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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向外界讲了30分钟的故事，当天他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把准备了两天的故事讲完后，听故事的人全体起立，用持续近三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向莫言致敬。北欧孔子学院院长罗多弼是其中一位，他直言中国需要更多的像莫言一样会讲故事的人，他喜欢听莫言讲故事。大家喜欢听莫言讲故事的原因很简单，他本人就是故事的载体。
我出生于山东的高密县（现已改市）东北乡。在几十年前那个异常贫瘠的年代，我感受最深的，一是土地，二是母亲——土地生产地瓜和红高粱，也有草根和苦菜，它们让我活下来;母亲是身边最近的人，我的每一次蹒跚学步都有母亲的慈祥呵护;母亲还是一部书，值得我读一生的书。
从我记事起，每一天都饿肚子。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将热水瓶打碎了。母亲呢，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记忆中最痛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母亲是小脚，跑得慢，被看守麦田的人捉住并被打得嘴角流血倒在地上。多年后我在集市上遇到那个已经鬓发斑白的人，我冲上去想还以颜色，母亲却拉住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还有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中秋节，我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小碗。正当这时进来一个乞讨老人，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回击：“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自己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母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书”，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细细品读。除了母亲这部“书”外，我还喜欢读别的书，而且越长大对书的渴望就越大。与别的孩子活泼好动不同，我喜欢整天整天捧着书看，有的时候要帮家里做事情，我就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偷偷读书，甚至为了能读到书，去帮别人推磨来换书看，推十圈磨可以读一页书。
嗜书如命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上语文课，我的作文还曾被拿到了中学生的课堂里朗读，作为一种学习的范文。
记得第一次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写的是一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学校篮球比赛。每逢“五一”，小学里就举行体育盛会，有乒乓球、标枪、跳高、赛跑。写作文的时候，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流水账一样把各种运动项目都写一遍。而我把别的比赛一笔带过，用绝大部分笔墨专门写篮球比赛，写怎样抢球，怎样运球，怎样投篮，受到了老师赞扬，当作范文全班宣读。受了表扬的我，一下子兴趣就上来了，天天盼着上语文课，总觉得上语文课是我出风头的时候。后来，我经常在作文中虚构故事，这就是我在文学造诣上的成就所在吧——那份对“虚构”的重视。
后来家里入不敷出，辍学在家的我又开始了到处借书的日子，到现在我仍然记得读《青春之歌》的那一天，朋友只准我借书一天，不管能否看完，第二天必须还书。可我还要放羊，怎么办？我就趁着家人不注意跑到一个草垛上躲了起来，把放羊这个“本职”忘到脑后了，羊儿饿得咩咩叫时，我正读得忘乎一切。后来被羊叫声吸引来的母亲发现了，我还差点挨了打。就这样，我读遍了周边十多个村庄的书籍。由于书来之不易，即便是一天之内读完了的《青春之歌》，如今我仍记忆清晰，还记得书中的一些段落。那些回忆到最后都变成了我最宝贵的记忆。
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我就开始用耳朵读书。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极善于讲故事，生产队的记工屋，冬天的草窨子都是人们谈古论今讲故事的地方。另外，集市上的说书人说的山东快书《武老二》，大鼓书里的杨家将、岳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都令我着迷上瘾。看电影更不用说了，那时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县里的电影队下来巡回放映，我和其他农村青少年一样，追着电影队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里边人物说的台词都能背诵，动作也模仿得差不多，电影队下次再来放这部片子，我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到最后我都能把听过的故事，看过的电影，听过的说书，回家给母亲奶奶她们复述，讲给她们听。忘记的地方，就自己往下编，最后自己变成了编故事的人。这些都为我的写作打下了语言功底和讲故事的基础。
当然，早期读书，只能是处在无意识的阶段，碰到什么读什么，入伍后，我开始了有目的、有意识的读书阶段。一开始我在黄县当兵，“四人帮”被粉碎后，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由于我读书多，就负责给战士们讲课辅导。讲语文、政治还好说，讲数学，对我而言确实难。俗话说，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那段时期除了站岗出公差外，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有意识地读了很多书，当然也包括数学。自己不会，就跑到当地中学里去拜师，在单位里向大学毕业的技师学习。
也是在此时，我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又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
