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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组织发展、理论宣传、工人运动以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责任编辑/黄梦怡
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第一句话就说：“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口19号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主任，李启汉任秘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时设在上海，随即各地也建立了分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湖南分部负责人是毛泽东，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山东分部负责人是王尽美。
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发行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等任编辑。北京分部也发行《工人周刊》，每期发行2000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山东分部的机关报为《山东劳动周刊》。湖南劳工会也创办了《劳工》和《劳动周刊》。
几个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
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上坡店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规定：工人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小组。十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选出个当头的，叫十人干事。每个工场选出个当头的，叫场干事。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领头人叫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现代产业工会的雏形，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所属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东分部建立以后，纷纷深入到各地铁路、矿山、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为了交流各地工人运动开展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起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發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
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各地工会大为欢欣，竞相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广州各处派代表约160余人，代表工人30余万人。这个劳动大会，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破天荒的。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会的代表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招牌工会和劳资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说是成分非常复杂，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主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合法的公开的总机关。大会通过的《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决定，邓中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为粉饰专制统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宣布重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邓中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争取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1922年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称总部。“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是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工人）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
同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会开会讨论劳动立法问题。全国各地的工会热烈回应，唐山、长辛店、长沙等地的工人，组织了“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国会，要求国会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
尽管吴佩孚通电表示保护劳工，一些国会议员也表示同情劳动立法运动，但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粉饰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案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了。
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经过广泛的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所列的19项条款深入了工人群众的心中，实际上变成了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
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拉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序幕。香港，海岸线约为34公里，是个水深、不冻、可停泊巨轮的良港，地处交通要冲，是远东的转运中心。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侵略者霸占为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利用香港的地理条件和特点，大力发展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第一代中国海员在香港诞生。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生活艰苦。鉴于这种情况，1921年3月6日，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当时的苏兆征、林伟民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兆征还于中共八七会议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了维护中国海员的正当权益，反抗中外资本家对海员的残酷压迫和剥削，9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全港海员，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三条要求：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为此，海员工会还成立了“增加工资维持团”“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组织机构。 然而，香港轮船公司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在收到工会如不答应要求就罢工的最后通牒后，仍然是一副傲慢的态度。
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苏兆征带领着“泽生号”轮船首先发难。很快，其他轮船的海员也相继行动起来。据《新闻报》报道：“此次香港海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华员，自领港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还没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因而惊慌万分，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来破坏罢工。当天晚上，华民政务司官员赶到海员工会，恐吓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子吗？”
苏兆征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都通知了政府，政府为何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饿不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这番话深得海员们的赞同，海员们热烈鼓掌，掌声如雷。
2月1日，港英当局以“危及本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派出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逮捕了工会办事人员，抢走了工会的文件、账簿，摘去了工会的招牌。
这些行径，非但没有吓倒工人们，反而激起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
2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代表，前来和苏兆征、林伟民商讨，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当局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改变策略，派人调停。
但没过多久，调停也彻底失败。一计不成，港英当局又生一策，派人到上海等地募工，企图以此来破坏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到香港海员工会的通电后，立即发动工人抵制募工活动。
被招募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失业工人。他们听说是去香港接替罢工海员工作的，就不大愿意去。招募来的新海员，到了汕头时，被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回去了一大半。结果，到达香港的上海工人不足300人。港英当局的这一诡计又被挫败了。
香港海员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组织的大力声援。2月18日，香港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支援海员的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超过10万。
为了同港英当局斗争到底，苏兆征、林伟民组织罢工工人回广州。3月4日，港英军警在沙田悍然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阻拦罢工工人离港，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
惨案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斗争决心，全港总同盟罢工继续发展，致使香港航运瘫痪、交通中断、生产停顿、生活用品来源断绝，完全变成了“死港”“臭港”，“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香港已危在旦夕”。
港英当局最终黔驴技穷，不得不答应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提出的恢复工会原状、送还工会牌子等条件作为基础，谈判复工问题。
3月5日，双方达成复工协议。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答应当日派人送还工会牌子，挂回原处。8日，协议正式签字。
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是与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安源路矿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矿山工人的斗争，是从安源开始的。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及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安源路矿当时有1.7万工人，长年累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把头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煤矿设备很差，经常发生严重事故。工人们工资极低，还经常遭到矿长和工头的任意殴打和辱骂，煤矿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了解情况，为展辟工人运动做准备。毛泽东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认为，安源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回到长沙后，他就向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提出，希望劳工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一起，派人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了解情况，这一次他带来了湖南劳工会的交际部干事张理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宋友生，还有李立三。
张理全陪同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來到修理厂，与进步的青年工人谈心。毛泽东说：“你们整天干活，做牛做马，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穿的却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这是什么道理？”
工人回答：“命里注定的。”
毛泽东摇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工人说：“不对。工人不是生来就穷的，资本家是靠剥削你们的血汗钱发财的，你们是被资本家剥削而受苦的。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而是天下的主人。我们要挺起腰杆，结成一团，开展斗争，才能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怎么结成一团呢？”工人问。毛泽东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轻轻折断了。他又拿起一把筷子，怎么折都折不断。工人们看到这里，明白了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一行四人，在安源住了三天。白天，他们去矿区了解情况，晚上就和工人谈心。回到长沙后，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讨论决定，再派李立三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在安源工作，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李立三问道：“有哪些合法的形式可以利用？”毛泽东想了想回答：“办平民教育。” 李立三到安源的时候，时年22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对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一到安源，就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蒋先云来安源，协助李立三办学。
