遍了所有的山坡，凡是看到的荆条，都被他带回家中。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下得快，消得也快。房檐上的滴水在泥土的院子当中打出无数疮痕，父亲坐在阳光中，把那些荆条摊在身边，抓住其中一把——五根或者六根为一组，拼成梅花状，然后再一根根编成圆形，直径达到40厘米时，折竖起来，几个小时之后，一只好看的花篓子就已成型，在它的中间部分，还编织了像是窗棂或者花朵的图案。我上初中时，一只花篓子可以卖到四块钱，父亲一天可以编三到四只。再后来，花篓子没人用了，父亲就编荆苤子——简单得就像抽烟，一会儿就是一个。但十个荆苤子才能卖一块钱。
父亲的荆条编织手艺在远近村庄独一无二，时常有人来请，管吃管吸烟，请父亲为他们编织荆篮子、荆挎篮子和其他荆条制品。父亲还有另一种手艺，似乎不大精，但家里一般的柜子、门窗、桌椅板凳、农具等等倒也都能做出个样来，他为自己做了精致的小木头箱子，里面装着他专用的工具——斧头、墨斗、刨子、锤子、锛、锯条、卷尺、红蓝铅笔、钢锉，一应俱全。我放寒假的时候，给奶奶砍柴，普通斧头不肯用，软磨硬泡要来父亲的木匠斧头，个大刃宽且锋利，砍一根朽木头，不超过五下。
春节就要到的时候，村庄上下，焕然一新——扫院子和房子，还要张贴年画、炸麻糖或者油糕之类的，蒸馒头和包子也少不了。腊月最末的几天，自然也要拾掇一番，几乎每个人都要理一次发，父亲的理发手艺这时就派上了用场，很多与他同龄的村人来找，坐在我家院子聚集的阳光中，把脑袋低给父亲——父亲一手握木梳，一手拿推子，粗大的手指此刻灵巧起来，轻盈得像跳舞和弹钢琴。一边理发，一边开着玩笑，他们呵呵笑，笑声在阴影处的积雪上打滑，在院下的冬麦上，溅起星星点点的光。 父亲的家庭生活
我能体会父亲的孤单，因为，爷爷奶奶只生养了一儿一女，在“人多势力大”和“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生存环境当中，父亲身单力薄。据我所知（其实是母亲的一面之词）：婚后的父亲，常常对诸多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恩怨纠纷采取回避的态度。母亲说父亲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木头桩子”，就是别人把母亲和我及弟弟头砍掉，父亲也不会挺身而出。
在父亲同龄人的口中，父亲年轻的时候，也爱说爱笑，一次能喝两斤甚至更多的白酒。十三岁就是壮劳力，给生产队赶过大马车，到山西左权县境内用麦子换土豆（当地叫山药）。婚后当过一年生产队长，后被别人“篡权”。可能就是那一年，爷爷患白内障，渐而失明，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母亲带着我去找医生，询问有什么办法，能治好爷爷的病。然后到亲戚家，叹息着说，要是（爷爷）失明了，家里的重活累活就都得靠父亲了。
我长到十二岁，暑假帮奶奶家刨地收割麦子，冬天则上山打柴。父亲可以专心放羊、打工，伺候我们家的田地和树木。不大忙的时候，父亲时常到爷爷奶奶家吃饭。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奶奶家门槛上，或者灶火边，低着脑袋，专心致志，那样子像个饿极了的孩子。
父亲会和一些关系不错的堂哥嫂坐在石头墩子上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但时常会听到父亲的笑声，在弯弯曲曲的石头巷道里回荡。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极少去亲戚家，除了给他们帮忙。我十七岁那年冬天，爷爷突然亡故——正在吃饭的父亲闻声，扔了碗筷，飞快越过一道山岭，一道河谷，再爬上一面石阶的山坡，冲到尚还微热的爷爷尸首面前，放声痛哭。猝死的爷爷，依旧脸色红润，躺在正午的土炕上。
十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奶奶患癌症，卧病在床的第一天，父亲就卷了铺盖带了碗筷，从这一年的秋天到第二年夏天，除了拿换洗衣服，几乎没有回过家。他给奶奶喂饭、洗澡、梳头、端屎端尿，直到奶奶去世。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南太行普降暴雨。奶奶灵前，只有父亲和我的弟弟，在暴雨的黑夜，守护奶奶的亡灵。
父亲和我
村里的羊没了，没了生活来源，父亲只好到附近的林场去扛木头。有一次我去看他，在很远的山里——山岭连绵，松林幽深，细长的山道在漫山遍野的翠绿之中，就像是一根发白的粗大藤条，父亲扛着一两根木头，身子像是弹簧，从沟底爬上来，在山岭歇歇，循环往复，扛一根木头是五块钱，一天，父亲可以扛五十多块钱。我想接过父亲的重担帮着他扛。父亲气喘吁吁地嗔怪说，你这么小咋能扛动，小孩子一压坏身子就不能长个子了！
父亲喜欢坐在我家油光发亮的门槛上吃饭，粗大的手指握着细细的筷子，黑红的手掌端着白净的瓷碗。不管稠的还是稀的，都一个劲儿地往嘴里扒拉完，小心地起身。他的腰似乎一直很疼，每次起身的时候，总要哎呀一声，然后用一只手扶住后胯部，慢慢起，在原地站定，再慢慢将弓一样的身子拉直。
父亲修水库回来后，有一天晚上，我躺在父亲被窝，凌晨突然拉肚子，刚要下地就忍不住了……父亲点着煤油灯，用破布，一遍遍擦掉。翻箱倒柜，勉强找到一块白色的机织粗布，叠了好几层，铺在我身下。
中午，父亲找了一只大海碗，给我盛了一碗面片蛋花汤，抓了几个油炸的麻糖。父子二人坐在一棵洋槐树的荫凉下，一顿猛吃之后，伸了伸懒腰，仰面躺在蚂蚁和甲虫繁忙的青草地上。天空蓝而高，云彩像是丝绸，几只不知名的鸟雀，鸣叫着，从我们的鼻尖越过。
有一次我和母亲争执，父亲一句话没说，冲过来，踢了我一脚。正好踢中我私处。我哭了，母亲反过来又训斥父亲，让父亲解开我的裤子看看到底踢成啥样子了。又骂父亲教训孩子也不拣地方，说那地方能随便踢吗？父亲很委屈，把我放在炕上，拿了手电，仔细看了看我受伤的地方，瓮声瓮气地对母亲说，没肿，没事。母亲仍旧不依不饶，让父亲淘了热毛巾，给我敷了好一会儿。
有一天，父亲黝黑发亮的腕上忽然多了一块亮晶晶的东西。我贪婪地看，父亲取下来递给我，我端详了一下，迅速套在自己腕上，除了表链有些長，表盘太大之外，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几天后，班里几乎每个同学腕上也都亮晶晶的。当晚回到家里，我就朝母亲要。母亲说小孩子戴啥手表呢？被母亲拒绝后，辗转好一阵子我才睡着，梦里亮晶晶的手表，在我手腕上闪着明净的光亮。
早上起来，我觉得沮丧，再看看父亲，他也准备出发了，到邻村给人家盖房子。父亲扭身出门，噗噗的脚步声渐去渐远。我一骨碌爬起，胡乱穿衣，背上书包，沿着父亲的脚迹，匆匆追去。出了一身热汗之后，父亲遥遥在望，我顾不得擦拭，继续狂追。距离父亲两百米的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始终不敢喊父亲。
父亲发现了我，站在原地等我。清晨的凉风吹落草芥上的露水，核桃树叶和白杨树叶不停地拍打手掌。山鸡倏地挣脱草丛。我始终低着脑袋，跟随父亲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快到学校时，父亲停下，从手腕取下手表，递给我。我抿着嘴唇，眨巴着眼睛，看看父亲，再看看手表。