大家之所以说我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因为故事是书籍堆积起来的，更是一种回报和感恩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地促使我为母亲写故事，为那个贫寒的年代和我的高密东北乡写故事，写我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我笔下故事的载体。
（选编自人民网） （责任编辑 王天抒）
我出生于山东的高密县（现已改市）东北乡。在几十年前那个异常贫瘠的年代，我感受最深的，一是土地，二是母亲——土地生产地瓜和红高粱，也有草根和苦菜，它们让我活下来;母亲是身边最近的人，我的每一次蹒跚学步都有母亲的慈祥呵护;母亲还是一部书，值得我读一生的书。
从我记事起，每一天都饿肚子。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将热水瓶打碎了。母亲呢，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记忆中最痛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母亲是小脚，跑得慢，被看守麦田的人捉住并被打得嘴角流血倒在地上。多年后我在集市上遇到那个已经鬓发斑白的人，我冲上去想还以颜色，母亲却拉住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还有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中秋节，我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小碗。正当这时进来一个乞讨老人，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回击：“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自己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母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书”，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细细品读。除了母亲这部“书”外，我还喜欢读别的书，而且越长大对书的渴望就越大。与别的孩子活泼好动不同，我喜欢整天整天捧着书看，有的时候要帮家里做事情，我就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偷偷读书，甚至为了能读到书，去帮别人推磨来换书看，推十圈磨可以读一页书。
嗜书如命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上语文课，我的作文还曾被拿到了中学生的课堂里朗读，作为一种学习的范文。
记得第一次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写的是一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学校篮球比赛。每逢“五一”，小学里就举行体育盛会，有乒乓球、标枪、跳高、赛跑。写作文的时候，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流水账一样把各种运动项目都写一遍。而我把别的比赛一笔带过，用绝大部分笔墨专门写篮球比赛，写怎样抢球，怎样运球，怎样投篮，受到了老师赞扬，当作范文全班宣读。受了表扬的我，一下子兴趣就上来了，天天盼着上语文课，总觉得上语文课是我出风头的时候。后来，我经常在作文中虚构故事，这就是我在文学造诣上的成就所在吧——那份对“虚构”的重视。
后来家里入不敷出，辍学在家的我又开始了到处借书的日子，到现在我仍然记得读《青春之歌》的那一天，朋友只准我借书一天，不管能否看完，第二天必须还书。可我还要放羊，怎么办？我就趁着家人不注意跑到一个草垛上躲了起来，把放羊这个“本职”忘到脑后了，羊儿饿得咩咩叫时，我正读得忘乎一切。后来被羊叫声吸引来的母亲发现了，我还差点挨了打。就这样，我读遍了周边十多个村庄的书籍。由于书来之不易，即便是一天之内读完了的《青春之歌》，如今我仍记忆清晰，还记得书中的一些段落。那些回忆到最后都变成了我最宝贵的记忆。
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我就开始用耳朵读书。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极善于讲故事，生产队的记工屋，冬天的草窨子都是人们谈古论今讲故事的地方。另外，集市上的说书人说的山东快书《武老二》，大鼓书里的杨家将、岳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都令我着迷上瘾。看电影更不用说了，那时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县里的电影队下来巡回放映，我和其他农村青少年一样，追着电影队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里边人物说的台词都能背诵，动作也模仿得差不多，电影队下次再来放这部片子，我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到最后我都能把听过的故事，看过的电影，听过的说书，回家给母亲奶奶她们复述，讲给她们听。忘记的地方，就自己往下编，最后自己变成了编故事的人。这些都为我的写作打下了语言功底和讲故事的基础。
当然，早期读书，只能是处在无意识的阶段，碰到什么读什么，入伍后，我开始了有目的、有意识的读书阶段。一开始我在黄县当兵，“四人帮”被粉碎后，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由于我读书多，就负责给战士们讲课辅导。讲语文、政治还好说，讲数学，对我而言确实难。俗话说，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那段时期除了站岗出公差外，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有意识地读了很多书，当然也包括数学。自己不会，就跑到当地中学里去拜师，在单位里向大学毕业的技师学习。
也是在此时，我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又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
大家之所以说我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因为故事是书籍堆积起来的，更是一种回报和感恩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地促使我为母亲写故事，为那个贫寒的年代和我的高密东北乡写故事，写我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我笔下故事的载体。
（选编自人民网） （责任编辑 王天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