很快，工人夜校办了起来，开设了国文、算术两门课。课本是李立三、蒋先云等自己编的，内容都是工人身边的事，通俗易懂。很快，学员越来越多，夜校就改名为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除了讲授原有课程，也会向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
之后，李立三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安源的工作。毛泽东听了，称赞他工作开展得不错，并提出：“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在安源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支部。有了党的组织，就有了核心，工作就好做了。”
1922年2月，安源党支部成立，李立三任書记。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牛角坡52号举行成立大会。大家一致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自此，安源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2年7月，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下，罢工取得胜利，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俱乐部是工人的合法组织。这一消息振奋着安源路矿的工人，工人要求罢工的呼声越来越高。
路矿当局得知工人在酝酿罢工的消息后，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上报赣西镇守使萧安国和萍乡县衙门，请求当局出面干涉，封闭工人俱乐部。另一方面，他趁着李立三不在安源，威逼蒋先云、朱少连离开安源，声称如果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初，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毛泽东听取了安源的情况汇报，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动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举行罢工。他写信给李立三，让其立即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同时考虑到安源罢工是湖南分部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
9月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立即进行罢工的各项准备。12日晚，党支部秘密召开会议，具体制定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17条复工条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前夕，毛泽东给安源党支部发来了指示信，他鼓励大家，并且要大家注意三件事情：一是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发动和组织好全体工人;二是要注意秩序，要有罢工纪律;三是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
9月14日凌晨，路矿当局拒不答复工人俱乐部的要求，李立三一声令下，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
罢工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湖南、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消息或评论，极大地增强了安源路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路矿当局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600元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得此情报，一方面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另一方面不许李立三外出公开活动，派人严加警卫，甚至李立三睡觉的地方也被换了好几次。
路矿当局又请萧安国出动军队镇压罢工，萧安国随即派了一队人马奔向安源。到了路矿，士兵就开始抓人，工人们和士兵僵持着。刘少奇对士兵们说：“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当兵，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工人罢工，也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了不发，连粥都吃不上。我们是死里求生，迫不得已才罢工的。”
经过一番劝说，士兵们纷纷放下了枪。路矿当局的阴谋又破产了。
由于共产党对这次罢工斗争组织严密，工人坚强不屈，加上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几次阴谋均没有得逞，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谈判解决。
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同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于9月18日正式签订了有13款内容的协议，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庆祝游行。会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当李立三、刘少奇等进入会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接着，李立三宣读了13条协议，每读完一条，会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工人们欢呼：“工人万岁！”
安源路矿大罢工，历时五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这次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镇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全长1200多公里，分江岸、郑州、长辛店三个总段，共有工人2万多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邓中夏等人率先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对全路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春，京汉铁路又相继组织了13个工人俱乐部。到了年底，全路各站已经建立16个工会分会，工人们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的愿望也愈加迫切。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委会在报纸上发布了这个消息，向全国各工团、各界发了请帖。当时，为了防止当局阻挠，筹委会也向郑州军警各机关及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赵继贤表面上同意，暗中却密电军阀吴佩孚，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是“聚众招摇”，要吴佩孚“预为防范，切实监视”。
1月底，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已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 吴佩孚此前长期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给人以进步的印象，不仅工人们被蒙蔽，连孙中山和苏俄方面也曾对他寄予厚望。然而，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的团结对于他自然是个威胁。在收到赵继贤的报告后，吴佩孚立即通知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鹗，要其设法制止会议的召开。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佩孚之命，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大帅来电，说你们胆敢在军事区域擅自开会，实属胆大妄为。业已命令靳师长制止，否则以武力对待”。
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当场质问黄殿辰：“我们的大会，是呈报铁路局批准的，在报纸上也刊登了开会启事，怎么叫‘擅自开会’呢？你说郑州是军事区域，不准开会，可是，郑州商有商会，学有学会，为什么偏偏不准我们工人成立总工会呢？”他接着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全路工人的权利，谁要破坏我们的大会，办不到！”黄殿辰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大会筹备会依旧按原定计划进行。
1月30日，吴佩孚给大会筹备会发来电报，召工人代表去洛阳与他面谈。他直言：“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
工人代表据理力争：“你口口声声保护劳工，可是，我们工人要组织工会，你却百般阻挠，这就是你说的保护劳工？”
吴佩孚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若是一定非开会不可，那我可就对不起了。”
当晚，工人代表返回郑州，开会讨论怎么应对。工人们有的主张改变开会方式，有的主张改期开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斗争！”
参加会议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站起来，大声说：“吴佩孚叫我们不要开会，我们就不开会。吴佩孚不叫我们活，我們还活不活？”他激动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放开嗓门说：“我们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为了什么呀？就是要打倒封建军阀！”接着，他振臂一呼：“我们的大会，一定要按期举行！”
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武汉工团联合会主任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徐白昊等纷纷发言，支持他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如期开会。
2月1日上午8时，各站工人代表和前来祝贺的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代表们手执红旗，和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一起向会场普乐园戏院进发，在距会场不远的地方，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代表们拨开军警们的刀枪，冲破防线，直奔普乐园。
此时的普乐园已被查封，门上贴着十字交叉的大封条。项英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把封条撕下来。代表们群情激愤，涌入会场。代表、来宾和工人们进入会场就座后，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走上主席台，高声宣布：“弟兄们！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顿时，“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连续不停，口号声响彻云霄。
下午，军警又包围了代表所住的旅馆，不准代表们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也被军警占领，禁止工人出入，各团体赠送的匾额、礼品也被尽数损毁。
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大罢工，抵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随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成员有张国焘、罗章龙、项英、高斌等。
2日，代表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按照总工会规定的时间，4日上午9时，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下达罢工命令。10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11时，长辛店分工会委员长史文彬下达罢工命令。12时，京汉铁路全线16个站区实现总罢工，1200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
2月5日，吴佩孚致电京汉铁路沿线驻军及湖北省督军公署，命令对各路工人罢工“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赵继贤也顺势发表《京汉铁路管理局布告》，对工人欺骗加恐吓，想让工人们在12小时内复工。然而，工人们勇敢而坚定地回绝：“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
2月6日，罢工进入第三天。在郑州，为了恐吓罢工工人，靳云鹗、黄殿辰指挥军警，逮捕了高斌等五人，并将他们的棉衣剥去，将他们光着身子捆绑在车站月台路灯的杆子上，逼他们下令复工。时值隆冬，滴水成冰，然而高斌等人铁骨铮铮，横眉怒目，不为所动。恐吓手段没有奏效，靳云鹗又耍新花招。他下令解绑，假惺惺地用美酒佳肴款待他们，同样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
在长辛店，当局挨家逐户搜查，先后抓走史文彬、陈励茂、洪永福等11人，对他们拳打脚踢，并戴上脚镣手铐送入监牢。
在江岸，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等率领湖北18个工团和学生联合会2000余人的慰问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支援江岸罢工工人。
同时，在汉口英国领事署内，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召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人及外国资本家，商讨镇压罢工之策。吴佩孚本已有镇压的打算，这时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遂下令在7日南北一齐下手。
2月7日，吴佩孚调动2万多军警，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惨案首先发生在长辛店。黎明时分，三四千工人聚集起来，高喊着“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的口号，涌向驻军旅部所在地。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反动军队血腥的屠杀，纠察队队长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30多人重伤，另外有30多人被捕。大屠杀之后，工会被查封了，工人们都不准自由行动。