父亲的功业
我十一岁那年冬天，北风吹得南太行岩石碎裂，草木折断。天不亮，父亲就起床了，拿了洋镐、钢钎、铁锤、楔子。母亲紧跟在后，不一会儿，河沟里就传来了铁锤和钢钎的交鸣之声，在白雾和黑夜缠绕的村庄跌宕不停。
连续三年都是如此，父亲和母亲的手掌布满裂口，不断渗血，疼得龇牙咧嘴，用白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一九九七年冬天，月亮格外明亮，在河沟陈列的冰上泛着美丽的光亮。父亲、母亲和我，一人一个木头架子，一人一块石头。我小，石头自然也小，母亲是女性，自然也不大，父亲背负的石头最大。我们哼哧哼哧地走在黑夜的山路上，将那些冰冷的石头一一背到房基地四周。
第二年春天，买了石板，锯了木头，一群人，挥着铁锤和錾子，在我们家丁丁当当，一个月后，新屋就矗立了起来。再一个月，父亲和母亲浇了黄泥，做了家具门窗，我们就搬了过来。父亲特意找了一棵长得特别直的椿树苗，种在院子左侧，现在它已经是大树了，而且是七个枝杈，这棵树与老房子，在父亲母亲的生活中，在时光的刀锋之下，俨然成为了我们家的显著标志甚至精神象征。 这时候，父亲开始外出打工，但每次都走不太远，大多在附近的一些地方修公路、盖房子，抑或给亲戚们帮忙，每次回來，都解开几层衣裳，拿出或多或少的纸币，喏一声，递给母亲。母亲通常会问，这是多少。父亲有时候说一下具体数字，有时候让母亲自己数。
再过一些年，父亲和母亲又盖起来另外两座房子，一座给我，一座给弟弟。一九九九年，弟弟先行结婚，并于当年有了我们家第一个新成员——侄女儿甜甜。再后来是我，于二00二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弟弟继续重复父亲和母亲的道路，出外给入开车，运输铁粉或者别的什么。
两年前，弟弟办了个鸡场，养了上千只蛋鸡，但仍旧没有带来多大的效益。于是父亲和弟弟继续在外干活，有时能拿回一些钱，有时一分钱拿不到，还得搭进路费。我说不能再让父亲出去了，你们老了，还能花多少钱，一年五千块足够了。母亲说，俺还干得动，这时候就拖累你们不好……再说，你弟得再盖个新房，孩子要上学，两个闺女，还得生个儿子……不干咋行？
父亲在家里种地，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地，零散的庄稼，还有山坡和果树——我觉得那是他一生的负担，而不是乐趣，更不存在什么诗意。所有对农事的抒情和赞美都虚假无比，甚至可恶至极！在家里，孩子们要爷爷抱，鸡场的鸡咕咕待喂……父亲像是一个陀螺，在家和田地，孙女儿和蛋鸡之间不停旋转。腰身越来越像是一张弓，越来越松脆，也越来越没弹性。
父亲的口琴
二00五年与妻儿再次回到南太行老家，初夏山野，翠绿妖娆。父亲拉开抽屉，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黑色的布包，一层层打开，捧出一支口琴。手牵着儿子，到树影斑驳的院子里，坐在一块红石头上吹奏。
我大为惊诧。母亲说，父亲给村里放羊的时候，时常带着那把口琴，坐在山坡上吹。我想，那情景要是在诗人眼里，一定是：青草浩荡，辉映天空，群山连绵，犹如屏障。可爱的羊儿似飘动的云朵，父亲的姿势像一尊鲜活的雕塑。口中琴声漫过岩石和苔藓，草尖和悬崖下的阴影，乃至河谷间淙淙流水与鸟雀们的翅膀。
然而，父亲坐在山坡上的样子未必具有美感，琴声未必那么轻盈。那些羊并非洁白，而是黧黑。河谷间早就没有了流水，鸟雀们的飞翔是为了生存觅食。那时候的父亲，也不过是为了生计。
父亲将口琴放在嘴唇。儿子在一边听，一边跃跃欲试。我在旁边看着，蓦然读懂了父亲的丰富。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与高雅美妙的音乐发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竟然在无人处用一只口琴倾诉内心，排遣寂寞。
父亲吹了一首我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好像是山西民歌。儿子抢过来，呜呜地乱吹一会儿，又给了父亲。父亲说，听爷爷给你吹。说完，便吹起了《朝阳沟》片段，我听得入迷，站在当地，不知是感动，还是惊诧，热泪一下子冲了出来。
我想我一定被什么捕获了。长期以来，在我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木讷、本分、孤独、苦难的农民，一个在山野之间劳作大半生，在苦难的风雨中只知道忍耐和吞咽的人，怎么会有如此雅致的兴趣和爱好呢？
我可能真的小看了父亲，漠视和忽略了他作为父亲和农民之外的一切，比如他的内心精神和思想要求，比如他在苦难生活中某些自发的“消解”压力和悲怆的能力与智慧。
在父亲的吹奏之中，除了喂鸡的母亲，一家人都静默无声，远远近近地站着，满脸的惊异、欣喜和感动。一曲终了，妻子走到父亲身边说，爸你吹得真好听。还教三岁的儿子鼓掌。我看着他们，情绪激越。父亲听了，咧开嘴巴，抖着胡须，呵呵笑了出来。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消失不见，瘦削的父亲看起来年轻了许多。我请父亲再吹奏一曲。父亲想了想，又甩了甩口琴，双手捧住，吹起了《梁祝》中“化蝶”一节，乐声起落不止，悲怆与挚爱，绝望与生死，令人柔肠寸断，内心惊雷横冲，思绪如潮水奔淌。而到最后，音乐忽然平缓，如乘青草沿坡下滑，如冰层暖流，如泉水浸岸，风吹花开。
再一次全场宁静，鸦雀无声，就连不停狂追母鸡的公鸡，苹果树和椿树上聒噪的蝉，路口的家狗，也都若有所思，静默如斯。我情不自禁地鼓掌，然后是妻子、弟弟和弟媳妇，两个孩子也都学着我们的样子。一时间，父亲被我们的掌声包围，虽然不大，但很整齐;虽然稀少，但很热烈。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低了下脑袋，然后又把口琴甩了甩。摸出一根香烟点着，把手中的口琴向他三岁的孙子递来。儿子伸手接住，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放在嘴巴上，鼓着腮帮，却吹不出声音。
父亲的那把口琴一直被孩子当作玩具了，想起来吹下，想不起就当成了砸核桃的锤头。父亲看着，也不说什么，咧嘴呵呵笑。有时候帮着孩子们摘核桃和苹果，烧板栗，捉知了和刚出窝儿的小鸟。父亲的口琴，有时候被放在泥地上，锅台边，院门外，门槛上，沾上黑垢，灌了砂子。
我们就要返回西北的头天晚上，父亲坐在灯下，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毛巾擦拭那把口琴，偶尔抬头看看在炕上玩耍的孙子孙女，防着他们不小心摔下来。夜深的时候，在妻子建议下，父亲又给我们吹了一曲，竟然是腾格尔的《父亲和我》。
这叫我们惊诧莫名。父亲坐在炕沿上，嘴唇不住挪动，像是舞蹈。夜色浓郁的乡村黑夜，父亲的琴声悠扬散漫，洋溢着一种催人泪下的哀伤和亲情。我和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泪，看着专注的父亲，觉得惭愧和不安。父亲的病，或者病了的父亲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弟弟在电话中哽咽。我浑身发冷，一种不祥的凄厉的预感如同冰块，迅速围困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放下电话，猛然一阵心酸。妻子说，我当时面孔扭曲，极其难看，眼泪崩流，哭声从喉咙飞奔而出。我想到父亲：布满皱纹的脸，额头和鼻翼上的层层泥垢，当然还有佝偻的腰身，破了的衣袖乃至蹒跚的脚步……六十三岁的中国农民，怎么会……我哭出了声，一边玩耍的儿子听到了，也飞快扑过来，一边哭，一边用六岁的手掌替我擦泪。
