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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记载：“舜耕地，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责牛。”牛不走道，舜为什么要鞭己不责牛?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很多人根据现代人的观念这样解释：牛不走正确的路，是因为人没有引导好，牛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不应该责罚牛，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并更进一步强加给现代的教育，以此来要求老师们仿效古人，面对那些问题学生，教师要反思自己，绝对不能把责任放在学生身上。
于是，当某重点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在课堂上看小说，因为老师没收了他的书，两人发生口角，最终这名学生手持利刃，亲手杀死了班主任时，不绝于耳的却是这样的评论：“孩子是受教育者，他之所以犯错，是教育者失职。”于是，当发生了北京某艺术职校的“辱师事件”后，就有某教育专家跳出来说，“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孩子没有错。”这些论调都有要求教师做到“牛不走道，舜鞭已不责牛”这种境界的感觉，只不过老师现在不能“鞭己”，而要“杀己”。照此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当学生不完成作业了，当学生骂老师了，当学生不高兴了，我们的教育专家就要求老师们“杀己”以谢罪?
当错在学生、老师连生命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一味指责教育者的专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将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宽容、忍辱负重难道就是教育的底线吗?
其实，我觉得那些教育大家们可能误解了这句古语。“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责牛”其实并不是源于舜的佛教徒般的大度，而是源于远古时代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远古时代人们对牛的崇拜可能和月亮有关，这是因为牛角的形状，颇似新月形，因对自然的敬畏导致了古人对牛及其他大动物的顶礼膜拜。所以在那个时代，牛是不能用鞭子来打的，是需要人们毕恭毕敬地崇拜的，牛高兴了给你犁点地，那是你的造化；不高兴了踢你一脚，那是你没有伺候好它，该你倒霉。这倒是和现在的教育环境有点相似，学生就是那些令老师们敬畏的牛：高兴了学点，不高兴了那就难说了。
应该说，人们是相信教育的，并且把这种信赖演变成了一种对责任的推卸。不少人相信教育是万能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做不好的教育”式的“教育万能论”现在很是时髦，特别是在那些教育大家或者专家们看来：只要是教育出了错，学生做错了事，那么责任一定在于教师。不管学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甚至是犯了罪，都会以一句“要以教育为主”之类的永远正确却大而空的话作为结束语。其实，这种假大空的语言，或者是语录式的口号，在实际的教育中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了底线的宽容其实成了对学生的纵容。教育已经宽松得有点过了，超越了溺爱成了一种放纵。一边是日益难管的学生，一边是某些人高高在上的豪言壮语，中间便是可怜兮兮、战战兢兢教书的老师。我们的教育给了学生充分的自由，宽松的氛围，温馨的生活。不准排名次，害怕学生承担不起；不准批评学生，害怕伤害了那些脆弱的心灵；犯了错误也要表扬，那是给了学生人性的关怀。但是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吗?社会生活不需要竞争吗?公务员考试不需要排名次吗?在社会上犯了罪不需要惩罚吗?如果把学生负担过重的责任强加给老师，那么它又会折射出多少教育者的尴尬与无奈呢?是谁在给老师排名呢?是谁还在用高考选拔人才呢?老师只是跟着指挥棒在跑，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至少老师不是负担的源责任者。
老师们拥有教育者的名义，却没有教育的权利。人们纷纷用自己的想法给教育戴上沉重的镣铐，却要老师戴着镣铐去跳轻松的舞蹈。有人把教育的理智溺爱成了一簇轻飘飘的棉花糖，却要老师用它把铁块锤炼成锋利的宝剑；有人把教育的权利弱化成了一把薄纸刀，却要老师用它清理杂乱的果枝。教育需要雕琢，就会有疼痛；教育需要清理，就会有删除。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我不否认一个眼神改变一个学生的教育神话，在某个特殊的教育环境里，这种神话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想改变一批人，改变一代人，仅有爱，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神话毕竟是神话，离现实的教育还是有一段距离，理智的教育，有爱有罚的教育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无所畏惧是可怕的。小时候，对父母无所惧，上学时对校纪校规无所惧，成人后对法律无所惧，那么做人就会没有底线。“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成为一个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的有用之才吗?我们为什么要把用一句呵斥、一次惩罚就能改变的错误纵容成不能容忍的犯罪后，才动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呢?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哈佛的一名学生私自将校图书馆的一册珍本带出，后主动向学校认错并归还图书。霍里厄克校长肯定其勇气和诚实，接着还是将这名学生开除。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名女中学生因坚持留校方禁止的长发被除名，学生家长诉至法院而败诉，法院认为，日本之所以有今天，靠的是严守纪律。
可在我们的教育语境中，在素质教育的偏解下，校纪校规却束手无策，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规章制度以爱的名义一味地退让，底线一天天降低。那么到底哪一天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底线?才会有理智?才会不以爱的名义再去自欺欺人?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才会有勇气面对自己，面对真实?