同样的惨案在江岸也发生了。被萧耀南任命为镇压罢工的刘家庙铁路警备司司令的张厚生，耍起了阴谋诡计。他派一名军官，去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铁路局已经全部接受总工会提出的条件，要总工会派出代表，与他谈判复工的问题，并约定好谈判时间。可是工人上当了。张厚生带领着官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袭击了守候在工会的数百名纠察队员，曾玉良等37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 林祥谦与其他几十名被捕的工人被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晚上10时许，天空飘起了雪花。张厚生认出林样谦后，威逼他下复工的命令。林祥谦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不予回答。张厚生命令刽子手用刀先砍林祥谦左臂一刀，厉声说：“上不上工？”
林祥谦忍着剧痛，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工！”
张厚生气愤不已，又令刽子手砍林祥谦的右臂，顿时血流如注，张厚生逼问道：“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谦还是坚定地说：“没有命令，不上工。”
张厚生追问：“到底是谁的命令？”
林祥谦表情坚毅，大声说：“总工会的命令。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
张厚生更火了，又令刽子手砍了林祥谦几刀，林祥谦在剧痛中晕了过去。醒来后，张厚生狞笑着对他说：“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痛斥道：“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
张厚生气急败坏，林祥谦话音未落，就令刽子手将林祥谦乱刀砍死，并将其头颅割下，挂在车站示众。
在汉口，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动者律师”的施洋，也被反动派以“煽动工潮”的罪名逮捕了，被关进武昌湖北督军署陆军审判处看守所。
施洋在2月8日陆军审判处的审讯中，痛斥了审判官对他的污蔑。在押的7天，施洋坚持记了7天的日记——《伯高狱中七日记》，这是施洋和敌人斗争的真实记录，表现了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2月15日凌晨，施洋被押至武昌洪山脚下遭到秘密处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声明，指出：“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指使的！”“这个惨杀凶手吴佩乎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在发来的《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的电报中，希望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
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被迫下令复工。至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宣告结束。在反革命武力的镇压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斗争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运动也由此转入了低潮。
“要想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我们要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党的时期，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艰苦的农民运动，虽然规模有限，却是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陆丰等地区。
在萧山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积极参与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杂志，以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出路问题为宗旨，在当时颇有影响。后来，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一起，在上海共同发起了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
1920年春，衙前镇农民李成虎辛辛苦苦勞动一年所收获的油菜籽被人收去，到了翌年4月份，却还一直讨不回钱。家里连买米的钱也拿不出来了，眼看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李成虎实在没办法，他找到了村里的沈玄庐讨主意。沈玄庐世代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在衙前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沈玄庐，内心深处早已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曾多次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
沈玄庐深思后，对李成虎等说：“要想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为今之计，我们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成立农民协会，我们自己的组织。地主恶霸们才不能随随便便地抢了我们的果实。”
于是，李成虎热情地跑村串巷，向农户们痛诉农民们悲惨的苦境，吸引和发动了大批的农民。沈玄庐以衙前为中心，开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
1921年8月，沈玄庐来到萧山山北地区，向附近二三十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他首先指出了地主和佃户的剥削关系，说明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才有活路。他的演讲浅显易懂，农民们越听越入迷，听到兴致高时插话问：“你说地主老财剥削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沈玄庐回答：“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来决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沈玄庐的演说，在萧山农民中很快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农民强烈的反响。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小学。开学典礼上公布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向旧的教育制度宣战，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体力被有产阶级夺了去替他们生产。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吗？”最后，宣言号召：“小学生啊，你们是荆棘丛中最美丽的花，朝起的太阳，正对着你们含笑哩！”
衙前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知识，而且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思想。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了衙前农民活动的场所，以及发动和团结农民群众的中心。
9月27日，衙前农民大会在东岳庙前召开。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选举了6名农民协会委员，并推举李成虎为农协领导人。至此，我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农协提出了“二五减租”（地租为原有租金的25%）的要求，在李成虎等人的领导下，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勾结活动，农会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举行抗租游行示威。当地有个高姓的地主，曾在江西九江当过监察官，又仗着自己的父亲是萧山县商会会长，就壮着胆子亲自下乡来向农民收租。佃户依照农协的规定，只交四折租，他硬是不肯，还耀武扬威。农民们商议要教训他一番，于是把他围起来，打得他狼狈而逃。其他的地主知道了这件事后，都改变了以前的高额地租，接受了农协的“二五减租”，并且废除了其他一切额外苛例。 农协还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农村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衙前农民运动的胜利开展，引起了萧山、绍兴一带农民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效仿。到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地方圆300里的几十个村庄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80个农民协会。
萧山、绍兴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减租斗争的不断发展，使当地的地主、豪绅坐立不安，他们和当地官吏串通一气，欲将农协置于死地而后快。浙江省长亲自下令，诬指农协“散布谣言，煽惑群众，顽佃聚众抗租情事”，指令“严刑拿捕惩治”。
1921年12月18日，几百名农民集合在衙前东岳庙，商讨减租事宜。省县当局早有准备，派出了大批军警，冲散会场，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大打出手，有的农民被打落到水中，有的农民甚至被打致残。当地的官吏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甚至逮捕了李成虎，严禁农民集会演说。
衙前农民运动在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被捕的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仍未能获释。次年初，萧山县知事庄伦仪亲自审讯李成虎，对其严刑拷打。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重伤死于监狱。衙前农民在悲痛中举行了悼念李成虎的活动，并立碑纪念。衙前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是初创时期党的史册上的重要一页。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党的初创时期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领导者是后来被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彭家在海丰县属于大地主，每年收租约千余石，他从事农民运动，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朋友们都劝说他，“农民散漫惯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彭湃不惧亲朋好友的阻挠，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海洋中。一开始，彭湃身穿白色学生服，头戴洋帽，脚蹬皮鞋，农民们见他这身打扮，都不敢和他接触，见到他就远远地避开。几次之后，他吸取了教训，换上了粗布衣服，摘下了白通帽，戴上了尖顶笠，脱下了皮鞋，赤着双脚，完全就是一副当地农民的样子。他的宣传也逐步深入人心，来听他演讲的农民越来越多。
一次，当他讲到只要农民团结起来，所有附加的地租都可以免除的时候，一个农民因为彭湃的出身，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质疑道：“欠你们彭家一升半合都不行，还说减租？请你们彭家不要来逼我们的旧租，我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
彭湃刚要回答，这时一个青年抢先说道：“你这话就错了，你种彭家的田，彭家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们又怎么办呢？现在不是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倘若整天求人让步，早晚也是要失败的。”
经过继续交谈，彭湃发现这个叫张妈安的青年，敢说敢为，很有冲劲。于是，彭湃邀请张妈安到家里详谈。当晚，张妈安带着农友林沛、李老四、李思贤、林焕，一起来到彭家。彭湃备茶招待，他们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谈到农民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越谈气氛越高涨。于是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当晚就由在场的6人成立了赤山约（乡）第一个秘密农会。以这6人为骨干，大家分头宣传、联络，一个月以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此后，他们掀起了震动广东的农民革命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入会，彭湃把他所有的土地契约拿出来给农民，农民迟疑着不敢接受。彭湃当着群众的面，将这些契约一把火全都烧了。农民们看到这里，都连连赞叹，彭湃真的是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报名参加农协的人越来越多了。10月，海丰平岗、青湖、河口、河西、公平等十余约都成立了农会。
农会成立起来以后，积极引导农民向地主展开斗争。为反对地主任意对再实行“加租”“易佃”，农会组织“同盟非耕”活动，还组织农民对抗城市地痞霸头的敲诈。过去海丰农民驾船进城运肥载物，总要被当地流氓强收“粪船捐”“码头捐”。为此，农会又规定：凡是城市各类人等在本乡经过，或其船只驶入本乡，也要向农会交纳路费。经过几番较量，迫使城市地痞霸头取消了“粪船捐”“码头捐”。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彭湃亲自草拟了海丰总农会简章，提出总农会的奋斗纲领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其任务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
当时海丰入会的会员达到了2万户，在农会管辖下的人约10万人，全县农民运动盛极一时，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中心。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归善（今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归善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
农会的不断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地主的仇视，他们勾结当局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了海丰。尽管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
打开青年运动新局面，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的青年团组织相继成立。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一方面積极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还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但由于早期的青年团内部成分比较复杂，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到1921年5月左右，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青年团，都暂时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921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青年团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俄返回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由张太雷主持，着手恢复和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张太雷四处奔波，首先恢复了上海团组织，进行团员重新登记，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而劝告坚持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退出团组织。1921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重新制定完成，这个章程吸取了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着重从抓思想建团入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为了加强领导，决定在青年团中央机关未组成前，以团的上海机关代理团中央职权。