妻子回去了。几天后——二00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妻子准确告诉我，父亲的病，是胃癌，肿瘤已经破裂，脏器粘连在一起。当天早上，在医院外的饭店，父亲突然昏厥，再晚五分钟，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我请假赶回，当晚八时，在医院看到了已经抢救过来的父亲，蜷缩在不干净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了骨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神灰暗，似乎有无限的悲凉。 我抓住他的手掌，皮肤松弛，洗干净了的手心和手背，指甲里仍旧嵌满黑泥。我叫了一声爹……他看看我，失血的臉上似乎闪过一道喜悦，问我有没有带儿子回来，我说了原因，父亲嗯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和不快。我坐在他床前，抚摸着他的手掌和手臂，看着他瘦得有些尖削的脸盘，抚摸他的胡须，突然想哭。妻子在背后捏了我一把，我低下脑袋，胸部一阵胀痛。
第二天早上，妻子拿了CT片，找到主治医生。他将底片悬挂起来，一一指给我看，肿大的肿瘤，化脓的淋巴及肝脏、食道和大肠。我忽然觉得一恍惚，这就是我父亲的身体吗？是发生在这个六十三岁农民的身体当中的疾病吗？就是这种疾病，使得父亲……它们强大得近乎无懈可击，用逐渐的糜烂和膨胀、流窜和围剿……它正在对我和我们的父亲实施最凌厉的杀戮和攻击。
妻子和弟弟、弟媳妇，还有小姨妈买回了送老衣，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那时候，父亲正在输液，在他的内心，一定记着我和妻子的话：这只是轻微的疾病，输液一段时间就好了。他一定在梦想着痊愈，而我们的举动，对父亲而言，残酷得近乎无耻。稍后，我和弟弟一起，请木匠做棺椁。为了不让父亲发现，地点选择在曾祖母的老房子里，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疯狂电锯声接连响起，从山岭另一侧传来，我喉咙发噎，看着精神逐渐好转的父亲，这肯定是一种悖逆，母亲说，迟早都要准备的。妻子说，棺椁做好，父亲仍旧……就是喜材。迟早的事情：我觉得了一种辽远的迷茫和空洞，父亲的父亲，父亲之父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和人类的父亲，他们都像我的父亲一样，从这里去向了那里，像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谜，一个无时不在，无所不容的陷阱和终极。
现在，一个月过去了，父亲的病仍在持续，而我却再次离开父亲身边，来到千里之外。每天，听到父亲的声音，紧张的心才落回原位，而一个不可饶恕的事实是，这位一九四六年出生，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熟练计算自家田地亩数，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本质和表象一无所知，也不做深究的南太行农民，依旧被沉重的疾病所围困——肿瘤占据了他的身体，成为肿瘤的母体和巢穴，它们在剥夺，在不停胀大，试图榨干这一个人在俗世之间所有的欲望、本能和习惯。
我们的父亲死了
二00九年三月八日早上，妻子打电话回去，还和父亲说了一句话（或许只是父亲无意识的疼呼）。半个小时后，电话响起，母亲急促地说，恁爹快不行了。浑身发软，我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头颅低垂，额头几乎贴在地板上。我想使劲磕磕脑袋，像锤子砸地那样。
妻子一脸悲伤，咧嘴要哭。儿子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脑袋，说，爸爸别哭。岳母闻讯，匆忙送来现金，要我们带回去用。妻子联系了出租车。我胡乱装了几件衣服，飞奔出门。到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15分钟。打电话回去，母亲说，父亲又活过来了，不停叫我名字。列车奔驰，我在闷坐。凌晨，弟弟来电话说，父亲死了，眼睛未闭。具体时间是二00九年三月九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父亲又等了我十七个小时，终究没等到我。期间，小姨妈几次骗父亲，说弟弟就是我，献平回来了。父亲睁眼看看，含糊说，不是，是聚平，不是献平。至死，父亲毫不糊涂。十日凌晨二时，我们到邢台，三时五十分到家。到处都是风声，村庄一如既往地沉睡，草芥和枯树起伏不止。
我快跑进门，围坐在炕上的亲戚、弟弟和母亲看着我。妗子和表嫂说，别哭了，等天亮了再哭。父亲穿戴整齐，躺在原来的地方，脸上盖着一块毛巾。我走近，母亲也从炕上下来，掀开毛巾，看着父亲严重收缩和瘪下去的脸说，这眼没闭。我看到了，父亲的左眼仍旧睁着。母亲伸出手指，使劲向下抚摸。可父亲的眼皮总是不能遮住眼珠。
我仍旧没哭。坐在父亲头前的椅子上，低着脑袋，想哭，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天亮了，帮忙的乡亲陆续到来，我还是没哭。上午，我们把父亲从炕上移到屋子正墙下，往下抬的时候，要过一道大梁，年长的人告诉我说，过梁的时候，要喊：“爹，过梁嗯！”直到父亲的身子全部离开屋梁。我一边抬父亲，一边喊：“爹，过梁嗯！爹，过梁嗯！”弟弟也跟着喊。父亲再次躺下来，身下是屋门左边的门板，门板上面铺了一层干透了的谷草。头下枕着两块砖，一块用白布缝好的心型枕头，上面是他常用的毛巾。再后来，取掉了盖脸的毛巾，换成了马头纸。
地上铺满干草，我和弟弟跪下来。蜡烛和柏香一刻不停，香灰噗噗而落。
跪下来，我看到脸庞严重收缩的父亲——长脸变短，眼窝深陷，下巴掉落，用毛巾托着。
第三天，父亲要走了，帮忙的乡亲抬来了红色的棺椁。
我跪在地上，看着父亲，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我喊爹啊爹啊爹……哭得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彻底。我想把鲜血喊出来，把心脏喊出来，把自己喊空。我哭——苦命的爹！好爹！受罪的爹！舍不得的爹！我说，爹啊，献平对不起你啊！爹！心里有愧啊！爹！俺没有照顾好你啊！爹！眼泪鼻涕止不住地流。
他们抬来了棺木，放在家里。他们让我们止住哭声，操心把爹放好，不能让爹哪里不舒服。
从家送父亲出门。这时候，我才觉得，从此，父亲真的再不会回来了。心中愈加悲伤，忍不住声声长哭。