我始终认为：当教育只剩下纵容，就绝非仅仅是教育的不幸。
于是，当某重点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在课堂上看小说，因为老师没收了他的书，两人发生口角，最终这名学生手持利刃，亲手杀死了班主任时，不绝于耳的却是这样的评论：“孩子是受教育者，他之所以犯错，是教育者失职。”于是，当发生了北京某艺术职校的“辱师事件”后，就有某教育专家跳出来说，“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孩子没有错。”这些论调都有要求教师做到“牛不走道，舜鞭已不责牛”这种境界的感觉，只不过老师现在不能“鞭己”，而要“杀己”。照此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当学生不完成作业了，当学生骂老师了，当学生不高兴了，我们的教育专家就要求老师们“杀己”以谢罪?
当错在学生、老师连生命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一味指责教育者的专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将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宽容、忍辱负重难道就是教育的底线吗?
其实，我觉得那些教育大家们可能误解了这句古语。“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责牛”其实并不是源于舜的佛教徒般的大度，而是源于远古时代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远古时代人们对牛的崇拜可能和月亮有关，这是因为牛角的形状，颇似新月形，因对自然的敬畏导致了古人对牛及其他大动物的顶礼膜拜。所以在那个时代，牛是不能用鞭子来打的，是需要人们毕恭毕敬地崇拜的，牛高兴了给你犁点地，那是你的造化；不高兴了踢你一脚，那是你没有伺候好它，该你倒霉。这倒是和现在的教育环境有点相似，学生就是那些令老师们敬畏的牛：高兴了学点，不高兴了那就难说了。
应该说，人们是相信教育的，并且把这种信赖演变成了一种对责任的推卸。不少人相信教育是万能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做不好的教育”式的“教育万能论”现在很是时髦，特别是在那些教育大家或者专家们看来：只要是教育出了错，学生做错了事，那么责任一定在于教师。不管学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甚至是犯了罪，都会以一句“要以教育为主”之类的永远正确却大而空的话作为结束语。其实，这种假大空的语言，或者是语录式的口号，在实际的教育中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了底线的宽容其实成了对学生的纵容。教育已经宽松得有点过了，超越了溺爱成了一种放纵。一边是日益难管的学生，一边是某些人高高在上的豪言壮语，中间便是可怜兮兮、战战兢兢教书的老师。我们的教育给了学生充分的自由，宽松的氛围，温馨的生活。不准排名次，害怕学生承担不起；不准批评学生，害怕伤害了那些脆弱的心灵；犯了错误也要表扬，那是给了学生人性的关怀。但是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吗?社会生活不需要竞争吗?公务员考试不需要排名次吗?在社会上犯了罪不需要惩罚吗?如果把学生负担过重的责任强加给老师，那么它又会折射出多少教育者的尴尬与无奈呢?是谁在给老师排名呢?是谁还在用高考选拔人才呢?老师只是跟着指挥棒在跑，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至少老师不是负担的源责任者。
老师们拥有教育者的名义，却没有教育的权利。人们纷纷用自己的想法给教育戴上沉重的镣铐，却要老师戴着镣铐去跳轻松的舞蹈。有人把教育的理智溺爱成了一簇轻飘飘的棉花糖，却要老师用它把铁块锤炼成锋利的宝剑；有人把教育的权利弱化成了一把薄纸刀，却要老师用它清理杂乱的果枝。教育需要雕琢，就会有疼痛；教育需要清理，就会有删除。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我不否认一个眼神改变一个学生的教育神话，在某个特殊的教育环境里，这种神话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想改变一批人，改变一代人，仅有爱，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神话毕竟是神话，离现实的教育还是有一段距离，理智的教育，有爱有罚的教育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无所畏惧是可怕的。小时候，对父母无所惧，上学时对校纪校规无所惧，成人后对法律无所惧，那么做人就会没有底线。“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成为一个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的有用之才吗?我们为什么要把用一句呵斥、一次惩罚就能改变的错误纵容成不能容忍的犯罪后，才动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呢?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哈佛的一名学生私自将校图书馆的一册珍本带出，后主动向学校认错并归还图书。霍里厄克校长肯定其勇气和诚实，接着还是将这名学生开除。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名女中学生因坚持留校方禁止的长发被除名，学生家长诉至法院而败诉，法院认为，日本之所以有今天，靠的是严守纪律。
可在我们的教育语境中，在素质教育的偏解下，校纪校规却束手无策，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规章制度以爱的名义一味地退让，底线一天天降低。那么到底哪一天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底线?才会有理智?才会不以爱的名义再去自欺欺人?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才会有勇气面对自己，面对真实?
我始终认为：当教育只剩下纵容，就绝非仅仅是教育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