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先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早译述宣传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主张和思想;《先驱》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革命和青年团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刊物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对重新开展青年团工作，统一全团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地青年团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为止，全国有17个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分布在江苏、河北、湖南等多省，全国团员总数达到5000多人。
为了适应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青年团的建设，19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知，指明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运动”。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由于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起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来宾达到1500多人，是一次盛大的会议。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确定了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团章规定“凡15岁以上，28岁以下的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等18人，也于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开会，会议持续了三天，决定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
不久，他们得知国内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于11月2日写信给团中央，表示“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1923年1月29日，收到党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回信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旅欧的党团组织，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30多人，到1924年扩大到200多人，很多人回国后成为党组织的骨干。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22年七八月间，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出19条《劳动法案大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在第11期全文刊登了《劳动法案大纲》。为了配合《劳动法案大纲》的宣传，一并发表了《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的文章，指出劳动立法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为了在宪法上规定劳动法案，文章还号召青年工人要与成年工人协力合作，向国会请愿、举行游行、罢工以及其他示威运动。经过党团组织的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少年中国学会，在2月9日举行集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要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执行。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
1923年10月20日，在团的二大闭幕后不久，团中央创办了《中国青年》。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刊物肩负的使命就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中国青年》自创刊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青年中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青年们的良师益友。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有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将领导妇女运动列入了议程之中。1921年8月，就着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登载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
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的文件，要求各地切实注意妇女运动，并于即日寄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和章程，按新章程从速改造或建立妇女组织。提出了奋斗纲领，除了要反映妇女一般利益的要求外，还要“在人权平等的理由上，我们努力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为女工及童工所受非人道的待遇、痛苦而奮斗;在男女劳动同一阶级觉悟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在男女对于社会义务平等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的群众运动;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在人类利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妇女运动的基本主张。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这也是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向警予是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负责领导妇女运动。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湖南省溆浦县人，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法国留学期间，向警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20年5月26日，向警予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成为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撰写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向警予在当时党的妇女运动刊物《妇女周报》上，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贯彻党的妇女运动主张，对当时比较活跃的女权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一方面肯定她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男女平等以及援助女工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耐心教育她们要认清中国的大势，不要脱离国民革命运动，不要抛弃劳动妇女这支大军。1923年《妇女周报》发表数十篇关于女工罢工斗争的文章，仅向警予一人便写了6篇，她高度赞扬1922年女工的斗争，称之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地为发展妇女运动做各方面的准备。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于1921年冬诞生，李达任校长，学校是以女界联合会名义出面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学校于1922年2月10日正式开学。
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有志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如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学生在学习之余，还从事成衣、制袜生产，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支付日常生活开支。此外，女校还组织学生深入工厂、接近工人。1922年又在叉袋角开办一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向她们进行革命宣传。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女校学生到社会募捐，支援罢工活动。这样，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女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干部，而通过办学校来培养妇女干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有效的经验。
除了创办女校来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通过创办妇女刊物，扩大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1921年12月，党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该刊由李达审稿，王会悟、王剑虹任主要编辑，她们都是中國早期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此刊公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其他妇女刊物最根本的区别。
1922年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3000多名女工举行罢工时，《妇女声》热烈鼓励和支持女工的斗争，指出“工会是你们团结的中心点”“资本家最怕的，就是工人的工会”“在罢工期内要维持秩序，不要听人煽动，男女工人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号召各阶层妇女，声援和支持女工的罢工斗争。1922年6月《妇女声》停刊以后，党又将宣传重心转移到早期党员邵力子任经理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
各地区的党团组织，都十分重视妇女运动，并创办了一批妇女刊物。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天津觉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于1923年4月发起团结和联络妇女的进步团体女星社，公开声明以“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宗旨。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此外还开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以帮助失业的妇女，希望这个学校“产生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锋队”。这些专门为妇女办的刊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办得非常活泼，深刻揭露了妇女受到多方面迫害的现实，抨击了封建势力和旧的社会制度，提倡打破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泛发动女权运动，并进而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彻底解放妇女的新思想的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十分重视女工问题。1922年4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起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3000多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党组织为了发展女工运动，从开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入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她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了女工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创建时期，有少数的女青年参加了党的创建活动，这个时期的党员，大部分都是受五四运动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如天津女师学生郭隆真，五四运动中“经三次拘禁，仍然毫不退缩，依然猛勇奋斗”，于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她被当时党的组织称为“中国将来妇女运动中有力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组织女学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培养发展女党员。1921年冬，武汉女师进步学生在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潭秋、刘子通启发教育下，成立了妇女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不定期地组织进步女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徐全直、杨子烈、袁溥之等八人于1921年末至1922年初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都转入共产党。此外，最早的女党员、女团员还有湖南的许文萱、杨开慧、张琼，广东的谭竹山，武汉的秦怡君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组织发展、理论宣传、工人运动以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参考资料：《建党伟业》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现代阅读》2020年第3期;作者：何虎生、邵维正、刘晓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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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第一句话就说：“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口19号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主任，李启汉任秘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时设在上海，随即各地也建立了分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湖南分部负责人是毛泽东，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山东分部负责人是王尽美。