我是长子，我走在最前面，拄着哭丧棒，替自己儿子（冀南风俗，孙子打招魂幡）拿了招魂幡。一声声哭，从家到村打麦场，穿过邻村，绕着马路，走了三里多。过桥的时候，我和弟弟哭着对爹说：“爹，过桥嗯！爹，过桥嗯！”
灵棚早巳搭好，我书写的“父忍父慈父高贵，父苦父爱父安详”的挽联分挂两旁。天快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请来的吹鼓手和歌舞团笙鼓齐鸣，咚咚锵锵的声音震耳欲聋。我讨厌这样的喧闹，但很多人却说这是必要的，是给活人看的一种形式，不可缺少。我想父亲一生安静，即使故去，也该不喜欢这种粗俗的喧闹。
雨越下越大，最后，到处都是水。有同村的堂兄帮忙拿来了雨布，盖在父亲棺椁上方。哗哗的雨在黑夜中像是一场洗礼。
表弟、同村的几个堂哥陪我和弟弟守灵。 表弟取了白酒和瓜子，几个人喝到凌晨。
我想，这是上天对父亲的一种褒奖。雨声敲打黑夜，敲着父亲的灵魂。或许，父亲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像从前那样，听我们说话，始终不发一声。
三月十二日，我使劲儿摔碎了瓦盆。帮忙的乡亲用绳索抬了父亲和他的棺椁，向坟地行去。我依旧打头。我哭，爹啊，你不傻啊，你比谁都聪明，你心里有本账，你啥都知道你不说。俺的好爹啊好爹好爹啊！
到坟地路边，我跪下来，孝子贤孙们都跪下来。
他们抬起父亲和他的棺木，从小路，送到坟地里。我们被勒令停下，跪在坟边，不准再哭。再哭就会连自己也埋进去。妻子扭伤了脚踝，看父亲下葬，哭喊着，爸！往坟地里挣。
父亲的棺椁落在坑中。他们让我先挖三铁锨土。我站在父亲的棺木上，左边挖了两铁锨，右边挖了一铁锨。之间不能歇气和缓手。我跪下来，向帮忙的乡亲，哭喊道，拜托了乡亲们，把俺爹埋好。然后被人搀扶着，走了一百步，点燃了白线串好的纸钱。
这显然只是一个过程。
三天后，夜里十一点多，刚躺下，妻子对我说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话：我总是做梦，梦见在路上走，两边都是麦地，一个人也没有，到处空落落的。献平，你是一个好人，你无私，但是也有点自私。咱家人话多，事儿多，都没有一点忍耐力。爹不多说话，爹是个智者，别看一辈子少言寡语，可啥都明白……有些事你不说就过去了，说了反而事儿更多，有些话不该说，就别说，说了就惹事……语气缓慢，不温不火，冷静而少语……像极了父亲生前。我害怕，掐妻子人中，捏她虎口。妻子醒来后，我强烈要求，到下面房子，和娘睡在一起。妻子说没事，没事，我坚决要去。妻子只好抱了被子，和我一起，到母亲房里，和妗子、小侄女甜甜睡了一夜。
妻子莫名其妙的话，天亮的时候，我才对母亲和妗子说了。母亲说，这是恁爹安排你来了。活的时候不说话，现在说了这么多。唉，母亲又哭了起来。
小姨妈告诉我，父亲离家后，母亲在地上哭，撞墙哭，翻滚着哭，比我和弟弟哭得更伤心。我看看母亲，我知道，母亲是最好的。他们夫妻虽然吵闹，但是，到最后，他们是最好的。正月中旬最后几天，父亲要便溺，是母亲戴上一次性手套，一点点帮他抠出来的。我虽然也下手了，但没有母亲做得干净和彻底。
我知道，天底下最爱父亲的人不是我们，而是和他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妻子——我们的母亲。
第三天“发三”，我和姐姐、弟弟、妻子和弟媳一起去，带着铁锨，给父亲修整坟头。花圈被夜风撕开，墓头的石头形状扭曲，像极了父亲的一生。
我沿着父亲的坟墓，画了一个圆圈，点燃纸钱。呼呼而燃的纸张像是成群的黑蝴蝶，粉碎或者飞起，在初春的墓地，像是一群脆弱的灵魂。我们哭，我们跪着，我喊爹，一声声喊，喊好爹，说自己的不孝和愧疚。
妻子趴在坟茔上哭。弟弟眼睛红肿，可就是发不出声。等烧一七纸时，还是我们几个，在父亲面前哭。我发现，我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都是父亲，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想到父亲。他的遗像就在那里放着，细眯着的眼睛，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好像在看着我和我们。晚上，我和妻子睡在父亲故去的地方。一边是母亲和侄女儿，靠窗的是年近七旬的妗子。有一夜，就要睡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身上发凉，像冷水浇过。
再一夜，我忽然全身出汗，半夜醒來，发现自己头在被窝里。又一夜，我平躺在那里，一如父亲的姿势，连个梦都没做。再次离开故乡，我已经是没爹的人了。
在缓慢的列车上，我这样写道：在那里躺倒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他累了，他在阳光和五谷之下/他是大地的亲人/南太行每一株草木都与他有过美好的纠葛/人世间的尘埃与云朵/必将从这里经过/他在这里静静回忆苦难和美德/他在这里必将得到永恒的福乐/只有开始，永不止绝。
责任编辑袁媛
怎么没一点反应呢？
他病得深重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一个人快死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可是那么多人，怎么一声不吭呢？就连身边的……甚至亲戚，也一如既往。
这是一个错觉，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死亡，世界不发一声是不对的，那么多同类，不表现出悲痛，更是薄情的。
在我理想化的内心，总是以为，父亲，世上的每一位父亲，都是坚硬的岩石，是火种，是钢铁，是英雄，更是雕像。他们是先于我们的生存者、探索者、发现者、创造者、苦难者和牺牲者。父亲是撕开黑暗的光亮，是黎明的缔造者，是我们骨肉和精神的传续者与塑造者。
可我似乎自作多情了，对于父亲，人类的理解和对待方式迥然不同。在大的层面，人类的父亲是阳刚、血性、忍耐与奋战的精神形象;而小的层面，父亲只是某个人的专属。在庞大的父亲群体中，共同的父亲往往被神化甚至绝对化，即去除掉父亲的所有俗世行为、赋予和色彩，转而成为一种纯度极高的象征。而某个人和某一些人的父亲，则是琐碎的。命运不同，但本质又是沾染了各种劣性与不足的……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对其他人的父亲的一切，都缺乏关心和兴趣，哪怕面对他们悲惨的罹难、不幸的遭遇、血淋淋的现场，也无动于衷，认为那是他人的父亲。
这算不算悲哀呢？
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的父亲，一个深居太行山的农民，不识字，从没参与过任何与集体、公共资源和他人命运前途有关的事情……一生只是劳作，挣一点钱维持家庭生计，放羊、种地，还四处打工，最大的功绩似乎是生养了我和弟弟，修建了还算不少的房屋，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除此之外，父亲于世界，于人类毫无贡献，甚至对周边的人，也没有带去过任何安慰与好处。
父亲脸长、额头高、双眼皮、嘴巴扁而薄、体型瘦。他的双手手指短粗，指缝嵌满黑泥;他的皱纹从三十岁萌生，到五十岁时已经纵横交错。六十岁时，胡子零星发白，而头发黝黑。他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我所在的内蒙与甘肃交界处的流沙和绿洲。