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发行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等任编辑。北京分部也发行《工人周刊》，每期发行2000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山东分部的机关报为《山东劳动周刊》。湖南劳工会也创办了《劳工》和《劳动周刊》。
几个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
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上坡店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规定：工人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小组。十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选出个当头的，叫十人干事。每个工场选出个当头的，叫场干事。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领头人叫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现代产业工会的雏形，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所属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东分部建立以后，纷纷深入到各地铁路、矿山、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为了交流各地工人运动开展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起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發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
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各地工会大为欢欣，竞相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广州各处派代表约160余人，代表工人30余万人。这个劳动大会，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破天荒的。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会的代表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招牌工会和劳资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说是成分非常复杂，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主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合法的公开的总机关。大会通过的《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决定，邓中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为粉饰专制统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宣布重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邓中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争取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1922年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称总部。“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是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工人）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
同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会开会讨论劳动立法问题。全国各地的工会热烈回应，唐山、长辛店、长沙等地的工人，组织了“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国会，要求国会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
尽管吴佩孚通电表示保护劳工，一些国会议员也表示同情劳动立法运动，但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粉饰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案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了。
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经过广泛的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所列的19项条款深入了工人群众的心中，实际上变成了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
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拉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序幕。香港，海岸线约为34公里，是个水深、不冻、可停泊巨轮的良港，地处交通要冲，是远东的转运中心。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侵略者霸占为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利用香港的地理条件和特点，大力发展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第一代中国海员在香港诞生。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生活艰苦。鉴于这种情况，1921年3月6日，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当时的苏兆征、林伟民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兆征还于中共八七会议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了维护中国海员的正当权益，反抗中外资本家对海员的残酷压迫和剥削，9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全港海员，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三条要求：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为此，海员工会还成立了“增加工资维持团”“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组织机构。 然而，香港轮船公司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在收到工会如不答应要求就罢工的最后通牒后，仍然是一副傲慢的态度。
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苏兆征带领着“泽生号”轮船首先发难。很快，其他轮船的海员也相继行动起来。据《新闻报》报道：“此次香港海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华员，自领港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还没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因而惊慌万分，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来破坏罢工。当天晚上，华民政务司官员赶到海员工会，恐吓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子吗？”
苏兆征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都通知了政府，政府为何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饿不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这番话深得海员们的赞同，海员们热烈鼓掌，掌声如雷。
2月1日，港英当局以“危及本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派出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逮捕了工会办事人员，抢走了工会的文件、账簿，摘去了工会的招牌。
这些行径，非但没有吓倒工人们，反而激起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
2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代表，前来和苏兆征、林伟民商讨，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当局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改变策略，派人调停。
但没过多久，调停也彻底失败。一计不成，港英当局又生一策，派人到上海等地募工，企图以此来破坏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到香港海员工会的通电后，立即发动工人抵制募工活动。
被招募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失业工人。他们听说是去香港接替罢工海员工作的，就不大愿意去。招募来的新海员，到了汕头时，被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回去了一大半。结果，到达香港的上海工人不足300人。港英当局的这一诡计又被挫败了。
香港海员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组织的大力声援。2月18日，香港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支援海员的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超过10万。
为了同港英当局斗争到底，苏兆征、林伟民组织罢工工人回广州。3月4日，港英军警在沙田悍然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阻拦罢工工人离港，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
惨案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斗争决心，全港总同盟罢工继续发展，致使香港航运瘫痪、交通中断、生产停顿、生活用品来源断绝，完全变成了“死港”“臭港”，“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香港已危在旦夕”。
港英当局最终黔驴技穷，不得不答应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提出的恢复工会原状、送还工会牌子等条件作为基础，谈判复工问题。
3月5日，双方达成复工协议。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答应当日派人送还工会牌子，挂回原处。8日，协议正式签字。
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是与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安源路矿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矿山工人的斗争，是从安源开始的。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及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安源路矿当时有1.7万工人，长年累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把头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煤矿设备很差，经常发生严重事故。工人们工资极低，还经常遭到矿长和工头的任意殴打和辱骂，煤矿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了解情况，为展辟工人运动做准备。毛泽东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认为，安源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回到长沙后，他就向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提出，希望劳工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一起，派人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了解情况，这一次他带来了湖南劳工会的交际部干事张理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宋友生，还有李立三。
张理全陪同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來到修理厂，与进步的青年工人谈心。毛泽东说：“你们整天干活，做牛做马，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穿的却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这是什么道理？”
工人回答：“命里注定的。”
毛泽东摇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工人说：“不对。工人不是生来就穷的，资本家是靠剥削你们的血汗钱发财的，你们是被资本家剥削而受苦的。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而是天下的主人。我们要挺起腰杆，结成一团，开展斗争，才能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怎么结成一团呢？”工人问。毛泽东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轻轻折断了。他又拿起一把筷子，怎么折都折不断。工人们看到这里，明白了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一行四人，在安源住了三天。白天，他们去矿区了解情况，晚上就和工人谈心。回到长沙后，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讨论决定，再派李立三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在安源工作，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李立三问道：“有哪些合法的形式可以利用？”毛泽东想了想回答：“办平民教育。” 李立三到安源的时候，时年22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对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一到安源，就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蒋先云来安源，协助李立三办学。