父亲的职业
我六岁时，父亲在四十公里外，南太行某道山谷之间修水库。那里开始叫石岭水库，后来改成秦王湖，据说附近发现了李世民开凿的藏兵洞及尉迟敬德修建的岗寨。
从工地回家时，他常背着一个黄布包——里面有糖块和饼干，还有一些野果子：山楂、葡萄、蟠桃甚至蜜枣和梨子。
我九岁那年，水库竣工，父亲只好返回村庄，承包了村里的羊群。那时已经包产到户，羊按照人头分给个人。父亲的工作是把羊聚拢起来，按数量接受各家钱财或粮食作为报酬。父亲先后培养了三只头羊——它们的角与众不同，每一只都像是向上生长的麻花。他给它们打制了铜铃——不管是刮风下雨、雷电冰雪，寻着清脆的铃声，就一定能找到父亲。
父亲说，羊是通人性的，你对它们好，它们就会听你的话，甚至在你危险和困难时挺身而出。父亲说，有一次，他干完家里的活计，上山找羊时，不知哪只羊蹬落一块岩石——翻滚的岩石，溅起一连串的火星，向谷底冲来。惊慌之中，他大叫一声，正在吃草的羊们似乎听到了什么，竟然都跑到了滚动的岩石下面……
冬天，北风透人骨髓，羊儿们不约而同把父亲围在中间，用厚厚的绒毛给父亲温暖。在深山圈放时，传说中的精灵古怪在黑夜甚至在正午现身，羊儿们一阵惊慌，纷纷直立，打着响嚏，如临大敌一般，将父亲圈在中心。没过几年，政府封山禁牧——羊儿们陆续被主人们杀掉或者卖掉，很多人请父亲操刀杀羊，父亲不是说没刀子，就是说刀子锈得不能用。再后来，出去躲了几天。羊儿们凄厉的哀鸣在冬天的村庄回荡了一段时日，就见一片片的羊皮挂在了各家各户向阳的地方。父亲收拾好头羊的铜铃，一直放在柜子的最底层——二十多年后，还拿出来给孙子孙女儿玩——当当的铜铃，在没有了羊儿的村庄，似乎是敲响记忆的钟声，漫山遍野召唤羊儿们的亡灵。
父亲的手艺
秋风把南太行清扫干净，把整个世界抬高压低。风中的茅草，不再繁茂的樹木，在风中均匀承受阳光。父亲把镰刀磨了又磨，背了木头架子，到他牧放多年的山坡，那儿疯长的紫荆蔚然成林，遮没岩石和苔藓，将野鸡兔子甚至飞鸟一一诱惑和收拢。父亲坐在岩石上抽烟，然后掐掉，在钻心的冷风中，寻找那些柔韧而高挑的荆条，飞快的镰刀，他刈割得轻松而又专注。如此几天，父亲就跑遍了所有的山坡，凡是看到的荆条，都被他带回家中。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下得快，消得也快。房檐上的滴水在泥土的院子当中打出无数疮痕，父亲坐在阳光中，把那些荆条摊在身边，抓住其中一把——五根或者六根为一组，拼成梅花状，然后再一根根编成圆形，直径达到40厘米时，折竖起来，几个小时之后，一只好看的花篓子就已成型，在它的中间部分，还编织了像是窗棂或者花朵的图案。我上初中时，一只花篓子可以卖到四块钱，父亲一天可以编三到四只。再后来，花篓子没人用了，父亲就编荆苤子——简单得就像抽烟，一会儿就是一个。但十个荆苤子才能卖一块钱。
父亲的荆条编织手艺在远近村庄独一无二，时常有人来请，管吃管吸烟，请父亲为他们编织荆篮子、荆挎篮子和其他荆条制品。父亲还有另一种手艺，似乎不大精，但家里一般的柜子、门窗、桌椅板凳、农具等等倒也都能做出个样来，他为自己做了精致的小木头箱子，里面装着他专用的工具——斧头、墨斗、刨子、锤子、锛、锯条、卷尺、红蓝铅笔、钢锉，一应俱全。我放寒假的时候，给奶奶砍柴，普通斧头不肯用，软磨硬泡要来父亲的木匠斧头，个大刃宽且锋利，砍一根朽木头，不超过五下。
春节就要到的时候，村庄上下，焕然一新——扫院子和房子，还要张贴年画、炸麻糖或者油糕之类的，蒸馒头和包子也少不了。腊月最末的几天，自然也要拾掇一番，几乎每个人都要理一次发，父亲的理发手艺这时就派上了用场，很多与他同龄的村人来找，坐在我家院子聚集的阳光中，把脑袋低给父亲——父亲一手握木梳，一手拿推子，粗大的手指此刻灵巧起来，轻盈得像跳舞和弹钢琴。一边理发，一边开着玩笑，他们呵呵笑，笑声在阴影处的积雪上打滑，在院下的冬麦上，溅起星星点点的光。 父亲的家庭生活
我能体会父亲的孤单，因为，爷爷奶奶只生养了一儿一女，在“人多势力大”和“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生存环境当中，父亲身单力薄。据我所知（其实是母亲的一面之词）：婚后的父亲，常常对诸多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恩怨纠纷采取回避的态度。母亲说父亲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木头桩子”，就是别人把母亲和我及弟弟头砍掉，父亲也不会挺身而出。
在父亲同龄人的口中，父亲年轻的时候，也爱说爱笑，一次能喝两斤甚至更多的白酒。十三岁就是壮劳力，给生产队赶过大马车，到山西左权县境内用麦子换土豆（当地叫山药）。婚后当过一年生产队长，后被别人“篡权”。可能就是那一年，爷爷患白内障，渐而失明，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母亲带着我去找医生，询问有什么办法，能治好爷爷的病。然后到亲戚家，叹息着说，要是（爷爷）失明了，家里的重活累活就都得靠父亲了。
我长到十二岁，暑假帮奶奶家刨地收割麦子，冬天则上山打柴。父亲可以专心放羊、打工，伺候我们家的田地和树木。不大忙的时候，父亲时常到爷爷奶奶家吃饭。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奶奶家门槛上，或者灶火边，低着脑袋，专心致志，那样子像个饿极了的孩子。
父亲会和一些关系不错的堂哥嫂坐在石头墩子上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但时常会听到父亲的笑声，在弯弯曲曲的石头巷道里回荡。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极少去亲戚家，除了给他们帮忙。我十七岁那年冬天，爷爷突然亡故——正在吃饭的父亲闻声，扔了碗筷，飞快越过一道山岭，一道河谷，再爬上一面石阶的山坡，冲到尚还微热的爷爷尸首面前，放声痛哭。猝死的爷爷，依旧脸色红润，躺在正午的土炕上。
十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奶奶患癌症，卧病在床的第一天，父亲就卷了铺盖带了碗筷，从这一年的秋天到第二年夏天，除了拿换洗衣服，几乎没有回过家。他给奶奶喂饭、洗澡、梳头、端屎端尿，直到奶奶去世。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南太行普降暴雨。奶奶灵前，只有父亲和我的弟弟，在暴雨的黑夜，守护奶奶的亡灵。
父亲和我
村里的羊没了，没了生活来源，父亲只好到附近的林场去扛木头。有一次我去看他，在很远的山里——山岭连绵，松林幽深，细长的山道在漫山遍野的翠绿之中，就像是一根发白的粗大藤条，父亲扛着一两根木头，身子像是弹簧，从沟底爬上来，在山岭歇歇，循环往复，扛一根木头是五块钱，一天，父亲可以扛五十多块钱。我想接过父亲的重担帮着他扛。父亲气喘吁吁地嗔怪说，你这么小咋能扛动，小孩子一压坏身子就不能长个子了！
父亲喜欢坐在我家油光发亮的门槛上吃饭，粗大的手指握着细细的筷子，黑红的手掌端着白净的瓷碗。不管稠的还是稀的，都一个劲儿地往嘴里扒拉完，小心地起身。他的腰似乎一直很疼，每次起身的时候，总要哎呀一声，然后用一只手扶住后胯部，慢慢起，在原地站定，再慢慢将弓一样的身子拉直。