很快，工人夜校办了起来，开设了国文、算术两门课。课本是李立三、蒋先云等自己编的，内容都是工人身边的事，通俗易懂。很快，学员越来越多，夜校就改名为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除了讲授原有课程，也会向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
之后，李立三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安源的工作。毛泽东听了，称赞他工作开展得不错，并提出：“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在安源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支部。有了党的组织，就有了核心，工作就好做了。”
1922年2月，安源党支部成立，李立三任書记。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牛角坡52号举行成立大会。大家一致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自此，安源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2年7月，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下，罢工取得胜利，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俱乐部是工人的合法组织。这一消息振奋着安源路矿的工人，工人要求罢工的呼声越来越高。
路矿当局得知工人在酝酿罢工的消息后，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上报赣西镇守使萧安国和萍乡县衙门，请求当局出面干涉，封闭工人俱乐部。另一方面，他趁着李立三不在安源，威逼蒋先云、朱少连离开安源，声称如果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初，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毛泽东听取了安源的情况汇报，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动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举行罢工。他写信给李立三，让其立即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同时考虑到安源罢工是湖南分部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
9月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立即进行罢工的各项准备。12日晚，党支部秘密召开会议，具体制定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17条复工条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前夕，毛泽东给安源党支部发来了指示信，他鼓励大家，并且要大家注意三件事情：一是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发动和组织好全体工人;二是要注意秩序，要有罢工纪律;三是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
9月14日凌晨，路矿当局拒不答复工人俱乐部的要求，李立三一声令下，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
罢工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湖南、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消息或评论，极大地增强了安源路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路矿当局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600元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得此情报，一方面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另一方面不许李立三外出公开活动，派人严加警卫，甚至李立三睡觉的地方也被换了好几次。
路矿当局又请萧安国出动军队镇压罢工，萧安国随即派了一队人马奔向安源。到了路矿，士兵就开始抓人，工人们和士兵僵持着。刘少奇对士兵们说：“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当兵，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工人罢工，也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了不发，连粥都吃不上。我们是死里求生，迫不得已才罢工的。”
经过一番劝说，士兵们纷纷放下了枪。路矿当局的阴谋又破产了。
由于共产党对这次罢工斗争组织严密，工人坚强不屈，加上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几次阴谋均没有得逞，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谈判解决。
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同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于9月18日正式签订了有13款内容的协议，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庆祝游行。会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当李立三、刘少奇等进入会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接着，李立三宣读了13条协议，每读完一条，会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工人们欢呼：“工人万岁！”
安源路矿大罢工，历时五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这次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镇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全长1200多公里，分江岸、郑州、长辛店三个总段，共有工人2万多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邓中夏等人率先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对全路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春，京汉铁路又相继组织了13个工人俱乐部。到了年底，全路各站已经建立16个工会分会，工人们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的愿望也愈加迫切。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委会在报纸上发布了这个消息，向全国各工团、各界发了请帖。当时，为了防止当局阻挠，筹委会也向郑州军警各机关及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赵继贤表面上同意，暗中却密电军阀吴佩孚，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是“聚众招摇”，要吴佩孚“预为防范，切实监视”。
1月底，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已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 吴佩孚此前长期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给人以进步的印象，不仅工人们被蒙蔽，连孙中山和苏俄方面也曾对他寄予厚望。然而，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的团结对于他自然是个威胁。在收到赵继贤的报告后，吴佩孚立即通知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鹗，要其设法制止会议的召开。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佩孚之命，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大帅来电，说你们胆敢在军事区域擅自开会，实属胆大妄为。业已命令靳师长制止，否则以武力对待”。
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当场质问黄殿辰：“我们的大会，是呈报铁路局批准的，在报纸上也刊登了开会启事，怎么叫‘擅自开会’呢？你说郑州是军事区域，不准开会，可是，郑州商有商会，学有学会，为什么偏偏不准我们工人成立总工会呢？”他接着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全路工人的权利，谁要破坏我们的大会，办不到！”黄殿辰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大会筹备会依旧按原定计划进行。
1月30日，吴佩孚给大会筹备会发来电报，召工人代表去洛阳与他面谈。他直言：“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
工人代表据理力争：“你口口声声保护劳工，可是，我们工人要组织工会，你却百般阻挠，这就是你说的保护劳工？”
吴佩孚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若是一定非开会不可，那我可就对不起了。”
当晚，工人代表返回郑州，开会讨论怎么应对。工人们有的主张改变开会方式，有的主张改期开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项英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斗争！”
参加会议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站起来，大声说：“吴佩孚叫我们不要开会，我们就不开会。吴佩孚不叫我们活，我們还活不活？”他激动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放开嗓门说：“我们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为了什么呀？就是要打倒封建军阀！”接着，他振臂一呼：“我们的大会，一定要按期举行！”
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武汉工团联合会主任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徐白昊等纷纷发言，支持他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如期开会。
2月1日上午8时，各站工人代表和前来祝贺的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代表们手执红旗，和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一起向会场普乐园戏院进发，在距会场不远的地方，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代表们拨开军警们的刀枪，冲破防线，直奔普乐园。
此时的普乐园已被查封，门上贴着十字交叉的大封条。项英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把封条撕下来。代表们群情激愤，涌入会场。代表、来宾和工人们进入会场就座后，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走上主席台，高声宣布：“弟兄们！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顿时，“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连续不停，口号声响彻云霄。
下午，军警又包围了代表所住的旅馆，不准代表们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也被军警占领，禁止工人出入，各团体赠送的匾额、礼品也被尽数损毁。
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大罢工，抵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随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成员有张国焘、罗章龙、项英、高斌等。
2日，代表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按照总工会规定的时间，4日上午9时，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下达罢工命令。10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11时，长辛店分工会委员长史文彬下达罢工命令。12时，京汉铁路全线16个站区实现总罢工，1200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
2月5日，吴佩孚致电京汉铁路沿线驻军及湖北省督军公署，命令对各路工人罢工“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赵继贤也顺势发表《京汉铁路管理局布告》，对工人欺骗加恐吓，想让工人们在12小时内复工。然而，工人们勇敢而坚定地回绝：“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
2月6日，罢工进入第三天。在郑州，为了恐吓罢工工人，靳云鹗、黄殿辰指挥军警，逮捕了高斌等五人，并将他们的棉衣剥去，将他们光着身子捆绑在车站月台路灯的杆子上，逼他们下令复工。时值隆冬，滴水成冰，然而高斌等人铁骨铮铮，横眉怒目，不为所动。恐吓手段没有奏效，靳云鹗又耍新花招。他下令解绑，假惺惺地用美酒佳肴款待他们，同样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
在长辛店，当局挨家逐户搜查，先后抓走史文彬、陈励茂、洪永福等11人，对他们拳打脚踢，并戴上脚镣手铐送入监牢。
在江岸，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等率领湖北18个工团和学生联合会2000余人的慰问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支援江岸罢工工人。
同时，在汉口英国领事署内，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召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人及外国资本家，商讨镇压罢工之策。吴佩孚本已有镇压的打算，这时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遂下令在7日南北一齐下手。
2月7日，吴佩孚调动2万多军警，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惨案首先发生在长辛店。黎明时分，三四千工人聚集起来，高喊着“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的口号，涌向驻军旅部所在地。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反动军队血腥的屠杀，纠察队队长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30多人重伤，另外有30多人被捕。大屠杀之后，工会被查封了，工人们都不准自由行动。