父亲修水库回来后，有一天晚上，我躺在父亲被窝，凌晨突然拉肚子，刚要下地就忍不住了……父亲点着煤油灯，用破布，一遍遍擦掉。翻箱倒柜，勉强找到一块白色的机织粗布，叠了好几层，铺在我身下。
中午，父亲找了一只大海碗，给我盛了一碗面片蛋花汤，抓了几个油炸的麻糖。父子二人坐在一棵洋槐树的荫凉下，一顿猛吃之后，伸了伸懒腰，仰面躺在蚂蚁和甲虫繁忙的青草地上。天空蓝而高，云彩像是丝绸，几只不知名的鸟雀，鸣叫着，从我们的鼻尖越过。
有一次我和母亲争执，父亲一句话没说，冲过来，踢了我一脚。正好踢中我私处。我哭了，母亲反过来又训斥父亲，让父亲解开我的裤子看看到底踢成啥样子了。又骂父亲教训孩子也不拣地方，说那地方能随便踢吗？父亲很委屈，把我放在炕上，拿了手电，仔细看了看我受伤的地方，瓮声瓮气地对母亲说，没肿，没事。母亲仍旧不依不饶，让父亲淘了热毛巾，给我敷了好一会儿。
有一天，父亲黝黑发亮的腕上忽然多了一块亮晶晶的东西。我贪婪地看，父亲取下来递给我，我端详了一下，迅速套在自己腕上，除了表链有些長，表盘太大之外，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几天后，班里几乎每个同学腕上也都亮晶晶的。当晚回到家里，我就朝母亲要。母亲说小孩子戴啥手表呢？被母亲拒绝后，辗转好一阵子我才睡着，梦里亮晶晶的手表，在我手腕上闪着明净的光亮。
早上起来，我觉得沮丧，再看看父亲，他也准备出发了，到邻村给人家盖房子。父亲扭身出门，噗噗的脚步声渐去渐远。我一骨碌爬起，胡乱穿衣，背上书包，沿着父亲的脚迹，匆匆追去。出了一身热汗之后，父亲遥遥在望，我顾不得擦拭，继续狂追。距离父亲两百米的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始终不敢喊父亲。
父亲发现了我，站在原地等我。清晨的凉风吹落草芥上的露水，核桃树叶和白杨树叶不停地拍打手掌。山鸡倏地挣脱草丛。我始终低着脑袋，跟随父亲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快到学校时，父亲停下，从手腕取下手表，递给我。我抿着嘴唇，眨巴着眼睛，看看父亲，再看看手表。
父亲的功业
我十一岁那年冬天，北风吹得南太行岩石碎裂，草木折断。天不亮，父亲就起床了，拿了洋镐、钢钎、铁锤、楔子。母亲紧跟在后，不一会儿，河沟里就传来了铁锤和钢钎的交鸣之声，在白雾和黑夜缠绕的村庄跌宕不停。
连续三年都是如此，父亲和母亲的手掌布满裂口，不断渗血，疼得龇牙咧嘴，用白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一九九七年冬天，月亮格外明亮，在河沟陈列的冰上泛着美丽的光亮。父亲、母亲和我，一人一个木头架子，一人一块石头。我小，石头自然也小，母亲是女性，自然也不大，父亲背负的石头最大。我们哼哧哼哧地走在黑夜的山路上，将那些冰冷的石头一一背到房基地四周。
第二年春天，买了石板，锯了木头，一群人，挥着铁锤和錾子，在我们家丁丁当当，一个月后，新屋就矗立了起来。再一个月，父亲和母亲浇了黄泥，做了家具门窗，我们就搬了过来。父亲特意找了一棵长得特别直的椿树苗，种在院子左侧，现在它已经是大树了，而且是七个枝杈，这棵树与老房子，在父亲母亲的生活中，在时光的刀锋之下，俨然成为了我们家的显著标志甚至精神象征。 这时候，父亲开始外出打工，但每次都走不太远，大多在附近的一些地方修公路、盖房子，抑或给亲戚们帮忙，每次回來，都解开几层衣裳，拿出或多或少的纸币，喏一声，递给母亲。母亲通常会问，这是多少。父亲有时候说一下具体数字，有时候让母亲自己数。
再过一些年，父亲和母亲又盖起来另外两座房子，一座给我，一座给弟弟。一九九九年，弟弟先行结婚，并于当年有了我们家第一个新成员——侄女儿甜甜。再后来是我，于二00二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弟弟继续重复父亲和母亲的道路，出外给入开车，运输铁粉或者别的什么。
两年前，弟弟办了个鸡场，养了上千只蛋鸡，但仍旧没有带来多大的效益。于是父亲和弟弟继续在外干活，有时能拿回一些钱，有时一分钱拿不到，还得搭进路费。我说不能再让父亲出去了，你们老了，还能花多少钱，一年五千块足够了。母亲说，俺还干得动，这时候就拖累你们不好……再说，你弟得再盖个新房，孩子要上学，两个闺女，还得生个儿子……不干咋行？
父亲在家里种地，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地，零散的庄稼，还有山坡和果树——我觉得那是他一生的负担，而不是乐趣，更不存在什么诗意。所有对农事的抒情和赞美都虚假无比，甚至可恶至极！在家里，孩子们要爷爷抱，鸡场的鸡咕咕待喂……父亲像是一个陀螺，在家和田地，孙女儿和蛋鸡之间不停旋转。腰身越来越像是一张弓，越来越松脆，也越来越没弹性。
父亲的口琴
二00五年与妻儿再次回到南太行老家，初夏山野，翠绿妖娆。父亲拉开抽屉，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黑色的布包，一层层打开，捧出一支口琴。手牵着儿子，到树影斑驳的院子里，坐在一块红石头上吹奏。
我大为惊诧。母亲说，父亲给村里放羊的时候，时常带着那把口琴，坐在山坡上吹。我想，那情景要是在诗人眼里，一定是：青草浩荡，辉映天空，群山连绵，犹如屏障。可爱的羊儿似飘动的云朵，父亲的姿势像一尊鲜活的雕塑。口中琴声漫过岩石和苔藓，草尖和悬崖下的阴影，乃至河谷间淙淙流水与鸟雀们的翅膀。
然而，父亲坐在山坡上的样子未必具有美感，琴声未必那么轻盈。那些羊并非洁白，而是黧黑。河谷间早就没有了流水，鸟雀们的飞翔是为了生存觅食。那时候的父亲，也不过是为了生计。
父亲将口琴放在嘴唇。儿子在一边听，一边跃跃欲试。我在旁边看着，蓦然读懂了父亲的丰富。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与高雅美妙的音乐发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竟然在无人处用一只口琴倾诉内心，排遣寂寞。
父亲吹了一首我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好像是山西民歌。儿子抢过来，呜呜地乱吹一会儿，又给了父亲。父亲说，听爷爷给你吹。说完，便吹起了《朝阳沟》片段，我听得入迷，站在当地，不知是感动，还是惊诧，热泪一下子冲了出来。
我想我一定被什么捕获了。长期以来，在我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木讷、本分、孤独、苦难的农民，一个在山野之间劳作大半生，在苦难的风雨中只知道忍耐和吞咽的人，怎么会有如此雅致的兴趣和爱好呢？
我可能真的小看了父亲，漠视和忽略了他作为父亲和农民之外的一切，比如他的内心精神和思想要求，比如他在苦难生活中某些自发的“消解”压力和悲怆的能力与智慧。
在父亲的吹奏之中，除了喂鸡的母亲，一家人都静默无声，远远近近地站着，满脸的惊异、欣喜和感动。一曲终了，妻子走到父亲身边说，爸你吹得真好听。还教三岁的儿子鼓掌。我看着他们，情绪激越。父亲听了，咧开嘴巴，抖着胡须，呵呵笑了出来。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消失不见，瘦削的父亲看起来年轻了许多。我请父亲再吹奏一曲。父亲想了想，又甩了甩口琴，双手捧住，吹起了《梁祝》中“化蝶”一节，乐声起落不止，悲怆与挚爱，绝望与生死，令人柔肠寸断，内心惊雷横冲，思绪如潮水奔淌。而到最后，音乐忽然平缓，如乘青草沿坡下滑，如冰层暖流，如泉水浸岸，风吹花开。
再一次全场宁静，鸦雀无声，就连不停狂追母鸡的公鸡，苹果树和椿树上聒噪的蝉，路口的家狗，也都若有所思，静默如斯。我情不自禁地鼓掌，然后是妻子、弟弟和弟媳妇，两个孩子也都学着我们的样子。一时间，父亲被我们的掌声包围，虽然不大，但很整齐;虽然稀少，但很热烈。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低了下脑袋，然后又把口琴甩了甩。摸出一根香烟点着，把手中的口琴向他三岁的孙子递来。儿子伸手接住，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放在嘴巴上，鼓着腮帮，却吹不出声音。
父亲的那把口琴一直被孩子当作玩具了，想起来吹下，想不起就当成了砸核桃的锤头。父亲看着，也不说什么，咧嘴呵呵笑。有时候帮着孩子们摘核桃和苹果，烧板栗，捉知了和刚出窝儿的小鸟。父亲的口琴，有时候被放在泥地上，锅台边，院门外，门槛上，沾上黑垢，灌了砂子。
我们就要返回西北的头天晚上，父亲坐在灯下，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毛巾擦拭那把口琴，偶尔抬头看看在炕上玩耍的孙子孙女，防着他们不小心摔下来。夜深的时候，在妻子建议下，父亲又给我们吹了一曲，竟然是腾格尔的《父亲和我》。
这叫我们惊诧莫名。父亲坐在炕沿上，嘴唇不住挪动，像是舞蹈。夜色浓郁的乡村黑夜，父亲的琴声悠扬散漫，洋溢着一种催人泪下的哀伤和亲情。我和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泪，看着专注的父亲，觉得惭愧和不安。父亲的病，或者病了的父亲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弟弟在电话中哽咽。我浑身发冷，一种不祥的凄厉的预感如同冰块，迅速围困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放下电话，猛然一阵心酸。妻子说，我当时面孔扭曲，极其难看，眼泪崩流，哭声从喉咙飞奔而出。我想到父亲：布满皱纹的脸，额头和鼻翼上的层层泥垢，当然还有佝偻的腰身，破了的衣袖乃至蹒跚的脚步……六十三岁的中国农民，怎么会……我哭出了声，一边玩耍的儿子听到了，也飞快扑过来，一边哭，一边用六岁的手掌替我擦泪。
妻子回去了。几天后——二00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妻子准确告诉我，父亲的病，是胃癌，肿瘤已经破裂，脏器粘连在一起。当天早上，在医院外的饭店，父亲突然昏厥，再晚五分钟，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我请假赶回，当晚八时，在医院看到了已经抢救过来的父亲，蜷缩在不干净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了骨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神灰暗，似乎有无限的悲凉。 我抓住他的手掌，皮肤松弛，洗干净了的手心和手背，指甲里仍旧嵌满黑泥。我叫了一声爹……他看看我，失血的臉上似乎闪过一道喜悦，问我有没有带儿子回来，我说了原因，父亲嗯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和不快。我坐在他床前，抚摸着他的手掌和手臂，看着他瘦得有些尖削的脸盘，抚摸他的胡须，突然想哭。妻子在背后捏了我一把，我低下脑袋，胸部一阵胀痛。
第二天早上，妻子拿了CT片，找到主治医生。他将底片悬挂起来，一一指给我看，肿大的肿瘤，化脓的淋巴及肝脏、食道和大肠。我忽然觉得一恍惚，这就是我父亲的身体吗？是发生在这个六十三岁农民的身体当中的疾病吗？就是这种疾病，使得父亲……它们强大得近乎无懈可击，用逐渐的糜烂和膨胀、流窜和围剿……它正在对我和我们的父亲实施最凌厉的杀戮和攻击。
妻子和弟弟、弟媳妇，还有小姨妈买回了送老衣，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那时候，父亲正在输液，在他的内心，一定记着我和妻子的话：这只是轻微的疾病，输液一段时间就好了。他一定在梦想着痊愈，而我们的举动，对父亲而言，残酷得近乎无耻。稍后，我和弟弟一起，请木匠做棺椁。为了不让父亲发现，地点选择在曾祖母的老房子里，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疯狂电锯声接连响起，从山岭另一侧传来，我喉咙发噎，看着精神逐渐好转的父亲，这肯定是一种悖逆，母亲说，迟早都要准备的。妻子说，棺椁做好，父亲仍旧……就是喜材。迟早的事情：我觉得了一种辽远的迷茫和空洞，父亲的父亲，父亲之父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和人类的父亲，他们都像我的父亲一样，从这里去向了那里，像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谜，一个无时不在，无所不容的陷阱和终极。
现在，一个月过去了，父亲的病仍在持续，而我却再次离开父亲身边，来到千里之外。每天，听到父亲的声音，紧张的心才落回原位，而一个不可饶恕的事实是，这位一九四六年出生，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熟练计算自家田地亩数，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本质和表象一无所知，也不做深究的南太行农民，依旧被沉重的疾病所围困——肿瘤占据了他的身体，成为肿瘤的母体和巢穴，它们在剥夺，在不停胀大，试图榨干这一个人在俗世之间所有的欲望、本能和习惯。
我们的父亲死了
二00九年三月八日早上，妻子打电话回去，还和父亲说了一句话（或许只是父亲无意识的疼呼）。半个小时后，电话响起，母亲急促地说，恁爹快不行了。浑身发软，我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头颅低垂，额头几乎贴在地板上。我想使劲磕磕脑袋，像锤子砸地那样。
妻子一脸悲伤，咧嘴要哭。儿子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脑袋，说，爸爸别哭。岳母闻讯，匆忙送来现金，要我们带回去用。妻子联系了出租车。我胡乱装了几件衣服，飞奔出门。到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15分钟。打电话回去，母亲说，父亲又活过来了，不停叫我名字。列车奔驰，我在闷坐。凌晨，弟弟来电话说，父亲死了，眼睛未闭。具体时间是二00九年三月九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父亲又等了我十七个小时，终究没等到我。期间，小姨妈几次骗父亲，说弟弟就是我，献平回来了。父亲睁眼看看，含糊说，不是，是聚平，不是献平。至死，父亲毫不糊涂。十日凌晨二时，我们到邢台，三时五十分到家。到处都是风声，村庄一如既往地沉睡，草芥和枯树起伏不止。