同样的惨案在江岸也发生了。被萧耀南任命为镇压罢工的刘家庙铁路警备司司令的张厚生，耍起了阴谋诡计。他派一名军官，去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铁路局已经全部接受总工会提出的条件，要总工会派出代表，与他谈判复工的问题，并约定好谈判时间。可是工人上当了。张厚生带领着官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袭击了守候在工会的数百名纠察队员，曾玉良等37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 林祥谦与其他几十名被捕的工人被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晚上10时许，天空飘起了雪花。张厚生认出林样谦后，威逼他下复工的命令。林祥谦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不予回答。张厚生命令刽子手用刀先砍林祥谦左臂一刀，厉声说：“上不上工？”
林祥谦忍着剧痛，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工！”
张厚生气愤不已，又令刽子手砍林祥谦的右臂，顿时血流如注，张厚生逼问道：“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谦还是坚定地说：“没有命令，不上工。”
张厚生追问：“到底是谁的命令？”
林祥谦表情坚毅，大声说：“总工会的命令。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
张厚生更火了，又令刽子手砍了林祥谦几刀，林祥谦在剧痛中晕了过去。醒来后，张厚生狞笑着对他说：“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痛斥道：“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
张厚生气急败坏，林祥谦话音未落，就令刽子手将林祥谦乱刀砍死，并将其头颅割下，挂在车站示众。
在汉口，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动者律师”的施洋，也被反动派以“煽动工潮”的罪名逮捕了，被关进武昌湖北督军署陆军审判处看守所。
施洋在2月8日陆军审判处的审讯中，痛斥了审判官对他的污蔑。在押的7天，施洋坚持记了7天的日记——《伯高狱中七日记》，这是施洋和敌人斗争的真实记录，表现了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2月15日凌晨，施洋被押至武昌洪山脚下遭到秘密处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声明，指出：“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指使的！”“这个惨杀凶手吴佩乎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在发来的《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的电报中，希望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
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被迫下令复工。至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宣告结束。在反革命武力的镇压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斗争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运动也由此转入了低潮。
“要想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我们要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党的时期，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艰苦的农民运动，虽然规模有限，却是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陆丰等地区。
在萧山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积极参与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杂志，以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出路问题为宗旨，在当时颇有影响。后来，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一起，在上海共同发起了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
1920年春，衙前镇农民李成虎辛辛苦苦勞动一年所收获的油菜籽被人收去，到了翌年4月份，却还一直讨不回钱。家里连买米的钱也拿不出来了，眼看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李成虎实在没办法，他找到了村里的沈玄庐讨主意。沈玄庐世代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在衙前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沈玄庐，内心深处早已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曾多次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
沈玄庐深思后，对李成虎等说：“要想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为今之计，我们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成立农民协会，我们自己的组织。地主恶霸们才不能随随便便地抢了我们的果实。”
于是，李成虎热情地跑村串巷，向农户们痛诉农民们悲惨的苦境，吸引和发动了大批的农民。沈玄庐以衙前为中心，开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
1921年8月，沈玄庐来到萧山山北地区，向附近二三十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他首先指出了地主和佃户的剥削关系，说明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才有活路。他的演讲浅显易懂，农民们越听越入迷，听到兴致高时插话问：“你说地主老财剥削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沈玄庐回答：“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来决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沈玄庐的演说，在萧山农民中很快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农民强烈的反响。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小学。开学典礼上公布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向旧的教育制度宣战，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体力被有产阶级夺了去替他们生产。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吗？”最后，宣言号召：“小学生啊，你们是荆棘丛中最美丽的花，朝起的太阳，正对着你们含笑哩！”
衙前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知识，而且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思想。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了衙前农民活动的场所，以及发动和团结农民群众的中心。
9月27日，衙前农民大会在东岳庙前召开。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选举了6名农民协会委员，并推举李成虎为农协领导人。至此，我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农协提出了“二五减租”（地租为原有租金的25%）的要求，在李成虎等人的领导下，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勾结活动，农会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举行抗租游行示威。当地有个高姓的地主，曾在江西九江当过监察官，又仗着自己的父亲是萧山县商会会长，就壮着胆子亲自下乡来向农民收租。佃户依照农协的规定，只交四折租，他硬是不肯，还耀武扬威。农民们商议要教训他一番，于是把他围起来，打得他狼狈而逃。其他的地主知道了这件事后，都改变了以前的高额地租，接受了农协的“二五减租”，并且废除了其他一切额外苛例。 农协还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农村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衙前农民运动的胜利开展，引起了萧山、绍兴一带农民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效仿。到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地方圆300里的几十个村庄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80个农民协会。
萧山、绍兴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减租斗争的不断发展，使当地的地主、豪绅坐立不安，他们和当地官吏串通一气，欲将农协置于死地而后快。浙江省长亲自下令，诬指农协“散布谣言，煽惑群众，顽佃聚众抗租情事”，指令“严刑拿捕惩治”。
1921年12月18日，几百名农民集合在衙前东岳庙，商讨减租事宜。省县当局早有准备，派出了大批军警，冲散会场，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大打出手，有的农民被打落到水中，有的农民甚至被打致残。当地的官吏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甚至逮捕了李成虎，严禁农民集会演说。
衙前农民运动在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被捕的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仍未能获释。次年初，萧山县知事庄伦仪亲自审讯李成虎，对其严刑拷打。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重伤死于监狱。衙前农民在悲痛中举行了悼念李成虎的活动，并立碑纪念。衙前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是初创时期党的史册上的重要一页。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党的初创时期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领导者是后来被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彭家在海丰县属于大地主，每年收租约千余石，他从事农民运动，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朋友们都劝说他，“农民散漫惯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彭湃不惧亲朋好友的阻挠，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海洋中。一开始，彭湃身穿白色学生服，头戴洋帽，脚蹬皮鞋，农民们见他这身打扮，都不敢和他接触，见到他就远远地避开。几次之后，他吸取了教训，换上了粗布衣服，摘下了白通帽，戴上了尖顶笠，脱下了皮鞋，赤着双脚，完全就是一副当地农民的样子。他的宣传也逐步深入人心，来听他演讲的农民越来越多。
一次，当他讲到只要农民团结起来，所有附加的地租都可以免除的时候，一个农民因为彭湃的出身，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质疑道：“欠你们彭家一升半合都不行，还说减租？请你们彭家不要来逼我们的旧租，我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
彭湃刚要回答，这时一个青年抢先说道：“你这话就错了，你种彭家的田，彭家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们又怎么办呢？现在不是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倘若整天求人让步，早晚也是要失败的。”
经过继续交谈，彭湃发现这个叫张妈安的青年，敢说敢为，很有冲劲。于是，彭湃邀请张妈安到家里详谈。当晚，张妈安带着农友林沛、李老四、李思贤、林焕，一起来到彭家。彭湃备茶招待，他们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谈到农民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越谈气氛越高涨。于是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当晚就由在场的6人成立了赤山约（乡）第一个秘密农会。以这6人为骨干，大家分头宣传、联络，一个月以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此后，他们掀起了震动广东的农民革命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入会，彭湃把他所有的土地契约拿出来给农民，农民迟疑着不敢接受。彭湃当着群众的面，将这些契约一把火全都烧了。农民们看到这里，都连连赞叹，彭湃真的是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报名参加农协的人越来越多了。10月，海丰平岗、青湖、河口、河西、公平等十余约都成立了农会。
农会成立起来以后，积极引导农民向地主展开斗争。为反对地主任意对再实行“加租”“易佃”，农会组织“同盟非耕”活动，还组织农民对抗城市地痞霸头的敲诈。过去海丰农民驾船进城运肥载物，总要被当地流氓强收“粪船捐”“码头捐”。为此，农会又规定：凡是城市各类人等在本乡经过，或其船只驶入本乡，也要向农会交纳路费。经过几番较量，迫使城市地痞霸头取消了“粪船捐”“码头捐”。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彭湃亲自草拟了海丰总农会简章，提出总农会的奋斗纲领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其任务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
当时海丰入会的会员达到了2万户，在农会管辖下的人约10万人，全县农民运动盛极一时，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中心。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归善（今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归善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
农会的不断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地主的仇视，他们勾结当局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了海丰。尽管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
打开青年运动新局面，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的青年团组织相继成立。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一方面積极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还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但由于早期的青年团内部成分比较复杂，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到1921年5月左右，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青年团，都暂时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921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青年团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俄返回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由张太雷主持，着手恢复和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张太雷四处奔波，首先恢复了上海团组织，进行团员重新登记，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而劝告坚持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退出团组织。1921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重新制定完成，这个章程吸取了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着重从抓思想建团入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为了加强领导，决定在青年团中央机关未组成前，以团的上海机关代理团中央职权。
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先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早译述宣传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主张和思想;《先驱》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革命和青年团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刊物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对重新开展青年团工作，统一全团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地青年团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为止，全国有17个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分布在江苏、河北、湖南等多省，全国团员总数达到5000多人。
为了适应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青年团的建设，19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知，指明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运动”。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由于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起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来宾达到1500多人，是一次盛大的会议。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确定了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团章规定“凡15岁以上，28岁以下的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等18人，也于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开会，会议持续了三天，决定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
不久，他们得知国内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于11月2日写信给团中央，表示“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1923年1月29日，收到党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回信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旅欧的党团组织，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30多人，到1924年扩大到200多人，很多人回国后成为党组织的骨干。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22年七八月间，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出19条《劳动法案大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在第11期全文刊登了《劳动法案大纲》。为了配合《劳动法案大纲》的宣传，一并发表了《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的文章，指出劳动立法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为了在宪法上规定劳动法案，文章还号召青年工人要与成年工人协力合作，向国会请愿、举行游行、罢工以及其他示威运动。经过党团组织的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少年中国学会，在2月9日举行集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要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执行。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
1923年10月20日，在团的二大闭幕后不久，团中央创办了《中国青年》。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刊物肩负的使命就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中国青年》自创刊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青年中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青年们的良师益友。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有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将领导妇女运动列入了议程之中。1921年8月，就着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登载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
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的文件，要求各地切实注意妇女运动，并于即日寄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和章程，按新章程从速改造或建立妇女组织。提出了奋斗纲领，除了要反映妇女一般利益的要求外，还要“在人权平等的理由上，我们努力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为女工及童工所受非人道的待遇、痛苦而奮斗;在男女劳动同一阶级觉悟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在男女对于社会义务平等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的群众运动;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在人类利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妇女运动的基本主张。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这也是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向警予是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负责领导妇女运动。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湖南省溆浦县人，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法国留学期间，向警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20年5月26日，向警予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成为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撰写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向警予在当时党的妇女运动刊物《妇女周报》上，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贯彻党的妇女运动主张，对当时比较活跃的女权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一方面肯定她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男女平等以及援助女工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耐心教育她们要认清中国的大势，不要脱离国民革命运动，不要抛弃劳动妇女这支大军。1923年《妇女周报》发表数十篇关于女工罢工斗争的文章，仅向警予一人便写了6篇，她高度赞扬1922年女工的斗争，称之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地为发展妇女运动做各方面的准备。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于1921年冬诞生，李达任校长，学校是以女界联合会名义出面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学校于1922年2月10日正式开学。
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有志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如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学生在学习之余，还从事成衣、制袜生产，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支付日常生活开支。此外，女校还组织学生深入工厂、接近工人。1922年又在叉袋角开办一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向她们进行革命宣传。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女校学生到社会募捐，支援罢工活动。这样，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女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干部，而通过办学校来培养妇女干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有效的经验。
除了创办女校来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通过创办妇女刊物，扩大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1921年12月，党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该刊由李达审稿，王会悟、王剑虹任主要编辑，她们都是中國早期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此刊公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其他妇女刊物最根本的区别。
1922年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3000多名女工举行罢工时，《妇女声》热烈鼓励和支持女工的斗争，指出“工会是你们团结的中心点”“资本家最怕的，就是工人的工会”“在罢工期内要维持秩序，不要听人煽动，男女工人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号召各阶层妇女，声援和支持女工的罢工斗争。1922年6月《妇女声》停刊以后，党又将宣传重心转移到早期党员邵力子任经理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
各地区的党团组织，都十分重视妇女运动，并创办了一批妇女刊物。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天津觉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于1923年4月发起团结和联络妇女的进步团体女星社，公开声明以“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宗旨。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此外还开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以帮助失业的妇女，希望这个学校“产生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锋队”。这些专门为妇女办的刊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办得非常活泼，深刻揭露了妇女受到多方面迫害的现实，抨击了封建势力和旧的社会制度，提倡打破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泛发动女权运动，并进而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彻底解放妇女的新思想的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十分重视女工问题。1922年4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起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3000多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党组织为了发展女工运动，从开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入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她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了女工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创建时期，有少数的女青年参加了党的创建活动，这个时期的党员，大部分都是受五四运动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如天津女师学生郭隆真，五四运动中“经三次拘禁，仍然毫不退缩，依然猛勇奋斗”，于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她被当时党的组织称为“中国将来妇女运动中有力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组织女学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培养发展女党员。1921年冬，武汉女师进步学生在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潭秋、刘子通启发教育下，成立了妇女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不定期地组织进步女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徐全直、杨子烈、袁溥之等八人于1921年末至1922年初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都转入共产党。此外，最早的女党员、女团员还有湖南的许文萱、杨开慧、张琼，广东的谭竹山，武汉的秦怡君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组织发展、理论宣传、工人运动以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参考资料：《建党伟业》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现代阅读》2020年第3期;作者：何虎生、邵维正、刘晓宝）