我快跑进门，围坐在炕上的亲戚、弟弟和母亲看着我。妗子和表嫂说，别哭了，等天亮了再哭。父亲穿戴整齐，躺在原来的地方，脸上盖着一块毛巾。我走近，母亲也从炕上下来，掀开毛巾，看着父亲严重收缩和瘪下去的脸说，这眼没闭。我看到了，父亲的左眼仍旧睁着。母亲伸出手指，使劲向下抚摸。可父亲的眼皮总是不能遮住眼珠。
我仍旧没哭。坐在父亲头前的椅子上，低着脑袋，想哭，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天亮了，帮忙的乡亲陆续到来，我还是没哭。上午，我们把父亲从炕上移到屋子正墙下，往下抬的时候，要过一道大梁，年长的人告诉我说，过梁的时候，要喊：“爹，过梁嗯！”直到父亲的身子全部离开屋梁。我一边抬父亲，一边喊：“爹，过梁嗯！爹，过梁嗯！”弟弟也跟着喊。父亲再次躺下来，身下是屋门左边的门板，门板上面铺了一层干透了的谷草。头下枕着两块砖，一块用白布缝好的心型枕头，上面是他常用的毛巾。再后来，取掉了盖脸的毛巾，换成了马头纸。
地上铺满干草，我和弟弟跪下来。蜡烛和柏香一刻不停，香灰噗噗而落。
跪下来，我看到脸庞严重收缩的父亲——长脸变短，眼窝深陷，下巴掉落，用毛巾托着。
第三天，父亲要走了，帮忙的乡亲抬来了红色的棺椁。
我跪在地上，看着父亲，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我喊爹啊爹啊爹……哭得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彻底。我想把鲜血喊出来，把心脏喊出来，把自己喊空。我哭——苦命的爹！好爹！受罪的爹！舍不得的爹！我说，爹啊，献平对不起你啊！爹！心里有愧啊！爹！俺没有照顾好你啊！爹！眼泪鼻涕止不住地流。
他们抬来了棺木，放在家里。他们让我们止住哭声，操心把爹放好，不能让爹哪里不舒服。
从家送父亲出门。这时候，我才觉得，从此，父亲真的再不会回来了。心中愈加悲伤，忍不住声声长哭。
我是长子，我走在最前面，拄着哭丧棒，替自己儿子（冀南风俗，孙子打招魂幡）拿了招魂幡。一声声哭，从家到村打麦场，穿过邻村，绕着马路，走了三里多。过桥的时候，我和弟弟哭着对爹说：“爹，过桥嗯！爹，过桥嗯！”
灵棚早巳搭好，我书写的“父忍父慈父高贵，父苦父爱父安详”的挽联分挂两旁。天快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请来的吹鼓手和歌舞团笙鼓齐鸣，咚咚锵锵的声音震耳欲聋。我讨厌这样的喧闹，但很多人却说这是必要的，是给活人看的一种形式，不可缺少。我想父亲一生安静，即使故去，也该不喜欢这种粗俗的喧闹。
雨越下越大，最后，到处都是水。有同村的堂兄帮忙拿来了雨布，盖在父亲棺椁上方。哗哗的雨在黑夜中像是一场洗礼。
表弟、同村的几个堂哥陪我和弟弟守灵。 表弟取了白酒和瓜子，几个人喝到凌晨。
我想，这是上天对父亲的一种褒奖。雨声敲打黑夜，敲着父亲的灵魂。或许，父亲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像从前那样，听我们说话，始终不发一声。
三月十二日，我使劲儿摔碎了瓦盆。帮忙的乡亲用绳索抬了父亲和他的棺椁，向坟地行去。我依旧打头。我哭，爹啊，你不傻啊，你比谁都聪明，你心里有本账，你啥都知道你不说。俺的好爹啊好爹好爹啊！
到坟地路边，我跪下来，孝子贤孙们都跪下来。
他们抬起父亲和他的棺木，从小路，送到坟地里。我们被勒令停下，跪在坟边，不准再哭。再哭就会连自己也埋进去。妻子扭伤了脚踝，看父亲下葬，哭喊着，爸！往坟地里挣。
父亲的棺椁落在坑中。他们让我先挖三铁锨土。我站在父亲的棺木上，左边挖了两铁锨，右边挖了一铁锨。之间不能歇气和缓手。我跪下来，向帮忙的乡亲，哭喊道，拜托了乡亲们，把俺爹埋好。然后被人搀扶着，走了一百步，点燃了白线串好的纸钱。
这显然只是一个过程。
三天后，夜里十一点多，刚躺下，妻子对我说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话：我总是做梦，梦见在路上走，两边都是麦地，一个人也没有，到处空落落的。献平，你是一个好人，你无私，但是也有点自私。咱家人话多，事儿多，都没有一点忍耐力。爹不多说话，爹是个智者，别看一辈子少言寡语，可啥都明白……有些事你不说就过去了，说了反而事儿更多，有些话不该说，就别说，说了就惹事……语气缓慢，不温不火，冷静而少语……像极了父亲生前。我害怕，掐妻子人中，捏她虎口。妻子醒来后，我强烈要求，到下面房子，和娘睡在一起。妻子说没事，没事，我坚决要去。妻子只好抱了被子，和我一起，到母亲房里，和妗子、小侄女甜甜睡了一夜。
妻子莫名其妙的话，天亮的时候，我才对母亲和妗子说了。母亲说，这是恁爹安排你来了。活的时候不说话，现在说了这么多。唉，母亲又哭了起来。
小姨妈告诉我，父亲离家后，母亲在地上哭，撞墙哭，翻滚着哭，比我和弟弟哭得更伤心。我看看母亲，我知道，母亲是最好的。他们夫妻虽然吵闹，但是，到最后，他们是最好的。正月中旬最后几天，父亲要便溺，是母亲戴上一次性手套，一点点帮他抠出来的。我虽然也下手了，但没有母亲做得干净和彻底。
我知道，天底下最爱父亲的人不是我们，而是和他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妻子——我们的母亲。
第三天“发三”，我和姐姐、弟弟、妻子和弟媳一起去，带着铁锨，给父亲修整坟头。花圈被夜风撕开，墓头的石头形状扭曲，像极了父亲的一生。
我沿着父亲的坟墓，画了一个圆圈，点燃纸钱。呼呼而燃的纸张像是成群的黑蝴蝶，粉碎或者飞起，在初春的墓地，像是一群脆弱的灵魂。我们哭，我们跪着，我喊爹，一声声喊，喊好爹，说自己的不孝和愧疚。
妻子趴在坟茔上哭。弟弟眼睛红肿，可就是发不出声。等烧一七纸时，还是我们几个，在父亲面前哭。我发现，我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都是父亲，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想到父亲。他的遗像就在那里放着，细眯着的眼睛，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好像在看着我和我们。晚上，我和妻子睡在父亲故去的地方。一边是母亲和侄女儿，靠窗的是年近七旬的妗子。有一夜，就要睡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身上发凉，像冷水浇过。
再一夜，我忽然全身出汗，半夜醒來，发现自己头在被窝里。又一夜，我平躺在那里，一如父亲的姿势，连个梦都没做。再次离开故乡，我已经是没爹的人了。
在缓慢的列车上，我这样写道：在那里躺倒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他累了，他在阳光和五谷之下/他是大地的亲人/南太行每一株草木都与他有过美好的纠葛/人世间的尘埃与云朵/必将从这里经过/他在这里静静回忆苦难和美德/他在这里必将得到永恒的福乐/只有开始，永不止绝。
责任编辑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